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太平军的崛起 (2)

他在香港跟一位英国传教士学习了一段日子，然后同冯云山一起前往广西。他们在鹏化山待了一段时间，劝化了若干信徒。这时洪秀全在桂平镇的曾玉衡家里得到一个教书的职位。他在桂平期间，为自己的事业招徕了5个人，他们的才干给这场运动带来最大的成功，使太平军得以扎根南京，洪秀全得以登上王位。他们是杨秀清、石达开、萧朝贵、秦日昌和韦昌辉。这些人和冯云山一起，成为他最忠实的信徒，最早参与他那秘密的使命。

洪秀全经常进入昏迷状态，接受神奇的启示，他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追随者视为超自然的存在。饥荒在广西发生，盗抢随之四处风行。冯云山和杨秀清把洪秀全的追随者组织成“防盗民团”，形成一支军事力量，并且为大业筹集资金。桂平知县对洪秀全起了疑心，在1847年的某个日子将他逮捕下狱。实施逮捕时，搜出了19本名册，上面登记了追随者的姓名。知县向巡抚建议立即将洪秀全正法，但巡抚是一位脾气温和、害怕暴力的高官，他下令释放洪秀全。知县很不情愿地执行了命令，说这无异于放虎归山。

运动开始更迅速更公开地发展。下一年，一些三合会的头目与拜上帝会取得了联系，但他们大多不喜欢严格的纪律约束，失望而去。几名留下来参与运动的头目如下：洪大全，后来以天德王闻名；罗大纲和林凤祥，后者在1853年把太平军的旗帜扛到了距离天津只有40里的地方。

拜上帝会的会员们蓄起了长发，穿上明朝的服装。当局得到了警报，但还不愿让北京了解真正的形势。他们派出的部队只是公文上的数字，根本无法有效地应对局面。到了1850年夏天，省政府开始把军队调集到离桂平县不远的平罗。拜上帝会此时开始在金田动员，这里是桂平县的一个村庄。他们在1850年7月在此公开与当局对抗。据说他们大约有1万人。但1万这个数字经常被用于统计造反者，往往有所夸大。不过，在与政府武装的一次交手中，他们取得了大捷，官军惨败，于是在那年的8月份，这场农民运动第一次在北京的官方挂了号。广西巡抚被撤换，朝廷从广东和湖南派去了部队。

1851年1月1日，拜上帝会在金田大败官军，一名满人将领也在阵亡者之列。拜上帝会开始夺取城镇，征用他们需要的一切财物。他们的推进颇为自由，任何地方的官军都不是纪律严明的拜上帝会的对手。他们推进到东北方的象州，与官军打了几仗，于1851年9月25日进入永安。

他们在永安正式组建政府，号称“太平天国”。洪秀全自封为天王，将杨秀清封为东王，萧朝贵封为西王，冯云山封为南王，韦昌辉封为北王，石达开封为翼王，洪大全封为天德王。最后的这个天德王，在上面引用过的李秀成自述中没有提及，他在太平天国的组织中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在运动的这一阶段，洪大全有可能在实际上与洪秀全平起平坐，权力相等。在这场农民运动爆发以后的若干年内，人们认为天德王和天王是同一个人——洪秀全。但是，有力的证据［5］表明，天德王是洪秀全吸收入组织的，大约是在他们首次与当局发生真正的武力冲突的时候。他在加入这个组织的时候改名洪大全，他的地位与洪秀全相等，或者仅在洪秀全之下。太平天国的组织完善和目标定位主要是他的功劳。

盖勒利和伊万摘录了两名奉命招降太平军的政府官员审讯天德王的官方报告。据这份报告记载，天德王曾对这两位官员说，他是明皇室的直系后裔，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的第十一代传人，他征集军队是为了恢复祖先的大统。［6］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洪秀全声称自己是明皇室后裔的记载，尽管他偏爱长发和明朝服饰。

官军很快就包围了永安的太平军，有一段时间太平军的处境十分危险。李秀成后来回忆说，他们在永安无法获得军火，只能靠从官军那里缴获的供给维持下去。1852年4月6日，［7］他们向围城的官军发起决定性的攻击，突围而去。官军被击溃以后，尽管还在跟追，但被再次击败。

4月底，太平军包围了广西省会桂林。不过，为了冲出永安，太平军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担任后卫指挥的天德王洪大全被官军俘获。他和太平军之间被分割时的情况，令人怀疑他是被故意抛弃的，这是几个太平军领导在实施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他在严密的看守之下被押送到北京，在那里被处死。在行刑之前，他做了招供。他说他其实并不姓洪；他和洪秀全在太平天国组织中是平级的；他并不同情这些太平军的宗教诉求，但他看重其赢得和保有追随者的号召力，因此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一直是太平军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他对天王缺乏政治远见、求助于魔术以及他**逸的习惯非常担忧；他曾希望天王垮台，以便自己能够成为惟一的领袖。［8］看来拜上帝会的原核心人物怀疑他的企图，非常巧妙地把他铲除了。后来他们隐瞒了洪大全与这个运动早期关联的所有事实。

根据天德王的招供，太平军在撤离永安时集结了1.2万名武装人员，加上随军家属，总人数可能在4万到5万之间。他们在桂林城下驻扎了1个月，尽最大的努力攻城。他们的装备无法摧垮城墙，到了5月底，他们放弃了努力，向北挺进湖南。他们在桂林夺取了江上的所有船只，乘船通过与湖南湘江的源头相连的古河渠。他们打算乘船沿江而下，直抵长沙。

湖南当局已经调集江忠源指挥的军力保卫边界，而江忠源在靠近湘江流入湖南之处的蓑衣渡设障拦截。1852年6月初，企图顺流直下长沙的太平军遭遇了埋伏在湘江两岸的官军，同时遇到了横跨江面的栅栏。他们战斗了两天两夜，企图突破防线，继续前进，但是他们失败了，损失惨重，包括失去所有的船只。太平军最大的损失是南王冯云山的永别。此人自孩提时代就是洪秀全的伙伴，他是这场运动最早的组织者。他智慧超凡，目光远大，而且是第一批王爷中最忠心的一位。蓑衣渡的挫败，是这支太平军在野战中遭遇的第一次大败。

太平军失去船只之后，只好放弃顺流直下长沙的计划，转而东进湘南。他们攻下了道州、永明、江华和郴州，后者位于湖南和广东之间的南北大通道上。据说在湘南的这些地区，他们新招了大约5万人。［9］天王暂时坐镇郴州，而西王萧朝贵跟林凤祥一起，带着一支精兵，迅速北进，直指长沙，打算靠奇袭来夺取这座城市。

他们差一点就成功了。当他们在1852年9月10日出现在长沙南城墙外面时，由于来得太突兀，他们在城门关闭前差一点杀进了城里。但是太平军误将东南角城墙的塔楼当成了南门，这个失误挽救了长沙城，这一点点拖延的结果是，给了当局调人守卫城门的时间。［10］在随后的交战中，西王萧朝贵阵亡。他是太平天国第一批王爷中最有才干的战斗指挥员，而且是一位严格的纪律训练者，指挥着太平军中一个以斯巴达式的纪律来约束的团体。

天王听到萧朝贵的死讯，立刻从郴州出发，率领全军逼近长沙。他们在湘南收集了不少军用物资，发誓要夺取湖南富庶的大都会。

当时的中国人似乎一般都不会采取将一座城市围得水泄不通的战术，太平军也未曾将长沙的北面围死。也许这对守军有一种精神作用，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逃跑的机会。然而长沙的保卫者们丝毫无意于放弃城市，他们以不小的勇气来捍卫城防。

太平军在城墙下埋设地雷，于11月10日炸开一个缺口，但是守军迅速将它堵合，并且击退了太平军。11月13日太平军再次炸裂城墙，还是没有达到目的。最后一次，在11月29日，他们埋设炸药，在南城墙上炸开一个长达8丈的缺口，再次猛烈攻城。攻击部队再次被堵回，守军堵合了裂口。

太平军现在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广西开来的官军和江忠源的部队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包围了围城的太平军，切断了他们的粮草供应，太平军粮食紧缺。1852年11月30日，太平军撤围，向西北方洞庭湖边的益阳推进。他们打算前往常德，以便在湖南西北部建国。可是他们在益阳找到了几千只船，于是决定乘船顺流而下。［11］

在长沙遭到围攻时，左宗棠进入了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事件链。上面说过，早在这场暴风雨袭击湖南的两年前，他就感到情势日益凶险，在山间为他的家庭找了一个避难所。当太平军打到湘南时，他举家迁到了这个隐秘的处所，准备静观事态发展。

朝廷将张亮基从云南调任湖南巡抚。左宗棠的挚友胡林翼正在贵州为官，写信给张亮基推荐左宗棠，说这个人对他在湖南的差事会有最大的帮助。张亮基正在前往湖南的途中，写信给左宗棠，请他到常德一见。左宗棠拒绝了邀请。

不久，张亮基抵达长沙，太平军已经包围了这座城市，张亮基再次写信给左宗棠。左宗棠和家人躲在大山深处，收到第二封邀请函，决定应邀出山。他在1852年10月8日夜间到达长沙北城墙下，爬着梯子登上城墙，进入长沙。巡抚把他安排在衙门里当军事顾问。他立刻开始工作，在被围的剩余日子里，特别是在太平军于11月发起的轰城强攻中，他表现出能力、冷静和勇气，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据说他在围城中很少睡眠，不断巡视城防，观察防卫部署的每个细节。不过，他没有司令权，没有权威。他所能做的就是观察、指正和建议。

长沙解围后，太平军决定顺江流而下，这是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相信当事人之一李秀成的说法，那么这场农民运动的计划在这里首次显示出明显的优柔寡断。如上所述，他们打算去常德建国，但是在益阳发现了大量船只，天王显然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预兆，于是决定沿着长江走下去。在1847年到1852年期间，天王的组织已经完善，许多服从纪律的官兵已被彻底洗脑。在1851年的最后一个月，可以说这场运动已经从一场暴动发展为一场羽翼丰满的农民运动，一个大致的国家政权已经建立。

放弃立足于广西向外发展的意图，决定向北挺进征战，是一个关键的转折。广西是一个穷省，放弃广西无疑是因为考虑到进入财富和人口中心的必要性。李秀成说，当他们离开永安时，计划进入广东。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这肯定是天德王洪大全的主张，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更合理的方案。天德王被捕后，计划就改变了，这表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和他作对，而这一变更是掌控权势的必要表达。

有力的证据表明，运动组织的规划主要出自冯云山和洪大全之手，太平军在4月6日失去了洪大全，又于7月初旬失去了冯云山，再于9月10日失去了他们最有能力的部队指挥官萧朝贵。这些损失是最为严重的，即便在湖南补充5万人的新鲜血液，也无法弥补3位杰出领导人的缺失。这份损失再也没能弥补，他们的去世明确地标志着这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注释：

［1］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1卷，第440页。

［2］盖勒利与伊万：《中国叛乱史》，第120页。

［3］《太平天国始末》，第1－3页。

［4］《太平天国野史》，第1卷，第1－13页。

［5］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50－74页。

［6］《中国叛乱史》，第139页。

［7］《太平天国始末》，第4页。

［8］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56－59页；盖勒利与伊万：《中国叛乱史》，第142－147页。两个版本的记述略有不同。

［9］《太平天国始末》，第4页。

［10］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77页。

［11］《太平天国始末》，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