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中国推动国际关系现代化的方略_四、实施以国际安全为依托的国家安全战略

四、实施以国际安全为依托的国家安全战略

维护国家安全，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时刻不能放松的大事，对处在崛起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更是“头等大事”。但是，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兼顾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统筹把握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在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安全必须以国际安全为依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维护国家安全与推进国际关系现代化的良性互动。

（一）科学判断国际安全环境

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虽然发展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都将是中国的第一要务，但是安全这个条件绝不能忽视。所以审视中国的外部环境，必须兼顾发展环境和安全环境。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外部环境虽然面临着一些新挑战，但总体上是好的，机遇十分明显。从安全的角度看，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尽管存在很多机遇，但挑战相对突出。不过，如果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来看问题，情势又有所不同。习近平提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如果审视这十一个安全领域，可以看出，不同领域的安全形势及主要威胁来源是大不相同的。作为根本的政治安全，形势相对较为严峻，主要威胁源来自内部。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经验教训可见，任何外部的政治安全威胁都要通过内部因素来发挥作用。而外部威胁源主要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军事安全也具有颠覆性，中国在评估国际形势和外部安全环境时，首先要看的就是军事安全环境，看和平与发展是否还是时代主题，中国是否会遭遇大规模战争。目前中国的军事安全只有潜在的威胁，主要威胁源来自日美同盟。当然内部因素也很重要，如果自身虚弱或安全意识淡薄，让竞争对手有机可乘，就会刺激潜在外部威胁变成现实威胁。经济安全形势相对较好，主要潜在威胁源是来自国内。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只要国内经济良性运转，政府对外部危机的影响应对及时、得力，经济安全就有保障。国土、社会、文化、科技、生态、资源、核领域安全，主要威胁源也是在国内，外部威胁源是次要的。这些安全领域虽然存在许多不利因素，但总体上是可控的。维基解密和斯诺登事件表明，信息安全威胁比较现实、突出，而且主要威胁源来自外部，来自美国及其盟友，但信息安全威胁的作用主要通过军

事、政治、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安全问题来发挥，其自身很难对国家安全造成颠覆性威胁。

（二）通过合作促进国际安全

应对各种安全挑战和威胁，维护国家安全，需要内外兼修，国内与国际问题统筹把握，对内不断提升维护安全的能力，对外不断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营造外部环境，无论是安全环境还是发展环境，都需要搞好外交工作，处理好同各国的关系。必须树立通过合作促进国际安全，进而改善自己的国际安全环境的思维。在中国外交的大棋局中，最具挑战性，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同一些周边国家关系。

首先是中美关系。从外部环境来说，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有能力阻断中国和平发展进程、干扰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关键的问题是要对美国阻断中国和平崛起的意愿和决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战略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评估。就目前来看，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愿意同中国直接对抗，而是寻求竞争中合作，当然不排除在不损害自身重大利益的前提下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牵制中国崛起。美国对华战略可以用“塑造”来概括，即通过合作、融合将中国塑造成伙伴，避免崛起后的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然而，随着中国崛起，美国牵制、遏制中国的动力在上升。但是，随着美国相对衰落和中国崛起，美国遏制中国的能力却在下降。于是美国试图利用其他国家来达到目的，实施“巧实力外交”。伴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摩擦明显增加。能否处理好对美关系，对中国安全环境至关重要。

其次是中日关系。日本并非一般的东亚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虽然中日关系已经从全球层面大国关系中淡出，但是在东亚区域和中国周边层面，中日关系仍然十分重要。近年来，中日关系明显恶化。这与日本政治右倾化有很大关系。安倍政权在钓鱼岛问题和历史问题上坚持错误立场，不顾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凸显出日本右翼势力之猖獗。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更重要因素是日美同盟。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利益出发，不会接受日中关系好于日美关系这样的三边关系状况。鸠山由纪夫民主党政府试图调整日本外交政策，拉近对华关系，构建日美中等边三角关系。但是，鸠山首相没多久就被迫下野，美国是背后推手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中日关系处于僵持状态，其结果是两败俱伤，而美国是最大受益者。未来中日关系面临两个风险：一是日本右翼政客在既有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打中国牌，通过对中国示强而获取民意

支持。二是如果美国决心要全力遏制中国，日本会甘愿充当美国的急先锋。安倍政权在建立“亚洲民主国家联盟”上比美国还积极，就反映了这种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在目前的日本政治生态下很难扭转。中日如果走向军事对抗，极有可能刺激美国介入并站到日本一方，导致中国同美日同时对抗。如此，中国军事安全环境乃至其他许多领域安全环境会严重恶化。

最后是中国同部分周边国家关系。中国周边国家众多，而且同不少国家有领土及海洋权益纠纷。中印领土争端一直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同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纷争加剧，一个重要动因是美国调整亚太战略，试图借助南海问题牵制中国，恢复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相关争端国家则试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谋取利益。在处理南海问题上，中国政府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在维护领土主权上无所作为，会激起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响，损害政府和执政党的威信与形象；如果过度作为，导致同相关国家关系严重恶化，又会影响周边安全环境的稳定，更会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认同，甚至会使日美从中渔利，恶化中国的战略环境。就目前来看，中国在把握维权与维稳关系上十分成功，但是这个挑战会长期存在。

上述三方面外部因素的影响仍然是局部的，并没有从根本上逆转中国外部安全环境，包括周边安全环境。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周边多数国家都不愿意同中国搞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抗，即便美国和日本，也没有将对抗作为其对华政策的主轴。如果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来考察一些媒体常炒作的“c型包围圈”，可以看出，所谓“包围圈”只存在于某个领域，而不是在总体上。在经济等层面，根本就不存在针对中国的任何包围，周边国家都跟中国有很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而且基本都愿意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在军事层面，至多是在东亚地区存在一个针对中国的弧形，即美日同盟等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广大北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国家，并未见有威胁中国军事安全的意愿和行为；在政治层面，确实有“包围圈”，因为中国周边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与中国相异的社会制度，针对美国实施的“推进民主”战略和推广“普世价值”战略，这些国家或积极呼应，或虽不积极参与但却乐见其成，或认为与己无关。这样的周边环境无疑给中国维护政治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然而，应对这些外部安全挑战，需要与和平发展相协调，在推进国际关系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