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历程_在重庆、成都、自贡筹建商会的日子里

在重庆、成都、自贡筹建商会的日子里

李宗坊 罗功田口述 鲜琦整理

邓小平支持筹建商会

重庆解放之初，其经济总量占西部的30%，与整个四川经济总量相当，排在中国前五名；其工业门类齐全、重点突出，是西部城市的最强者，也是中国七大老工业基地之一。

重庆解放后不久，重庆市人民政府便作出决定，根据1949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为有效地组织工商界人士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接收、改组旧商会、旧工业会和改造旧同业公会的基础上，成立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

1950年4月22日，重庆工商界人士组建了由著名工商界人士胡子昂为主任委员的筹委会。

紧接着，在党和政府以及重庆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重庆工商联筹委会积极组织工商界人士努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举办商贸展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市场；协助政府平抑物价，稳定金融，协税入库；维护市场秩序，实行明码标价，对恢复国民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1950年11月30日，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欣然命笔，为重庆工商联筹委会主编创办的《重庆工商》创刊号题词，“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1950年3月，成都市军管会决定接管和改造成都市旧商会，成立新的成都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并内定彭劭农为主任，李宗坊和姚荣亭（川西区百货公司经理）为副主任，李伯平（地下党员，后任省工商联主委）为秘书长，军管会工商处马仕弘驻会参与管理、协调。

因74岁的彭劭农年事较高，筹备成都市工商业联合会的许多具体事情，皆由副主任兼任组织委员会主任的李宗坊做得较多。

百废待兴，万事开头难。李宗坊负责筹建工商联时，没有基础，条件很差，办公地点临时被安排在总府路原商会旧址，当时的工商企业少，整个成都只有两根半烟囱、行业干部600多人，税务干部不到50人。

人少事多，企业、商店的开业停业，需要工商联审批；连工商、税务发票，也都要工商联制定……就这样，在李宗坊等人夜以继日的工作下，工商联很快就建立起来，而且很快就理顺了与社会各界的各种关系。

一次，时任川西行署主任李井泉听到汇报“目前成都猪肉紧张”时，便往桌上一拍：“粮油同业公会的李宗坊来了没有？”当李宗坊站起来正要解释时，却又听到责问：“是咋搞的？”为此，王廷弼（先后任成都军管会工商处处长、川西行署商业厅厅长）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说：“现在这个事情，李宗坊不管了。”听了这句话后，李井泉的态度才缓和了许多。

1950年初，罗筱元的“罗园”成为自贡市委招待所，曾先后接待过刘少奇主席、贺龙元帅等贵宾。

1950年4月30日，在甘绩丕等领导的关心支持下，自贡市工商业联合会经自贡市人民政府批准，在自流井正街现市文化宫举行成立大会。通过民主选举，推选出23人组成“自贡市工商界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选举侯性涵（侯策名之弟）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华垓、罗永麟任副主任委员。

1950年夏，为推动和促进各界人士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运动中接受教育，李宗坊与王彦立（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等，在川西行政公署主任李井泉的亲自领导下，来到绵阳塘讯乡参加土改工作试点。后李宗坊又随成都市市长李宗林等，到夹江参观学习当地土改经验。

1950年成都举行国庆一周年庆典时，李宗坊身处设在成都古皇城的观礼台上，与党、政、军领导和各界代表一同检阅代表各界人民团体的游行队伍。当看到一支最大的3万人的方队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来时，心里激动、眼睛湿润的他只听到身边的李井泉说：“老李，你的队伍来了！”顿时，几分自豪的他禁不住笑意写在脸上地点了点头。

自豪之余，在中共成都市委和市委统战部的直接领导和市政协的大力关心帮助下，李宗坊与其他领导一起，不仅组织工商界人士、行业骨干及商会工作同志学习宣传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协助党和政府调整公私关系；而且大力配合市委统战部、政协，做好对工商界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工作和调整党与非党关系的沟通工作。

就这样，凭着一颗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李宗坊尽心尽责、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为成都市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为此，正如马识途（时任中共成都市委社团部部长）评价的那样：“成都市工商业联合会，经过筹备正式成立起来，领导私营工商业者，整顿行业，发展经济，稳定物价，减少失业，组织城乡贸易，货畅其流，都做出了很

多贡献……他们做出的这些贡献，我们党是不会忘记的，应该对他们和他们的组织民建会和工商联表示感谢。他们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如王彦立、黄鱼门、李宗坊、赵丕休、陈祖湘、罗元俊等，后来都成为人大、人民政府、政协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继续为人民服务。”

1951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任命书，任命李宗坊为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接到任命后，李宗坊随即到团部设在崇宁县（今郫县）安德镇的川西区土改工作团第二团参加工作。在川西区党委副书记龚逢春和李宗林的领导下，崇宁县委书记马文担任崇宁县土改分团团长，李宗坊任副团长。

受分团指定，李宗坊把在安德镇土改工作中对工商业兼地主的一些政策性工作试点整理成经验材料，并在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办公厅的《土改文件汇编》上发表。

为此，中央统战部还组织北京、天津两地著名的民主人士到崇宁县参观学习。其中，国内有名的民族资本家王光英（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民建成员，先后历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天津利生针织厂厂长、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天津针织品织造公司经理、天津市工商联副主任兼秘书长）、朱梦苏（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毕业生，先后历任北洋纱厂厂长、天津市工商联副主任）等也曾光临崇宁县安德镇，并在李宗坊等的陪同、介绍下，同吃同住近10天，以深入考察取经。

随之，李宗坊和王光英一起先后被全国青年联合会、全国工商联、全国政协等选为委员、代表，他们之间的友谊、交往一直不断。1999年，时任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的王光英，还特地泼墨为李宗坊书写了“桑榆逢盛世，喜迎下纪春”10个大字，以示共勉。

在成都市工商界中，不少人因为拥有很多土地财产，而在土改中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减租运动时，这些人的日子自然又不太好过。

在减租退押工作中，深入基层、了解收集到许多第一手资料和具体情况的川西区七联协助退押工作组成员李宗坊，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努力对那些开明正直、对解放和建设新中国有过特殊贡献的工商业兼地主者进行妥善保护。

如杜瑞征（开明人士，时任成都市工商联组织科科长），被原籍农民协会来蓉找到后，竟被捆绑在东大街一旅社内，并准备第二天押回当地处理。李宗坊得知后边报告市委加以保护，边立即赶到旅社，艰苦劝说农民协会的代表“不要蛮干”，并劝杜瑞征积极退赔，从而避免了其被押回原籍批斗的危险。

民盟地下盟员范英士虽是官僚、地主兼工商业者，但解放前曾为党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当得知罗江县农民协会派人来到成都，正要押解范英士回去清算批斗的情况后，李宗坊立即向八区区委书记张烈夫（后任西城区区委书记、市工商管理局局长、市计划委员会主任、《成都日报》副总编辑、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副秘书长、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副市长等职）报告，并详细说明“范英士是地主兼工商业者，但他又是地下时期就加入民主同盟会的老盟员，解放前为党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而张烈夫自然是对范英士的情况早有所闻，便心中有数地说：“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根据党的政策，范英士应属保护对象。”由于区委书记出面和区委按照党的政策，加之范英士积极退赔，罗江农协派来的代表很快就被说服回去了，从而使尖锐的矛盾顷刻化解，党的政策得到了贯彻落实。

工商人士受到重视

成都解放后不久，中共川西区党委统战部部长、成都市副市长李宗林，就先后多次登门拜访年逾古稀，解放前曾担任成都市商会会长的进步工商人士彭劭农。

早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都工商界就以行帮为基础，成立了成都商务总会。民国初年，商务总会改名为成都总商会，行帮分会改名为同业公会。民国十九年（1930年），成都总商会又改名为成都市商会。

彭劭农(1876～1968)，四川省夹江县云吟乡人。20多岁时参加乡试，考中秀才。先后历任四川省、重庆市议员及洪雅县征收局局长等职，后退出官场，在成都创办“生之”当铺、“三泰长”纸店等实体；1931年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集思社”，被推选任成都市商会会长、成都市土纸业商会第一届执委、成都市纸业公会主席，并主办《工商日报》；抗日战争期间，彭劭农有李澄、彭为和、彭为工、彭塞4个儿女和彭明先、彭明全、彭炳坤3个侄儿等远离家乡，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并有彭为和、彭为工2个儿女在抗日战场贡献了宝贵生命，从而被进步人士誉为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革命家庭”。

盛情难却。德高望重的彭劭农欣然接受了中共委派的任务，并随即挺身而出，较长时间地担任了领导四川省和成都市工

商业的恢复整顿及工商联的筹备建立等相关工作。

1950年春节前夕，在各界人民代表茶话会上，贺龙代表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向在座的彭劭农、黄鱼门、李宗坊等工商人士祝贺。

1950年6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上，李宗林被任命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米建书和无党派人士、嘉乐纸厂经理李劼人教授被任命为副市长，李宗坊作为工商界人士代表与马识途等，被任命为川西区成都市人民政府委员。

1950年7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任命及批准任命的各项名单中，四川的著名工商界人士胡子昂（民主建国会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周钦岳（前重庆《新蜀报》总经理）、邓季惺（女，《新民报》经理）、鲜英、胡浚泉、康心如、张天放（昆明木棉公司协理）、张茂甫（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经理）、黄凉尘（时任重庆宝元通公司总经理）、杨灿三、杨体仁、郑东琴（民生实业公司董事长）、萧松立和起义将领邓锡侯、潘文华等44人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其中周钦岳还担任了副秘书长一职。

1950年7月6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任命彭劭农为成都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其儿子彭塞（解放前任中共地下党成都工委书记、成都市委副书记）为成都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川西区成都市人民政府委员、青年团(今名共青团)川西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等职。

早在解放前，彭劭农、彭塞父子便与马识途相识相交，通过杨耿光的引荐，彭劭农与邓锡侯也有联系，彼此情深谊长。新中国成立后（马识途曾担任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邓锡侯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们三人不仅同为全国人大代表，而且在一起共事，合作多年。

成都解放后，黄墨涵曾两次应邀参加人民政府会议。受中共党组织委托，黄墨涵还对地下民建成都分会成员进行审查，并与王彦立、陈祖湘等组建民建成都分会筹备委员会。

1950年上半年，在陈祖湘和黄宪章的介绍下，李宗坊加入了民主建国会（全书简称民建会）。尽管如此，李宗坊内心仍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

50年代末期，李宗坊特意向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部长雷汉统等，表达了希望成为一名中共党员的愿望。不久，雷汉统对他说：“您的想法是好的，但党的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的工作非常重要，您留在党外，作为一个非党布尔什维克，比入党发挥的作用还大。党是相信您的，好好安心工作。”从此，李宗坊时刻牢记这一番话，并本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兢兢业业，埋头工作，努力做好中共的诤友。

1951年6月，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捐资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打击侵略者。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捐献活动中，重庆市工商界人士踊跃捐资397亿元（旧币），购买战斗机26架；成都市工商界捐款达60亿元（旧币），购买了战斗机4架，并“雄赳赳气昂昂”地簇拥着飞机，参加了号召成都市民继续踊跃捐献的游行活动；自贡市“红色盐商”侯策名，除带头捐献巨款购买飞机大炮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期间，率先将全部股息的80%购买了国家建设公债。

1951年8月，自贡市工会联合会贡井办事处成立，辖盐业、店员、搬运、建筑、手工业、建筑等八个行业基层工会。同年，国家扶持民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人民银行共发放贷款8.09万元。

从1951年10月开始，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陈叔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与章乃器（民建副主任委员、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李维汉（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共同负责筹创全国工商联。

1952年1月7日，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

1952年1月，四川省工商联筹备处成立，彭劭农被任命为处主任。

1952年，当成都工商界有人曾发表错误言论时，彭劭农坚决抵制说：“我只有一个老师，那就是共产党。”彭绍农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始终积极团结教育工商界人士遵守政策，鼓励他们爱国守法和虚心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发挥了工商业者在建设新中国中的作用。

1952年8月28日，自贡市工商业联合会（又称自贡市总商会）成立，侯性涵任自贡市工商联第一届主任委员，并连任第二、三、四届主任委员。后刘镇国任第五、六、七届主任委员，王大贤任第八届主任委员，陈体渝任第九、十届会长，王孝谦任第十一、十二届主席、会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