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谈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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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览篇_张岱年:说“国学”

张岱年:说“国学”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署宇同。河北献县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78年末被推选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会长。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哲学发微》、《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文化与哲学》、《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等。主要著作收入《张岱年全集》。

今天研究国学,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经做出的成绩,还应推陈出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更向前进。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

“国学”之名,兴起于民国初年。章太炎先生著《国故论衡》,又作过《国学概论》的讲演(由曹聚仁先生笔录),是关于国学的代表作,所谓国学即中国学术之意。20年代至30年代,在大学、中学的课程中,中文称为国文,汉语称为国语,所谓国俱指本国,事同一例。在西方有sinology的名称,直译应是支那学,一般译为汉学,现在定译为中国学。支那之称,起于印度。支那一词的本义如何,其说不一。有人说是赞美之词,有人认为是贬义词。第二次大战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人民一般不用支那一词,改称为中国,这是一项进步。中国学术称中华国学,是十分恰当的。

西方人研究汉学,有些是把汉学当做骨董来研究的,和研究古埃及一样。事实上,中国文化从周秦以来绵延不绝,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15世纪以后,与西方相比,中国落后了,但是爱国志士仍在努力直追。时至今日,固然经济还很落后,而在原子技术上已与先进国家接近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正在更新、再生的过程中。

如果中国赶上西方之后,是否会出现传统的断裂呢?我认

为那也不可能。当然,时代不同了,一定要创建新传统。但新传统与旧传统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联系的一面。在否定旧传统的同时必然有所继承。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否定性,也有累积性。古代思想家所发现的真理,仍然要加以肯定。近几年来,“反传统”成为国内的时髦口号。然而鼓吹反传统的论者对于传统并无真正的研究,同时反传统者也正是继承了一部分传统。一些反传统者强调“自我”与个人的主体性,有些人鼓吹金钱至上。实际上,战国时代即已出现“为我”、“贵己”的思想,而追求财利的风气更是由来已久。西晋时代鲁褒著《钱神论》,表明拜金主义久已流行了,并不是什么新思潮。

“革故鼎新”(改旧创新)确实是今天的重要任务。秦汉以来,君主专制主义政治维持了二千多年,在专制主义的压迫之下,学术陷于偏枯,文化发展缓慢。15世纪以后中国落后了,其原因即在于明清时代专制主义的严酷压迫。对于专制主义的遗风陋俗,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但是,传统文化之中,也存在着反专制的进步思想,固然没有达到西方16世纪、17世纪启蒙思想的高度,仍然有其历史的价值,这就应该大力发扬了。

中国学术,照传统的说法,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义理之学是哲学,考据之学是史学,词章之学是文学,经世之学是政治学、经济学。其实传统学术的领域不止于此。此外还有天算之学(天文学、数学)、兵学(军事学)、法学、农学、地学、水利学、医学等等。这些学术中,医学(包括法医学)、兵学(兵法)都有突出的贡献,到今日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都值得深入研究。

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两个原则还值得注意:一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二是“信则传信,疑则传疑”。

古代思想家有许多深邃

的思想,是不容易理解的,尤其是用格言隽语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如非加以深入的思考,是难以通晓其中义蕴的。例如《周易大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张载所谓“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这些深湛观点,必须与西方辩证法学说对照才显出其晶莹的光辉。又如西周末年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春秋时晏子论和同之辨,强调“君所谓可……臣献其否,以成其可”。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仍能发人深省。古代的谬论很多,应加纠正;对于古人的一些确有所见的睿智,还应虚心思考,深切体会。

古代历史中,有些事实有明确记载,有些事实无明确记载。两汉至明清时代,信古成为风气,对于三皇五帝深信不疑,而且凭主观想象加以推演。20年代,疑古思潮兴起,不但否定了三皇五帝,而且大禹治水的传说也被认为是神话,于是中国历史被大大缩短了。近几十年考古发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历史不是被缩短了,而是大大拉长了。这就证明,轻易否定古代传统也是不足取的。有些历史事件,由于缺乏明确的记载不妨存疑,不宜轻率地加以否定。

今天研究国学,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经做出的成绩,还应推陈出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更向前进。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中国文化的大转变的时代,30年代曾经出现短期的学术思想活跃。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曲折道路。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年间的学术演变,还是值得研讨的。探求真理的道路是宽广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必然引致学术的繁荣,追求真理的勉力永无止,愿中华国学日益昌盛。

1989年3月20日

(张岱年著《思想·文化·道德》,巴蜀书社1992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