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道
太阳早上从东方出来，晚上到西方落，白天白了，黑天黑了，人是肉长的，大山是石头垛的，再过一万年人们还是要吃饭，天不变，道亦不变。
一九七八年世面上做买卖的多了起来，不知哪儿来的妇女，大包小包背着包儿走街串户，向人们兜售毛线，那些毛线极便宜，都说是她们自己纺的，还有些妇女背着一捆一捆的大绳，到各个生产队去推销，她们说得很可怜，走不动了，没车票了，心疼心疼我们吧，生产队长心疼了她们，把大绳都买下来了，往车套上一拴，拉梢子的牲口刚一绷劲，绳子一根儿一根儿都断了，车把式们个个纳闷，掰开绳子一研究，里边裹着的尽是裹冰棍的废纸。
而买了毛线的多是在家留守看孩子做饭的老太太，耳聋眼花，又没穿过毛衣，没见过毛线，看着东西像毛线，手里有着十块八块钱，禁不住兜售毛线妇女的诱惑就买了毛线，老太太买了毛线向干活回来的儿女们显摆，“我给你们买了毛线，你们以后可以穿上毛衣了。”儿女们听说高兴非常，拿过毛线，仔细一看，这毛线里哪有毛啊都是棉花线。
人们想方设法去挣钱。
我看着人家挣钱自己也眼馋，人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本地有什么优势，你就去挣什么钱，我们这里有什么优势呢？有水果，咱就偿试一下去挣水果的钱。
从生产队找来两个竹筐，又找来四个废钢筋棍，四根钢筋棍的“头起”偎了个钩子，又把整个钢筋棍偎成u型，兜在竹筐上绑好，如此，两个竹筐就有了钩子，把两个竹筐挂在自行车的后货架子，从此我就有了做小买卖的运输工具。
用十块钱做本，登上自行车，到农场买了一百斤刮风从树上摇下来的黄元帅苹果，到南口去卖，火车站票房门口应该是个繁华之所，到了火车站门口，刚跳下自行车，就围上要买苹果的两三个，站在街当心阻碍交通肯定有人来干涉，把车推进胡同口，转眼一圈人围上了，七嘴八舌问价钱，脱口说出三毛整，一斤三毛真不贵，吵吵嚷嚷叫上了：“给我约！给我约！”做买卖的人希望这个，但又怕这个,怕自己的东西给哄抢了。
这个往秆盘子里捡，那个往书包里搁，有的还没给钱，偷偷的就溜走了。自己不敢去追，追那个，自己筐里的苹果没有人看着就甭要了。
做小买卖的全凭口喃账，算的越快越好，越快人家越相信你不会算错，越慢人家越怀疑你算错了，少给了人家钱，人家找后帐来了，多给了人家钱，人家稍没声的迷起来了。
一毛钱买的苹果卖三毛，想着怎么也得赚钱，可是最后数了数钱，十块整钱换了十块零钱，没挣着钱不敢吃也不敢喝，渴了、饿了，只能啃几个筐底下人家挑剩下的破苹果。
有好多人都去做买卖,听说还真有挣了大钱的，不服气，我又去卖了两次苹果，卖了三天苹果，十块钱的“本”，到最后还是十块钱，耗了三天工，只给孩子挣回来几个破苹果。
卖苹果没挣着钱，还得去生产队上工，眼看秋收已过，又到冬天农闲，以前是冬闲变冬忙，冬天也不让歇工，现在队长，管得已不那么严了，我又想起了挣钱做买卖，冬天做什么买卖呢？
沙城是孩子的舅舅家，那里原来就有市场，听说现在变得越来越大，到那里去看看。
沙城的市场好大好大哟，头东头西那条大街，街两旁都是摆地摊的，什么卖鸡的、卖鱼的、卖山药的、卖葱头的、卖笤帚的、卖扫帚的、小簸箕笸箩的，琳琅满目，吆喝声此起彼伏，五花八门,下了火车，从这条大街西头走到东头，是个南北向的大河套，这里因多少年不发水了，人踩、牲口踏，又加上那汽胶车轱辘来回压，早没了那坑坑洼洼，不用谁命令，人为在这里又形成了另一个市场，这里都是卖大件的，卖骡子、卖马的、卖驴的，卖成口袋粮食的、卖大柁、檩条、椽子的……
大件咱弄不动也弄不了，一是没资金，二是没胆量，走遍了市场，觉得葱头是自己力所能及可以做的买卖，又是用十块钱买了一百斤葱头，坐上火车蹽了回来。
本来要过春节了，葱头应该不难卖，可是因为葱头冻了，卖不上价，除了“本”又没赚钱，只落了些破葱头吃。
甭管赚钱还是没赚钱，心里总算平和了，因为没赚钱，怨不得别人，只能怨自己没本事。
虽然我没赚钱，但是听说可有赚大钱的哪，那些倒驴的，倒骡子倒马的，那“本”大，利也大，风险也大。
村里总来一些要买驴的人，买驴的人到生产队饲养室去打探生产队的驴卖还是不卖，问他们买驴干什么，谁也不说是倒买卖，都说自己买了自己用，说他们那里生产队散了，都已单干了，每家都需要有个牲口，而当初散生产队时队里又没那么多牲口分给大家，所以要出来买。
这个散生产队的消息，大家听了觉得不可思议，就像当初听了林彪逃跑摔死了那么不可思议，半信半疑，又觉得这种事情在北京市绝不可能发生。
散生产队的消息弄得人心惶惶，当时的公社领导，想打一打“复辟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抓一个典型，杀一儆百。
这个典型是离南口二里地的一个生产队长，他不重视农业，整日琢磨搞副业，为了搭上关系，在南口一个工厂搞副业站住脚，想出歪门邪道，把秋天将要成熟的青棒子掰下来去送礼，这不是成心破坏生产吗？
本来公社领导已通知下去了，第二天要开“三级”干部会议，生产队、大队干部都要到公社集合，每个大队要出一个发言的，批判那个掰青棒子送礼搞副业的生产队长，每个大队发言的干部批判稿也写好了，公社领导下来检查的也看过了，可是这个检查明天要开批判会的公社干部前脚刚走，另一个传达另一个指示的公社干部又来了。
这个干部传达的是另一个指示，明天的批判会不开了，大队长说：“那我就去通知队长们，明天该干什么活还干什么活去。”说完大队长抬屁股就走，来通知的公社干部说：“你别着急走啊！我这话还没说完哪，明天的批判会是不开了，可要开个表扬会，你还得找人写一个发言稿。”“表彰谁呀？发什么言哪？”大队长问。
“表彰你们要批判的那个！”大队长嘿嘿一笑道：“您不是在跟我开什么玩笑吧？昨天还要批评他哪?今天又变成表扬他啦？”“我跟你开什么玩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告诉你啊！现在上面不抓阶级斗争了，已经开始抓经济了，要我们找一个带头致富的典型，公社书记一考虑，咱们要批判的这个人，不就是现成致富的典型吗？人家虽然损失了一些青棒子，可是人家能挣回来好多好多钱哪，咱们公社哪个队有人家合的‘日值’高啊！社员手里有了钱，什么不能买啊,不吃棒豆子了，吃大米白面去！
“你赶紧找一个人写一个向人家学习的稿件，表一表你们的决心，以后如何把收入增加，把社员的日值搞上去。”
于是，大队长把写批判稿的那个人又找来，告诉他：“那个批判稿作废了，再写一个向那个要批判的人学习的决心书。”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农村谈阶级斗争越来越少了，而谈经济，如何致富越来越多了，带头致富的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那个公社原来准备批判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受表彰的人，变成了全公社学习的榜样，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可他还不是党员，可他致富的行动早已经走在了全体党员干部的前列，这样先进的人，在他身有上那么多先进的事迹，这样的人不入党谁入党哪？不但要他入党还要让他当书记，带领大家致富，于是，让他先当了书记，然后又补办了入党手续。
一九七八年世面上做买卖的多了起来，不知哪儿来的妇女，大包小包背着包儿走街串户，向人们兜售毛线，那些毛线极便宜，都说是她们自己纺的，还有些妇女背着一捆一捆的大绳，到各个生产队去推销，她们说得很可怜，走不动了，没车票了，心疼心疼我们吧，生产队长心疼了她们，把大绳都买下来了，往车套上一拴，拉梢子的牲口刚一绷劲，绳子一根儿一根儿都断了，车把式们个个纳闷，掰开绳子一研究，里边裹着的尽是裹冰棍的废纸。
而买了毛线的多是在家留守看孩子做饭的老太太，耳聋眼花，又没穿过毛衣，没见过毛线，看着东西像毛线，手里有着十块八块钱，禁不住兜售毛线妇女的诱惑就买了毛线，老太太买了毛线向干活回来的儿女们显摆，“我给你们买了毛线，你们以后可以穿上毛衣了。”儿女们听说高兴非常，拿过毛线，仔细一看，这毛线里哪有毛啊都是棉花线。
人们想方设法去挣钱。
我看着人家挣钱自己也眼馋，人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本地有什么优势，你就去挣什么钱，我们这里有什么优势呢？有水果，咱就偿试一下去挣水果的钱。
从生产队找来两个竹筐，又找来四个废钢筋棍，四根钢筋棍的“头起”偎了个钩子，又把整个钢筋棍偎成u型，兜在竹筐上绑好，如此，两个竹筐就有了钩子，把两个竹筐挂在自行车的后货架子，从此我就有了做小买卖的运输工具。
用十块钱做本，登上自行车，到农场买了一百斤刮风从树上摇下来的黄元帅苹果，到南口去卖，火车站票房门口应该是个繁华之所，到了火车站门口，刚跳下自行车，就围上要买苹果的两三个，站在街当心阻碍交通肯定有人来干涉，把车推进胡同口，转眼一圈人围上了，七嘴八舌问价钱，脱口说出三毛整，一斤三毛真不贵，吵吵嚷嚷叫上了：“给我约！给我约！”做买卖的人希望这个，但又怕这个,怕自己的东西给哄抢了。
这个往秆盘子里捡，那个往书包里搁，有的还没给钱，偷偷的就溜走了。自己不敢去追，追那个，自己筐里的苹果没有人看着就甭要了。
做小买卖的全凭口喃账，算的越快越好，越快人家越相信你不会算错，越慢人家越怀疑你算错了，少给了人家钱，人家找后帐来了，多给了人家钱，人家稍没声的迷起来了。
一毛钱买的苹果卖三毛，想着怎么也得赚钱，可是最后数了数钱，十块整钱换了十块零钱，没挣着钱不敢吃也不敢喝，渴了、饿了，只能啃几个筐底下人家挑剩下的破苹果。
有好多人都去做买卖,听说还真有挣了大钱的，不服气，我又去卖了两次苹果，卖了三天苹果，十块钱的“本”，到最后还是十块钱，耗了三天工，只给孩子挣回来几个破苹果。
卖苹果没挣着钱，还得去生产队上工，眼看秋收已过，又到冬天农闲，以前是冬闲变冬忙，冬天也不让歇工，现在队长，管得已不那么严了，我又想起了挣钱做买卖，冬天做什么买卖呢？
沙城是孩子的舅舅家，那里原来就有市场，听说现在变得越来越大，到那里去看看。
沙城的市场好大好大哟，头东头西那条大街，街两旁都是摆地摊的，什么卖鸡的、卖鱼的、卖山药的、卖葱头的、卖笤帚的、卖扫帚的、小簸箕笸箩的，琳琅满目，吆喝声此起彼伏，五花八门,下了火车，从这条大街西头走到东头，是个南北向的大河套，这里因多少年不发水了，人踩、牲口踏，又加上那汽胶车轱辘来回压，早没了那坑坑洼洼，不用谁命令，人为在这里又形成了另一个市场，这里都是卖大件的，卖骡子、卖马的、卖驴的，卖成口袋粮食的、卖大柁、檩条、椽子的……
大件咱弄不动也弄不了，一是没资金，二是没胆量，走遍了市场，觉得葱头是自己力所能及可以做的买卖，又是用十块钱买了一百斤葱头，坐上火车蹽了回来。
本来要过春节了，葱头应该不难卖，可是因为葱头冻了，卖不上价，除了“本”又没赚钱，只落了些破葱头吃。
甭管赚钱还是没赚钱，心里总算平和了，因为没赚钱，怨不得别人，只能怨自己没本事。
虽然我没赚钱，但是听说可有赚大钱的哪，那些倒驴的，倒骡子倒马的，那“本”大，利也大，风险也大。
村里总来一些要买驴的人，买驴的人到生产队饲养室去打探生产队的驴卖还是不卖，问他们买驴干什么，谁也不说是倒买卖，都说自己买了自己用，说他们那里生产队散了，都已单干了，每家都需要有个牲口，而当初散生产队时队里又没那么多牲口分给大家，所以要出来买。
这个散生产队的消息，大家听了觉得不可思议，就像当初听了林彪逃跑摔死了那么不可思议，半信半疑，又觉得这种事情在北京市绝不可能发生。
散生产队的消息弄得人心惶惶，当时的公社领导，想打一打“复辟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抓一个典型，杀一儆百。
这个典型是离南口二里地的一个生产队长，他不重视农业，整日琢磨搞副业，为了搭上关系，在南口一个工厂搞副业站住脚，想出歪门邪道，把秋天将要成熟的青棒子掰下来去送礼，这不是成心破坏生产吗？
本来公社领导已通知下去了，第二天要开“三级”干部会议，生产队、大队干部都要到公社集合，每个大队要出一个发言的，批判那个掰青棒子送礼搞副业的生产队长，每个大队发言的干部批判稿也写好了，公社领导下来检查的也看过了，可是这个检查明天要开批判会的公社干部前脚刚走，另一个传达另一个指示的公社干部又来了。
这个干部传达的是另一个指示，明天的批判会不开了，大队长说：“那我就去通知队长们，明天该干什么活还干什么活去。”说完大队长抬屁股就走，来通知的公社干部说：“你别着急走啊！我这话还没说完哪，明天的批判会是不开了，可要开个表扬会，你还得找人写一个发言稿。”“表彰谁呀？发什么言哪？”大队长问。
“表彰你们要批判的那个！”大队长嘿嘿一笑道：“您不是在跟我开什么玩笑吧？昨天还要批评他哪?今天又变成表扬他啦？”“我跟你开什么玩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告诉你啊！现在上面不抓阶级斗争了，已经开始抓经济了，要我们找一个带头致富的典型，公社书记一考虑，咱们要批判的这个人，不就是现成致富的典型吗？人家虽然损失了一些青棒子，可是人家能挣回来好多好多钱哪，咱们公社哪个队有人家合的‘日值’高啊！社员手里有了钱，什么不能买啊,不吃棒豆子了，吃大米白面去！
“你赶紧找一个人写一个向人家学习的稿件，表一表你们的决心，以后如何把收入增加，把社员的日值搞上去。”
于是，大队长把写批判稿的那个人又找来，告诉他：“那个批判稿作废了，再写一个向那个要批判的人学习的决心书。”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农村谈阶级斗争越来越少了，而谈经济，如何致富越来越多了，带头致富的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那个公社原来准备批判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受表彰的人，变成了全公社学习的榜样，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可他还不是党员，可他致富的行动早已经走在了全体党员干部的前列，这样先进的人，在他身有上那么多先进的事迹，这样的人不入党谁入党哪？不但要他入党还要让他当书记，带领大家致富，于是，让他先当了书记，然后又补办了入党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