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资政篇_韦政通：以力服人与以德化人

韦政通：以力服人与以德化人

韦政通（1927—），江苏镇江人，哲学家、思想家。他早年师从牟宗三，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后又受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其著有《中国思想史》、《荀子与古代哲学》、《中国哲学思想批判》、《传统与现代化》、《中国文化概论》、《儒家与现代中国》等。

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过圣王，但“为政以德”的理想却一直为儒者们所坚持，这种理想和无为的理想一样，都发生防止横暴权力的泛滥作用。

所谓政治领导，即政治权力应由怎样的人物来掌握、运用？他需要具备何种品质和条件？由于政治领袖拥有巨大的权力，所以这是一个影响人类祸福的大问题。

中国传统对这个问题有很丰富的思考，对解决这个问题也表现出优异的智慧。

政治哲学家韩非的看法也许最令人瞩目，他颇能投合统治者的心理，要求凡为人主者，都必须有大权独揽，人主之需权力，如鱼之需水，鱼无水则死，君无权则亡。人主要常保权力，必须有“术”，有术然后能行“法”，法、术相济，方能形成有力的政治领导。人主如何能有术？第一，要尽量与群臣隔离，常保孤独，生活在秘密之宫中，使大家对他莫测高深。第二，要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使左右近臣无机可乘。人主又如何能行法？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做到公正无私，法令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废私。执法者“按法以治众”，绝不可稍怀恻隐、假藉慈悲，韩非说：“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

”，只有具备铁石心肠的人，才能做到执法不阿。

韩非深知政治权力对政治领导者的重要，但他不知道维护权力如只靠强制，而不顾到臣下百姓的需要和死活，权力是不可能常保的。这种权力必然导致横暴的形态，历史上有许多事例足以证明，政治领导未有不因横暴权力的腐蚀而崩溃的。针对这一点，老子采取了相反的观点，他深刻地了解到，拥有权力的领导者，最有效的控制方法，不外乎是刑罚诛戮，但等到一旦老百姓不怕死的时候，这种方法就会失效。依老子，作为一个政治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能做到后己为人，濡弱谦下，深明“弱者道之用”的旨趣。你要做别人的领导，必先懂得“后其身，而身先”的道理；你要用别人，必须先知道“善用人者为之下。”尤其重要的是，领导者要充分发挥他的作用，更不可不了解“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一个没有人民支持拥戴的领导，那只是独夫的统治，独夫统治如何能持久？

在没有能实现同意权力的民主政治的时代里，人们大都希望能有贤人来做政治领导，贤人政治最大的好处，是在领导者自身，能约束权力的滥用，对人民则少干涉，采用比较放任的政策。中国以往两千多年的历史，能出现几段治平的日子，就是这一种领导，至少是接近这种领导所得到的效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帝国里，无为政治不只是道家的政治理想，自汉以来早已化为事实。这种统治方式，不但适合广大农民的需要，也是帝王们图谋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历史家探讨中国历代的政治改革所以失败

的原因，多归咎于儒吏的保守，以及士大夫们要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忽略了无为思想的深入人心，使他们对任何政治上的变动，都感到恐惧和怀疑，因为政治的重大改革，必然造成权力的集中，权力一集中，就会破坏乡土社会原有的秩序和平静。

圣王是儒家和墨家共同提出来作为政治领导的理想人格，这与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希望由哲学王做政治领导的构想极为相似，不论是哲王或圣王，都需要兼具道德及智性的优点。圣王之统领万民，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德化民。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过圣王，但“为政以德”的理想却一直为儒者们所坚持，这种理想和无为的理想一样，都发生防止横暴权力的泛滥作用。西方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政治哲学家都知道，政治即是由最好的人事领导，其权力也应受宪法的限制，以免流于暴政。这一点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家一直没有想到。

为政治领导设想出一些标准，以往已有人做过，在今日也不算困难。难处是，一个被人认为杰出的领袖，不是任何标准能框得住的。因此，为防范领导者权力的滥用，给予他限制远比训练他来得重要。限制的作用不止于宪法，处境的改善和健全的教育，都足以形成限制。德国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恶劣处境，如何会产生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在德国当时如果不是倾向于被虐狂的教疗，希特勒又如何能获得人民疯狂式的信赖？

（韦政通著《中国的智慧——中西伟大观念的比较》，

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