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中国推动国际关系现代化的方略_三、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三、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当今时代是开放的时代。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就必须走对外开放的道路，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对外开放与和平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对外开放已经并将继续塑造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构成中国推动国际关系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一）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不归路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现了历史性转折以来，对外开放就成为中国的一个基本国策。既然是基本国策，就需要坚定不移地长期贯彻下去。

对于对外开放与中华民族振兴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命运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时期，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并且一度在经济上居世界先进水平。直到清朝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和城市发展等都比欧洲先进。据统计，康熙24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1799年），达到10亿多亩，粮食产量有2040亿斤。这时，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达3亿多，占全世界人口的1/3。然而，由于清王朝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拒绝同正在走向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来往，结果在短短100多年内，就由盛转衰，同欧洲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被马克思称为“奇异的悲歌”。

马克思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共产党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并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时，清醒地看到：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彻底结束闭关锁国的状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小平尖锐地提出必须否定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这意味着对外开放不仅是要坚定不移地实行的政策，而且还是个长期的政策。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是二十年，因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如果说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二）对外开放推动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发生部分质变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初，中国同西方多数国家都处于对立状态。虽然70年代初在中美关系缓和的带动下，中国同一大批西方国家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双方都是出于安全利益的需求，而在经济、社会层面上的交往相当有限。受意识形态和冷战格局的影响，中国与一些国家仍然将对方看成是“敌人”，只不过是需要暂时联合起来，以对付共同面对的更重要的对手。就拿中国来说，就在尼克松访华前两天，周恩来在研究尼克松访华的新闻、宣传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说：美国搞扩军备战既是针对我们的，但更多的是针对苏联的，它把我们看作是潜在的敌人。在很重视分清“敌我友”的年代，中国自然也会把美国当成敌人，只不过是与苏联相比威胁小一点而已。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是拉住次要的敌人，共同对付最主要的敌人。这是统一战线思想在国际舞台上的运用。在这种思维指导下的对西方国家关系，具有很强的策略性，其基础是“苏联威胁”。如果“苏联威胁”减弱或消失了，那么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动力也就会相应减弱或消失。

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是1978年之后。在结束了“文革”十年动乱和之后的两年徘徊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工作中心的转移，她要带领中国人民一心一意谋发展，要搞现代化，为此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尤其是对外开放，直接影响着中国外交。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外开放为改革规定了前进方向。改革就是要改变、革除现有体制中不适应对外开放要求的东西。这个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开放，因为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问题或者早已解决了，或者并不突出。

中国要搞现代化，就需要向发达的已经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学习，向它们开放，为此就要同它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70年代主政时一再强调：“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那么谁是先进国家呢？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时，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先进国家是苏联，那么到了70年代，邓小平的看法已经变了，他心目中的先进国家（在经济、科技上）不是苏联，而是西方。“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的水平”。他还坦言：“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

1978年年底，两件大事几乎同时发生，一个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个是中美建交谈判成功。两件事都是邓小平亲自抓。中美建交不到一个月，邓小平访美。他在访美时表达了良好的愿望：“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在邓小平出访美国期间，陪同访问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邓小平，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如果联系不久前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和邓小平访日，更能体会出邓小平对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视。

不可否认，在70年代末，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仍然存在着维护国家安全的动力，因为毕竟这时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苏联仍然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中国要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需要借重西方特别是美国、日本这些大国的力量来抗衡苏联威胁，维护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也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仍然坚持“一条线”战略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时的苏联威胁与60年代末70年代初相比，已经大大减弱；中苏边境的局势也相对稳定。这说明，到了70年代末，安全动力只是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动力之一，而且还不是最主要的动力。最主要动力是对外开放，中国要向西方国家开放，向它们学习先进的科技和管理，学习发展经济、搞现代化的经验。为了顺利展开对外开放，中国需要同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改革开放是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强大动力。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维系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强有力的纽带。

西方国家出于种种原因，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直持敌视态度。从十月革命后对苏俄武装干涉，到二战前搞“祸水东引”；从对苏冷战，到对新中国的封锁、遏制；都体现出西方从内心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态度，试图扼杀、消灭之。但是，西方国家又是现实的，它们的利益是多元的。在扼杀不了之时，西方会考虑同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或者获取经济利益，或者结成暂时联盟共同对付更主要的敌人。西方还寄希望于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接触、合作的过程中，影响、塑造、“和平演变”它们。基于多重动机，西方对中国的开放和以开放为导向的改革是持欢迎态度的。它们认为，经过开放和改革，中国正在向它们所希望的方向“演变”。用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的话说是正在变成“商业共产主义”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已经不同于苏联，不再截然地是西方的敌人。

苏东剧变后，不仅西方“联华制苏”的战略动机不复存在，而且由于中国陡然成了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西方实施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外交的主要矛头也由苏联转向了中国。受其影响，西方发展对华关系的动力锐减，对华政策中遏制的成分锐增。然而，中国同西方的关系没有退回到50—60年代那种状况，新的冷战并未爆发。中国同西方各国的关系不仅保持着正常状态，而且还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究其原因，从中国方面讲，对外开放所形成的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动力依旧；从西方国家方面说，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依然是它们发展对华关系的动力。西方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欢迎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而不是闭关锁国的中国。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有利于西方在同中国交往中获取经济利益，更有利于它们有机会影响、塑造中国。

不管西方各国在支持中国对外开放时出于什么动机，客观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构成了西方发展对华关系的强大动力。也许是出乎西方的预料，对外开放使得西方与中国在经济上形成了严重的相互依赖和巨大的共同利益。就拿中美贸易来说，1979年，中美贸易额仅为24.51亿美元，到了2011年，跃升到超过4000亿美元。2006年，中国取代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尽管中美贸易存在着不平衡，美国一直抱怨中国顺差过大，甚至有些对华强硬派还炒作“中国廉价商品夺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岗位”等议题，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但是，美国的有识之士还是清醒的。2006年，美国四位著名战略专家在《中国：一个两面性的国家》一书中指出：“美国从与中国的日益增长的经济互动中每年实际上获益700亿美元，平均每户625美元。”可以说，中美在经济关系上是欲损俱损，欲荣俱荣。冷战后，中美关系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爆发像美苏之间那样的“新冷战”。密切的经济关系起着维系纽带作用，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如美国亚洲协会前主席尼古拉斯·普励德（nicholas platt）所说，“经济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载舱”。小布什就任总统之初奉行强硬的对华政策，曾声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他仍然称中美是“经济上的伙伴”，表示需要同中国发展关系。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美国战略界热议“中国崛起”之义，探寻应对“中国崛起”之道。时任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之说，代表了美国战略界主流的共识。“利益攸关方”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中美两国在很多利益上已经深度捆绑，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经济利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和推进就表明两国都认可中美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奥巴马政府将战略经济对话改为“战略与经济对话”，突显出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已经交织在一起。

中国同日本及欧盟国家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情况。密切的经济关系也是中日关系和中欧关系的压载舱和强有力的维系纽带。冷战后，中日政治关系趋于冷淡，到小泉首相执政期间，几乎冷到了极不正常的状态，两国最高领导层中断互访达5年之久。然而，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却仍然热和，一直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如果没有密切的经济关系，很难想象中日政治关系会随后迅速地“破冰”、“融冰”、“迎春”、“暖春”。欧盟许多国家在1989年中国“六·四”风波后曾同美国一道制裁中国，但是不久，它们就寻求同中国改善关系，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它们不愿意将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拱手让给其竞争对手——美国和日本。冷战后，欧盟国家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时有摩擦，导致双边关系震荡。然而，这些领导人很快就做出姿态，愿意改善对华关系。世人皆知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受到了来自本国工商界的巨大压力。而且，毕竟经济利益对这些国家来说是更重要和实惠的，当人权利益与经济利益撞车之时，任何头脑清醒的政治家都会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中美，还是中日、中欧，经济关系都不可能如此密切，因此也就不能成为维系总体双边关系的纽带和压载舱。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与西方国家成了经济上的利益攸关方或利益共同体，是难以拆散的合作伙伴，双方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部分质变。当然，双方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对立的，西方国家试图“西化”、“分化”、“演变”中国的冷战思维仍然存在。但是，由于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巨大共同利益，再加上中国坚持不同西方搞意识形态对抗，所以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很难导致双方总体关系的逆转，西方国家很难做出为了意识形态利益而长期牺牲经济利益的决断。

（三）对外开放促使中国重新认知外部环境

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内政划时代性变化的最主要标志，在决定中国外交的基本取向进而深刻影响中国外交面貌的同时，也促使决策者重新审视、研判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国家利益。而对外部环境和国家利益的重新认识，又进一步影响中国外交。当然，这里也存在着中国外交同外部环境以及决策者对外部环境认知的互动。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不是发展经济，而是搞革命和阶级斗争以及巩固

政权，再加上冷战对抗格局的影响，中国决策者在观察外部环境和国际形势时，很自然地用“革命思维”和阶级斗争的眼光，要在国际舞台上找出“敌人”即革命对象和“朋友”即革命的同盟军。开始时实行“一边倒”战略，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作为盟友，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则为敌人。到了极“左”时期，美国和苏联及其主要盟友都成了敌人，甚至还包括一些两大阵营之外的所谓“反革命”。70年代初确立“一条线”战略后，美欧日及其他反苏力量成了“朋友”。与之相配合的“三个世界”理论，也是明确地划出了“敌人”和“朋友”，尽管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朋友”明显变多了。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受“革命思维”影响的中国外交同外部环境形成了恶性互动。虽然内政的核心任务与维护国家安全时常交织在一起，但还是可以分开的。对所有国家来说，维护国家安全都是一个永恒的任务，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但是，内政的状况却影响决策者对安全形势和主要威胁的判定。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外交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当内政的核心任务是革命和阶级斗争及巩固政权时，则很容易倾向于用意识形态划线，将意识形态对手看成主要威胁。当意识形态对手拥有较强的实力时，则倾向于把国家安全形势看得非常严峻。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其革命理想，所以在国际舞台上站到已经截然对抗的两大阵营中的社会主义一方，是顺理成章的。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对新中国的态度，促使中国领导人认定，新生政权的主要威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自然就将对苏联阵营“一边倒”的中国视为冷战对手，于是对之实施遏制、封锁、围堵。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形成恶性互动。到了极“左”时期，对国际形势和安全威胁的判断则完全走入误区。“惟我独革”，自然“敌人”就会众多。后来的“一条线”战略也没有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国家只不过是同苏联相比威胁不那么大而且是可以联合的“敌人”而已。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安全环境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因为“敌人”一直是存在着的。总而言之，用“革命思维”来观察外部环境特别是安全环境，就容易强调“敌情”，就容易将安全形势看得很严峻，受此影响的外交政策，自然就会引起“敌方”的反弹，安全形势就进一步恶化。如此循环往复，形成恶性互动。

改革开放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了，所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用“建设思维”或“发展思维”来审视世界和外部环境。以“发展思维”来研判外部环境和国际形势，就不存在找“对象”或“敌人”的问题，一切皆可成我可借重力量，所有国家都可以是我的朋友。对中国来说，要搞现代化建设，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有没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即能不能无后顾之忧地专心搞建设，谋发展？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二是搞建设，特别是搞现代化，需要国际合作，也就是要对外开放，而国际社会愿不愿意跟中国合作，即欢不欢迎中国的开放，直接影响中国开放的进程。相比之下，前一个问题更为根本。如果认定中国面临着被卷入大规模战争的威胁，那么中国也只能把维护国家安全作为当务之急，经济建设不得不暂时屈居于次要位置，也就是“打了仗再建设”。后一问题也很重要。因为它决定着经济建设的成效，即中心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如果不对外开放，没有国际合作，只要没有战争威胁，中国也可以安心搞建设，但是效果肯定很差，甚至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越拉越大。所以，邓小平在启动改革开放后大力加强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就是要同时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寻求它们在安全上的合作，以使中国免除战争威胁；二是寻求它们在经济上的合作。

在“发展思维”和“对外开放思维”指导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外部环境和国际形势，特别是战争与和平形势的观察越来越深入。开始只是认为战争可以延缓。在邓小平看来，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正在争霸的超级大国是在准备打世界大战的，只是还没有准备好。因此，“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可以说，这种认识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实际上，拥有庞大核武库的美苏两国直接打核大战的可能已经很小。两国继1972年签署《反导条约》后，一直进行战略沟通，以免出现战略误判，使两国陷入会使包括两国在内的整个人类毁灭的核大战。不过，上述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认识已经与过去的“战争不可避免”大不相同。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有了进一步发展。由世界大战“至少十年打不起来”，到“中国至少需要20年的和平”，又到“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再到“如果我们搞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直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的两大问题。从十三大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都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战略判断。即使出现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西方国家联合制裁、打压中国这样的局面，中国决策层也未改变对时代主题以及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判断。

至于对国际经济合作形势的研判则相对比较简单。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就是以认定国际社会愿意同中国开展合作为前提的，因为这种合作是互利共赢的。特别是经过1972年后几年的外交实践，中国对西方国家已经有了一定的接触和了解，认可它们拥有中国搞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先进东西，而且也愿意开发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尤其是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也愿意看到正在同它合作共同对付苏联的中国实力更强大一些。

对外部环境认知的变化，当然也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进一步重塑了中国外交。在经过短暂的仍带有旧时代结盟性质的“一条线”外交后，中国外交很快转到了全方位外交。到了1982年下半年，邓小平在许多讲话中提及反对霸权主义时，已经不再单指苏联，也包括美国。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在谈及中国对外政策时，已经强调中国“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特别是强调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全方位外交就是一种不树敌外交，只要对方愿意，皆可为我之朋友。

虽然由“一条线”转到全方位，有美国坚持其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对台政策的刺激，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中国外交的自主转向。进入80年代后，中国在大力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同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也在缓和、改善。1982年3月，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意向。中国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从此开始了中苏两国关系缓和、发展直至正常化的进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同苏联关系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同美国关系的逆转，反倒使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中地位明显提升。可以看出，对外部环境认知的变化以及由之决定的中国外交的变化，同外部环境特别是安全环境本身的变化形成了良性互动。

后来，邓小平也总结了中国外交变化同对国际形势判断变化的关系以及这两者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他说：“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四）对外开放重塑中国的国家利益观

所有国家的外交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只不过有时有些国家在对外宣示外交政策时，不直接用国家利益这个词，而是给国家利益披上了一层外衣，通常是意识形态色彩或带有道义色彩的东西。

国家利益可以分成若干层面，通常都分成安全、经济和政治这三个层面。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根据形势需要对各层面国家利益进行排序，以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由此也就产生了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个执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差异。对不同层面国家利益的排序，就构成了国家利益观，即孰重孰轻，孰为核心利益，孰为次要利益或一般利益。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基本不提国家利益这个词，代之以意识形态色彩的革命词汇。实际上，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在做出外交决策时，是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实际上，革命事业就是政治利益或意识形态利益。在他们看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政权，最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维护这个国家政权的安全，也就成了国家的最高利益和革命的首要任务。只不过在不同阶段，在不同形势下，他们对安全威胁因素的判定是不同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威胁是美国和西方，后来是两个超级大国及印度等国，再后来是苏联。如果站在革命的角度，不同时期的威胁则被表述为帝国主义、帝修反、社会帝国主义。当然，对所有国家的执政者来说，都有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的任务，只不过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这个任务更为突出。所以，在那个时期，政治利益或意识形态利益和安全利益排到优先位置上，相比之下，经济利益的位置明显靠后。

在“发展思维”和“对外开放思维”指导下，中国决策者在重新审视外部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同时，国家利益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除了抛掉包裹着的外衣，直接使用国家利益概念外，有两点最为突出。

一是大大降低了意识形态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在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利益被摆到很高的位置上，甚至是与国家安全并重，被置于核心位置上。当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也是安全的重要内容，而且在建国初期也确实面临威胁。然而，在那个时期，意识形态利益不仅仅表现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强的进攻性，以至于在外交上以意识形态划线。当然，出现这种状况与当时的冷战对抗格局有关，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好形势有关，但是过于突出意识形态利益的地位，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后，中国摈弃了这种“革命思维”和政策。邓小平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的观点。”当然，在外交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并不意味着抛弃了意识形态利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利益主要表现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上，基本没有了进攻性。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进攻，只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且倡导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对存在着的分歧，坚持对话，不搞对抗。

二是大大提升了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改革开放前，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二者时常交织在一起，重要性远远超越经济利益，被置于国家利益的最核心位置；而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利益则上升为首要利益，相应地，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则退居其次，尤其是以意识形态为灵魂的政治利益。当然，作为一个国家，安全肯定是基础，邓小平也讲“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摆在第一位”。 然而，经过用建设思维、发展思维来审视外部环境和国际形势，中国决策者认定，中国的基本安全是有保障的。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中国才多次大幅度裁军，并且一度在国防建设上投入偏低。当然，将经济利益放在核心位置，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让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暂时超越一下经济利益，比如应对1989年后西方国家的制裁。

这里有必要再强调一下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亦即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这也是近年来学界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有人提出，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发展，而是维护安全，因为中国的领土领海权益正受到侵蚀，美日等国正加紧围堵中国，中国的安全形势严重恶化，维护安全已经超越经济发展上升为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也有人将邓小平的话“国家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拿来作论据。邓小平的话没有错。安全肯定是国家核心利益。《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将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界定为六项：“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其中前四项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即国防安全或军事安全，第五项属政治安全，第六项在相当程度上属经济安全。如果这六者中的某一项或几项受到了威胁，那么安全利益就会上升到最核心的位置上。如果不存在上述情况，那么经济利益则应占居最核心位置，正所谓“发展是第一要务”。

如果按照“三大历史任务”的框架来解读就更容易理解了。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都提出中国面临三大历史任务，即“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 完成这三大历史任务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维持国家军事安全，亦即国防安全，不遭受外敌入侵或被卷入大规模战争；二是保持国内社会政治稳定，亦即国家政治安全，不出现大规模的动乱。三大历史任务和两个前提就是中国大战略的基本目标，其中实现现代化是核心，是首要。若用国家利益来对应，搞现代化，即经济利益居最核心位置，其他任务和前提条

件对应的利益都可归结为安全利益，居次核心位置。只要基本安全有保障，这种排序就不应改变。如果试图追求绝对安全，并以此为据来改变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排位，那是不可取的。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绝对安全。就是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也没有绝对的安全。它试图追求绝对安全，为此维持着超强的军事实力，但是在像“9·11”事件这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也显得力不从心。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追求的应当是基本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所谓基本安全就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威胁。目前存在着的领土争端问题并没有影响基本安全。美日围堵中国还只是它们的战略动向，尚未对中国核心利益构成直接威胁。

还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利益观的变化促使中国决策者重新认识中国同世界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同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利益不受重视，而且还特别突出意识形态利益，致使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同西方国家乃至整个外部世界之间缺少共同利益。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利益观的变化，情况大为改观。中共十二大报告在阐述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时就指明，“中国同许多西方国家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是都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在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和巨大的潜力”。这里明确了两方面的共同利益：一是经济和文化合作方面；二是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维护世界和平，在这上面，能够承认西方国家也有这种愿望，这与过去“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种认知相比，可以说是个巨大变化。中国同社会制度不同的西方国家之间都能找到共同利益，那么同社会制度相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拥有共同历史遭遇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共同利益就应当更多了。

正是由于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国家利益观的变化，与过去相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交格局非常稳定，同各类国家的关系都没有大起大落。而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外交格局则出现多次大变化。那时，由于突出意识形态利益和安全利益，敌友关系变化多端，昔日的朋友转眼就成了今天的敌人。而重视经济利益则不同。在经济利益面前，中国与各国之间很容易找到共同点。特别是在经济关系上，更多的是互利共赢的正和博弈，而在安全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上，则容易形成零和博弈。

（五）对外开放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改革开放之前，受内政的影响，同时也受对外部环境认知和国家利益观的影响，进而又受由上述这些因素决定的外交政策的影响，中国总是同世界的某一部分处于对立状态，中国在经济、文化、社会层面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也不紧密，共同利益也十分有限。在外部世界眼中，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国是个“异类”，是“非正常国家”。它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甚至有时还是个想“破旧立新”的“造反者”。拿破仑曾说过，“中国这头睡狮醒来会震惊世界！”问题是它将怎样震惊世界？是震惊后使世界受益，还是受害？如果是后者，那么还不如不让它醒来。

改革开放，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自身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认知不断加深，中国不仅重新构建了同外部世界的利益关系，而且在理念、价值观上也越来越同世界合拍，形成了许多共同价值。与此同时，中国由国际体系的一个普通参与者，逐渐步入舞台中央，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融入世界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所必须的。清王朝试图拒绝融入，结果是在西方列强的炮舰逼迫之下打开国门，屈辱地开始融入进程。新中国成立使中华民族结束了被列强欺负的历史，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被延缓，甚至一度逆转。改革开放使这个融入进程大大加快。

中国融入世界，不仅体现在贸易、投资、人员等物质层面的交往上，也体现在文化、信息、思想、观念层面的交流上，更体现在制度层面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在吸收大量外国投资的同时，对外投资也呈加速上升态势。20年前，在欧美国家的公共场所，中国人时常被当成日本人或韩国人；30年前在中国，白皮肤的洋人时常遭到围观。而现在，世界各大洲大城市的大街上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身影；在中国大城市里，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也随处可见；圣诞节、情人节等欧美人的节日，在中国已经成为许多人对亲友表达情义的时机；中国的春节气象，在欧美许多国家也可体验到。电视、互联网、电话等通讯、传播工具，为中国人同外国人交流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事情，中国人都可以很快知晓；同样，中国发生的事情，也很难瞒住外国人。随着人员、信息、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中国同外国在思想、观念上的交流也不断深化。特别是在制度层面，随着与对外开放相适应的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法律体制、政治体制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值得强调的是经济体制，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并且做出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战略决策。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是带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对中国融入世界进程来说，也是一个质的飞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融入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尽管这个体系有不合理的成分。与此同时，在政治和安全上，通过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东亚峰会、八国集团南北对话会、亚欧峰会等组织和机制，中国与西方及世界各国也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推动国际政治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再加上中国同外国的双边交往，中国与外部世界在观察、处理国际事务上的共同点越来越多，相应地也促使中国在国内发展和改革上做出调整。比如说知识产权、气候变化、人权、非政府组织等，这些过去在中国不存在的词汇，现在不仅被人们所熟知，而且政府里还有处理这些事务的相应的机构。当然，在思想观念和制度层面上的融入，只是中国跟世界更加合拍，根据中国国情学习、借鉴别国思维观念和制度中的合理成分，绝不是不顾中国特色的全盘照搬照抄。

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了解不断加深的过程。这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体现得最为明显。从中国方面来说，在改革开放前，囿于理论创新的滞后，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了解得一直不够深入全面，简单地认为它是腐朽、没落、垂死的，应该打倒消灭的。经过改革开放，我们认识到，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虽然还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改革，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它还有相当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义虽然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最终要取而代之的制度，但是中国还只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许多方面还需要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发展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上存在共同利益，可以进行合作。从西方国家来说，经过同中国的交往，它们也认识到，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已经同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有很大区别，它不再谋求推动世界革命，不再与西方世界为敌，而是愿意同西方合作，这样的中国能够成为西方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西方开始关注“中国发展模式”，一些有识之士虽然出于他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理论素养不一定完全认同这种模式，但却承认其在发展经济上的有效性，有意愿去研究它，至少对之不持完全否定、排斥的态度。比如在2012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针对美国保守派政客指责中国“人权问题”，要求中国走美国设定的“普世价值”道路，前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陆克文表示：他关注中国已有30多年时间了，将现在的中国同过去的中国对比，首先我们看到有4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也不向其它国家输出苏联那套意识形态，中国民众的个人自由充分得到尊重，在书店可以看到各种题材的书籍，这其实就是民主的体现。陆克文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除了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走向的相互了解外，在历史、文化、文明、民族精神、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中国同西方以及整个外部世界，相互了解的程度都有大大加深。

相互了解促进了对相互之间共同利益的认知。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度越来越高，在经济发展、世界和平、非传统安全、全球性事务等方面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国同主要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利益共同体”。比如气候变化、核扩散这些关乎全人类安危的全球性事务，如果世界各国不同心协力，是不可能有效应对的。再比如，启用“二十国集团”机制应对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世界在金融安全、经济发展上，已经坐在同一条船上。

相互了解也促进了对相互之间共同价值的认知。放眼望去，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发展、和平、稳定、和谐，很难说这些价值观只属于某些国家。就算是发端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市场经济、人权等价值观，也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纳，尽管各国给这些价值观所赋予的具体含义同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就拿民主价值观来说，中国更看重“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本质内涵，而对实现民主的具体形式，则主张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的模式。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价值观也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它涉及意识形态，从属于政治利益。中国同外部世界在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构建“价值共同体”。

中国加速融入世界，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综合实力提升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中国逐渐由国际体系的一般参与者变成担负越来越多国际责任的重要力量，由国际舞台的边缘移动到中央地带。从八国集团南北对话会到二十国集团峰会，从金砖国家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四国”，从朝核六方会谈到伊朗核问题的六国协商，都凸显出中国的地位。奥巴马政府刚上台时美国智库热炒中美“两国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以及未来维持国际金融秩序和世界经济稳定上所能发挥作用的预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责任论”兴起，虽然有某些西方大国“忽悠”中国的因素，但也体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角色、担负更多责任的寄望。中国作为已经融入国际体系的一个成员，主观上也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在援助非洲上的表现，可以说就是负责任大国精神风貌的展示。中国对非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使西方国家相形见绌。中国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加强对非洲的国际经济合作，在促进非洲国家的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它们在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往时的谈判地位。在安全领域，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人员最多的国家。在反恐、打击海盗等事务中，中国表现得越来越活跃。当然，中国还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发展任务还很重，所能贡献的硬实力还比较有限。相比之下，中国在对国际社会贡献软实力上表现更为突出。中国一直高举和平的旗帜，坚持倡导并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些对引导国际社会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前进，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中国主动提出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同世界各国一道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宣誓中国强大后绝不称霸、不争霸、不对外扩张。这在大国崛起的历史上开辟了先河。尽管有些国家的一些政治势力仍然抱守冷战思维和传统的权力政治思维，依然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不断提出质疑，但是中国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人民所认同。如果对照历史上那些崛起国家公然挑战霸权、争夺霸权、向外扩张并由此引发战争的作法，中国的作法无疑是负责任的表现，是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中国学者金灿荣将当今中国的大国责任概括为四个方面：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和平上与其他大国共担责任；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积极促进发展，与各国共享福祉；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积极推动合作，与世界共享繁荣；作为国际社会建设者，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和谐共赢。这种概括颇具参考价值。

总之，改革开放重塑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而中国同世界的新型关系反过来又对中国外交产生深刻影响。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与之相关，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为此，中国外交就要“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十八大则更进一步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一个国家的战略，肯定要根据本国自身根本利益；一个国家的外交，必然要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然而，中国的战略抉择，还要根据时代发展潮流；中国的外交，还要结合兼顾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这就是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的结果，而这种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