手术室

很小的时候，一帮孩子呆在一起总喜欢谈论各自父母的职业，由此也常常滋生出许多经典而深刻的回忆。比如现在一看见“茅台”牌的字样就会想起那个象姑娘一样腼腆的小学男同学，他妈妈是售货员，所以我们的香烟一般都是他负责提供；如果某一天忽然在电影里看到过去的布票，一个父亲在百货公司上班的女同学见人就发的一大摞当草稿本儿用的布票则就会鲜活地出现在记忆面前；而现在已经濒临倒闭的电影院门口，似乎还有着另一个小同学的姥爷的模糊影子：他总是坐在那里一边黑着脸收着别人的票，一边微笑着告诉拼命往里挤的我们几个：别挤，别挤，慢慢来。

我爸我妈都是医生，所以我鼻腔经常接触的大多都是各种消毒水的味道，就是那种一进医院就可以闻到的气味儿。因为父母的工作规律和时间都差不多，没有特别充裕的时间来照顾我，所以在除了姥姥住在我家之外，童年我的大多数时间就泡在医院里，几年下来，除了消毒比较严格的科室，比如手术室没进去过以外，基本上已经把整个医院的各个角落都转遍了；就象那个年代喜欢跟着大人上班的每一个孩子都对父母职业相当熟悉一样，那些在部队里的同学每天玩的是枪和子弹夹，而我的收藏品里，绝大多数则都是各种药品的小瓶子小罐子——相对于那些一见穿白大褂的拉着大人的裤子坐在地上放声大嚎、眼泪、鼻涕、口水一起流的孩子，我对各种医院的检查及治疗手段却显得见惯不怪，觉得都是小菜一碟，实在犯不上大惊小怪。

不过就算是再小的菜，也有吃颓的一天——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好象是刚过完春节不久，我正在街上疯跑，被父母逮个正着——要知道，我小的时候不管任何情况下，通常都是一个大人出来找我，如果是俩人一起出现，那肯定是我又闯了什么大祸，否则决不会如此地兴师动众；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撒腿想跑，不过大人们显然要比我聪明得多，早已做好了准备，过来的时候就按照地形走好了围追堵截的步伐，想跑也来不及了。结果是，我爸笑眯眯地拍着我的脑袋，说，小子，跟我走吧。

印象中，除了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比如我过生日之类的情况外，一向追求以酷代严的我爸是从来都不会轻易地冲我笑的，所以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圈套，如此讨好于我，一定有什么事要我做，并且这事儿也绝对一定是我不乐意干的。但那时候我还是比较小，虽然满腹狐疑，但还是跟着乖乖地去了——直奔手术室。

因为我小的时候身体不是太好，特别是扁桃体经常发炎，这也就是我经常发烧输液的罪魁祸首——我爸由此从省里请了一个专家下来给我做手术，这就是我进手术室的目的，不过我还是惊讶于老爹老妈保密工作的完美，那之前我根本没有一丁点儿预料和消息，我估计俩人平时交流此意见也得用上眼神了——这种劲头放到解放前，也绝对是干地下革命工作两口子的好苗子。

手术的过程是这样的：我象一个木偶一样被拉到这里叫到那边，从洗脸开始，然后是往嗓子里喷了一些防止呕吐的气雾剂，之后是换衣服换拖鞋，往里走，由我妈为我做心理准备工作，再之后是走到手术台上，开始局部麻醉……就象江湖高手总是在最后一个出场一样，当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毕的时候，戴着大口罩的专家出现了——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有同学问我说，医生为什么都要戴着口罩，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还要不懂装懂地胡说一气，后来问过大人稍微懂一点儿了还是继续瞎编，我告诉他们说，那是因为做手术或者打针的医生都害怕被小孩病人认出来，否则走在街上非天天挨弹弓子不可，呵呵。

接下来的过程是我的眼睛都被蒙住了，什么都看不到，这是大张着嘴巴，不能说话，也不能叫喊，更不能拿口水吐人，就是说，再怎么难受也都得忍着……不知道多长时间以后，手术终于做完了，我下地之后一溜烟想跑，却觉得嗓子那里怎么也不一样了，似乎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听说，起码得一个月不能说话。

就这样，我也戴上了大口罩，走在街上想说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比划，象个小哑巴一样，咿咿呀呀地，感觉别提有多痛苦了——当时和我一起做手术的还有一个小女孩儿，有一天我跟着我妈在街上遇到她，她也戴个大口罩，也不能说话，嘿嘿，当时觉得特好玩儿，除此之外还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俩大人在那里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完全不理俩小孩儿不能说话，在一边儿站着干瞪眼什么都说不出来，哈哈。

若干天后，我终于拆了线，可以讲话了，记得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能吃根儿甘蔗吗？”其实那只是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我心里最想说的是：妈，你们以后再要想收拾我，拜托能不能打个招呼先？

现在，我也穿上了白大褂，上了十几年的学绕了一大圈子，也当了医生，回到了医院。有时候因为工作需要和同事一起进手术室的时候，在推开大门的那一瞬间，还是会想到第一次进来时的感觉，那种感觉就象是一阵小风，从裤脚下一直往上吹，吹到脖子上的时候一凉快，忽忽地打个小寒战，乖乖隆的冬，就差起一身鸡皮疙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