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资政篇_叶圣陶：独善与兼善

叶圣陶：独善与兼善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江苏苏州人，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著有《隔膜》、《线下》、《倪焕之》、《脚步集》、《西川集》、《稻草人》等。

做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随时随地实践，随时随地顾到共有的这份公产，才能使国家真个成为民主国家，自己与他人并受其益。

古人谈立身处世，有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说法。穷并不是说没有钱用，没有饭吃，而是说得不到时君的看顾，就是不能够得君行道。那时候只好自顾自，勉力做个好人，这叫做独善。达是穷的反面，就是让时君看上了，居高位，做高官。那时候你有什么抱负可以施行出来，使民众得些好处，这叫做兼善。古代的知识分子，除开那些没志气的不说，单说那些极端有志气的，他们只能在穷啊达啊独善啊兼善啊两条路上走一条，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因为从前所谓天下是皇帝的私产，谁要对天下做什么事务，必须得到皇帝的任用，至少也要得到皇帝的默许，否则就无法做，硬要做就是违碍，非遭殃不可。譬如著书立说，启迪民众，也算是一种影响到天下的事务，如果你循规蹈矩，不违反皇帝的利益，皇帝就默许你，由你去著书立说，不来管你；如果你要说些不利于皇帝的话，皇帝就不能默许，于是焚稿、劈板，杀头、戮尸，种种的花样都来了。你觉得如果碰到这一套挺麻烦，就只好把要说的一番话藏在肚肠角里，隐居山林，诗酒自娱，实做个独善其身。眼见生民涂炭，天下陷溺，也只好当做没有看见，哪怕你心热如焚，实际上还是形冷如冰。从来真有志气的人往往不得志，看他们写些诗文，往往透露出一腔牢骚，其故就在于此。再说那些达的，可以举历代得位当政的一班政治家为例，他们未尝不做些好事，使民众得些好处，但是也不过像牧人一样，好好看顾牛马，无非为了主人，使主人可以多挤些牛马的奶汁，多用些牛马的劳力罢了。无论他们怎样存心兼善，民众还是离不了牛马的地位，如果认定牛马的地位说不上什么善，那么兼善简直是空话。说句幼稚的话，古代要行兼善只有皇帝才行得通。他若不把民众放在牛马的地位，他就兼善了。但是，不把民众放在牛马的地位，他皇帝怎么做得成？有那样的傻皇帝吗？至于知识分子，注定的只好独善，没法兼善。并且，要能独善，总得有田有地，有

吃有穿。得到那些供给，或由祖宗遗传，或由自己弄来，似乎毫无愧怍；可是踏实一想，无非吸了牛马的血汗，与皇帝大同而小异。那么，独善果真是“善”吗？看来也大有问题。

到如今，皇帝的时代过去了，所谓天下是民众的公产。对于这份公产，大家自己来管理，大家共同来管理。就自己管理而言，见到民主的精神。就共同管理而言，见到组织的重要。“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感，在从前是只属于伦理的，如今因为共有一份公产，从实际生活上见到彼此的相需相关，伦理的之外又加上经济的，关系的密切简直达到没法分开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事情干得好大家好，干不好大家糟，没有什么独善可言。也可以这么说，即使你喜欢独善，也得通过兼善才做得到真个独善。如今时代与从前不一样，如今是独善兼善混而不分，而且非“善”不可的时代了。如今无所谓穷，唯有知能不足，不懂道理，办不了事，那才是穷。那样的穷，独善兼善都谈不上。如今也无所谓“达”，懂得道理，办得了事，独善兼善双方顾到，也不过是尽了本分，没有什么所谓“达”的，虽然没有什么所谓“达”的，兼善却万万不可放松。如果一放松，你就是拆了大家的台，使大家吃亏。并且大家之中有个你在，也就是使你自己吃亏。自己吃亏是最为显而易见的，除了傻子谁愿意？

以上的话虽属抽象，对于如今的知识分子却有些关系。本志的读者是中等学生，在知识分子的范围里，所以我们要在这儿谈这个话。我们以为如今的知识分子固然要继承从前的文化传统，但是继承必须是批判的而不是盲目的，值得继承的才继承，否则就毫不客气，抛开完事。关于立身处世的传统，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说法，就非抛开不可。若不抛开，就将一塌糊涂，做不得民主国家的公民。你讲“穷”“达”，无异承认社会上有个排斥你赏识你像皇帝那样的特权阶级，而这个特权阶级非但不该有，假如实际上有也要把它打倒，如何能加以承认呢？你讲“穷则独善，达则兼善”，无异说你有燮理阴阳，治民济世的大才，你没有看清如今做事，为自己也为大家，为大家也为自己，并没有一种特别叫做治民济世的事，这个错误又如何要得？认识一错，全盘都错，你受教育就不明白为什么受教育，你做事就不明白为什么做事，你成了个古代的知识分子，距离民主国家的公民却有十万八千里。我们想，如今的知识分子第一要不把知识分子看得了不起。知

识分子了不起乃是知识封锁时代的现象，民主国家知识公开，知识共享，人人有了知识，人人成为知识分子，也就无所谓知识分子了。第二，要在实际生活中贯彻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情，真正见到彼此同气，不能分开，于是各自去参加“大家自己来管理，大家共同来管理”的某项事务。见解如此，才算脱去了古代知识分子的窠臼。

单管认识与见解，不顾日常的实践，还是不济事。做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随时随地实践，随时随地顾到共有的这份公产，才能使国家真个成为民主国家，自己与他人并受其益。譬如政治，就不能不管，有些人以为政治是罪恶的渊薮，管政治是卑琐龌龊的勾当，不去管它才是清高。其实这是古来知识分子的想头，与如今全不相干。按如今的说法，管政治并不等于做官（进一步说，官也可以做，只要明白做官是为公众办事，并不是去作威作福，鱼肉公众，就好了），只是管理自己与公众都有份的事而已，那些事太切身了，非管不可。选举保长乡长了，知道这关系到一保一乡的福利，就不该随便填个人名了事，更不该放弃选举权，不去投票。见到了什么意思，或者是积极的建议，或者是消极的指摘，知道不建议不指摘将会坏事，就不该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见到的意思在头脑里消失。诸如此类，不能尽说。总之，凡是该管的样样都认真的管，才是实践。又如与大众为伍，要真个感到彼此为一体，这种习惯也不能不努力养成。从前的知识分子大多抱个人主义，喜欢超出恒流，即或有所交往，也只限于同辈，对于操劳力耕的工人农人，就看作下贱之徒，避之若浼，民胞物与，只在谈道学的时候那么说说，在作文的时候那么写写而已。如今彼此既同为国家的主人，无所谓高贵与下贱，而实际生活中又必须相济相助，搅在一起，所以文艺作者有深入民间的切需，知识青年有回到乡村的必要。其实说深入似乎未妥，深入了可能还有出来的时候，如果出来，岂不是仍在民间之外？若说没入民间，像一滴水，顺着江河归于大海，永不复回，那就更妥帖了。说回到乡村，也不是回去调查调查，考察考察，或者劝说一番的意思，大致也在于没入，乡间比之于大海，回去的青年就是一滴水。要真个做到如此地步，必须脱胎换骨，把沾染在身上的从前知识分子的坏习气完全消除，向大众学习，与大众共同学习。这又是非实践不可的事。

（《叶圣陶随笔：生活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