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会化媒体公民政治参与的治理困境_一、公民有序参与的技术保障困境

第六章

社会化媒体公民政治参与的治理困境

社会化媒体的公民参与的主体困境，不仅会影响到参与的效能，而且会导致参与的无序与混乱，甚至会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发酵而产生网络非理性的宣泄与网络暴力行为。这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治理也带来了困境。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困境主要反映在参与技术、参与文化、参与环境等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分层分类明确各社会化媒体定位，打造富有特色的文化体系，提高信息提供的时效性和互动性；注重引导网络舆论方向，加强网民素质培养，健全并充分发挥技术和制度的监督管理作用，不断更新网民网络参政的理念，促进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理性化和科学化。

一、公民有序参与的技术保障困境

社会化媒体的网络民意是指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基础，以网络为平台，通过互联网上论坛、博客、微博、社交网络等手段自由发表评论和意见，聚合某种愿望和诉求，从而形成的一种新兴民意。网络民意是基于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一种新的民意表达方式。哈贝马斯曾指出，有效沟通的理性规则应包括如下三点：“一是每个有能力说话和行动的人都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二是每个人都可以质疑任何主张，提出新的主张，表达其态度、欲望、需求及偏好；三是不可借由内部或外部的强制力阻止参与者说话的权利。”

而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这三项规则亦可加以实践。第一，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低门槛和低成本使得参与者都可以通过表达意见和行动来参与政治事务；第二，社会化媒体的把关机制缺失和相关约束机制的欠缺为参与者表达意见甚至提出质疑和追问提供了后发空间；第三，社会化媒体的公开、开放、透明的运营理念限制了企图制止此行为的力量，从而保障了参与者基本的表达权利。

（一）民意表达：社会化媒体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诉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政治就是说话政治，鼓励公民说话，不管好话坏话，假话真话，都可以自由表达，相信公民有自己的判断力在意见市场中的选择。”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的应用与普及，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性，使普通人无须再借助高投入的传播设施就可以低成本地向外界自由地传播信息、表达意见、主张利益。

自由表达民意，自古以来就是民主社会的追求。传统媒体环境下的意见表达只是代表了一少部分人的利益和诉求。而社会化媒体本能的就是公民实践话语民主的绝佳平台。社会化媒体空间具有信息交流成本的低廉性、交流速度的快捷性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性，以及信息

传播能力和个人隐私保护的强大性特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公民进行公开表达意愿的被动局面，保障公民的权益和诉求。社会化媒体传播的便捷性特征，网民无须借助他人力量或高成本的渠道资源，只要拥有电脑或是其他硬件设备，连接上网络，就可以突破传统媒体的层层“把关”和限制，实现在线直接发言，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网络民意上可达最高层领导，下指人数众多的社会大众。无论好事坏事，一旦经过网络进入公众视野并形成焦点，就会置于公众的舆论监督之下并产生各种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并在民意的控制态势下产生结果——这是网络民意发挥巨大影响力的动力机制，也是它的威力所在。

（二）安全维护：社会化媒体公民政治参与的技术基础

网络安全是指“为防止意外事故和恶意攻击对互联网、应用服务和信息内容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真实性和可控性进行的安全保护”。

社会化媒体的海量影响主流价值判断。社会化媒体的“传—受”一体化特点，以及开放性，使得海量信息瞬间集聚，极易造成非理性政治参与。当参与者讨论和高度关注的信息符合传统政治体系所倡导的主流意见时，就会对民主政治发展起促进作用；而当参与者的言论偏离主流意见时，则很可能造成公众思想的混乱，特别是在虚拟社区和信任关系基础之上的弱关系的参与者容易受到其他参与者的影响，可能造成大范围的恐慌和混乱。

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流言蔓延影响政治参与的客观性。奥尔波特认为流言的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批判能力。社会化媒体上的很多信息其实并无价值，参与者也无法对其做出真实性判断。但是在参与者潜意识里的“自卫”和“宁可信其有”的意念影响下，个人的批判能力下降，多数人还是会去关注、转发甚至评论。社会化媒体的直达传播会使流言信息快速繁殖，而且会出现奇异回流现象，但这里的信息已是被无数参与者进行反复加工的信息，最终导致一种流言的恶性循环。只有当极具批判能力的参与者持有证据时，流言才能得到平息。但这时候的参与者已经耗费了社会资本。

社会化媒体平台是网络集合行为滋生的温床。集合行为指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社会集合现象。社会化媒体平台的自由开放特性，再加上社会环境动荡的结构性压力下，某一触发事件极易引起集合行为。社会化媒体上的参与者怀有建立在弱关系之上的“我们”意识，这种弱组织性容易形成群体暗示和群体感染，进而演变成群体模仿，在虚拟环境下，法不责众的意念驱使下，极易造成冲动且非理性的网络暴力行为。

社会化媒体发展使公民政治参与呈现泛化特征。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已经把世界连成“地球村”，依托于真实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已经有“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社会化媒体崇尚自由、多元、民主的文化观念，这可能会导致民族、国家意识淡化。政府的治理模式也电子化、社会化，参与者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反而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和控制政治事件的发展和走向。有的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会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的舆论导向功能控制政治生活，导致政治参与泛化。只有某个热点事件的发生才会激起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而当热点事件平息，则不愿意参与到政治中来，这种政治参与的非持续化不利于公民政治参与情感的保持和公民政治素质的提高。

（三）自由与维护：民意表达与安全维护的二律背反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影响舆论形成的权力组织因素仅仅是来源于传统媒体机构的意识形态和资本控制当中。然而在自媒体时代，有一种权力的蔓延更能让公众麻痹于其中——这种权力就来自于社会化媒体平台。

社会化媒体能够超越时空限制，用户可以任意发布、获取信息，自由交流意见。社会化媒体的“自媒体”性，使本身存在着各种漏洞，难以实现系统的根本安全。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控制和规范，公民网上享有充分的信息自由权，从而有可能导致自由过度，从而影响原有传播秩序和个人接受秩序，甚至严重威胁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化媒体的离散性、非中心性和开放性和相关管制机制的缺失，使得信息的自由传播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政府的控制和管理。“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央权力机构能一手接管互联网。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一个宏伟的结构却内在的具有抵御集权和专制的控制。”

然而社会化媒体平台也绝不是谣言和愤青的大本营，它只是给了我们话语权，但是并没有允许极端自由。

陈力丹教授认为：“现在技术上对网络的硬性控制暂时未跟上，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因特网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乐园。这意味着权力组织尚缺乏管理经验，但并不意味他们没有管理能力。网络给权力组织出了个难题，可能暂时削弱了控制力量，但从长远看，硬性控制会以同样强大的科技手段实现，技术上获得自由和技术上予以控制，从来是身影关系。”

而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任何政府都有权力和责任进行网络管理，以维护网络安全。

对社会化媒体平台进行监管控制时，要坚持适度原则，维护参与主体必要的权利和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要防止由于高度控制和严苛监管导致的网络失活和其他网络极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