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话：有个推销电话卡的人，叫徐恩

我和严维邦去了主校区。转了一圈，他去上课了，我就自己继续转。主校区有地上铁从中间经过，周围也有地下铁，路上是一辆辆黄底儿黑字儿的校车，拼命地往返。什么颜色的人都有，从皮肤和头发，到眼睛。我有那么一会儿觉得我这种黄皮肤和黑头发的人比比皆是，可后来我发现这是一种错觉，一种由黄黑相间的校车引发的错觉。也有那么一会儿，我忘记了彭其。

还有一个小时严维邦才下课。

我鬼鬼祟祟跑到他教室外面，朝他挤眉弄眼。这小佛目不斜视盯着老头教授，结果老头教授比他还先看见了我。老头教授问我有什么事，我结结巴巴地说“没事，我走了”。我说“我走了”的时候直勾勾地盯着小佛，小佛一知半解地点点头。在老头教授用标准的西方式热情跟我道别后，我扬长而去。

站台上有很多鸽子，深深浅浅的灰色，飞来飞去，啄地上的碎屑。如果这些鸽子飞去了中国，会不会相当于飞进了盘子？我有点悲伤，不知道为什么。

地铁呼啸而来，我跟着轻轻颤抖的站台轻轻地颤抖。

车厢里的人屈指可数，加上我不超过五个。有个黑人朝我走过来，停在我面前，开始唱歌。他胸前挂着个牌子，上面的单词表示他是个乞讨者。他的歌很有节奏，让人愉悦。但是我告诉他，我没有钱。他似乎并不介意，继续唱，一首又一首，我的确感到了愉悦。

我进了卧室，爬上床，沉沉地睡了。感谢时差，让我没力气思念彭其。混蛋彭其。

五天后的晚上，我焖了一锅米饭，炒了一盘西葫芦，切了一块酱牛肉，等我爸回来。

我爸一进门，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说：“青青，怎么又胖了？”我二话没说，把一盘西葫芦倒进了垃圾袋，然后提拉着我爸去下馆子了。

路上，我爸忏悔：“青青，我错了，一会儿你点菜悠着点儿行不行？”我笑里藏刀：“行。”

如果不是我爸说我胖了，我不会去下馆子，如果我们没有去下馆子，我也不会遇见徐恩。

我认识了徐恩是因为徐恩趁我爸去洗手间的工夫过来和我搭讪。我当时只有一个感觉：这小子胆儿不小。

徐恩站在桌边对我说：“我叫徐恩。”

我的筷子停在一只椒盐虾上，仰起脸问：“你叫徐恩又怎样？”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徐恩把一张纸撂在我面前，走了。我的视线跟着他，看见他走回我斜后方的一张桌子。他和另一个男人面对面坐着，我可以看见他的脸，和另一个男人的背。那男人的背和徐恩的很像。徐恩撂下的那张纸上只有“徐恩”两个字和一串电话号码。

我爸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那张纸收了起来。我问我爸：“这边是不是有很多推销保险的？”我爸不以为意地说：“保险？不多。倒是有很多长途电话公司的，推销电话卡。”我点点头，笃定了徐恩是个卖电话卡的。因为，自十六岁起，只有四个男人和我搭过讪，而这四个男人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徐恩的一根手指。我注意到徐恩的手指很漂亮。

徐恩这种男人是没道理来和我搭讪的。

我不想买电话卡。我把徐恩撂下的那张纸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