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忙里偷闲
fri feb 12 03:53:47 cst 2016
1978年中国赶上了好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试办经济特区，福建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农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1978年底至1979年底，也是知识青年回城的高峰期。许多知青回到城里的时候，都已经20多岁的年纪，到了结婚的年龄。无论你走到哪，都能看到收拾房子打家具的人们在忙。
在79年年初时，我这个自由人。没有作业可写。没有班可上。整天除了干完家务。就听听收音机，看看小说。在家闷了，就到隔壁的蔡叔家，东头的葛叔家或是景叔家。
蔡叔家大庆哥在给别人打家具。葛叔家新发大哥在为自己忙着打结婚的家具。每当我到了他们两家的时候，就爱看他们推刨子、打卯、拼木板。好从中学点东西。两位大哥在有毛料需要刨的时候，就会让我试一试身手。他们在一旁指点我的身姿，动作要领，怎样用角尺，怎样画线，怎样吊线等等。
葛叔家的二哥新顺，比我大两岁。也是刚回城的知青。我们总爱在一起玩。他这个人特爱逗乐子，嘎咕话也特多。有的时候开起玩笑来还不分老少。老一辈的人们气的说他是“不着调”！他却不以为然我行我素。时常见了他，都是夹克衫，喇叭裤，小分头梳的流光，裤线溜直，皮鞋铮亮，手里夹着烟卷。就差长头发啦！我总爱和他在一起玩。是因为他会弹吉他。还能跟着他一起听他的“三洋”牌的录音机。邓丽君的嗓音甜美而又圆润，演唱细腻而又深情。那一首首旋律优美、情调柔缓的流行歌曲让我们久久难以忘怀。其中《甜蜜蜜》、《小城故事》、《月亮代表我的心》让我记忆犹新。还有许许多多的台湾校园歌曲都很耐听。我时常为听歌而痴迷，经常是流连忘返。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二哥有一副羽毛球拍。是他教会我怎样打羽毛球的。他一边打球一边教给我：“打羽毛球跟打别的球一样。要手疾眼快才行。膀子、胳膊肘和手腕子要灵活。大臂带动小臂，要用上全身的力气。把力由身上通过大臂和小臂传到球拍上。用劲的大小，球拍的角度可以自己掌握，这样可以把球打到对方的前后左右。只要让球过了中线就行。脚步要灵活，勤动着点，别老站在一个地方。”
我在他的指导下，我打球的技术渐渐地有了提高。同时也迷上了打球。二哥不在的时候，我就去找来景叔家的二姐或是三姐来跟我打球。
我和二哥经常到景叔家里去。二哥去是对三姐有意思。我去纯粹是图热闹。我和二哥每次到景叔家，都是跟二姐和三姐打扑克。景叔家里人多很热闹。我们大的是一伙。小美、小琦、小佳和她们的亲戚秀莲姑娘小的是一伙。她们在一起有时玩抓嘎拉哈，有时是打扑克。
我们在玩牌的时候，二哥总是有意地跟二姐和三姐开玩笑。他们是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互相攻击对方。我是坐山观虎斗，观敌瞭阵看热闹。看不花钱的热闹，不看白不看。经常是二哥的嗑硬占了上风。时常逗得我在一边傻傻地捡笑。而她们姐俩就会笑骂道：“你笑啥？小崽子！”
年轻人在一起喜聚不喜散。我跟他们在一起，常常是误了回家而遭到妈妈责骂。但是，下一次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1979年初的时候，南疆的战火打破了刚刚两年多的祥和氛围。气的市民们都在骂：“供他们吃，供他们穿，还供他们枪炮。现在反过来打我们。简直就是一窝白眼狼。”当时的越南军队经常向我国边区军民开枪开炮。到后来甚至侵入我国边境地区。我国政府忍无可忍，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们边防部队开辟了东西（广西，云南）两个战场，同时向敌人进攻。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声援我们的解放军狠狠地打击敌人。
战争初期，越南人依靠长年战争的锻炼和自己有利的地形。使我们边防部队吃了一些亏。但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丰富战争经验的我国官兵，不怕流血牺牲奋力杀敌，以势不可当之势打到了越南的腹地。可爱的人民解放军，又一次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我们国家的尊严。得到全国人民的钦佩和赞扬。......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我毕了业在家一呆就是半年多，也是没着没落的。又赶上改革开放，不良的社会现象也渐渐地多了起来。当时的大人们都害怕自己的孩子学坏，变成了流氓阿飞。我妈也怕我在这大环境下学坏了。另外也是为了让我早点得到锻炼，在早春时节跟院里管理处说:“让我儿子到院里干临时工吧？”
营房的助理员林忠良问：“让他跟车往农场拉沙子。你舍得吗？”
我妈说：“舍得！这有啥呀！我儿子啥活都能干！”就这样，我在1979年的春天来到了院里。开始了干临时工的生活......
在我报到时，遇到了张玉民二哥。他是去年底才回城的。他的爸爸是前任的管理处处长。当年，妈妈回院里工作，就是他爸帮着跑动，为我妈办的手续。所以，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不错。来报道的还有我的小学同学刘玉龙。现在我们俩家同住一个院。他们俩的家我都经常去。因此，我们都熟的不能再熟了。
我们到了车库一看。我们跟的车是付叔叔开的大解放。为了坐在车上不冷，已经给我们准备了军用的羊皮大衣。我们仨都是打小在院里长大的，自然与开车的付叔叔也很熟悉。
每天早晨, 我们由院里出发直奔塔湾沙场，把沙子拉倒新城子的农场。在农场吃过中饭以后，下午再拉一趟沙子，而后就回家。跟车的只有我们仨人。全都是知根知底的人，自然干起活来很实在，也从未有过攀比。玉民二哥，个子跟我们一样高1.65左右。可是，毕竟比我们大三岁，长的膀大腰圆的，还在乡下锻炼了三年多。他干起活来能赶上我们俩。不过，吃饭的时候，也比我们吃得多。
在往返的路上，玉民二哥总是给我们俩讲他在青年点的事情。无非是他们知青多数的人都一样，高兴时就多干活，不高兴时就磨洋工。伙食不好了，大伙就起哄闹着改善伙食。谁和谁偷了老乡家的鸡和鸭，被发现以后赔了钱......谁跟谁谈恋爱又怀了孕......他们闲着时也是打扑克，看小说。看的书是多种多样。精装的、简装的、手抄的，除了常看的《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金光大道》和《艳阳天》以外，当时还流行《第二次握手》、《一只绣花鞋》、《梅花档案》和《少女的心》等等......
院里的农场有十几间房子。常年有一个干部和几个战士轮流到那里驻守。打理平时的事物。春秋两季和农活多的时候，院里会组织全体的军人和职工来劳动。早晨，用车把大伙送到田地里。中午，院里的食堂会及时地把做好的午饭，用车给大伙送到地里。晚上，再用车把大伙接回到院里。年年都是如此。
驻守农场的干部战士，平时就是喂猪（76年以前）和烧酒。这都是为了缓解当时物质紧缺的办法。平时供应院里的食堂，为大家改善伙食，到了年底，还可以为每个军人和职工分上3、5斤猪肉。显然，驻守农场的干部战士，他们责任重大，功劳也重大。
我们拉沙子去农场的时候，农场里有个山东籍的战士姓曾。他长相比较老，大伙从来不叫他小曾，而是叫他老曾。他是一个很爽快的人。从不计较大伙怎样叫他，对待人和事都很热情。他会开拖拉机。所以，别人轮换他却不能换。而且已经超过了服兵役的年份。提不提干复不复员他都不在乎。只是一心想学会开汽车。
实际上不光是他，在那个年月里，社会上的人们也是这样。有顺口溜为证：“一是权，二是钱，三是听诊器，四是方向盘。”因此，他见我们每天都拉沙子去农场，还在那吃中午饭。大解放就像一匹俊美的战马，在诱惑着这个勇敢的骑士。他先是一个劲地圈拢付叔的助手小张，能够带他上车试吧试吧！
一开始小张胆小，不敢避开自己的师傅去这么做。可是架不住小曾缠着他不放。有一天，吃过中饭以后，付叔在炕上休息眯了一会。小张被小曾缠的没办法，就带他上车。他们钻进驾驶室，小曾在小张的指挥下，把车发动着了，刚刚起步。付叔就从屋里冲出来了。大喝一声：“停下！”就冲到车前挡住了去路。
小张和小曾乖乖的熄了火下了车。付叔发火了。他对着他们俩训开了：“谁让你们动车了？出了事怎么办？胆子也太大了！把我还放不放在眼里？这要是伤到人撞坏了车。怎么办？跟你们排里说处分你们俩！”
小张吓得不敢出声。小曾对着付叔点头作揖一个劲地说：“对不起！付师傅。都怪我。我就是想学一学。我会开拖拉机。不会有事的。”
付叔看了看他说：“不会有事？你可得了吧! 开拖拉机还往柴火垛上撞那。还不会有事？”
小曾一副可怜相。他恳求地说：“付师傅，那不是刚学拖拉机的时候吗？你看我在这都四、五年了。到现在啥也不是。就是一心想学开个车。”
付叔说：“想学车也不能瞎来呀？”
小曾还是诚恳地检讨“对、对、对！我知道你很爱车。对我们也很严。所以，就没敢对您说。您就行行好！教教我！我拜您为师！师傅，我给您磕头了！”小曾说着就要往下跪。
付叔看着他很诚恳的样子。想了想说：“行啦！你也不用给我磕头。你跟领导申请、申请。我再给说说。”
时隔不久，小曾如愿以偿地学上了开车。
我们干临时工那时，每天的工钱是1块86。一个月下来开了50多块钱，比工作了30多年的妈妈挣得还多。我们自然都很欢喜。
1978年中国赶上了好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试办经济特区，福建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农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1978年底至1979年底，也是知识青年回城的高峰期。许多知青回到城里的时候，都已经20多岁的年纪，到了结婚的年龄。无论你走到哪，都能看到收拾房子打家具的人们在忙。
在79年年初时，我这个自由人。没有作业可写。没有班可上。整天除了干完家务。就听听收音机，看看小说。在家闷了，就到隔壁的蔡叔家，东头的葛叔家或是景叔家。
蔡叔家大庆哥在给别人打家具。葛叔家新发大哥在为自己忙着打结婚的家具。每当我到了他们两家的时候，就爱看他们推刨子、打卯、拼木板。好从中学点东西。两位大哥在有毛料需要刨的时候，就会让我试一试身手。他们在一旁指点我的身姿，动作要领，怎样用角尺，怎样画线，怎样吊线等等。
葛叔家的二哥新顺，比我大两岁。也是刚回城的知青。我们总爱在一起玩。他这个人特爱逗乐子，嘎咕话也特多。有的时候开起玩笑来还不分老少。老一辈的人们气的说他是“不着调”！他却不以为然我行我素。时常见了他，都是夹克衫，喇叭裤，小分头梳的流光，裤线溜直，皮鞋铮亮，手里夹着烟卷。就差长头发啦！我总爱和他在一起玩。是因为他会弹吉他。还能跟着他一起听他的“三洋”牌的录音机。邓丽君的嗓音甜美而又圆润，演唱细腻而又深情。那一首首旋律优美、情调柔缓的流行歌曲让我们久久难以忘怀。其中《甜蜜蜜》、《小城故事》、《月亮代表我的心》让我记忆犹新。还有许许多多的台湾校园歌曲都很耐听。我时常为听歌而痴迷，经常是流连忘返。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二哥有一副羽毛球拍。是他教会我怎样打羽毛球的。他一边打球一边教给我：“打羽毛球跟打别的球一样。要手疾眼快才行。膀子、胳膊肘和手腕子要灵活。大臂带动小臂，要用上全身的力气。把力由身上通过大臂和小臂传到球拍上。用劲的大小，球拍的角度可以自己掌握，这样可以把球打到对方的前后左右。只要让球过了中线就行。脚步要灵活，勤动着点，别老站在一个地方。”
我在他的指导下，我打球的技术渐渐地有了提高。同时也迷上了打球。二哥不在的时候，我就去找来景叔家的二姐或是三姐来跟我打球。
我和二哥经常到景叔家里去。二哥去是对三姐有意思。我去纯粹是图热闹。我和二哥每次到景叔家，都是跟二姐和三姐打扑克。景叔家里人多很热闹。我们大的是一伙。小美、小琦、小佳和她们的亲戚秀莲姑娘小的是一伙。她们在一起有时玩抓嘎拉哈，有时是打扑克。
我们在玩牌的时候，二哥总是有意地跟二姐和三姐开玩笑。他们是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互相攻击对方。我是坐山观虎斗，观敌瞭阵看热闹。看不花钱的热闹，不看白不看。经常是二哥的嗑硬占了上风。时常逗得我在一边傻傻地捡笑。而她们姐俩就会笑骂道：“你笑啥？小崽子！”
年轻人在一起喜聚不喜散。我跟他们在一起，常常是误了回家而遭到妈妈责骂。但是，下一次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1979年初的时候，南疆的战火打破了刚刚两年多的祥和氛围。气的市民们都在骂：“供他们吃，供他们穿，还供他们枪炮。现在反过来打我们。简直就是一窝白眼狼。”当时的越南军队经常向我国边区军民开枪开炮。到后来甚至侵入我国边境地区。我国政府忍无可忍，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们边防部队开辟了东西（广西，云南）两个战场，同时向敌人进攻。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声援我们的解放军狠狠地打击敌人。
战争初期，越南人依靠长年战争的锻炼和自己有利的地形。使我们边防部队吃了一些亏。但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丰富战争经验的我国官兵，不怕流血牺牲奋力杀敌，以势不可当之势打到了越南的腹地。可爱的人民解放军，又一次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我们国家的尊严。得到全国人民的钦佩和赞扬。......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我毕了业在家一呆就是半年多，也是没着没落的。又赶上改革开放，不良的社会现象也渐渐地多了起来。当时的大人们都害怕自己的孩子学坏，变成了流氓阿飞。我妈也怕我在这大环境下学坏了。另外也是为了让我早点得到锻炼，在早春时节跟院里管理处说:“让我儿子到院里干临时工吧？”
营房的助理员林忠良问：“让他跟车往农场拉沙子。你舍得吗？”
我妈说：“舍得！这有啥呀！我儿子啥活都能干！”就这样，我在1979年的春天来到了院里。开始了干临时工的生活......
在我报到时，遇到了张玉民二哥。他是去年底才回城的。他的爸爸是前任的管理处处长。当年，妈妈回院里工作，就是他爸帮着跑动，为我妈办的手续。所以，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不错。来报道的还有我的小学同学刘玉龙。现在我们俩家同住一个院。他们俩的家我都经常去。因此，我们都熟的不能再熟了。
我们到了车库一看。我们跟的车是付叔叔开的大解放。为了坐在车上不冷，已经给我们准备了军用的羊皮大衣。我们仨都是打小在院里长大的，自然与开车的付叔叔也很熟悉。
每天早晨, 我们由院里出发直奔塔湾沙场，把沙子拉倒新城子的农场。在农场吃过中饭以后，下午再拉一趟沙子，而后就回家。跟车的只有我们仨人。全都是知根知底的人，自然干起活来很实在，也从未有过攀比。玉民二哥，个子跟我们一样高1.65左右。可是，毕竟比我们大三岁，长的膀大腰圆的，还在乡下锻炼了三年多。他干起活来能赶上我们俩。不过，吃饭的时候，也比我们吃得多。
在往返的路上，玉民二哥总是给我们俩讲他在青年点的事情。无非是他们知青多数的人都一样，高兴时就多干活，不高兴时就磨洋工。伙食不好了，大伙就起哄闹着改善伙食。谁和谁偷了老乡家的鸡和鸭，被发现以后赔了钱......谁跟谁谈恋爱又怀了孕......他们闲着时也是打扑克，看小说。看的书是多种多样。精装的、简装的、手抄的，除了常看的《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金光大道》和《艳阳天》以外，当时还流行《第二次握手》、《一只绣花鞋》、《梅花档案》和《少女的心》等等......
院里的农场有十几间房子。常年有一个干部和几个战士轮流到那里驻守。打理平时的事物。春秋两季和农活多的时候，院里会组织全体的军人和职工来劳动。早晨，用车把大伙送到田地里。中午，院里的食堂会及时地把做好的午饭，用车给大伙送到地里。晚上，再用车把大伙接回到院里。年年都是如此。
驻守农场的干部战士，平时就是喂猪（76年以前）和烧酒。这都是为了缓解当时物质紧缺的办法。平时供应院里的食堂，为大家改善伙食，到了年底，还可以为每个军人和职工分上3、5斤猪肉。显然，驻守农场的干部战士，他们责任重大，功劳也重大。
我们拉沙子去农场的时候，农场里有个山东籍的战士姓曾。他长相比较老，大伙从来不叫他小曾，而是叫他老曾。他是一个很爽快的人。从不计较大伙怎样叫他，对待人和事都很热情。他会开拖拉机。所以，别人轮换他却不能换。而且已经超过了服兵役的年份。提不提干复不复员他都不在乎。只是一心想学会开汽车。
实际上不光是他，在那个年月里，社会上的人们也是这样。有顺口溜为证：“一是权，二是钱，三是听诊器，四是方向盘。”因此，他见我们每天都拉沙子去农场，还在那吃中午饭。大解放就像一匹俊美的战马，在诱惑着这个勇敢的骑士。他先是一个劲地圈拢付叔的助手小张，能够带他上车试吧试吧！
一开始小张胆小，不敢避开自己的师傅去这么做。可是架不住小曾缠着他不放。有一天，吃过中饭以后，付叔在炕上休息眯了一会。小张被小曾缠的没办法，就带他上车。他们钻进驾驶室，小曾在小张的指挥下，把车发动着了，刚刚起步。付叔就从屋里冲出来了。大喝一声：“停下！”就冲到车前挡住了去路。
小张和小曾乖乖的熄了火下了车。付叔发火了。他对着他们俩训开了：“谁让你们动车了？出了事怎么办？胆子也太大了！把我还放不放在眼里？这要是伤到人撞坏了车。怎么办？跟你们排里说处分你们俩！”
小张吓得不敢出声。小曾对着付叔点头作揖一个劲地说：“对不起！付师傅。都怪我。我就是想学一学。我会开拖拉机。不会有事的。”
付叔看了看他说：“不会有事？你可得了吧! 开拖拉机还往柴火垛上撞那。还不会有事？”
小曾一副可怜相。他恳求地说：“付师傅，那不是刚学拖拉机的时候吗？你看我在这都四、五年了。到现在啥也不是。就是一心想学开个车。”
付叔说：“想学车也不能瞎来呀？”
小曾还是诚恳地检讨“对、对、对！我知道你很爱车。对我们也很严。所以，就没敢对您说。您就行行好！教教我！我拜您为师！师傅，我给您磕头了！”小曾说着就要往下跪。
付叔看着他很诚恳的样子。想了想说：“行啦！你也不用给我磕头。你跟领导申请、申请。我再给说说。”
时隔不久，小曾如愿以偿地学上了开车。
我们干临时工那时，每天的工钱是1块86。一个月下来开了50多块钱，比工作了30多年的妈妈挣得还多。我们自然都很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