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明德篇_任继愈：中国传统道德的继承问题

任继愈：中国传统道德的继承问题

任继愈（1916—2009），字又之，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师从汤用彤、贺麟。他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另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等。

以道德教育人民，社会才能更健康地往前发展。

道德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产生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靠了群体的力量，单凭一个孤立的个体，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无法战胜外来的各种侵害。在群体生活中，自然形成了社会习俗，为了种族的繁衍，为了群体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许多规定和禁忌。习惯性地约定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比如婚姻问题，族内杂交是当初的群婚习俗，不存在道德问题。在群婚条件下，人们逐渐发现，长期近亲繁殖对种群不利，这才有了部落内部不许婚配的禁忌。近亲不婚也还不是出于道德问题的考虑。后来，随着社会进步，才有了近亲不婚的理论，就是古人所谓“礼”。“礼”对已发生的事实，在理论上做出了近亲不婚的解释。社会发展总是行为在先，理论在后，形成系统的理论更晚一些。

人类在地球上占主要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人类善于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人的社会关系十分复杂，主要的关系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协调关系就是“道德”的范围。处理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总原则，是使个体的生存发展适应群体的生存发展，而不是相反。因为削弱了群体，个体也无法发展，甚至无法存在。所以每一个社会成员不能只为个人打算，而要对整个社会群体有所奉献。旧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都企图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不同的理论有不同说法，但归根到底都是关于个人与群体关系的学问。古人称为“义利之辨”。“义”一般指符合群体利益的思想言行，“利”一般指符合个人利益的思想言行。摆正义和利的关系，即符合道德规范。人们根据自觉的判断，采取行动，有选择的自由。但一定的社会中存在的道德规范，不能自由选择，只能遵循。只有自觉地全面、深刻认识这种关系，道德才能逐步趋于完善；以道德教育人民，社会才能更健康地往前发展。

今天，道德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主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的中国面临着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时期，道德都是先受冲击的一个领域。社会变革之后，人际关系发生变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人类交往日益复杂和频繁。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一家一户间极少交往。后来商品经济发展以后，出现了新的道德问题。例如中国传统的“孝”的观念，就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家庭的主要男劳动力维持着整个家庭的生活，养老育儿，他拥有生产权和财产分配权。经济关系决定了非有家长制不可。“孝”的观念在中国如此之深，就是由于小农经济社会维持的时间相当长。直到鸦片战争时还是这个格局。当小农经济的社会发生变化，就相应地出现了新的道德问题。随着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社会分工不断发展，个人自食其力，原有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会有所疏远。现代社会“孝”的观念的淡薄，同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变革有关系。养育老人和抚育幼小，过去完全由家庭承担，今天有一部分责任转移到由社会保险承担。社会变革只能是向前发展，不会倒退回去，所以不能简单地说“现在人心变坏了”。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因为有不同的社会需要，也就会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中国封建社会关于君臣、父子、夫妻关系的传统道德规范“三纲”，对于维持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是必需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生产，是有一定历史进步作用的。但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原有的封建主义道德规范就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的教训，就是以小农经济中的家长制代替社会主义的民主制。社会主义时期，应该有社会主义新的道德规范。

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道德观念必须与法制观念相配合，共同推动社会发展，这样也有助于道德自身的发展。道德观念与法制观念在总的精神上是一致的，都是强调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和谐，要求个人维护群体的整体利益，接受群体观念的约束。真正的法律是符合道德精神的。道德是内在的，它的标准是要求人们自觉地对集体有所奉献。法律是外在的硬性规定，它强制性地要求个体不得危害群体的利益，否则就要加以处罚和限制。既然是强制性的，即使有人不懂法，一旦触犯了法律，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道德因为是指导人类行为的内在要求，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对违反规范的人，道德多采取宽容教化的态度。这是道德与

法律的区别所在。道德观念与法制观念是相辅相成的，过去中国封建社会也把“礼”与“法”两者并提。只有法律，不讲道德，人完全是被动的，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时候就会无所适从；道德如果没有法律的辅助作用，也不能够有效地推广，为多数人所接受，也会造成讲理的人吃亏，不讲理的人占便宜的情况。道徳与法律就像双轮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我们提倡社会主义新道德的同时，也要大力倡导加强人民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普及法制教育，提髙人民知法、守法的水平。

要有效地普遍提髙道德水准和国民的整体素质，从根本上讲在于文化教育的普及。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水平上不去，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科技要靠教育，经济要靠教育，道德、法制观念的普及也要靠教育。愚昧的民族谈不上有什么道德问题。现在世界上有些原始民族的语言中，有大小、长短、好坏等名词，但没有仁义、道德等名词，没有这种词就是没有这种观念。衡量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精神，要看他是否有道德观念并且自觉地遵守，否则即使做了，其道德价值也不大。原始的绝对的“纯朴”不属于道德范畴，价值有限。过去有人向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上古三代，事实上是不现实的。在当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当发展的社会中，我们应该普及教育，在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反复进行道德教育，自幼灌输道德观念，养成一种自觉的道德习惯，而不是靠强迫。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都是道德教育中很重要的内容。这些都要靠文化教育来提高认识水平，要靠平时长时间的培养、训练，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之一，她拥有历史悠久的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传统。这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内容是很丰富的。儒、佛、道三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以前人们看到《论语》为历代儒生诵习，便以为儒家孔子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中华文明固然多得力于孔子，但光讲孔子是不够的。比如，在讲到人类群体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孔子讲得少，老、庄反倒讲得多些。他们认为，人类取之自然应该有个尺度，掠夺性地征服自然不行，既要发展自己，又不能损害自然。再如舍生取义、吃苦耐劳等道德，墨子讲得比较多，老、庄讲得少。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财富，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精华，应该努力吸取，同时要抛弃其中封建性的糟粕。

（《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