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错误的教育

当今中国似乎有一种倾向，就是大家都想做博士生，最好是博士后。然后，能出国的出国，不能出国的起码也有一个很好的头衔。但是，在整个产业转型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劳动力，尤其是生产线上的员工，还有很多提升空间。我较早之前去过德国，发现德国的产业工人十分敬业，让我真的非常敬佩。

有点儿奇怪的是，德国上大学的人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很多人中学毕业以后，就直接到一个企业里。德国的职业教育非常发达，培训学校很多，员工进到企业以后，企业先花一两年的时间对员工进行严格的培训。培训完了以后，这些人就是非常合格的产业工人、高级蓝领了。德国产品的质量之高、工艺之完善，跟这种严格的职业教育密不可分。而让人感到诧异的是，他们工资其实并不低。

一个人经过异常严格的训练，把聚焦点、能力、志趣，强制性地集中在一点上，然后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其中，这样养成的素质，跟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我们很多的教育完全忽略了这一点，以为懂得了一个什么理论，就能够操作事情。

其实过去在中国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后来这种传统没有了。20世纪50年代，一个八级工能养活八口之家，工资比工程师要高。我跟格兰仕的老总俞尧昌聊过，他跟我说了一些让我感到很吃惊的事实。

格兰仕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可以在世界上称为行业冠军的企业之一。微波炉市场曾经是日本人的天下、美国人的天下，后来是韩国人的天下。格兰仕进入微波炉行业以后，用俞尧昌的话说，决心摧毁这个产业的投资价值，就是说他们进入以后，别人不太可能再进入，否则只有亏本的命。格兰仕微波炉的价格竞争力非常强，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他品牌的产品要卖3000多元，格兰仕只卖400多元。格兰仕的生产线上不仅生产自己品牌的产品，还帮大量国外的品牌代工。格兰仕的主打产品一直是微波炉，现在还做一部分空调和其他家电。俞尧昌跟我讲，他现在最大的痛苦就是招不到人，招不到好的蓝领工人。

现在出现了一个悖论：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而工厂却招不到人。俞尧昌说，由于现在大学扩招，孩子们都去读大学了，不愿意读职业学校。

1999年，我国的大学在校生才500多万，2012年时则多达2300万。大学扩招以后，一些本来上不了大学的人也去上大学了。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是这些大学生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大学的师资、教学资源都跟不上，造成整个教育质量的稀释。同时，那些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招不到好的生源。

企业的薪酬体系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可能促使大家一门心思地要“学而优则仕”，仍然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干体力活儿、做手工制造还是比较低级的。薪酬体系上也是这样，中专、技校毕业的，工资就比较低。一个博士生毕业到了地方以后，基本工资是很高的。据说东莞市为了提高全市人口的文化素质，曾经向全国承诺，博士生到了东莞以后，即使找不到工作，市政府每月也要给他发3600元。

所以，我国的这种价值标准和薪酬体系，让很多人不愿意去做蓝领工人，哪怕是高级蓝领工人，也就我们说的八级工。八级工是最高的，就是道行最深的那些人，实际上是另外一种独立的薪酬体系，甚至比普通工程师的工资还要高。

我们现在提倡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这句话的本意是说，我们不能够停留在整个产业链的低端，只是提供足够优质的产品，我们还要去创意，整合产业链并向上延伸。但是，任何话一说出来，它另外的一面就会被彰显或者被覆盖。这里头含有“中国制造”对自身的不耐烦、不自信，甚至是有一点儿不务正业的心态。

我们说起丰田，就是“丰田制造”，没听说过“丰田创造”，也不妨碍丰田成为一个大公司。丰田的创造性融入了这种制造过程中。制造业里有低端的，也有高端的。一种真正高端的制造，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

前面说的一个八级工要比工程师的工资高，在日本就是这样。俞尧昌告诉我，中国现在偏重于“学历教育”，存在着明显的脑体倒挂现象。职业教育的人数只有1000多万，高校在校人数却有2300多万。对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来说，职业教育的人数应该多于通才教育的人数。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业化国家，但没有工业化基础人才的推动，是很难完成工业化进程的。目前制造业企业招不到合格的蓝领工人，同时有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说明了现在教育的偏差。

中国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的高校现在已超过310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是5.1万人，而中国培养的博士已达到4.9万人。2008年中国的博士数量进一步上升，已超过5万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德国、瑞士、日本这些真正工业化的国家，注重的不是“学历教育”，而是本身的素质教育。比如在日本，小学、中学甚至大学都设有“动手”教室，学生可以做木工、做设计、做绘画、做陶艺等。在日本人看来，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坚持在教育当中强调“做东西”。

现在一个学院往往想升级为大学，以北京为名的，最好称作“中国××大学”；如果以中国为名义的，只要放得开国家，肯定得带上“亚洲”、“国际”的名号。有一个笑话说，北京广播学院旁边以前是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所以这两个学院合并之后就改名叫“中国传煤大学”。

大学盲目地想要做大，企业也一样。我们老说“做大做强”，只有做大，才能做强，把众多的小舢板一下子焊成了航空母舰，实际上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经济的实际需求是脱节的，就是以自己的偏好为中心，而不是以目前的发展进程以及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质为导向。

之前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要实现整个产业转型，要由一个“制造业大国”向服务型大国、文化大国、创意大国，甚至动漫大国转型。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讨论，如何令我们的每一个劳动者都更能符合精益求精的制造业的需求。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矛盾？

俞尧昌有一次去大学里演讲，学生递了一张纸条问他：假如我们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到格兰仕去，你能给多少工资？他说能给1500元，台下的人一片哗然。俞尧昌说：“你们先别吃惊，作为一个管理者，我要求中层管理者应该具备十大素质，比如协调能力、在一线敏锐地发现问题的能力等等。如果这十条都合格的话，我们可以给15000元工资，但是有一条不符合，就要扣钱。”他列举出来的十条，只有一条是要有相应的文凭，其他九条都跟文凭无关，所以他说本来可以15000元的，但只能给1500元。

这说起来有点儿夸张，但无论是对学生、对学校，还是对教育主管部门以及企业，都是一个警醒。以mba教育为例，这已经是一种相当专业化的教育了，它不像中文、历史、哲学等通识教育，但是这种教育里还是存在着大量大而无当的成分。有人说mba天天在教室里学怎么烧开一壶水，到了企业以后，最要命的是他找不到壶在哪儿。这说明教育本身缺乏一种职业化的精神，不愿意从最小的东西做起。

像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一样，晋商在成为“职业经理人”之前，都有一个漫长的学徒期，差不多是五年。什么叫“徒”呢？“徒”的本意就是白干活、徒劳。五年的时间，就是做徒弟，只管饭吃，在大师傅旁边做最基本的工作，比如扫地，然后一点一点地偷手艺。过去讲“偷手艺”，都没有人教，得慢慢地看，看这人是不是眼尖手勤，这是逼迫人有意识地去偷手艺，而且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再基本的事情如果能真的做到极致，总能跟某种道的东西相通。

有段时间，香港很多电影导演，除了王家卫是学院派出身，大部分都没有受过电影学院教育。“星爷”周星驰也是跑龙套出身的，根本没学过导演，先演小角色，再演稍微次要的角色，然后是主角，最后自己再做编剧、当导演，什么都干了。

从低处往高处看与从高处往低处看，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三联书店是国内一家很好的出版社，它的两任总编辑沈昌文和董秀玉，都是从校对员开始做起的。董秀玉后来一直做到《文选》校对组组长——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错了是非常严重的责任事故。

一个人经过异常严格的训练，把聚焦点、能力、志趣等，强制性地集中在一点上，然后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其中，这样养成的素质，跟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我们的很多教育完全忽略了这一点，以为懂得了一个什么理论，就能够操作事情。

有一个朋友说他的女儿想从事新闻事业，问我要不要报考新闻系，我说千万别报。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周围、南方报业集团里，大多数人都不是学新闻出身的。另外，新闻系学的东西只是对新闻的一些研究、一些现象、一些知识、一些历史、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我曾经辅导儿子学英语，回过头来看了一下《新概念英语》，突然发现那个序言写得相当好。序言开头一句话说，了解一门语言是如何运行的与如何使用一门语言完全是两码事。我们现在的很多英语教育不成功，就是因为它只是告诉人们这门语言是如何运行的，它的语法是什么，动词的变化规则是什么，考试的时候考的也是关于英语的一些知识，而如何使用一门语言是另外一回事。小孩一岁半就会说一门语言，但是他对这门语言是如何运行的可以说一无所知，他不懂语法也不懂词法，更不懂很复杂的什么“的地得”。这就说明教育很多时候是教会人们各种的知识，而不是如何获得技能，这是教育非常大的缺失和偏颇。

孔子的弟子在编纂《论语》的时候，把“学而时习之”作为整本书的第一句话，此举是很有深义的。什么叫“习（習）”，就是小鸟在每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开始扑腾翅膀学习飞翔，是一次一次掉下来、一次一次飞起来的过程。所以，“学而时习之”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无论中国要转型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都不能够忽略掉劳动者。每一个劳动者在做当下的事情时都应有精益求精、尽善尽美的精神和品质责任感。

丽思·卡尔顿是酒店业的标杆企业，它的老板有一句名言说：“企业不可能是你员工不是的那种东西。”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一批真正优秀的员工，一个企业是不可能优秀的。员工如果没有精益求精的精神、素质不高，产品不可能是高素质的，企业更谈不上“追求卓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