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无畏的光辉一生——穆青
无私无畏的光辉一生
——穆青
九州铸铁惩前错，
且把红炉另拨开。
光明日月无私照，
万古经天给与人。
——穆青
穆青（1898~1930），字树珊，曾化名吕维新，四川合江福宝镇人。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旅欧少共支部在巴黎成立，穆青由郑超麟介绍加入了少共，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回国，担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1927年底参加广州暴动。起义失败后，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夏回四川，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临时省委书记等职。1930年3月，不幸在重庆被军阀刘湘逮捕，同年5月壮烈牺牲，时年32岁。
漂洋过海只为救国
穆青，1898年出生在四川合江县福宝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父母都靠种地过活。时值政治腐败，国弱民穷的清末，人民生活十分艰辛。但在穆青七岁时，父母仍节衣缩食，把他送到骑龙义馆上学。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辛亥革命后，穆青考入合江县中学第五班学习。
穆青进入合江县中时，正值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阴谋称帝的时候。消息传来，群情激愤。青年学生中反响尤为强烈。穆青和同学一道，上街讲演，宣传抵制日货，唤起民众反对袁世凯卖国投降、复辟帝制的罪恶行径。在学校里，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考试常名列前茅。从他当时书赠同学祝寿东毕业的诗，即可看出他的志向和才华：
若个男儿意气豪，文章分得凤凰毛。
它山借石无边兴，离别催人作燕劳。
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爆发，使穆青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通过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初步受到了争取民主，讲究科学的民主主义思想熏陶。深感祖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灾难深重。决心寻找一条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道路。时值吴玉章等在成都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以“勤于做工、勤以俭学”为宗旨，积极输送青年赴法留学。穆青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在亲友们的支持下，与同学李畅英一道去成都，考进了预备学校。经过短期训练，于1920年底与程子健等人，由上海赴法。
当一行人自重庆乘船东下，沿途目睹三峡的雄伟壮观，江汉平原的千里沃野，感情丰富、爱好诗文的穆青不觉心旷神怡，欣然命笔，赋诗两首，随信寄回家乡。
一
冲出夔门眼界开，巫云不见见楼台。
川流入海终归海，小住彝陵醉一回。
二
展兄生色壮行诗，三峡惊涛视等夷。
为报平安槐树下，说儿健胜在家时。
穆青等人到达上海，不久乘法轮“智利”号赴法国。赴法勤工俭学时的穆青不过20出头，这个朝气蓬勃的青年胸怀大志，希望能学到先进科学技术和救国救民的革命理论，以备回国后报效祖国，从事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业。但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工厂关门，工人失业，寻找工作非常难。穆青先进里昂补习法语，随后进入一所农业学校，后入蒙德里冶铁工厂做工。期间，他不仅目睹了法国工人遭受资产阶级剥削之苦，更亲身体验到华工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工作、生活的困苦。他逐渐看清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和腐朽，与法国工人一起参加了同资本家的斗争。
1921年，周恩来、赵世炎等留法勤工俭学青年在法国成立了“工学互助社”，组织和指导青年们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等和列宁的有关著作，以及国内的进步书刊。穆青和陈毅、邓小平、聂荣臻等进步青年都参加了这个组织。通过学习研究，思想更加开朗，觉悟进一步提高，并将所学得的革命道理，向工人们进行宣传。
1922年6月，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组织指导下，正式建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赵世炎被选为党支部书记。8月，中共中央通知在法国巴黎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由赵世炎担任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穆青当时也参加了中共旅欧支部“任少共执行委员会秘书长”。
1923年2月17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布隆涅森林中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四十二人，穆青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这个组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受国内团中央领导，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团章，选出五位执行委员，周恩来任书记。此后，穆青积极参加团的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团的组织。
在法勤工俭学的4年中，穆青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研究，通过与广大工人的接触和参加实际斗争，逐步懂得了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怎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穆青更加痛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仇视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及无政府主义；更加关心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热爱党和人民群众；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他已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从当时穆青写的书信和诗词，可见其革命豪情：
九州铸铁惩前错，
且把红炉另拨开。
光明日月无私照，
万古经天给与人。
接受重任奔赴广州
1925年下半年，穆青回到国内，中央分配他到中共广东区委任组织部长，兼国际济难会中国南方办事处主任。与邓中夏、苏兆征及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知名人士一起，从事救济革命者及家属的活动。
大革命时期的广东是全国革命的中心和基地。当时的广东区委设在广州市文明路，负责广东、闽南和广西南部梧州等地党的领导工作。同时，由于还没有成立广州市委，无论在国民党的中央机关、广东革命政府或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以及各群众团体中的党组织，也都需要它加强领导。任务繁重而艰巨。区委领导班子中有陈延年、周恩来、熊雄、恽代英、赖玉润、张太雷、阮啸仙、蔡畅、邓颖超、邓中夏等人。作为组织部长的穆青，和大家团结一致，分工负责，工作进展十分顺利。
穆青到广东区委工作不久，就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野心不断扩大。5月，蒋介石制造了整理党务案事件，篡夺了国民党的党、政、军权。为了提高广大中共党员的觉悟，应付复杂的政治局面，区党委决定举办党员干部深造班，主要培养工人党员骨干。具体工作由穆青领导的组织部负责，由他们编班，安排课表，聘请教员上课等等。主要课程内容有：社会发展史、唯物主义论、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章程、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职工运动、广东农民运动以及其他政治专题报告。参加讲课的有恽代英、罗亦农、萧楚女、邓中夏、彭湃、项英、鲍罗廷、穆青等。同时，区党委还加强了对工运骨干和农运骨干的宣传教育工作，特别重视对省港罢工工人的教育。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随即，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其实，早在5月，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已经向湖南挺进。中共广东区委态度明朗，行动坚决，积极支持北伐，平成穆青所在的组织部挑选调配优秀党员和团员去充实国民革命军，以作军事或政治骨干，特别是从省港罢工纠察队中挑选出许多坚强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到叶挺独立团。同时，由邓中夏、苏兆征等负责，组织罢工工人3000多名，分别成立运输队、卫生队和宣传队，分配到各军，长途跋涉，肩挑背驮，保证前线弹药和粮草的供应，保证了北伐的胜利进军。
1927年春，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大肆向革命进攻。天空乌云密布，革命正处于危难之中。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更加剧了革命形势急趋逆转。这时，以陈延年、邓中夏、穆青等同志为首的广东区委，一方面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注意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仍积极抓紧对工人、农民的宣传教育，组织群众，开展声援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谴责和抗议英军屠杀我同胞的罪行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同年3月，广东区党委陈延年、邓中夏等同志，都先后离开广州；在此之前，周恩来已去上海。剩下只有穆青等十余人，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秘书长赖玉润负责召集会议，进行联络工作；穆青管党的组织建设，指导各级组织开展活动。
当时，全国革命活动受到冲击，为了应对时局的变化，广东区委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几次开会研究，决定采取各项紧急措施。穆青负责分配各部门的机关费，掌握各机关地址和相互联络的情况；整个组织部则完全隐蔽起来，分设三个接头机关同广州市各党支部秘密联系。市外的其他地区另设了接头地点和通讯机构，无论市内市外，均由穆青统管。同时，决定在各工会党支部中挑选忠诚可靠并有斗争经验的党员组织秘密赤卫队，由穆青、刘尔嵩、杨殷、李森、周文雍等负责制订计划，并领导实施。区党委的这些措施作得及时有力，对后来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五”大屠杀，因有所准备，减少了损失，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白色恐怖下的斗争
1927年4月，“四一二”血案的消息传到广州，群情愤慨。区党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穆青、李森、刘尔嵩、杨殷、赖玉润等出席。会议认为：在广州军警已经戒备的情况下，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必有困难，也会带来巨大的牺牲，于是决定用广东区党委、区团委和工农团体的名义，联合发表反抗国民党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血案的宣言。同时决定各部负责人暂停公开办公，以防意外。宣言尚未发出，广州“四一五”大屠杀已接踵而至。
4月14日晚，反动派实行全城戒严，派大批军警包围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坐落在东山的苏联顾问的住宅，并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搜查了海员工会、铁路工会广州办事处、广州工代会、省农会等革命团体和文明路75号的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4月15日，天刚破晓，穆青焦急地在卧室内来回踱步，急于想了解昨晚事态的发展。突然房门响起了电铃声。开门后，进来的是个二十来岁的秘密交通员。
他进门后低声告诉穆青：“昨晚半夜，文明路党、团省委办公处被反动军警包围，捣毁了机关，逮捕了油印员、交通员胡继声、洪兆潮等同志”。
“还有哪些地方出了事？”穆青问。
“中
山大学也有人被捕。听说反动派到宿舍抓人，学运书记毕磊奋起拒捕，被打死在**。其他地方尚未弄清，恐怕各机关都有同样的情形。”
“你再去打听一下，弄清哪些机关出了事，哪些同志被捕，下午再来告诉我。另外，替我买件长褂子，一顶博士帽，一副玳瑁眼镜带来。”
“路上可要小心！”穆青又补充了一句。
送走交通员，穆青回到房里，沉重地坐在床沿上，默默不语，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他悬念着战友和同志，为他们的安危而担忧。此时，穆青的妻子人王凛若走过来轻轻地问道：“我今天就不能上班了？”她是不久前才从全国妇女运动讲习所毕业，分配到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的。穆青没有做声，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穆青想到省军委书记周恩来去上海后，他的夫人邓颖超留在广州工作，此时穆育十分担心邓颖超的安全，他想让妻子前去探询。穆青对妻子说：“不知军委机关怎样？你们邓老师（指邓颖超）从医院回来没有？你是不是到军委机关去探听一下？”
王凛若听完毫不犹豫地化了装前往，将打听到的情况回家详细地告诉了穆青：邓颖超在医院还未回来，军委秘书朱凯等已被抓走。而且王凛若在返回途中还听一位工友讲，妇运讲习所的团支部书记蒋舜华已于昨夜被西山会议右派分子抓去关押起来。
午后，交通员再次来汇报：李森、刘尔嵩、何耀全诸多同志被捕。之后，又得知熊雄、萧楚女等亦被敌人抓去杀害。穆青的心情变得格外沉重。
傍晚，穆青身着一件浅灰色长衫，头戴浅灰呢帽，鼻梁上戴着一副玳瑁的茶色眼镜，化装成富商，同交通员一道出去找到了区委宣传部长任卓宣（后来叛变，化名叶青）才知道宣传部没有遭到破坏；罢工纠察队、粤汉路工人武装在同反动派激战时，都表现得十分英勇；不幸被捕的工人，在敌人屠刀面前也都表现得坚贞不屈。
直到深夜十二点，穆青才回到家中。想到这么多战友被捕关押，甚至倒在了血泊之中，千百阶级兄弟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他悲痛愤怒之极，决心抓紧时间加倍工作，为死难烈士复仇，与反动派斗争到底。
4月17日晚，穆青、赖玉润、周文雍，吴毅等广东区委的同志近十人又聚集在一起，开紧急会议研究严重局势，讨论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斗争策略。会议决定的主要措施有：第一，积极恢复整顿巩固各级党组织和工会，选拔过去不太露面、忠实可靠、敢于斗争的同志担任各党支部书记。调周文雍领导广州市各工会党支部，掌握各赤卫队组织，并以各工会党支部和赤卫队十人小组为基本队伍，掌握各工会领导权，团结广大工人群众同反动工贼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第二，由穆青负责组建广州市委，以加强广州市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第三，以广东区委和所领导的群众团体的名义，联名发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残暴大屠杀宣言”，由赖玉润起草，穆育等人审定，秘密印刷后，于21日中午散发。第四，加强广东济难总会工作，尽一切力量援救被捕革命骨干和工人、学生，并赔偿损失。第五，鉴于广州“四一五”大屠杀后，中共广东区党委和党中央消息断绝，与所属各地区党组织失掉联系，工作难于进行，杨殷建议将区党委迁到香港办公，以打通同中央的关系，并与东江、潮汕、西江、南路、琼崖等地加强联系。因而会议决定由穆青、赖玉润等去香港建立区党委办事机构，并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
会后，穆青立即着手筹备组建广州市委。4月下旬，在穆青的主持下，召开了广州市委成立会议，选举吴毅为市委书记，周文雍为组织部长。徐彬如为宣传部长。接着市委举行首次会议，决定：重新恢复和整顿市区各级党组织，加强工会工作；整顿和发展革命队伍；在五一劳动节时，大力开展宣传工作，以争取和团结群众；积极营救被捕工人领袖和所有革命者，以“广东济难总会”的名义，分头做好调查研究，联合组织请愿。广州市委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了。
1927年4月底，穆青受广东区党委之命向党中央汇报“四一五”大屠杀经过。他轻简行装，由韶关经湖南到武汉，又绕道上海转香港。在香港，由区党委成员穆青、赖玉润、杨殷等组成领导班子，设立区党委办事处、组织部的秘密处所和通讯联络机关等。由于去香港的领导成员不齐，加之政治、地理诸条件之不便，区党委开展工作受到一定限制。但穆青等同志不畏艰险，克服种种困难，积极投入工作：整理和加强了各地区的领导，建立起潮梅、东江、西江、粤北、南路、琼崖等地区特委和联络机构；大力开展各地农民运动，积极武装农民，发动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恢复、整理和加强港口党的组织，调冯菊坡到香港，领导港九地区工作，发展各产业、各行业工会党支部；通过广九铁路党组织和海员内河轮渡党组织，建立与广州和各地区秘密通讯联络机构；开展了宣传报道工作，由区委秘书处负责编辑《红旗通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报道广州和各地区活动情况，秘密分送到广州市及各特委。
1927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调陈延年去上海工作。由穆青、赖玉润、阮啸仙、黄平等组织广东省委，由穆青任省委代理书记，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的党的“五大”结束后，出席“五大”的代表区梦觉等回到香港，向穆青汇报了“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穆青根据“五大”决议的精神，部署广东地区的工作，带领群众开展新的斗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运动的镇压。不久，陈延年被蒋介石捕杀的噩耗从上海传来。亲密战友的牺牲使穆青悲痛不已，他只能把满腔悲愤倾注到与敌人坚决的斗争中。
广州起义奋不顾身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任命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穆青仍为组织部长。同年秋，广东省委从香港迁回广州。
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在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武装起义总口号。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广东省委于11月28日召开会议，通过了发动工农兵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穆青参加起义行动委员会工作，并给一位共产国际代表担任翻译，因此移住东山苏联顾问住宅区。
省委会议后，穆青、杨殷、周文雍等分别到工人群众中去做宣传组织工作，公开号召群众起义。12月7日，广州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越华路一家电影院里秘密召开。
12月10日晚饭后，穆青将妻子叫到身边，手里拿着三十元港币，低声对她说：“今晚上我要同第三国际代表去参加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府，并提出施政纲领。当然，要成立工农兵民主政府，实现我们的政纲，还需要共产党员去克服各种困难，哪怕是流血牺牲，也必须为实现这个政纲而奋斗！”说到这里，他放缓了语气嘱咐道：“如果这次我参加起义死了，你一定不要哭，也不要难过！相反要为我牺牲得壮烈而自豪。你要听党的话，刻苦地学习，踏实地工作，继承先烈们未尽之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万一起义发生意外，党组织一时找不着你，你也找不到党，这三十元钱你就拿着作回家的路费，回到家乡再找党！”
妻子接过钱，伤心地掉下眼泪。因为马上还要在西关召开起义部队各级指挥员会议，穆青毅然地离开妻子，走出门去。
11日凌晨，信号弹耀眼的亮光划破了广州沉寂的夜空；接着枪声大作，重炮齐鸣，武装起义的战斗打响了！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战斗，一些重要据点都为起义部队所占领。穆青身着黑色工人服，头戴鸭舌帽颈系红领带，背着一支上了刺刀的长枪，腰间捆着两条子弹带，紧张而又不紊地在指挥部处理着各种问题，研究战斗进展情况。
12日中午，指挥部在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数万人。张太雷、恽代英、穆青、周文雍等均出席。张太雷在大会上庄严宣布：“我们工农兵革命军已占领广州市。现在，一切政权归工农兵苏维埃。”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在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中，穆青为土地委员会成员之一。
广州起义的胜利，震惊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军阀张发奎、李福林、薛岳等，在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很快向革命军反扑过来。12日下午，总指挥张太雷不幸中弹牺牲。13日晨敌人分四路向广州城大举进攻，起义军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差距过大，无法挽救败局。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遂决定撤出广州。
13日深夜，穆青同国际代表一道回到东山。因张太雷牺牲，不少革命战友和阶级兄弟倒在血泊之中，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彻夜不眠。
15日，穆青送走了国际代表，决定暂时离开广州去香港。16日下午，他身穿仅有的那套黑色西服，灰色格子的秋大衣，头戴灰色帽子，手里拿着一根文明根，打扮成一位绅士模样。妻子王凛若装扮成华侨姑娘，带着行李，两人分路而行，均安全到达长堤，搭上开往香港的轮船。
面对考验坚贞不屈
1928年1月，穆青同妻子从香港抵达上海。不久与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取得了联系。随即，周恩来、邓颖超到旅馆看望他们。穆青向周恩来汇报了广州起义的经过和目前形势。随后，党中央通知穆青，决定派他去武汉参加湖北省委工作。
穆青到武汉后，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与省委秘书长任开国夫妇同住在法租界一幢房二楼上。任开国也是四川人，于是，他俩对外以表兄弟相称，以掩护党的工作。
一天下午，一个二十多岁穿着深黄色长袍、头戴咖啡色呢帽的男人突然上楼来，说要找秘书长任开国。被告知找错了后，那人下楼离开了；不一会儿，那人又上楼来，可没说话就转身下楼去了。任开国、穆青都觉得有问题，决定立刻转移。穆青搬到“福昌旅馆”，王凛若留机关，任开国夫妇也另住一家旅馆。打算暂避一下，看一见敌人有什么阴谋。
不料，任开国夫妇迁去新旅馆不久，一天上街时，不慎被叛徒发现而被捕。当晚，反动派即在各旅馆进行搜查，很快，穆青被捕。
敌人先反穆青关押在武汉侦缉队。敌人用尽刑罚，逼他招认，他坚贞不屈，只说自己是留法学生，路过此地在旅馆被抓来了。坚决否认是共产党员。敌人因无任何证据，只好把他押解到警备司令部。
湖北省委负责人听说穆青、任开国被捕，立即赶去安慰王凛若和任开国的妻子顾文衡，向她们表示，党组织一定想尽办法营救。王凛若提出想去上海找父亲的好友川军将领陈古枝，设法营救穆青，请求省委代买一张去上海的船票，省委立即同意。
王凛若匆匆乘船赶往上海，找到陈古枝，说明自己的表兄颜嗣良（穆青的化名）从法国留学回来，路过武汉，被误认为是共产党而被逮捕，谓帮忙搭救。陈古枝听说是王凛
若的表兄，就一口答应帮忙，通过朋友的帮助，穆青终于被营救出来。
穆青出狱后，省委决定他去上海治伤，以免被敌人查出后再遭逮捕。穆青夫妇到了上海，租住了法租界一家成衣店的前楼住下。穆青伤养好后，党中央任命他为特派员，派到四川视察和协助省委工作。
回乡革命血洒山城
1928年夏，穆青回到了家乡四川。这时的四川，在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国共两党合作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之后，不但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委，而且有了一些县委和基层党的组织，党员已有数百人。但在军阀的残酷镇压下，党的组织被破坏，党的领导人和党员遭到杀害，整个四川仍被乌云笼罩，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特别是军阀刘湘所统治的重庆，环境更加对革命不利。
穆青从上海回到中共四川省委所在地重庆后，同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共同研究工作，指导各地党的活动。不久，省委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其中一个议程是决定向党中央建议，留穆青在川做负责工作，并向中央写了报告。会议结束后，穆青亲自去川南地区视察。川南泸州、自贡一带党的工作比较活跃，组织建立得比较早，工农群众的发动工作也较为扎实有力。穆青到达川南后，根据自己亲身参加广州的经验教训，学习毛泽东、彭湃等在井冈山、海陆丰建立农村根据地的经验，提出工作重点应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小城市，特别是边远县区。他选择了高县、珙县、筠连、永宁、古蔺等边区，作为永久革命根据地的基点，而以泸县、叙府（宜宾）、自流井三地为集结地；工作重心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工会和农民协会，在有条件的地方组织农民自卫军及工人纠察队，建立革命政权。经过穆青的动员指导，党组织很快在自流井的大坟堡、三多寨等地组织起盐井工人数千人，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在叙永、古蔺等地，农民武装组织也先后建立。
穆青虽为党中央派来四川视察和协助工作的特派员，但事事总是身先士卒，不畏艰苦，不讲享受，密切联系群众。为了深入农村，他化装成苦力或小商贩，到几个县的山区，召开座谈会，帮助地方组织总结工作，制订计划，鼓舞大家的斗志。一次，在一个霜冻的早晨，穆青从江安同当地几位干部去泸县的途中，突然被地头蛇团阀程子芳发现，跟踪紧追不放。穆青当时本已过度劳累，加之胃痛得厉害，步履艰难，但他临危不惧，独自断后，掩护同志们迅速脱险。他忍痛爬上一个森林茂密的山头，居高临下，以巧妙的战术，数处放枪，敌人不知虚实以为中了埋伏，不敢穷追不舍。到达泸县后，穆青的病越来越沉重，但他毫不懈怠，仍照常坚持党的工作。
穆青视察川南地区的过程中，反动军阀刘湘又于1928年10月初在重庆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团省委机关，逮捕了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二十余人。穆青闻讯后，立即取道自流井去成都；然后到潼南双江镇召集重庆、川南、川西几个地区负责人会议，决定省委西迁在成都成立四川临时省委，以便领导四川党的工作继续向前发展。
临时省委的分工为：穆青（化名维新）任书记，组织刘披云、张春帆，军委李鸣珂，工运书记程子健。穆青、刘披云、张春帆、许海生和陈志筠等五人住在省委机关成都芭芭巷一个小院里。当时多数同志未结婚，穆青的爱人又不在成都，五个单身人住在一起。为防万一，大家约定统一口径，都说是由邻水等县前来成都找事做的。穆青和刘披云装扮成兄弟，张春帆为表兄，陈志筠为妹妹，许仁智为佣人。
一天军警查户口来了，见都住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家中既无老人、小孩，又无家庭主妇，产生猜疑。虽经穆、刘等人再三解释，军警不予置信。除陈志筠被认为是个农村姑娘外，其余四个均被带走。在街上幸被共产党员李欣云看见，立即去找他在田颂尧二十九军工作的父亲进行活动，说芭芭巷住的都是好人，不是危险分子；军警联合办事处军法官彭某先后审问了穆青、许仁智，均无可疑口供，最好才取保释放。
1928年冬，刘愿庵从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四川。同年12月18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成都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将10月间分别在重庆、潼南两地组成的两个临时省委撤销，选穆青、刘愿庵、程子健、刘远翔、陈峻山王人组成新的临时省委；以穆青、刘愿庵、程子健三人为常委；穆青任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刘愿庵任宣传鼓动部主任兼党报编辑，程子健任组织部主任。1929年2月12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由刘愿庵传达“六大”会议精神，改选了省委。由刘愿庵任书记，穆青负责组织工作，刘披云负责宣传工作，李鸣珂任省军委书记。并决定省委机关复由成都迁往重庆。
1929年至1930年初，根据省委扩大会议关于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精神，省委先后在全省范围内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义、旷继勋部起义以及涪陵罗云坝起义等。穆青领导的省委组织部，先后派出罗世文、邹进贤等到旷继勋部参加旅委和前委的领导；派李鸣珂去涪陵任起义总指挥。穆青也常常亲自去各地检查工作。
同时，穆青还十分注意城市工作，在群众运动中发展党员，恢复壮大党的基层组织。到1930年3月，仅重庆一地就有党员130多人，其中工人占50%，知识分子占40%。在军阀直接统治的若干政府部门和军警机关中，也先后建立起党的组织。这些打入敌人机关内部的共产党员，机智勇敢，对于了解敌情，保卫党的省委机关和各级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四川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壮大，工农运动、武装起义的蓬勃发展，国民党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刘湘大为震惊。于是开展联合“剿共”。
刘湘采取了所谓“以共党制服共党”的反革命策略，收买叛徒，破坏革命。在二十一军军部设立了特务委员会，建立了负责行动的侦缉队，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建立反省院，进行所谓心理策反；利用叛徒创办《路灯》等反动刊物，进行反革命说教，编写“忏悔”、“新生”等剧目，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等等。在军阀刘湘等采用引诱与屠杀、剿抚并举的反革命策略下，四川形势越来越险恶。但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穆青，与刘愿庵、李鸣珂、邹进贤、程攸声、罗世文、程子健等省委的同志一道，坚持革命立场，教育广大党员保持革命气节、满怀信心，努力奋斗。穆青在白色恐怖笼罩的重城仍昼夜不停地到党的基层组织去指导工作，找党员谈话，鼓励他们忠于党的事业，不怕困难，不畏艰险，继续战斗。在那极为艰难的日子里，他曾写信给亲友，表白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1930年3月下旬的一天，穆青（化名吕维新）外出工作，在重庆迥水沟街上，被叛徒邹荣芳带着的侦缉队逮捕。在敌人监狱中，他沉着坚定，矢口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不承认叫吕维新，更不承认当过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用早已编好的口供去搪塞应付。当叛徒出面指供时，他咬定是因为与这名叛徒产生纠纷被诬陷，他与敌人巧妙周旋，弄得敌人一时难以断定，只好将他移禁在巴县监狱。
不幸的是，同年5月初，临时省委机关因为叛徒出卖而被军阀破坏，捕走省委书记刘愿庵、宣传部长程攸声、秘书长邹进贤等，并搜走一批文件和会议记录。敌人从这些文件和记录中，证明了穆青的真实身份，担任过四川省委书记。敌人如获至宝，加紧了对穆青的关押。
党组织在穆青被捕后就积极设法营救。刘愿庵、李鸣珂等四处奔走；并告诉穆青的妻子王凛若，穆青已经拘押在二十一军军部，改名袁雨苍。让她赶快和父亲设法营救。
王凛若同父亲王旭初商量后，决定去找二十一军副官长李根固说情。因他们在成都一条街住过，加之王旭初是重庆地方法院的检察官，曾同李打过交道。
王凛若急忙去找李根固，说袁雨苍是自己的表姐夫，因从上海来重庆清理债务，被二十一军侦缉队误抓，要求保释。
李根固装傻说：“我还不知道此事，等到军部查一查。下午二时请王女士到白象街二五附加税局听回信。”下午二时，王凛若准时到了。
李根固狡猾地说：“令戚不叫袁雨苍！”并拿出一张用毛笔写的名单说：“他叫吕维新，是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地位蛮高的……”
王凛若当即申辩说：“哪里，他是法国留学生，姓袁不姓吕，他才不是共产党呢！”
李从鼻子里哼了两声说：“你不相信吗？这是自新分子供的，你可看看。”王凛若一看，纸上果然写着吕维新的名字，还写了穿着、相貌等。王凛若仍说：“我的亲戚确实叫袁雨苍，不叫吕维新。如果不信，您可以问我父亲。”
后来，省委和王旭初等又通过多方关系去刘湘处活动，似乎事情有了些进展。
一天，李根固对王旭初说：“王检察官，我决保令戚不枪毙就是。请放心！”接着穆青被转到巴县监狱。这时早已被捕入狱的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见穆青也被捕了，十分震惊。而穆青却保持沉着、乐观，向难友们宣传正在全国发展的革命形势：讲述刘愿庵从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回来后继任省委书记的情况，说明四川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在党的“六大”精神指引下，有了恢复和发展。鼓励战友们提高勇气，树立必胜信念。他还常写书法，并用中、法、俄几种文字给外面的亲戚朋友写信，表达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
4月下旬，穆青在狱中听说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等在朝天门打死十恶不赦的叛徒易觉先，为党除了奸，为战友们报仇，为革命锄奸，他的心情无比痛快。可又过了两天，突然传来李鸣珂、张绍武等四位同志被捕牺牲的噩耗，这使他悲痛万分。
一天早上，穆青突然被提走了，狱里的同志们听说是要把他送到二十一军军部审讯。大家都放心不下，希望穆青能被释放或判刑结案。但久等不归，下午传来噩耗：军阀刘湘已将穆青杀害，而且是残忍地用大刀将他劈死的。难友们都泪如雨下，为自己失去一位好战友而心痛不已。
穆青牺牲当天，妻子王凛若因工作需要出席一个宴会，快午饭时，进来一位女客人说：“刚才我来时，看见从军部押出来一个30来岁的年轻人去枪毙，说是共产党，那人还不停地呼口号呢。”王凛若听完心中一惊，担心与穆青有关，于是急忙离开出去探问，得知被害的正是自己的丈夫。这个晴天霹雳般的噩耗差点让她晕厥过去，最终，她强忍着悲痛与父亲一起主持安葬了穆青，继续投入到工作中，把对敌人的仇恨化作革命的力量。
穆青，这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生前写下的诗句“光明日月无私照，万古经天给与人”正是他光辉一生和革命精神的写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