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交流篇_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节选）

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节选）

张东荪（1886—1973），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著有《新哲学论丛》、《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科学与哲学》、《认识论》等。

今后的关键只在于四万万人中究竟能有几个是真把孔子贯入血管中去的。倘这样的人多起来了，我敢说中国的民族复兴必定有望。否则全是空谈。

一

此文原题为：“从孔子说到中西文化的异同与民族复兴的方向”。似乎太长了。所以改为今题。

照原题便可看见我所要讨论的有三点：即（一）孔子的思想；（二）中西文化的异同；（三）此后民族复兴的径途。但详述孔子思想不是一个短文所容许。因此对于孔子只好说其要点。而我的注重点依然在于由中西文化的比较而得指出民族复兴的路向。所以本篇乃我个人对于时代一个意见，并非一篇讨论专门学术的文章。

以上是在开始所欲声明的。

……

六

现在我们且谈一谈中西文化的异同。就社会组织与经济状态来讲，诚然只有古今的纵式区别：即欧美是现代，而中国是古代。但就思想而言，则确有东西的不同。不能以古今来概括之。因为东西双方的思想同发源于古代，而二者思想却不相同。西方思想的根源，一个是希腊，一个是希伯来。其后发展起来，便成为一个是科学，一个是宗教。而我们中国却只有一个人生哲学，把政治经济法律等都浑然包括在内。换言之，那只有一个做人问题。一切都从做人来出发。这便是梁漱溟先生所谓重心在内。就是以自己这个人为中心。既不像西方的宗教，以上帝为主，自己是上帝的所属。亦不像西方的科学，以物界为主，把自己认为自然界之一分子。所以西方无论宗教与科学，而总是重心在外——即在于自己以外的神或自然界。孔子不然，他既不拿自然法来套在人的头上，又不以神来吸取人的将依。所以这样东方思想确是在人类中放一异彩，开一新方面。在思想方面，我们决不能说只有古今而无中外。

七

倘若论中外思想的优劣比较，我以为中国近来一切祸患未尝不是由于太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了。这二三十年来，欧化东渐，人们往往只看见他人的长处，同时又只看见自己的短处。凡社会上所崇拜的人大抵是痛骂本国文化的人。一个民族对于自己固有文化这样看不起，便自然而然失了自信心。

多少年的思想与教育可以说都是助长这个自卑的潮淹，其实我们固然必须知道自己的短处，但同时亦不妨承认自己亦有些长处。我在以前向来主张中国宜充分吸收西方文化，但近来细看实际情形，乃恍然知道一个民族所以能吸收外族的文化必定其自身具有很强的消化力。这便和吃东西一样。倘使一个人胃力很弱，你只劝他多吃，仍是不中用的。以前我们主张竭力输入西方文化便是忘了自己的消化能力。现在广东方面还有人主张甚么全盘西化论。要把西方文化整个儿输进来。我以为论者于此恐怕有些误会。须知今天的问题不是中西文化好坏比较的何题，乃是中国如何以吸取西方文化的问题。亦就是一个人吃了东西如何消化的问题。你只劝他多吃是不相干的，因为吃了未必能消化，而反会生病。所以我以为一个民族若自己没有对于外族

文化侵入的反应力，断乎不能吸收外族的文化。其结果不外为外族所征服而已。须知所谓吸取西方文化乃是中国人以西方的文明而立国。倘使中国变为殖民地纵使人民都欧化了，这亦不得称为吸取西方文化。

可见欧化不难，欧化而一如欧人之卓然立于世界则大难而特难了。我敢告全盘西化论者：这不是好坏的问题，乃是能不能的问题。以一个民族尽弃其固有文化而完全采取他族文化，在历史上虽不是没有，然而亦决不能像要怎样就怎样的那么容易。

八

因此我主张必须恢复主体的健全，然后方可吸取他人的文化。所谓主体即指重心在内而言。倘使重心在外便不知有我。于是不仅在个人为失了自主性，且在一个民族，亦是失了自主性。一个民族失了自主性，决不能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有为他族所征服而已。两种不同的文化的接触有各种式样。有的是吸收了他族文化而自己更发扬起来。有的却是从此征服了下去，不能自振。前者可名之曰吸收；后者只是征服罢了。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必须要恢复中国人对于西洋文化的反应力。倘失了自主性，便没有反应力。其结果只是西方文化的注入而已。注入不已，便走入征服一途。乃求得前者而反得着后者了。这就好像吃东西必须先有健全的胃口。倘使胃无消化力，则吃下去的亦必无用处。

我年来默察中国的情形，实在有些令人悲观，觉得对于西方文化不但不能消化，直并承受的能力亦渐渐衰退了。其原因不在西方文化之不适于中国，乃只在中国人已缺少了吸取他族文化的“主体”的资格。须知西方文化一方面固然是西方的特产；而他方面却表示世界文化的通性。不但中国，恐怕任何民族都得要采取西方文化的主要部分。所以今天决不能讨论中国要近代化或欧化与否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如何欧化的问题。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方面输入西方文化，同时他方面必须恢复固有的文化。我认为这二方面不但不相冲突，并且是相辅佐的。因为中国固有的文化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他只是讲做人的道理。并且这种人生哲学即从西方眼光看来，仍不失为很有价值的。在西方思想中很难寻到与他相等的。所以这一方面非但不应该打倒，并且应该提倡一至于如何提倡详见下文。现在有些人们因为看见中国的每况愈下，因而将咎于欧化，于是提倡复古。我的意思和他们正相反。我以为复古不能代替欧化。因为复古与欧化二者不是对立的与相反的，换言之，即二者不是不并立的。有许多方面，例如政治经济等，是非用欧洲的方法不行。其实中国对于这些方面向来就没有办法。可见凡是采取欧化的方面都是中国本来缺少办法的方面。至于做人，中国本来最多讲求。不妨保留其精华。所以我以为保存国粹与从事欧化乃是根本上不相冲突的，而一切争论都是因为有些人们把这个不相冲突的误会为两相冲突的。

九

于是可以谈到民族复兴的途径了。要不外乎在一方面从做人下手，恢复中国人的自主性，如此才能有吸收外族文化的主体资格，而他方面依然须尽量采纳西方文化。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造成民族性。张君劢先生从历史上举出中国和泰西各国不同的所在。中国有固有的文化，便是有其民族性。无奈中国人现在不相信其文化。所以中国的民族性是由有而到于无。泰西各国不然。他们以民族的国家为最高，把所有教育文化风俗都染上这个色彩

。所以他们的民族性是由无而到有。换言之，即民族国家主义的产物。中国以后要竞立于世界各国之林当然除了走上民族国家主义这一条路是别无办法的。但须知凡民族国家主义无不宝贵其国的自己文化。中国的固有文化既不能和西方文化媲美，则如何能唤起其人民对于旧文化的爱护心呢？所以问题就在于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族性是未受过民族国家主义陶冶的；而西方各国的民族性却是经过这种陶冶而出的。二者的区别在此。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亦得注眼于此。就是我们必须发见固有的文化有些地方不但不与新入的文明相冲突，并且可以并存而相辅。换言之，假使我们对于固有的旧文化不能使其再发生新芽；而只是把外来的新种移植进来，则中国的民族性便无法养成。所以我的见解和时流很少相同。我以为“整理国故”所负的使命实在很大。而可怜一班整理国故的人们完全见不及此。他们把国故当作欧洲学者研究埃及文字与巴比伦宗教一样看待。简直把中国文化当作已亡了数千年的骨董来看。所谓国学直是考古学。外国人研究中国学术取这样的态度原不足怪。

最可笑的是中国人因为外国人如此，所以亦必来仿效一下。而美其名曰科学方法。我愿说一句过激的话：就是先打倒目下流行的整理国故的态度，然后方可有真正的整理。有了真正的整理方可言有所谓国故。不然全是骨董，我们今天救死不遑，那里有闲暇去玩弄骨董呢！

十

我以为这样整理国故不能望之于只了解旧学的人。因为我们必须以民族国家主义为标准来估量一切。当然要属望于新学有根基的了。但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对于中国文化从有价值的方面去看。像现在一般流行的态度，认中国的东西件件都不如人，这是不行的。关于这一点，张君励先生曾把中西思想的异同列举了出来过。好像他以为中国总是偏于对自己；外国总是偏于对物。以我观之，可以说中国总是偏于以自己为对象，以自己为起点，来研究如何修养，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外国则侧重研究外物是甚么，怎样去利用他，克服他。这两方面其实并没有冲突的必要。张君励先生主张给科学以相当范围，同时承认人生问题不在科学以内。他的思想可以说始终是想从中国固有的文化中创出一个新理学，（我以为可以说是新儒家）同时又从西方文化中尽量吸取其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就我个人论，我对于这样态度在大体上是赞成的。不过所引为忧虑的就在于迄至今天为止还很少有人真向着这个方向去走。其所以如此如缘故乃在于中国思想既是对自己的，则从事于此的人自必须躬行实践。现在人们把学问总当作纸片上的工夫。所以论孔子的文章愈多，而孔子的真义愈失。如此尊孔，我亦反对尊孔。我以为今后孔子要在现代的中国发生一些效用，必须把孔子贯入人们的血管里才行。倘只是腾在口头，则孔子依然是个死东西。所以尊孔不能使孔子复活。惟有体会孔子的精神，口头虽不提孔子而血管中充满了孔子，方可算用孔子来复兴民族。不然。孔子早已死了，不但不能复活，并且近于无聊。所以今后的关键只在于四万万人中究竟能有几个是真把孔子贯入血管中去的。倘这样的人多起来了，我敢说中国的民族复兴必定有望。否则全是空谈。这便是我和时流意见不同的所在了。

（张东荪著，张耀南编《知识与文化：张东荪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