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世靖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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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六国论 陈季常的家变

    mon jun 30 22:28:02 cst 2014

    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们所做的一切,对于宋哲宗赵煦来说,负面影响非常大。宋哲宗赵煦早慧,八岁左右便能背诵七卷《论语》,字也写得很漂亮,颇得父亲宋神宗赵顼的喜爱。

    元丰七年三月,宋神宗赵顼在宫中宴请群臣,时年九岁的赵佣随同。赵佣虽然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但却表现得极为得体,得到父亲的夸赞。

    宋哲宗赵煦即位后,辽朝派使者来参加宋神宗赵煦的吊唁活动,宰相蔡确因两国服饰不同,怕年幼的宋哲宗赵煦害怕,便反复给宋哲宗讲契丹人的衣着礼仪。

    宋哲宗赵煦先是沉默不语,待蔡确絮絮叨叨讲完,忽然正色问道:“辽朝使者是人吗?”

    蔡确一愣:“当然是人,但是夷狄。”

    宋哲宗冷哼道:“既是人,朕怕他做甚?”

    言辞极锋锐,蔡确无言以对,惶恐退下。

    少年老成的哲宗面对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宋哲宗和高太后奏报时,宋哲宗赵煦都沉默不语。有次高太后问宋哲宗赵煦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宋哲宗赵煦淡然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

    弦外之音就是自己无非是一个摆设而已。宋哲宗赵煦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令人换掉,但宋哲宗赵煦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问为何,宋哲宗感怀的答:“是爹爹(神宗)用过的。”

    高太后心中大惊,知道他将来必会对自己的措施不满。大臣刘挚曾上疏,让高太后教导宋哲宗赵煦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

    高太后无奈摇了摇头说:“我常与孙子说这些,但他并不以为然。”

    高太后由此愈加担心,当然更不敢放下权力。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赵煦改元绍圣,大力打击元祐大臣,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也许在最初,宋哲宗赵煦对父亲宋神宗赵顼的理解只是出于崇敬,但元祐时期被冷落和忽视的经历加剧了他对元祐政治的不满,便极力推崇宋神宗赵顼。可见,在宋哲宗赵煦的政治抱负中,有着浓厚的个人感情因素,使得他的人生多了些悲剧色彩,也使得朝野上下的分野益发清晰。

    元祐元年,蔡确罢相,出知陈州。次年,蔡确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时,蔡确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诗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希望他推荐自己,但被蔡确拒绝了,由此怨恨不已。 终于,吴处厚等来了报复的机会,他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曲解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

    而旧党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等人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并以“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论相弹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将蔡确贬到新州。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怒道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这是当时岭南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蔡确被贬时,范纯仁对吕大防惆怅的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

    范纯仁还请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宋哲宗依旧以沉默相抗议。宋哲宗赵煦亲政后便把大批元祐大臣贬至岭南,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元祐党籍碑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一次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

    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但是,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宋哲宗赵煦的成长,不仅旧党成员,连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来、新党复起的政治气氛。元祐八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时,她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

    实际上是已经预感到宋哲宗赵煦准备起用一批新人,要他们提前准备,尽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后来事实证明,宋哲宗赵煦亲政后,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

    绍圣初,逢郊祀大礼,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通常连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请示宋哲宗赵煦,可否赦免贬谪的旧党官员,宋哲宗赵煦回答得极为干脆,说决不可以。

    绍圣四年(1097),有人建议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气”,宋哲宗赵煦却冷笑说:“刘挚等安可徙!”

    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也不允许。而对于王岩叟,宋哲宗赵煦指责他当初贬蔡确时,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自己,用心极险恶,也就更加痛恨他。哲宗的这些言行相当于宣判了旧党人政治上的死刑,至少在哲宗统治时期,他们永无翻身之日。

    事实上,在宋哲宗赵煦初年,新党和旧党在变法的态度上都有所转变(司马光除外)。如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表露出对神宗变法初期他的一些偏激言行的反思和自责,认为新法是有一定效果的。新党中章惇等人也曾指出新法中有许多弊端需要改正。两派都看到了新法的利和弊,假如执政者能调和两派矛盾,消弭冲突,因势利导,北宋的政治或许会有转机。

    但很不幸的是,高太后的垂帘和司马光的上台使得党争激烈化,导致了绍圣后宋哲宗和新党的反扑,甚至连哲宗的孟皇后也不能幸免,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黄州,从宋神宗赵顼给陈季常和柳月娥赐婚后。陈季常的自由就大不如前。而陈季常的家底虽然比较大但是不会管家的话又经常挥霍,金山也是经不起的。或许是因为宋神宗赵顼知道陈季常与宋真宗赵恒有几分相似,陈季常在科举的后路就被他暗中掐断了。

    在陈季常和柳月娥婚后的一个月,柳月娥既然看到花枝招展的老鸨带着人上门来看她了。听到家丁禀报的柳月娥还以为自家官人陈季常买了几个丫鬟回家呢?

    当老鸨拿出欠条的是时候柳月娥呆了,什么底金五百两,利息加底金一千三百两。当管家陈福拿来账簿到柳月娥面前的时候,柳月娥再次呆了。

    什么家中账房只有白银五十两,碎银二十两,铜钱一千枚。

    不过好在陈季常知道柳月娥武艺高强,自从柳月娥进入陈家后。陈家的古董,陈季常是不敢拿到当铺抵押了,为啥呢?每天天不亮,柳月娥都会亲手去给那些古董擦灰的。

    柳永虽然留给柳家后人很多钱财,不过那些都是他的红颜知己的。也就是柳月娥的几位祖奶奶的,当然柳月娥与柳永真正的关系,柳月娥是不会告诉陈季常的。

    一千三百两对柳月娥柳家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吧!但是对如今的陈家来说,那就是倾家荡产了。瞬间冷静下来的柳月娥想到了一个问题,每天早上都是她第一个起床,而她家官人陈季常却是要家丁叫六七遍才会起床。

    而柳月娥很疑惑的是陈季常身上总有一种女子身上才会有的花香,不过柳月娥都是忍下了。可是看到老鸨拿来的欠条后,柳月娥感到陈季常无视了她。

    什么,本母老虎是可以无视的吗?吼吼吼!

    这一夜,管家和陈季常的惨叫声传遍乡邻。第二天,柳月娥让管家端来三盘素菜,一盘是清炒胡萝卜,一盘是水煮白菜,一盘是黄州农家常菜。

    柳月娥见到发愣的陈季常大吼说:“我怎么认识你这样的败家子呢?还不吃?幸好府中的良田还有,可是古董全卖了,穷人就要先吃饱饭。记得吃完到地里干活。”

    陈季常与柳月娥下地干活的日子一直持续到苏轼来黄州才结束。不过几年的生活,陈季常与柳月娥同甘共苦,陈季常明白什么是糟糠之妻。

    当苏轼来到黄州的时候,而陈季常也就是在黄州附近做起了知县,按照宋神宗赵顼的话说就是御赐之怎么能够平凡呢。宋神宗赵顼死后,陈季常见到好友苏轼多次被贬,不过后来苏轼告诉他说:“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只是看到新法的缺点,没有看到好处。跟着司马光等人起哄。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呀!”

    柳月娥却是拿着鸡毛掸子放到苏轼肩膀说:“苏公子不知道又要带我家官人到哪里喝酒聊天呢?”

    苏轼微微一笑从怀中掏出五两银子说:“看这就是我如今的家底了,像汴京的樊楼。我敢去吗?不敢,我弟弟和妹妹不骂死我才怪呢?”

    柳月娥一笑说:“苏公子变好人了吗?奴家看怎么不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