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雷
甄梓表妹的父亲，是资本家，说起资本家，都以为是开着大工厂，坐着小汽车，几个姨太太哪。
可这个资本家啊！说起来也够寒酸的！不过是在镇边子上，圈了一嘎哒荒地，雇了几个粗胳膊大腿的无业游民摇煤球，开了个煤球铺。解放时，因为他雇了好几个人，有一些摇煤球的筛子，铲子、棚子，还有一大堆煤球，就给他定了个资本家的成份。
资本家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北京建工大学念书，女儿念高中。儿子一九六五年大学毕业了，分配到郊区县城水泵厂工作。六几年大学毕业生还很稀缺，大学生分配在工厂里，虽是资本家出身，也没让他干体力活，画画图纸，跑跑外，工作也算顺利。眼看到了一九六六年，社会上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市面上乱起来了。
这一天，分配到到水泵厂的大学生，被厂长叫到办公室，指派他到附近单位联系业务，他骑上自行车，出了工厂门，顺着大街往东走，走到十字大街路口，突然从路南，涌出一群戴着红胳膊箍的学生，大学生猝不及防，攥着自行车把往左拐，正好有一辆公共汽车迎面驶了过来，大学生来不及刹车，一头撞在公共汽车上，人和自行车飞出去一丈多远，摔在地上，头下立刻流出了一大滩血。过路和公共汽车上的人，大呼小叫：“撞人啦！撞人啦！快停车啊！快停车啊！”司机刹闸停了车，跳下汽车，疾步跑到被撞人面前，弯腰伸手到鼻子前试了试，还有一些气息。
汽车撞人了，立马围了一大圈子看热闹的人。警察赶了过来，一看被撞的人血了呼啦，扬手拦了一辆过路的汽车，把撞倒的人抬上汽车拉到县医院抢救去了。
医院那里抢救病人，这里警察询问司机，询问围观的群众，勘察地形地物。一切事实证明，公共汽车司机顺辙行走，而被撞的人逆辙行走，司机没有责任，被撞的人是全部责任。
被撞的人，撞了脑袋，伤势太重，流血过多，没有救活，死在医院里。警察不知这人是哪个单位的。警察到县广播站广播“认领人启示”。
大喇叭四通八达，广播出去了：“同志们！同志们！在县城大街十字路口，撞死了一个人；年龄二十五六岁；面貌，方脸膛；身高，一米八四；穿了一身蓝制服，请家属和所在单位领导，到县医院认领。”
听到广播的人，相互传告着，水泵厂的人，也听到了广播，有人向厂长汇报：“这个人好像是咱们厂新分配来的哪个大学生，咱们厂哪个大学生在不在？”厂长听到此信儿，不觉一打机灵，喃喃自语：“是啊！早起上班我派他出去的，到现在他还没回来哪？可别真是他啊！”
厂长心急如焚，叫上人随他到县医院探望，到了县医院停尸房一看，果不其然，就是哪个早起出去的大学生，可把厂长吓坏了。这可怎么好啊！厂长到交通队理论，交通队出具了一切证据，证明大学生走了逆辙，是全责。
厂长拿着交通队的认定书惺惺的回了厂子。召开厂部会议，厂部拿出意见，先把家属找来再说。
厂长派人事科长，到大学生的家“南口”通知家属。人事科长到“南口”街道一打听，大学生的父亲母亲，正被红卫兵监督劳动改造哪！科长喃喃自语，这怎么办哪？”又想：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他儿子死了，怎么也得告诉他一声，让他看一看啊！不然，他将来跟厂子要儿子怎么办哪？人事科长走了几个溜儿，踌躇了半天，还是决定要找到大学生的父亲——哪个资本家。
人事科长告诉了街道领导：资本家的儿子死了，要资本家去看看他的儿子。街道红卫兵说道：“你知不知道他是资本家啊？”
“有些耳闻。”
“甭跟我绕圈子！他就是资本家！我让他跟你走了，他跑了怎么办？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人事科长说：“您的难处我理解，他跑喽我绝对负不了这个责任！但望您也能理解我们，他儿子确实死了，他儿子去我们厂时是好好的，是学校分配到我们哪儿去的，人死了我们怎么也得让他父亲看一看啊？不然，将来他父亲跟我们要儿子怎么办哪？”
“你想的倒挺多！他还敢跟你要儿子？他有多大胆儿啊？”
“可那究竟是他的儿子，一个大活人，死了我们怎么也得让他知道一下！”
人事科长也是个人尖子，话锋一转，言道：“我们革命者不是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吗？您说是吧？”
“少跟我讲革命的大道理，我比你懂的多的多！我不是不让他跟你走！你要是非让他跟你走，你给我签个字画个押，他跑喽，出了问题，我找你算账！”
人事科长看红卫兵头儿不吃这样套，转身给红卫兵头儿递了一颗烟卷，言道：“您消消气，咱们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两全其美？说得好听，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两者融合得了吗？”
“您说得千真万确！我一百个赞成！您监管着他们是为了革命，我们把他带走也是为了革命，天下革命者是一家，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能说两家话，我说个办法，厂长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造反派交给您的革命工作您也能做好了，您看怎么样？”
人事科长说完话，又递给了红卫兵头头儿一颗烟卷儿。红卫兵头儿哪颗烟卷还没抽完，抬手把这颗烟卷儿接了过来，扬手夹在耳朵上，言道：“你说吧。”
“那我就啦，您派两个人押解着资本家和我们一起走，到了医院，他看完了儿子，您再把他押回来，这样您总该放心了吧？”
人事科长费尽了嘴皮子，总算说服了红卫兵头头儿。
街道红卫兵带领人事科长，到了资本家两口子改造的地方，和这里红卫兵的头儿说明情况，这里的红卫兵只允许带走一个人。
如此，两个红卫兵押解着这个资本家，倒了几次汽车，就到了另一个县城的县医院。
资本家知道这是他儿子工作的县城，以为他儿子有病了，要他来看儿子，没想到左拐右拐，没把他带入病房，而把他带入了太平间。
资本家毛骨悚然，越走越害怕，但千想万想也不会想到，他年轻力壮的儿子竟会死了。
人事科长拉开了蒙着大学生身上的白布单子，大学生血里呼啦的头颅立刻映现在资本家面前。
资本家大叫一声：“哎呀！”往后一仰，直挺挺的倒在了地上。
那两个押解他的红卫兵，看到资本家倒在了地上，踹了他两脚，吼道：“装什么洋蒜哪！装死啊！快起来！不起来！把你和你儿子一块儿送到火葬场去！”
红卫兵踹了几脚资本家，资本家纹丝不动，工厂的人事科长怕再闹出一条人命，言道：“同志，别踹他了，他昏死过去了！咱们还是找医院的大夫救一救他吧！”
人事科长说完，赶紧去找大夫，大夫掐人中的掐人中，做人工呼吸的做人工呼吸，结果是，资本家“唉吆”一声醒了过来。
资本家醒了过来，人事科长言道：“看到了吧，你儿子死啦。”
“我儿子是怎么死的？”
“他是被汽车撞死的。”
“哪撞人的司机哪？”
“是公共汽车把你儿子撞死的，人家司机没责任，都是你儿子的责任。”
人事科长把交通队的认证书拿了出来，言道：“这是交通队对这起事件的认定，你想看吗？”
人事科长，拿着交通队的认定书，在资本家面前晃了一晃，然后说道：“责任是你儿子的，你就别想别的啦！现在你应该想的是你儿子怎么处理？是你拉回去？还是我们就地掩埋哪？你拿个意见吧？”
资本家脑子里百转千回，自己活生生的儿子眨眼变成了一具死尸，欲哭无泪，欲叫无门，言道：“我儿子来时是好好的，难道就这样完啦？厂子也没个说法？”科长说：“要什么说法？”
“厂子一点儿补偿也没有？”
“这个吗？我得回去跟厂长汇报。”
人事科长回到厂子，和厂长说了资本家的要求。
厂长此时，早已受到造反派的监督了，造反派已经给厂长贴了许多大字报，说他搞资本主义，说他阶级界限不清。厂长自身难保，这死了的大学生的父亲，又是个资本家，这大学生被汽车撞死又是全责，他哪里敢说再给他补偿？厂长对科长摆了摆手言道：“你跟他说去，没有补偿，什么也没有！”科长问道：“这死人怎么办哪？”
“你去问家属，他愿意拉回去自己出车拉回去，自己不愿意拉回去，我们找个地方给他掩埋喽，这也算我们仁至义尽了。”
可这个资本家啊！说起来也够寒酸的！不过是在镇边子上，圈了一嘎哒荒地，雇了几个粗胳膊大腿的无业游民摇煤球，开了个煤球铺。解放时，因为他雇了好几个人，有一些摇煤球的筛子，铲子、棚子，还有一大堆煤球，就给他定了个资本家的成份。
资本家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北京建工大学念书，女儿念高中。儿子一九六五年大学毕业了，分配到郊区县城水泵厂工作。六几年大学毕业生还很稀缺，大学生分配在工厂里，虽是资本家出身，也没让他干体力活，画画图纸，跑跑外，工作也算顺利。眼看到了一九六六年，社会上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市面上乱起来了。
这一天，分配到到水泵厂的大学生，被厂长叫到办公室，指派他到附近单位联系业务，他骑上自行车，出了工厂门，顺着大街往东走，走到十字大街路口，突然从路南，涌出一群戴着红胳膊箍的学生，大学生猝不及防，攥着自行车把往左拐，正好有一辆公共汽车迎面驶了过来，大学生来不及刹车，一头撞在公共汽车上，人和自行车飞出去一丈多远，摔在地上，头下立刻流出了一大滩血。过路和公共汽车上的人，大呼小叫：“撞人啦！撞人啦！快停车啊！快停车啊！”司机刹闸停了车，跳下汽车，疾步跑到被撞人面前，弯腰伸手到鼻子前试了试，还有一些气息。
汽车撞人了，立马围了一大圈子看热闹的人。警察赶了过来，一看被撞的人血了呼啦，扬手拦了一辆过路的汽车，把撞倒的人抬上汽车拉到县医院抢救去了。
医院那里抢救病人，这里警察询问司机，询问围观的群众，勘察地形地物。一切事实证明，公共汽车司机顺辙行走，而被撞的人逆辙行走，司机没有责任，被撞的人是全部责任。
被撞的人，撞了脑袋，伤势太重，流血过多，没有救活，死在医院里。警察不知这人是哪个单位的。警察到县广播站广播“认领人启示”。
大喇叭四通八达，广播出去了：“同志们！同志们！在县城大街十字路口，撞死了一个人；年龄二十五六岁；面貌，方脸膛；身高，一米八四；穿了一身蓝制服，请家属和所在单位领导，到县医院认领。”
听到广播的人，相互传告着，水泵厂的人，也听到了广播，有人向厂长汇报：“这个人好像是咱们厂新分配来的哪个大学生，咱们厂哪个大学生在不在？”厂长听到此信儿，不觉一打机灵，喃喃自语：“是啊！早起上班我派他出去的，到现在他还没回来哪？可别真是他啊！”
厂长心急如焚，叫上人随他到县医院探望，到了县医院停尸房一看，果不其然，就是哪个早起出去的大学生，可把厂长吓坏了。这可怎么好啊！厂长到交通队理论，交通队出具了一切证据，证明大学生走了逆辙，是全责。
厂长拿着交通队的认定书惺惺的回了厂子。召开厂部会议，厂部拿出意见，先把家属找来再说。
厂长派人事科长，到大学生的家“南口”通知家属。人事科长到“南口”街道一打听，大学生的父亲母亲，正被红卫兵监督劳动改造哪！科长喃喃自语，这怎么办哪？”又想：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他儿子死了，怎么也得告诉他一声，让他看一看啊！不然，他将来跟厂子要儿子怎么办哪？人事科长走了几个溜儿，踌躇了半天，还是决定要找到大学生的父亲——哪个资本家。
人事科长告诉了街道领导：资本家的儿子死了，要资本家去看看他的儿子。街道红卫兵说道：“你知不知道他是资本家啊？”
“有些耳闻。”
“甭跟我绕圈子！他就是资本家！我让他跟你走了，他跑了怎么办？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人事科长说：“您的难处我理解，他跑喽我绝对负不了这个责任！但望您也能理解我们，他儿子确实死了，他儿子去我们厂时是好好的，是学校分配到我们哪儿去的，人死了我们怎么也得让他父亲看一看啊？不然，将来他父亲跟我们要儿子怎么办哪？”
“你想的倒挺多！他还敢跟你要儿子？他有多大胆儿啊？”
“可那究竟是他的儿子，一个大活人，死了我们怎么也得让他知道一下！”
人事科长也是个人尖子，话锋一转，言道：“我们革命者不是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吗？您说是吧？”
“少跟我讲革命的大道理，我比你懂的多的多！我不是不让他跟你走！你要是非让他跟你走，你给我签个字画个押，他跑喽，出了问题，我找你算账！”
人事科长看红卫兵头儿不吃这样套，转身给红卫兵头儿递了一颗烟卷，言道：“您消消气，咱们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两全其美？说得好听，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两者融合得了吗？”
“您说得千真万确！我一百个赞成！您监管着他们是为了革命，我们把他带走也是为了革命，天下革命者是一家，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能说两家话，我说个办法，厂长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造反派交给您的革命工作您也能做好了，您看怎么样？”
人事科长说完话，又递给了红卫兵头头儿一颗烟卷儿。红卫兵头儿哪颗烟卷还没抽完，抬手把这颗烟卷儿接了过来，扬手夹在耳朵上，言道：“你说吧。”
“那我就啦，您派两个人押解着资本家和我们一起走，到了医院，他看完了儿子，您再把他押回来，这样您总该放心了吧？”
人事科长费尽了嘴皮子，总算说服了红卫兵头头儿。
街道红卫兵带领人事科长，到了资本家两口子改造的地方，和这里红卫兵的头儿说明情况，这里的红卫兵只允许带走一个人。
如此，两个红卫兵押解着这个资本家，倒了几次汽车，就到了另一个县城的县医院。
资本家知道这是他儿子工作的县城，以为他儿子有病了，要他来看儿子，没想到左拐右拐，没把他带入病房，而把他带入了太平间。
资本家毛骨悚然，越走越害怕，但千想万想也不会想到，他年轻力壮的儿子竟会死了。
人事科长拉开了蒙着大学生身上的白布单子，大学生血里呼啦的头颅立刻映现在资本家面前。
资本家大叫一声：“哎呀！”往后一仰，直挺挺的倒在了地上。
那两个押解他的红卫兵，看到资本家倒在了地上，踹了他两脚，吼道：“装什么洋蒜哪！装死啊！快起来！不起来！把你和你儿子一块儿送到火葬场去！”
红卫兵踹了几脚资本家，资本家纹丝不动，工厂的人事科长怕再闹出一条人命，言道：“同志，别踹他了，他昏死过去了！咱们还是找医院的大夫救一救他吧！”
人事科长说完，赶紧去找大夫，大夫掐人中的掐人中，做人工呼吸的做人工呼吸，结果是，资本家“唉吆”一声醒了过来。
资本家醒了过来，人事科长言道：“看到了吧，你儿子死啦。”
“我儿子是怎么死的？”
“他是被汽车撞死的。”
“哪撞人的司机哪？”
“是公共汽车把你儿子撞死的，人家司机没责任，都是你儿子的责任。”
人事科长把交通队的认证书拿了出来，言道：“这是交通队对这起事件的认定，你想看吗？”
人事科长，拿着交通队的认定书，在资本家面前晃了一晃，然后说道：“责任是你儿子的，你就别想别的啦！现在你应该想的是你儿子怎么处理？是你拉回去？还是我们就地掩埋哪？你拿个意见吧？”
资本家脑子里百转千回，自己活生生的儿子眨眼变成了一具死尸，欲哭无泪，欲叫无门，言道：“我儿子来时是好好的，难道就这样完啦？厂子也没个说法？”科长说：“要什么说法？”
“厂子一点儿补偿也没有？”
“这个吗？我得回去跟厂长汇报。”
人事科长回到厂子，和厂长说了资本家的要求。
厂长此时，早已受到造反派的监督了，造反派已经给厂长贴了许多大字报，说他搞资本主义，说他阶级界限不清。厂长自身难保，这死了的大学生的父亲，又是个资本家，这大学生被汽车撞死又是全责，他哪里敢说再给他补偿？厂长对科长摆了摆手言道：“你跟他说去，没有补偿，什么也没有！”科长问道：“这死人怎么办哪？”
“你去问家属，他愿意拉回去自己出车拉回去，自己不愿意拉回去，我们找个地方给他掩埋喽，这也算我们仁至义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