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社会化媒体的公民政治参与行为_三、数据分析

三、数据分析

由表4-1可以看到，人口统计变量中性别、职业声望这两个变量不显著（.sig＜0.05），说明我们并没有证明性别、职业声望这两个因素对公民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政治参与程度有显著性影响，否认了假设h

1a

和h

1e

；同时，网龄这个变量对公民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政治参与程度也没有显著性影响，否认了假设h

2a

；发布假信息、人肉搜索这两个变量对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也不显著，否认假设h

3e

、h

3g

；监督政府、维权这两个变量对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否认了假设h

3i

和h

3j

；对政治参与效果的态度与参与程度也没有显著影响，否认了假设h

3k

。其余的变量对于网络政治参与程度都有显著性影响，下面将进一步分析这些变量与政治参与程度之间形成的关系。

（一）社会化媒体政治参与的公民年龄特征

年龄是反映一个人生活周期的时间变量，同时，也反映了时代变迁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因此，了解不同年龄人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政治体制变革的历程。由表4-1可见，年龄多项式的各项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可见年龄变量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显著。同时，由图4-1可见，总体上，年龄越轻，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且大致呈现三个阶段：

一是16岁至24岁阶段，利用社会化媒体政治参与程度较高。这一年龄段的人属于“90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他们普遍为独生子女，目前正处于成长阶段，思想尚不成熟，稳定的价值观尚未形成；他们个性张扬、自我、现实，叛逆而富有创造性；他们在网络环境中成长，对网络依赖性很强；当前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固有矛盾，使他们常常感到困惑和迷惘，学业与就业压力使他们的生存空间倍受挤压，这使得他们对政治腐败、贫富分化、社会民生等问题更加**，也更易冲动。

二是25岁至40岁阶段，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较为平稳。这一年龄段的人属于“80后”和“70后”。他们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既注重理想，也更加务实；他们现多已为人父母、事业有成，具有较强的责任感，是工作中的骨干和社会的中坚；他们在思想上独立和成熟，价值判断标准清晰；互联网已经在他们中得到普及，绝大多数都能熟练使用网络。

图4-1 公民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政治参与的年龄特征

三是41岁及以上，网络政治参与程度小。这一年龄段的人属于“60后”或“50后”。他们经历过文革、物资匮乏的年代，也面临着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冲击，身上有明显的沧桑感；他们思想稳健甚至保守，他们多数拥有较强的政治情怀，是当前社会的“掌舵者”和“实权派”；但近十年来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使他们的知识结构面临巨大挑战，他们大多数在网络的应用上落后于年轻人。

可见，16至24岁的年轻人是社会化媒体政治参与行为最活跃的群体，他们的出生与成长伴随着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全部的历程，他们所接受的信息是其他年龄阶段的人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对于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他们急于发表看法，由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具有活力，对社会热点事件、突发事件、国家发展与改革等等政治生活以及政治决策事件更加关注，因此，其政治参与程度远高于比他们年长的人。

16至24岁的网民，也正是处于成长阶段的年轻人，独立的思想体系与价值观尚未建立，有效参与政治活动的公民素养还未形成，他们愤世嫉俗，但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地位；他们热情但冲动、盲从且偏激，如图4-2a、4-2b、4-2c所示，他们是发布不真实信息、在网上说脏话、参与人肉搜索的主要群体。他们在网络上的活跃性、煽动性，使得我国当前政治参与总体上表现出非理性特征。因此，公民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政治参与及其所产生的网络舆论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真正的民意还有待于考查。

图4-2a 不同年龄段的人在网上发布不真实信息的情况

图4-2b 不同年龄段的人在网上说脏话的情况

图4-2c 不同年龄段的人参与人肉搜索的情况

从以上分析看，受制于公民年龄差异及网络使用差异，我国公民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政治参与的现状及网络舆论走向并不能完全代表全体公民的政治意愿，存在以偏概全的情况。因此，必须要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分析，挖掘出真正的民意。同时，要全面提升公民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政治参与的素养，对于16至24岁的年轻人，进一步加强公民教育，培养他们正确的价值观、社会责任感，提升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对于25岁至40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应进一步激发他们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政治

参与的意识，为他们创造政治参与的平台和氛围，真正把他们培养成为政治参与中的主体力量；对于41岁及以上这一年龄段的人，应鼓励他们“识网”、“用网”，建立在网络中的话语权。

（二）社会化媒体政治参与的公民学历、收入结构与基本素养

由表4-1看到，文化程度、收入、在网上说脏话这三个变量的多项式显著性水平小于0.05，说明这三个变量对于公民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显著。如图4-3a和图4-3b所示，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则政治参与程度越高。如图4-3c所示，政治参与主体在网上说脏话的频次较低。由这“两高一低”可以大致反映出在社会化媒体上讨论政治话题的人总体素质是比较高的。

图4-3a 文化程度因素对公民利用社会化媒体政治参与的影响

图4-3b 收入因素对公民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图4-3c 利用社会化媒体政治参与的公民说脏话的频次

图4-3a和图4-3b还显示，文化程度在初中、月收入在500至1999元期间的人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要略高。进一步分析，这类群体网络政治参与的原因是利用网络舆论的压力来解决个人问题（如申诉、维权等）或发泄情绪、表达不满，如图4-4所示。尽管这类群体人数不多，但却是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的一类典型群体，他们的网络政治行为多数是由于个人或家庭的权益在现实中无法得到保障，通过网络舆论压力寻求支援，他们往往会成为很多网络舆论危机的导火线和引爆口，在我国网络政治生态中占有特殊地位。我国转型期所产生的社会矛盾，滋生诸多社会问题，也使得民生问题大量出现，网络既成为了一个宣泄口，也成为了这类群体的维权工具。

图4-4 初中及月收入500至1999元的人利用社会化媒体政治参与的原因

（三）社会化媒体的公民政治参与途径比较

如图4-5所示，可以看到，利用微博进行政治参与的程度最高，其次是bbs论坛/社区，再次是社交网络，利用博客进行政治参与的程度要明显低于其他社会化媒体平台。

图4-5 四种社会化媒体在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的作用程度比较

此外，利用微博进行政治参与的人群年龄阶段从18岁至44岁分布人数，见图4-5。而其中，18岁至20岁年龄阶段的公民，利用微博进行政治参与的人数明显高于其他年龄阶段的人。

图4-6 使用微博进行政治参与的公民年龄分布

年龄对微博使用有显著影响。微博使用者比较多的集中在18—44的年龄范围内。可以看出，微博使用与年龄没有明显的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关系，中青年是微博使用的主力，占据了使用者的大部分。

图中有两个转折点值得注意。第一，18岁之前，微博使用者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直至20岁是微博使用率最高的群体。18岁之前，群体的职业构成大多数为学生，学生主要时间在学习，用于微博交流的时间很少。至18岁上大学之后，随着自己可支配时间的增多，微博的使用率快速达到一个高峰期。第二，18岁以后，微博使用者随年龄的增加而减小，到达36岁为最低点。这与“越年轻越容易接触和使用微博”的假设相一致。因为年轻人在时间和精力上远远大于中年人，其学习和适应新事物的能力也较高，加之年轻群体之间相互交流学习。造成年轻群体微博使用率偏高，且随着年龄增大而降低。第三，42岁之后，微博的使用率随年龄的增大而迅速减少，这说明微博在中老年人当中的普及率仍然较低。

使用微博进行政治参与公民的收入集中于两端，如图4-7所示：

图4-7 使用微博进行政治参与的公民收入分布

收入对于微博使用的影响曲线总体呈现u形。以月收入2000元为拐点，收入2000元以下的群体收入越高，微博的使用越低，收入2000元以上的群体随着收入的增长，微博的使用也急速增长。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人群是微博的主要用户群体。这与之前的年龄有一定的关系，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人群在工作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他们没有时间使用即时通讯网络与朋友进行互动，但是需要微博去获取信息与新闻。

另外，无收入至收入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是微博的主要用户群体。因为无收入与低收入人群多为年轻人，他们多为大学生和刚刚工作的白领，他们对网络的使用受周围人际关系影响较深，周围的朋友、同学、同事如果都在使用微博的话，加入微博可以让他们直接导入朋友圈子，而省去了在其他网络重新建立人气与关系圈的麻烦。

总之，可以看到，中青年、中等收入者为使用微博政治参与的主要人群。

（四）社会化媒体政治参与的公民职业特征与行为特点

由于职业声望多项式各项的显著性水平均高于0.05（见表4-1），我们不能预测公民职业声望对其网络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但我们将职

业声望分解为具体的职业类型，探讨公民在现实社会中的职业地位、社会声望与其网络地位、网络话语权之间的关系。

我们假设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越高，其在网络中的地位和网络话语权越高；而现实社会中，职业声望越高，其地位和话语权也越高。如图4-8所示，网络把关者（如论坛版主、管理等）、网络意见领袖主要集中在企业/公司管理者、学生、企业/公司职员、专业技术人员等群体，他们是网络话语权的主导者。此外，我们还看到一个新的群体，即自由职业者，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在很多时候却扮演着网络话语权的把关人和意见领袖的角色。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从事自由、开放、弹性的工作，他们思想独立、年轻、富有**、素质较高。他们有意识地在网络上打造自己的知名度和品牌形象，拥有一批网络“粉丝”，在网络上拥有较高的话语权。然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职员等在现实社会中职业声望较高的群体，在网络环境中的话语权并不高。可见，现实社会中的话语权正在被网络所解构。

现实社会中的话语权体系无法平移到网络社会中，网络政治体系有着自身的形成机制。现实社会的话语权主要依靠权力、资历等因素形成，而网络话语权的形成并不来源于现实权力、资历，而是主要来自于网民的个人魅力。尽管现实社会的地位和声望会在网络话语权上有一定的作用，但这两者并非完全匹配。网络话语权的形成主要来自于“草根们”自发、自主的关注和支持程度，谁受到的关注越多、支持越多，谁的话语权也就越强。网络话语权的形成需要长期的培育与建设，然而瓦解却可能在一夜之间，其所影响边界也不清晰、不稳定，并很难预知和测度，因为在信息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今天，网民的兴趣随时都可能会改变。

图4-8 社会化媒体用户职业与其政治参与的关系

我国网络话语权的形成有着较好的土壤，因为从前面的数据可以看到，网络参与群体的素质比较高，而且从网络把关者、意见领袖的职业分布来看，其素质也比较高。此外，他们的网络介入程度也比较理性。从表4-1可以看到，每日上网时间对网络政治参与程度有显著性影响（每日上网时间变量的显著性小于0.05）。两者的关系呈倒u型状态（如图4-9），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较高的人群每日上网时间大体在3至4小时，这个时间既能够保证有效参与政治话题的关注、讨论，也不会表现出过于沉溺网络，进而对工作、生活产生影响。

总之，高素质的网络政治参与群体作为当前我国政治生态中的新势力，会对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产生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激发网络政治参与的能量，必须发现网络政治体系的规则与秩序，打造有效的网络政治参与平台，提升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素养，并将网络政治参与作为公民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融入政治文明建设之中。

图4-9 社会化媒体的每日使用时间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五）社会化媒体公民政治参与的目的

在网络政治参与的目的上，“希望得到关注和重视”这一变量显著（显著性均小于0.05），由此可见，很多人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更多地被关注。如图4-10所示。社会化媒体赋予每个人平等的发言权，而政治话题的普适性、能够引起多数人的兴趣，因此，利用社会化媒体参政、议政成为了人们自我实现的机会。

图4-10 希望得到关注与重视与网络政治参与程度的关系

此外，微博与网络维权这两个变量的交互项对网络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显著（显著性均小于0.05）。由图4-11可以看到，微博与网络维权的交互项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程度的关系呈u型。我们可以推断使用微博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有着极强的维权目的；另一类相反，以维权为目的参与网络政治活动的可能性较小。前者多数是有着不公正待遇的弱势群体；后者多数是职业声望较高的群体。图4-12显示了微博使用者的职业分布，可以看到，大概有三类人群微博使用率较高：一是党政机会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企业/公司管理者，其职业声望较高，所遇到的不公正待遇较少，维权目的也相对较弱；二是学生，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对网络新媒体的应用普遍较高，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维权的可能性也较小；三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产业服务业工人、农民，他们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大多数尖锐的民生问题产生于这一群体，其维权目的也相对较强。除去学生群体之外，可以看到，使用微博参与政治活动的这两类人群的存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增加，民生问题日益复杂和尖锐，而申诉上访渠道并不畅通，使得网络越来越成为弱势群体申诉与求援的重要渠道，微博所具有的信息发布便捷、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等特点，使其成为维权的新利器。

图4-11 微博对网络维权的影响

图4-12 使用微博人群的职业分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