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了历史的荣耀——熊雄

留下了历史的荣耀

——熊雄

不高的身材，和蔼的容颜，刻苦耐劳的精神，讲了一遍又一遍，是那样一个不畏烦琐的教师，这就是熊雄。他告诉我们枪杆子要瞄准帝国主义军阀，因为他们是压迫和剥削我们的敌人，不要残杀工人和农民，因为只有得到工人农民的拥护才能得到成功。

……

他指明了我们瞄准的方向，更加鼓舞了我们沸腾的热情，使我们一直打到了长沙、南昌、武汉、南京，完全消灭了武器比我们优良、力量比我们强大的吴佩孚、孙传芳，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使帝国主义胆战心惊。这样就造就了我们黄埔的光荣，震动了亚东。熊雄同志啊！假使不是你当时给了我们政治的武装指示了前进的道路，哪里能够留下了历史的荣耀！

——许光达大将在《熊雄同志略传》一书中对他的老师熊雄是这样深情描述的

熊雄（1892~1927），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军事领导人之一。

求索之路

熊雄是江西省宜丰芳溪下屋村人，从小聪颖好学，兼修文武，志向远大。1906年，当时的他只有14岁，便有“我辈青年应志在四方，不能再作井底之蛙，埋头诗云子曰了”这类适应时局的感慨。

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国情危机和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1911年初，熊雄毅然放弃在南京优级师范学堂的学业，回南昌参加了李烈钧组建的江西新军学生军，投身于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不久，武昌起义胜利，江西的革命军队乘势占领了南昌，李烈钧被任命为江西都督，学生军改编为学兵团，熊雄成为学兵团的领导者之一。

1913年，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熊雄又追随李烈钧参加湖口“二次革命”，但革命仅仅进行一个月就遭到失败。之后，熊雄被迫跟随李烈钧逃亡到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从事民主革命活动。

熊雄于1916年回国，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护法运动，并从当年的一介书生成长为湘军的一位上校军官。但屡战屡败的现实，使他认识到旧式民主革命不能救中国于水火。熊雄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不断探索着。

1919年，在友人的资助下，熊雄赴法国勤工俭学。

在勤工俭学期间，熊雄积极参加到革命活动中。1920年底，熊雄与友人赵世炎、李立三、熊自难、陈公培等人在巴黎组织了劳工学会，其后又以学会为核心扩展为留法勤工俭学会，积极组织留学生团结互助，到工厂做工，参加工人运动，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一次，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为争取工作、学习、生活等权利，进行了“2月28日请愿活动”。熊雄听到消息，立即从当时就读的法国西南部农校赶回巴黎参加。劳动学会的成员集中在熊自难的寓所开会，印发“声明”和“意见书”，斥责驻法使馆与法国军警勾结殴打中国留学生的事实，号召大家坚持勤工俭学、坚持抗暴斗争。

德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故乡。熊雄为了更深刻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于1922年3月离开法国，转赴德国留学，并在柏林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他在德国勤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积极参加在旅德学生和华工中进行革命活动。当时，旅德的同学经常集中在康德大街中共驻柏林通讯员张申府家中学习和商讨工作，主要是研究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前身）的问题。参加活动的有周恩来、刘清扬、张伯简、谢寿康、熊雄等人。

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

巴黎成立，成员有30余人，每人均有代号，熊雄的代号叫“其光”。8月，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周恩来代表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到巴黎出席成立大会。旅欧支部当时设有共产主义研究会，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通过旅欧少共成员在留学生和华工中进行革命活动。

造就黄埔的光荣

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并在广州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1925年秋，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的熊雄奉命回国，接受中共中央的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先后担任政治大队副队长、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长、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等重要职务。由此，他在广东开始了革命生涯中最重要与最辉煌的阶段。

初到军校，熊雄主张在思想上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担负历史的使命，不必分主客、省界，只需要知道他们是不是革命的军队。他指出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是各阶级利益冲突的结果。“如果一个革命军人，也带有地方主义和部落思想的彩色，那么就不算是个革命军人，只可以说是个封建社会里的酋长……”他文笔犀利、言简意赅、微言大义。

熊雄参加东征的时候，每日行军的空隙，都会“信笔直书”，写下战地经历和感受，增加同志们的士气。两个“打成一片”的教育方针，是熊雄提出的，即“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和“理论与实践打成一片”，并据此制定了全校的政治教育计划：步、炮、工各科以十分之七时间学军事，十分之三时间学政治，政治科则相反，开设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等26门政治课程，聘请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担任政治教官。当时，政治部职员最多时曾达到80余人。

除此之外，熊雄还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苏兆征、邓中夏等中共领导人及何香凝、鲁迅等进步文化名人到军校作政治演讲。他自己还亲自讲授《本党宣言训令》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两门课程。他孜孜不倦地教导青年要分清敌我、热爱工农、团结群众；要做到不贪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抛弃个人功名利禄观念，为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和工农的利益而奋斗牺牲。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蒋介石采取措施，加强了对后方和军校的控制。7月26日，他对校部各负责人讲话时，还提出“禁绝小组织、小团体”等口号，对共产党人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同时，蒋介石还运用自己控制的“黄埔同学会”进行破坏活动，监视军校里的共产党人。

熊雄则在《黄埔日刊》上发表了《对于校长“临别赠言”的说明》一文。他指出坚持孙中山“主张容纳各派革命分子”的原则，不能动摇。共产党不仅代表工农的政党，还有独立性，“对于破坏党的组织的人就应认作我们的敌人，即拿起对付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精神，与之奋斗。”熊雄通过这篇文章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

10月初，黄埔四期毕业生开赴前线，熊雄在同学录上题词：“人世斗争几日平，漫漫也应到黎明。听潮夜半黄埔客，充耳哭声与笑声。”指出了革命必胜的光明前景与革命者胜利的喜悦和反动派失望的恐惧，充分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强的革命意志与乐观主义精神。

随着第五期学生入校，熊雄在《告第五期诸同学》和迁往武昌分校学生话别中，谈到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他明确指出，黄埔军校在革命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伟大的使命，要求同学们不能成为黄埔军校的败家子，革命的障碍，应当保持和发扬黄埔精神，实现国民

革命和世界革命。熊雄还在《黄埔日刊》上对同学们说道：“为革命而死，便于革命有贡献。反之，为升官发财、为恋爱、为军阀做走狗……等毫无意义之死，即使死了成千成万，还是死于非命。”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后，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相勾结，从革命内部破坏革命。广东国民党右派和军校内的反动势力也积极露骨地配合，斗争越来越激烈。熊雄遵照党的指示，坚守工作岗位，以大无畏革命精神坚持斗争。他号召军校师生掌握革命方向，保持革命警惕，对国民党右派和校内反动势力的叛变阴谋，不断地进行揭露。他一面布置一部分党团员和左派分子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一面采取各种合法的灵活的方式，同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了公开的坚决的斗争。

血染白鹅潭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东国民党当局李济深等人同样开始在广东疯狂捕杀革命党人，并派军舰在黄埔军校附近巡逻、监视。

4月15日深夜，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请熊雄到黄埔海关楼谈话，告以即将实行“清党”的实情，请熊雄离开黄埔，遭到熊雄严词拒绝，熊雄表示“要将一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与黄埔共始终。”

由于害怕熊雄的行为会引起校内革命师生的反响，方鼎英转而要求熊雄出国学习，并答应派“校长汽艇”送他去香港转赴法国。熊雄当即提出，要光明磊落地离开黄埔，行前要与师生讲一次话，但校方未同意开大会。于是，熊雄在政治部与10多位师生小范围地谈话。在大家的劝说之下，熊雄同意离校，并勉励大家要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然后登艇离去。

熊雄所乘汽艇刚刚驶至珠江江心，就被以“机件失灵”为由，停下检修。此刻，监视黄埔的中山舰上的人，马上登艇将熊雄秘密逮捕。5月初，他们将熊雄转至位于珠江南岸的南石头监狱，那里主要囚有黄埔军校的教官、学生和入伍生。

最早被押解到南石头监狱的是黄埔入伍生，他们对自己年纪轻轻参加革命还没有同帝国主义、军阀走狗搏斗，就将要无声无息地这样死去，深感惋惜、不安，甚至流露出恐怖的情绪。熊雄同第六期入伍生宋时轮谈话时了解到这些思想情绪后，便同他们交谈，争分夺秒地继续为革命工作。

熊雄告诉他们，干革命总会有牺牲，团结起来争取出狱，革命最终必定胜利。这次事变不是一时的风波，而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他让大家做好长期斗争的打算，要组织起来，团结群众，实现“监狱是革命者的学校”，学会与敌人作斗争。如果他能够出去，一定向党报告，给予大家指示。否则，一定想方设法让他们寻求与狱外的党取得联系。

熊雄预感到自己为党工作的时日不多，因此，他勉励狱中学生“不要怕，要杀头，也是首先杀我这样的人。我除了感觉到对党做的事太少以外，我对自己毫不可惜，更不可怕。因为我们所做的事业是正当的，是为劳动阶级谋利益的。革命事业将来一定会成功的。你们大家自始至终都要坚持这个正义的事业，才是唯一的光明大道。”

5月17日晚上，敌人提审点名叫到熊雄。熊雄知道，国民党广东反动当局对他要下毒手了。他以革命军人镇静自若的态度高声地说：“好！我走了！”就这样地告诉同狱的难友们：“我们永别了！”难友们都静静地站在各自房门前的小窗口处默默地望着，怒火中烧。熊雄被广东国民党刽子手杀害后，遗体被装入麻袋沉入南石头监狱附近的白鹅潭内。

熊雄就这样结束了他光辉的一生，年仅36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