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历程_自贡大盐商罗筱元所经历的新旧盐都

自贡大盐商罗筱元所经历的新旧盐都

罗功田 宣旗

1949年8月，时局更加混乱。以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为代表的“新四大家族”等,诸多曾经“川盐济楚”、“富甲全川”的自贡盐商焦头烂额。为此，他们频频聚会，还打电话约贡井的朱俊臣，联系赴渝的刘瀛洲等，请其参加商议如何“集体清账”。所谓集体清账，即实为集体倒账，也就是大家都不干了。

为此，刚刚上任不久的自贡市长甘绩丕（中国民主同盟会员，原四川省田粮处副处长兼《华西日报》社社长）为了把这场倒账风波压制下去，便在表面上威胁盐商们说：“谁扰乱市场，我就抓谁！”而在暗地里，甘绩丕却在按行前中共川西特委通过民盟所作的指示，积极开展策反、起义工作，为迎接自贡的解放做好一切准备。

与此同时，甘绩丕一方面注意保护和依靠本地的进步势力，争取和团结中间力量；一方面又利用市长的合法身份，巧妙地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周旋和斗争。同年10月，中共组织派唐星平来自贡，与甘绩丕联系部署自贡的和平解放事宜。同时传达了中共组织的5点要求：要坚决保护好自贡盐场的生产设备；要切实掌握地方武装力量，不让国民党将其拖走；确实保障地方治安，不要发生扰乱事件；广泛宣传中共的宽大政策和城市政策；设法释放革命政治犯。

此期间，因为“新四大家族”之一的侯策名在重庆借贷不少，此时债权人纷纷上门要债，有人便劝侯策名将在渝的存盐随市卖掉偿还欠款。但盐价不振，全部存货售出的金额也不及欠款的三分之一。加之资金猛涨，侯策名的债台越筑越高，更使他坐卧不安。

作为民族资本家，侯策名历来渴望民族兴旺，国家富强。1926年，他与工商界进步人士一起成立了“自贡新商会”，同年参与组织反帝爱国游行活动，组织创办《策进》刊物，开展进步宣传活动。国民党掀起反共**时，他积极参与营救活动，先后成功营救保释出被捕的共产党员余明和杨炯昌。抗日战争时期的1944年，爱国将领冯玉祥来自贡发动节约献金运动时，身为商会会长的侯策名带头响应，当即便满腔热情地慷慨解囊，捐献了600万元法币。

“新四大家族”之一的罗筱元亦不例外，1946年间，他看中乌虎烟（现今檀木林招待所地址）的一块地方，巧妙地以地皮火圈为交换条件，把原主李树全的地基房屋购买到手，于1947 年动工兴建“罗园”。

1948年末，由于货币贬值日益加剧，导致“新四大家族”等联合共建的“四川盐业公司”所集股本、投放资金，远远不敷贬值损失。为此，罗筱元等“新四大家族”成员，虽想购囤物资，但又不敢违反禁令，承担风险。于是，董事会决定由各股东选择一个董事承借认息。

此时，手中握有大量余款的罗筱元倡议，趁此时还有黄金市场（官卖已停），应该购存黄金，以换取外汇。但侯策名、熊佐周、颜宪阳、张开铭等或因恐“怀璧其罪”，或因手头拮据，便加以反对，遂作罢。

后经四川建设厅长何伯衡与法国银行团的介绍，法国地质勘测公司派包定尼（瑞士人）在罗蛰潭（罗筱元之子，学地质出生）的翻译下，前往四川隆昌、富顺、邓井关等处勘探盐矿情况。工作将近一月后，罗蛰潭认为，邓井关的盐场前途可观，其中心在擦耳岩处。

为此，罗筱元等相约保密，以便将来在此开辟盐场，并将来先将田土山场全部买入，以便独占。这正如后来罗筱元在《 四川盐业公司的筹组与结束》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当初组设“四川盐业公司”之目的，除了改进生产技术设备与淮盐竞争销场外，“可使新兴而日不灭，对原有产权利益起到保护作用。可使一个销岸、两个对立的自贡外界从此打破，可以关闭盐场大门保持固有产权，不让外人进来。”

1948年底，随着“罗园”竣工，罗筱元于1949年元月迁入居住。由于当时已是“兵荒马乱”状态，罗筱元虽有“洋房办而不能安居，想出走怕遭兵劫，欲住下又怕匪抢，忐忑不安”。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国民党政府覆灭在即，财政经济一片混乱，金圆

券不断贬值，发行额虽不断加大，但仍无法应付收交。5月中旬，因“中央银行”发行了五百万元的巨额本票，更加刺激物价上涨，利率亦随之飞升。由于盐场子金由半月一结改为“五日一折”的计息法，其利率最低亦达60%左右。此期间，熊、侯、罗、罗本来是殷实之家，在此物价高涨，井、灶缴用增大等多种情况下，均由昔日的放款者骤然变为贷款者。

不久，国民党政府又再次变换手法，改金圆券为银圆券，如以前是三百万法币折合金圆券一百元，现则要五亿金圆券换银圆券一元。到后来，随着局势发展，连银圆券也形同废纸，民间多实行银圆交易。

为此，罗筱元等利用重庆卖盐实行银圆交易之机，冒兵匪抢劫的危险，尽量卖盐抢运银圆回井，以供偿还债务及维持井、灶缴用之需。

但由于子金价值太高，熊、侯、罗、罗仍不能解决负债问题。与此同时，熊佐周、刘瀛洲等也都负债甚巨，大量资产被抵押，除却余述怀已在1947年遭遇意外身亡外，自贡所有盐商几乎都走到了破产边缘。特别是鉴于颜心舍、颜宪阳先后破产之事，更是导致他们无不忧心忡忡，乃多次密谋，精心策划，并联合颜心舍、王绩良、张毅甫、黄象权等人，实行“集体清账”。

关键时刻，针对“新四大家族”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钟岳樵（重庆商务办事处主任）念及侯策名过去的功德，劝其暂不要将重庆的存盐出售，并出面恳请债主宽限三月时间。钟岳樵的意思，是让侯策名用三个月的时间做赌注，静待时局变化，希望能让事情有所转机。为此，处在破产边缘的侯策名经过反复思考后，同意了钟岳樵的看法。

果然，不到三个月，便因为重庆解放，盐价得以复涨，使侯策名在重庆的存盐销售完毕，即刻清还了所有债务。

1949年11月中旬，甘绩丕在原慧生公园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城防工作，防止散兵、流氓扰乱社会治安。11月24日，甘绩丕利用市工会在“盐工之家”召开有200余人参加的盐工代表大会，号召大家组织起来，保护盐场生产设备。

12月3日，解放军向川南挺进，在解放了纳溪、合江后，又解放了泸州。此期间，自贡各界一片慌乱。而一些守城部队也开始蠢蠢欲动，有的想逃走，有的妄图抵抗。

针对国民党一位军方负责人力图顽抗之事，甘绩丕一再劝说：“不能再打了，要顾全自贡市盐场的经济命脉，使老百姓免遭涂炭。”继而，在与解放军军方取得一致的意见后，这位国民党军方负责人答应撤退队伍。

12月4日午后5时，解放军到达富顺县的邓关。

12月4日晚，国民党自贡市警备司令卿云灿，率部向荣县方向撤退，后在乐山县太平寺起义。

在接到解放军二野三兵团10军28师参谋长刘明鉴打来的电话后，甘绩丕与国民党当局警备司令部杨续云副司令决定，派徐至诚（时任《华西日报》记者，民主同盟成员）作为代表迎接解放军。

12月5日凌晨零点30分，徐至诚在市郊东兴寺依稀看见为了进行“火力侦察”的解放军先放了几十枪，不知情况的盐警部队随即还了两枪。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徐至诚跑到两军之间高声大喊：“我代表甘市长来欢迎人民解放军，请速派出代表与我接头。”

因中共地下党有关人员已向部队传达了甘绩丕市长有关“和平解放自贡”的命令，解放军28师82团停止了“火力侦察”。

与此同时，徐至诚大声阻止盐警队开枪，连说“都是自己人，不要打！不要打！”并在向盐警部队传达了甘绩丕市长“将枪倒挂肩上，不准抵抗，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命令后，徐至诚与解放军的负责人等接上头。

12月5日凌晨1时，解放军向空中打出了几发耀眼夺目的信号弹后，徐至诚带领解放军代表抵达自贡市政府大楼。

当天凌晨2时，甘绩丕和市参议会参议长李秉熙、市商会会长侯性涵、地方法院院长丁德立等20余人，在市政府欢迎解放军。

12月5日上午，甘绩丕市长同解放军先头部队首长会见后，即率领全市军警及政府各机关2700余人起义，宣布自贡市解放，隶属川南行

政公署。

12月6日，自贡市举行热烈隆重的欢迎解放军入城仪式，甘绩丕率领原政府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和群众代表，在滨江路一带夹道欢迎。

由于平稳过渡十分顺利，自贡街头呈现一片繁荣景象，那些原本关门的商店纷纷开门营业，人们载歌载舞，玩龙灯狮子舞，欢庆自贡的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受国民党反动派欺骗宣传的影响，罗筱元不了解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便经常茶饭不思、惴惴不安。为此，他曾与熊佐周私下商议，认为他们在自贡目标太大，约定必要时到别的地方去躲一躲。殊不知，熊佐周竟在不通知罗筱元的情况下，就带着黄金、银圆、坐上自己的汽车跑到重庆去了。此后，罗筱元想躲到乡下去，但又怕不安全，便只好坐待解放。

12月4日晚间，得知人民解放军将到自贡，罗筱元不敢住在家里，便到有税警部队警卫、靠近他家的盐局宿舍暂观风色。次日凌晨，闻自贡已经解放时，无暇回家的罗筱元急忙上街观看究竟时，途遇市长甘绩丕，便一道去陕西庙欢迎解放军首长。

12月11日，国民党军第22兵团司令兼第72军军长郭汝槐等，率部3.1万余人在四川宜宾起义。起义部队经过整训后，编入人民解放军。

12月3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颁令，任命二野第10军政治委员兼任川南军区政委的王维纲担任中共自贡市委员会书记兼自贡市人民政府市长，甘绩丕为自贡市副市长。

如果不是自贡得以解放，市场恢复，以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为代表的盐商群，或许早就黯然退出了各自的历史舞台。

相见之下，解放军负责同志和颜悦色地宣传党的政策，气氛如同家人般的融洽，方使罗筱元的心情安定下来，随即回家与家人欢聚。

新中国成立后，罗筱元在党的教育下，逐步明确了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工商业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和平赎买政策，提高了觉悟，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为社会主义服务。

1950年，人民政府即积极从事自贡盐场的恢复工作，制定了“重点扶持，分期恢复”的方针，对成本低、产量大、质量高的井灶进行积极扶持，帮助提前恢复生产；对产量不大、质量差、成本高的井灶，逐步分期恢复；至于产质低劣、成本特高的井灶，则依劳资两利原则，准许资方停产，工人另作妥善安置；对已经恢复生产的井灶，大量贷给物资（钢丝绳、白铁皮、大米、菜油、公盐等）和现款。由盐务机关出面，帮助盐场向人民银行贷款。政府实行统购包销，提高收购价，调动了盐商生产积极性。

罗筱元的井灶多数生产条件较好，属于重点恢复之列。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首先独资恢复大涤井的生产。随着人民政府大力疏通场积和各岸所积存盐，罗筱元的存盐得以脱售，资金周转日趋灵活。于是，他又扩大集资组成“五一盐业公司”，把载福井也合并在内，并投资在关外毛家坝建立骨粉厂，为农业生产提供肥料，从而得到政府和群众的信任，担任自流井场生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在此期间，罗筱元为了偿还债务，便以“罗园”作价，抵偿公款。

在1950年冬的减租退押运动中，罗筱元积极拥护人民政府的政策，备款退赔农民，市人民政府安排他和其他工商业者钟岳樵、贺孝则等人，参加城乡联络委员会，协助政府办理减租退押工作。

为此，据其远在美国工作的孙儿罗照田介绍：“解放后，罗筱元一直与党和政府密切合作，曾任自贡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自从他交出‘罗园’后，就一直在解放路市政府隔壁，另购了一独院居住，并至‘文革’时去世。解放后，他长期以工薪为生，公私合营后的全部定息，也分文未用。1960年代初期，国家的教育事业急需发展扩大，他与自贡其他民建人士一起，以自己的定息及部分公债，集资兴办了三所民办前进中学，从而为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罗功田（成都理工大学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教授）

宣旗（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商品与质量·消费市场》杂志新闻观察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