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回来了。
一个人去北京。一个人从北京回来。去的时候，一出北京西站，凭空就摔了一跤，膝盖破皮了，当时我就知道我找不到容容了。结果正是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容容，并不等于我没有收获。我觉得我的收获很大。我的生活被彻底地搅动了一次，6月21号那天的心神不宁，坐立不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过了九天的时间，到了6月29号，当我走出汉口火车站的时候，我相信我很安详。我对人类的命运有了新的感知能力和新的承受能力。我的步态稳健而从容。
于世杰来火车站接我，和一群陌生人站在出口处探头探脑，等看见了我的身影，他目光里的担心和期待立刻就省略了，眼睛顿时暗淡并且还不屑一顾，他掉头走开，站在旁边，哗哗地翻看报纸。
于世杰开着一辆奔驰车，我根本就懒得再问他借谁的车了。
于世杰说“容容呢？”
于世杰说“膝盖怎么破了？被黑社会追杀了吧？”
于世杰说“我看看钱包，瘪了，只有几块钱零钱了？好！再呆下去就只有加入丐帮了。幸亏我们家没有钱，有钱还不知道要追踪到哪个国家去了。”于
世杰说“你害死我了。我在蔡唐伯面前丢尽脸面了。蔡唐伯说：怎么连个老婆都看不住！蔡唐伯说：你的劳务费变成了我的损失费啊。**！开幕式上，西安方面一看没有易明莉老师，翻脸了，立刻要求赔款，还要诉诸于法律，还说别的药剂师都是假冒伪劣。**，这又不是跟着师傅学剃头，跟着木匠学打箍，一定要盯人的。西安真他xx的老土，还西部大开发呢！还是去土塬上放羊，唱信天游吧，摸不着妹妹的手手，那个就拉话话吧；拉不上那个话话，就那个泪蛋蛋下吧。”
我终于被于世杰的话逗笑了。真是没有办法。人家都说于世杰吊，都说于世杰说话口气大，我就是容易被他逗笑。这就活该我与他是夫妻了。坐了一夜火车，得到的净是责备，却还是被他逗笑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呢，不用说，也就顺畅地继续下去了，1个小时1个小时，24个小时再24个小时，春夏秋冬，年年又岁岁。夫妻关系是认真不得的，越是认真越容易失败。在这个方面，我懒得失败。明后天是周休，下个星期一，我肯定就会按时上班了。6月21号过去了。我找过容容了。我更加了解容容了。我踏实了。对于将来发生的任何事情，心理准备也充分了许多。我特别重视对于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我不想被生活突然击倒。上官瑞芳需要我的照顾。容容的两个妈妈，总得有一个必须牢牢地站立在现实生活之中。于世杰嘲笑我，看起来有道理，好像我的确是白花了钱，白吃了苦，白白让他受到损害。其实不是。我这个人，过日子，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过程的。我不能靠说话解决问题，不能靠推理和逻辑思维解决问题，我必须用自己的行动去求证。每一个转折，每一道沟坎和每一个悬念，我得亲身去体验。如果没有去北京这个过程，我真是要急疯的。我相信世界上的路，每一条都有用，没有一条是白走的，只要你不愿意白白地走过。
于世杰不知道，如果他老婆没有去北京寻找女儿，她就会生病，肯定会的，从前的经验已经屡试不爽地证明了这一点。病是一种积淤，从心里生来的。于世杰的老婆生病了，他将会有一些节外生枝的麻烦和损失。毕竟只用了九天时间，她就回来了，日常生活的程序便又接上轨了。蔡唐伯至少不好意思将于世杰的劳务费全部扣掉吧？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那是于世杰自己的私房钱，我不会过问，因为我非常明白，过问得来的也是谎言。天底下的好夫妻，哪有不靠谎言维持的？我喜欢无伤大雅的谎言。我自己也常常说一些无伤大雅的谎言，比如我要是告诉于世杰，说大红和郝运都要求给我报销路费，而被我谢绝了，于世杰准定脱口而出“你有病啊！”
那么女人是否要担心男人有了自己的私房钱而堕落呢？我认为，恋爱不是堕落，于世杰与他舍不得送翡翠手镯的女人恋爱，那不算堕落。堕落是没有感情只有感官的动物性胡闹。我不是那么担心于世杰。十五年的夫妻，整日生活在一起，我大约还能够知道于世杰的私房钱的走向。于世杰另外的钱，一般都从麻将桌上和餐馆里流走了，这是男人对于私房钱的一种普遍用法。挥霍感对于男人很重要。于世杰会不会找小姐？也找。让小姐坐在膝盖头上，两人一起唱
“卡拉ok”，偶尔也会有的。蔡唐伯就好这一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像于世杰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男人？在小姐的虚假的恭维之下，能够坐怀不乱？但是，有一点，他是有警戒线的。于世杰最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半夜三更打个喷嚏，他都要起床开灯找感冒药吃。钟点工人使用过的马桶，于世杰一定要用新洁尔灭洗刷过了才肯使用。一个男人，只要他太珍爱自己，你就不用替他担心有多么堕落。有堕落危险的人，是不要性命的人，是保持着内心的天真烂漫和充满了不安分**的人，这种人天生就不是我的配偶。上官瑞祥的歌唱得多好啊，年过五十的他，去年又遭遇了新的恋情，为了一个据说蜜桃一般新鲜的辣妹型小歌手，断然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离婚了。据说他迷恋和痴爱美丽的东西，达到了身不由己飞蛾扑火的程度。我庆幸我灼热的初恋只燃烧了一夜，我庆幸我不会在漫长的岁月里无法理解爱人一次又一次的追逐，而身心交瘁，哭肿眼睛，过早衰老。依我之见，不管是谁，不管你的热情有多么奔放，不管你渴求遭遇多少**，不管想积累多少多彩多姿的生活经验，你总是沧海一粟，总是盲人摸象，你永远都无法囊括，所有的道路都是阶段性的，所有的经历都只是数量的不同，因为，我坚信，迷宫的进口只有一个，出口也只有一个，全人类的终点站都只有一个。因此，我愿意，与一个在你沉闷地缺乏睡眠地坐了一夜火车之后，能够把你逗笑的男人，不亲不疏地共同操持一个普通的家庭，像细火慢熬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以它的平和冲淡，无色无味，保持永远的魅力。
上官瑞芳用她全部的青春和生命反对我的平庸，我却还是那么地理解她和心疼她。
也许，我注定找不到容容。她身体里毕竟流着上官瑞芳的血液，又是青春正好的年纪，怎么能够听进去我的陈词滥调呢？
上官瑞芳和容容，是我伤口深处的伤口，是她们，保持了我对于疼痛的**和对于自己平庸的发现，因此我无法不去呵护她们，呵护她们也就是在呵护我自己。
夏天当然不是武汉市最美好的季节，但是是枫园最美好的季节。建国初期就开始营造的院子，现在花草葱郁，树木遮天蔽日。灰喜鹊喳喳叫着把小松果过早地啄了下来，活泼地滚落在你寂寞的脚边。浩淼的东湖，有一湾水被留在院子的一角，以便延伸院中人自由的感觉。湖心的小岛，日出的时候喷发朝霞，所有的树叶，因此会镶上华丽的金边，日落的时候，离别来临，它又成了低吟浅唱，叶色郁绿，朴素无华，阴影相叠，水鸟环飞，仿佛不忍归隐又不忍离去。在缘水的岸边，零落地有一些油漆剥落的长椅，而其中一只，四只脚的周围都长满了看麦娘，上官瑞芳在这里端坐了二十年。
星期六的上午，上官瑞芳果然坐在这里，面对湖水，做她二十年来做的两件事情，一件是绕手指，一件是读钢琴琴谱。看见我来了，上官瑞芳朝一边移了移动，以便我有足够的空间坐下。有两个熟识的护士从岸边的环路小路上走过，与我打招呼说“易明莉老师，来了。”
我说“来了。”
我把从北京买回来的礼物，六必居酱菜，从包里拿出两瓶，给了她们一人一瓶。她们说“谢谢了。还就是易明莉老师细心，现在出门还记得买这种酱菜。”
我说“谢什么，不值钱的东西。现在超市里都买得到。”
两位护士当中的年纪稍长的一位说“那还是不一样的。”年轻的护士笑笑，她明眸皓齿，滴溜溜的目光像荷叶上的水珠一样停不下来，四处流盼。她还体会不到我从北京带回来的这酱菜与超市里的那酱菜有什么不一样。用心惦记，专程跑路，斜着肩膀，拎着沉重的购物袋，穿过车流滚滚的大街，上火车下火车，途径千里山水，这酱菜，就是不一样的了。上官瑞芳在年轻护士眼里，就是一个病员，一个在枫园治疗得早已无害的精神病患者。而中年护士看上官瑞芳，那就是看她的姐妹了，一个呆在自己的世界里再也不肯出来的姐妹。这位中年护士的妈妈，瘫痪在床十年了，说是想念上海城隍庙的奶油五香豆和过去那种一支一支的绣花丝线。去年我有机会去上海出公差，把这两件古老的东西，都给她买回来了。现在城隍庙，只有一家小铺子卖丝线，而且还不是摆在铺子的当面柜台，是在最里头，陈旧的柜台里，丝线蒙满了日积月累的灰尘，连售货员都不知道这是哪一年进的货了，更不记得什么时候有人买过，只不过上面要求城隍庙要体现上海传统风俗文化，那么就只好把丝线当做风俗文化摆在柜台里了。转眼间，我都是在搜寻历史了。
我没再说什么。中年护士主动地说“我会照顾好她的，你放心。”顿了顿，又说“其实，她比我们生活得好。”
年轻护士已经走出好几步了。她见伙伴没有跟上，就站在那里等候，漫不经心。我与中年护士会意地点了个头。
二十年前，我初次陪上官瑞芳在这条椅子上坐下，这位护士与她的老师一同走过，与今天她身边的年轻护士何其相似啊！不知不觉之中，她的白大褂饱满了起来，步态稳重了起来，目光不再滴溜溜地转动，会在上官瑞芳身上停留下来，然后用只有细腻的母性才会拥有的语气说“上官，你该剪指甲了。”
枫园还是枫园，东湖还是东湖，这把椅子还是这把椅子，环湖的小路倒是翻修过几次了，最早铺的是青砖，后来改为水泥，现在是专门的铺地瓷砖，红红绿绿的，说是要让枫园美起来。变化最快的还是人，年轻的护士在这条环湖小路上，每天例行地走过，她自己却不知道，每一步都是不一样的了！看着她们，就像在看一部缓慢放映的电影。电影还远远没有结束，你还不知道它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结果，但是，它的每一个镜头和画面都已经给予了我们许多耐人寻味的道理和无限的感慨。许多年来，在这肉眼难以看见变化的枫园里，在陪着上官瑞芳的时候，获得和拥有的，就是耐人寻味的道理和感慨。我带着这无法言表的感觉，回到稠密的人群中，回到繁忙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心里会渐渐变得安静。我没有别人那么匆忙焦躁，没有多余的话，不着急，不聒噪，在单位复杂的人事关系中，与大家相处得和睦和简单，还会使得世杰在某些激动的时刻，说“你这个女人啊！真他xx的不错！”
世界上真的是没有一条路，会让你白走的。我每次换乘两路公共汽车，来看望上官瑞芳，当初我怎么会想到，我这一走，就会是二十年呢？可是谁又知道，二十年来，疯狂了的上官瑞芳又成为了我生活当中最宁静的领域呢？
上官瑞芳的十个指头绕动着，与她沉静懵懂的面容相比，它们好像拥有自己的生命，是一群精力过剩的顽皮孩子。在谁都无法预料的时刻，上官瑞芳的手指会突然停下来，静若处子，去捧读钢琴琴谱。上官瑞芳用以打发时间的这两件事情，都是与实际生活不相干的。许多稳定期的女精神病人，都习惯织毛线，她们没日没夜地织，十分用心，花样是难以想像的精巧，为她们所有的亲属，一件又一件地织出毛衣毛裤毛背心毛线披风。等给侄子的新毛衣织好，外甥的毛裤已经穿小了，陈旧了，又该拆了洗了加了毛线重新织了。岁月在她们的手中可以看得见地流动，仿佛她们可以掌握自己指日可待的归期。上官瑞芳却不。她只有兴趣绕动手指和默读琴谱。她从来不读出声，也不需要钢琴或者其他任何乐器，但是她聚精会神，一行一行地认真移动，脑袋随之摆过来摆过去，谁也无法否定她陷入了最纯粹的阅读之中。于是，奇迹发生了。二十年过去，织毛衣的精神病人在正常地衰老，生病与死亡，而上官瑞芳，几乎看不出年龄的增长，她的变化，如同枫园的雪松一般缓慢。
我说“上官，天气热吧？”
上官瑞芳说“热。”
我说“上官，我去了北京，没有找到容容。”
上官瑞芳说“嗯。”
我说“上官，你也不用担心，容容这孩子，好像比我们能干多了。”
上官瑞芳说“是。”
我说“可是上官，容容这孩子到底在哪里呢？”
上官瑞芳说“嗯。”
上官瑞芳只是说话，不是交谈。她的表情空远，声调平缓，显得莽撞又盲目。有时候，要过了好一会儿，我才会觉出她话语的意思。她有她自己的意思，与我们一般人不一样。我们说话总是就事论事，赶着脚跟，说眼前的事情。上官瑞芳常常跳过眼前，跳过了具体的事物，在遥远的地方，等着与现在的发生相遇。
我把在北京的遭遇细细地讲给上官瑞芳听。我们俩在湖边的长椅上坐着，看麦娘在我们的脚下拂动。湖水轻轻荡漾，飘过阵阵湖水的腥气。你久久看着那涟漪，便有了被按摩的感觉，一圈又一圈，圆满地散开和淡去。在上官瑞芳这里讲话，我总是可以讲得非常顺畅。我讲着大红和郝运。讲着于世杰的臭脾气。而上官瑞芳一直捧读着她的琴谱。
最后，当我再一次叹息容容在哪里的时候，上官瑞芳突然说“在她想在的地方。”
我叫道“上官！”
上官瑞芳的这句话说得非常清晰。我迷惑地看着她，几乎要说她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可是她是。
上官瑞芳放下琴谱，略微转身，面对着我。她的皮肤还是这么白皙，脸庞还是这么年轻，细长的小眼睛亮亮的，定定地望着我，天真无邪。她这不谙世事的美丽，美丽得叫我嫉妒和心疼。她还记得她的女儿。记得。而且还能够看见她藏身的地方。而我在滚滚红尘之中几乎跑断了腿。是不是作为病人比健康人更加健康呢？是不是不幸比幸运更加幸运呢？既然大家最后都是殊途同归，为什么自己认为自己是正常的健康的人，就要对他人负起更多的责任呢？而这责任的作用最后又体现在哪里呢？是不是一个人的精神自由实际上远远超过了肉体的生存需要，只要爱呆在哪里就呆在哪里，只要爱停留在某种状态就停留在某种状态，那才是最美好的生活呢？请你告诉我，我的朋友！
我央求地看着上官瑞芳，而上官瑞芳，又埋头去读琴谱了。
我不行。我不能够不去寻找容容。我不能够只是埋头于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怎么也脱离不了这个现世。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十几年几十年，上官瑞芳和容容就成了我全部的人生积累。我放不下这全部的积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童蒙初开的时候，发生在我和上官瑞芳之间的合谋和默契。我们从小学的课堂上逃离出去，去看阉鸡的人阉鸡。开始吸引我们的，纯粹是游戏的感觉。阉鸡者举着一只大漏勺一样的网子，在四下逃奔的鸡群里熟练地捕捉到半大的公鸡。这些瘦腿瘦翅膀的公鸡正在变声，愣头愣脑，它们被阉鸡者从网子里抓出来，丝毫不明白它们面临着多么重大的生命改变。阉鸡者是漠然的刽子手，他把公鸡不屈服的头颅别过来，掖进了它的翅膀，然后把胳膊抡圆了转动。直到被藏在翅膀里的公鸡脑袋完全晕糊，阉鸡者就坐了下来，在他并拢的双腿上铺开一块陈旧的血迹斑斑的棉布，把暂时失去了知觉的公鸡搁在腿上，扒开公鸡的后胯，三下两下扯掉了这个部位的绒毛，一柄小拇指大的弯刀，很粗糙地绑在筷子上，手起刀落，一捅一铰，眨眼间，一对红嫩的小肉球便被剜出来了。阉鸡的过程就结束了。半大的公鸡醒过来了，摇摇晃晃地站立着，茫然四顾，它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是一只不会打鸣不能够繁衍后代的公鸡了。它会长出母鸡颈脖上那种柔软的披毛，但它又不会下蛋；它骨骼依然健壮，会长出丰满的鸡肉，命中注定就是被宰杀了吃肉的阉鸡了。这种游戏，看了好多次之后，我和上官瑞芳之间，便有了悄悄的探讨。从此，我们自学成才地认识了性别的意义，感受到了对于被操纵的命运的恐怖和怜悯。我和上官瑞芳，我们是自己的老师和密友，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启发者和铭记者。
阉鸡者是男人。很漠然。赚小钱，做重大的令人心酸的事情。我和上官瑞芳站在路边，看着在黄昏的尘土中，踯躅街头的阉鸡者的身影，再看看那些无精打采、欲哭无泪的阉鸡，不免为流浪的刽子手和身不由己的阉鸡，生出酸楚的忧愁。我们在王麻子的挑担上买两碗热豆浆，喝着，上官瑞芳的热泪就在热气的掩护之下，噗噗地滴进碗里。之后，我们回家，她的胳膊就悄然地放进了我的胳膊弯之中。她说“我不回我们家，我回你们家。”
我说“好的。”
我们夜晚的梦，一样，都出现了委屈的小公鸡，刀，阉鸡者在黄昏的背影和一只古怪的大网。我们在这样的梦中慢慢长大了。她知道我的生长，我也知道她的生长。这是连我母亲都不知晓的秘密，她的母亲就更不知道了，她母亲关心的只是她自己和她的丈夫。她总是说，他们能够从枪林弹雨中活过来，太不容易了，他们应该珍惜历史和生命。没有错，谁的话都有自己的道理，我们不追究和不要求父母。我们不和别人讲道理。我们力求豁达。我只是想和熟悉和喜欢自己生命过程的人在一起，一步一步走向彼岸，每一步都踏实。那无数的生长的秘密，是滋润每一个白天的土壤。今天是2001年，一个令我不安的年份，百年前死亡了两个总统的美国，不知道今年是否还有更大的灾难？现在美国的强大今非昔比，然而，强大有时候便是脆弱。欧洲又会怎么样？巴黎是否又有新的天才画家出现？是否还有艺术家愿意真诚地关注街头的小市民？我的容容，在今年，是否能够逃离那怪兽般的浓烟？我知道，我的容容一定在某个角落隐藏着，发出巨婴的啼哭，可惜我这个平凡妈妈的平凡臂膀，无法抱住她拯救她？现在这个世界，如果单就强弱大小，单就生命的表象，人类谁能够救谁呢？只有我们自己拯救自己的内心与灵魂了。我只有与上官瑞芳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围绕湖心岛盘旋的鸽群，感知些些许许的金色阳光，照耀我们裙角的看麦娘草，只有这样，我的心便会一刻一刻趋于安宁。于世杰一定又要嘲笑我的愚昧了。我杞人忧天的毛病，注定要伴随我这一辈子，也注定要骚扰于世杰一辈子——真是对不住丈夫！鱼对于船的歉意也注定是一辈子的事了。
好了。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无论太阳从东边或者从西边升起，无论我们的女儿什么时候归来，上官瑞芳，我们都要力争平静地度过每一天。只有我们自己的生命，在悄悄生长过程中的那些感受，那些只有我们两人领会到了却永远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它将与我们的终身如影随形。
上官瑞芳在，我在；上官瑞芳不在，我也在。看麦娘在，我在；看麦娘不在，我也在。如是这般，我还需要什么理由？我又怎么能够放弃？
2001年9月5日初稿
2001年9月22日修改于汉口
（完）**
已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