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刑场作为“婚礼的殿堂”——周文雍、陈铁军

以刑场作为“婚礼的殿堂”

——周文雍、陈铁军

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周文雍、陈铁军

周文雍（1905~1928），男，广东开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广州赤卫队总队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工人部长。

陈铁军（1904~1928），女，原名陈燮君，广东佛山人，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铁心跟党走，她将燮君改为铁军。曾任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

刑场上的婚礼

夜深了，嗖嗖的冷风往监狱里灌。周文雍被吹醒了，遍体鳞伤的他，全身满是血痂。迷糊之中，他缓缓地睁开了双眼，此时此刻，往事犹如潮水般浮现在他的眼前。尽管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之下，他的潜意识里，仍然想着党。他多么希望能向党证实自己坚贞不屈的决心啊！他试图起身，一个踉跄后，稳了稳脚，顽强地站了起来，蹒跚地走了几步后，从地上拿捡起敌人留给他写“自由书”的笔墨，借着昏暗的灯光，用尽全身力气在墙上写下：

头可断，肢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血，从被竹签撕裂的手指上涌出来，洒在墙上，染红了这气壮山河的诗篇。

早春天气，红花岗前，木棉树高大挺拔，已是花蕾满枝了。这悲壮的花色也好像等着为烈士们送行。

囚车来了，周文雍、陈铁军昂首挺胸，步履坚定地走上层层黄土的红花岗。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尽情地呼吸着祖国的新鲜空气，态度十分从容、淡定。这时，陈铁军将自己的围巾取下来，披在身受重伤的周文雍身上，眼含深情地望着他。

陈铁军环视了一下周围的群众，激动地说：“亲爱的同胞们，姐妹们！我和周文雍同志的血就要洒在这里了。为了革命，为了救国救民，为了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牺牲，我们一点也没有感到遗憾。同胞们，过去为了革命的需要，党派我和周文雍同志同住一个机关。我们工作得很好，两人的感情也很深。但是，为了服从革命的利益，我们还顾不得来谈私人的爱情。因此，我们一直是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还没有结婚。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当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献给党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礼炮吧！同胞们，同志们，永别了！望你们勇敢地战斗！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陈铁军讲完，走到青松般挺立着的周文雍身边，将带着自己最深沉的爱的吻送给周文雍……接着，两个人又同呼革命口号：“同志们革命到底！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枪声响起，他们面带微笑地倒下了，幸福地死在爱人的怀抱之中。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这真挚而纯洁的爱情，这奇特而动人的婚礼，却时刻萦绕在人们心中，激励着同志们前进。

忘我投入革命

周文雍出生于贫穷知识分子家庭，初小结业后，由于家穷，被迫辍学。但是，他人穷志不短。他不愿意做失学、失业的流浪者。后来，经亲朋介绍，到茅冈圩一间杂货铺当学徒。他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他的努力仍然满足不了老板的贪婪，仍嫌他做工不顺心，经常打骂他。他打心眼里憎恨那些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剥削者，更瞧不起那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

在店里做工期间或回到家里劳动时，即使工作再累，周文雍也会在收工后，把读过的书籍加以复习，又或借书来看，刻苦自学。他的这种勤奋求学的精神，使亲戚、朋友、童年时代的老师都很受感动。在亲戚、朋友和老师的帮助下，他得以继续求学，一直到高小结业。

1922年，他进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学习。工专是个有革命传统的学校，五四运动期间，曾涌现出许多群众领袖。周文雍在这里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1923年，周文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当选为甲种工业学校共青团支部书记、学生会会长。当时，妇女工作由共青团负责，周文雍同志兼做妇女工作，就这样，他与陈铁军相识了。

一天，陈铁军经人介绍，到妇女解放协会去办事。她走进办公室，发现只有一位男青年在那里埋头写字，便惶惑起来，准备退出去。她的神情和疑惑被青年犀利的目光发现了，他微笑着说：“怎么，难道只有妇女才管妇女工作？”

“那么，你是……”姑娘试探着问。

“我叫周

文雍。”那青年爽朗地回答。

噢，他就是周文雍！姑娘没有想到在这里竟意外地遇到了这位早已倾慕的人物。她由衷地感到高兴，主动地告诉他：“我叫陈燮君，沙基惨案后改了名字，现在叫陈铁军，钢铁的铁，军人的军。”很显然，周文雍受到了她话语的感染，兴奋地说：“改得好！我们大家都要用钢铁的意志参加革命！”

1924年，周文雍受共青团的派遣，到广州人力车工人工会协助工作。他积极深入工人群众，关心工人疾苦。他看到人力车工人们白天劳累一天，夜间许多人却无处住宿，睡在人力车上或骑楼下。于是他奔走呼吁，募捐了一些钱为人力车工人修建了一幢可住一百多人的宿舍。在他的努力下，很快成立了广州人力车工人俱乐部，把人力车工人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成为广州工人中一支坚强的力量。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了。党组织派周文雍去参与领导这次斗争，他被选为省港大罢工委员会委员。同年，周文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周文雍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他们勾结甲种工业学校校领导，无理地强行开除了周文雍的学籍。此后，周文雍便把全部精力投入革命的斗争中。他先后在兵工厂、金属业工会等处开展工作。他还把工人家属组织起来学文化，把孩子们组织成劳动童子团，协助工会工作。由于他深入群众，工作又做得到位，很快就成了工人们的知心朋友。1926年初，周文雍到“新学生社”负责团的工作，参加了中共广东区委工人运动委员会工作，并担任书记。

铁心跟党走

陈铁军生于归侨富商之家，幼年时在家乡桂华小学读书，后来冲破封建婚姻的束缚，离开家庭前往广州求学。1922年，她进入坤维女子中学学习。她和坤维女子中学的一些先进青年阅读了不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书籍，思想不断进步。当时，她的老师谭天度，给了她们极大的帮助和教育。谭天度经常给她们讲解革命道理，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向她们推荐阅读《向导》、《新青年》和《政治周报》等刊物，还组织她们讨论社会问题。

1924年秋，陈铁军在坤维女子中学读完初中后，考入中山大学的预科学习。这一时期，她积极要求进步，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参加党领导的各项社会活动。

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陈铁军和同学们一起冲出校门，参加了6月23日举行的支援五卅运动大示威游行。当时，队伍经过沙基路，沙面租界的英法军队，竟残酷地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造成了一场流血惨案。在这次事件后，陈燮君感受到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也亲眼看见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血的事实教育了她，妇女要真正解放，人类要得到真正的幸福，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才能实现。之后，她把名字改为陈铁军。

1926年4月，陈铁军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陈铁军工作变得更繁忙，一面继续读书，一面从事学生工作和妇女工作。她先后担任中共中山大学支部委员、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秘书长。

1926年至1927年间，陈铁军负责举办了为农村培养妇女骨干的“妇女干部训练班”，曾邀请周恩来和邓颖超给妇女干部作报告。她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开展农民运动的报告和文章，热情地鼓励参加训练班的妇女同志到农村去。为了更好地接近劳动妇女，她脱下白衣黑裙的学生装，穿上大襟衫、阔脚裤。她一到工人家里，就帮忙做家务，了解职工的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困难。妇女们都把她当做“贴心姐妹”。她说：我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工人和农民，妇女运动如果没有女工、农妇来参加，就没有力量，反帝反封建的国民运动就不会成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15日，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大屠杀，派大批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搜捕进步师生。当时，陈铁军正在学生宿舍休息，幸好得到常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机关的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女工沈卓清报信，才脱离虎口。

陈铁军脱险后，为了解救更多的同志，她冒着危险四处寻找同志。当得知中共广东区委妇委负责人邓颖超，因难产在长寿路一家医院住院就医时，陈铁军不顾个人安危，马上化装成“贵妇人”，由沈卓清乔装成佣人，机智地绕过敌人的岗哨，来到医院探望邓颖超。她们向邓颖超报告了外面发生的情况，并转达了党组织要邓颖超同志立即离开广州的决定。在医院院长的掩护下，陈铁军两人将邓颖超安全转移到香港。邓颖超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说：若不是陈铁军冒着极大危险及时通知并送走她，后果将不堪设想。

同心向革命

反动派的血腥大屠杀，使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整个广东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党和工会的工作由公开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为了开展地下活动，党组织指示陈铁军协助周文雍同志，要他们对外以“夫妻”名义建立联络机关。陈铁军妹妹陈铁儿也同他们住在一起，为他们作掩护工作。这时的周文雍已是深得工人爱戴的领导人之一。党组织这次让周文雍留下来，是让他担任工人赤卫队的总指挥，准备广州起义。

在一次游行中，周文雍同30多名工人被捕了，被关押在公安局。为了营救他，陈铁军和工人们共同筹划了劫狱计划。公安局戒备森严，劫狱非常困难，而且只能智取，不能硬拼。陈铁军他们终于想出一条巧计，并和狱中的周文雍取得联系。按照计划，由狱外送进用生姜、辣椒煎炒的食物，让受重伤的周文雍食用。周文雍吃后很快地发起高烧来，他便借机不停地高声呻吟。狱中其他同志趁机向狱吏提出抗议，要求让周文雍住院治病。敌人很想从周文雍口中获得共产党的秘密，害怕周文雍死去，只得将他送往市立医院。敌人担心出意外，在医院大门口专门设了一个警哨，加强守卫。中午12点，当警卫换班时，党组织派一位同志扮作探病者的模样接近哨位，突然用手枪对准哨兵，解除了他的武装。预先埋伏在附近的同志立即冲进医院，将周文雍用白被单裹住，背到大门口，再由一辆小汽车拉往沙河。周文雍成功脱险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中。

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广州起义爆发。天亮后，起义军已占领了珠江以北大部分市区。当天上午，在市公安局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陈铁军看见由她们亲手制作的红旗在广州上空迎风飘扬，心情非常激动。她带领一批女同志，协助起义军，把缴获的敌人枪支，分发给前来领枪的新战士；给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分送面包、饼干和茶水；看护受伤的革命士兵和工人。

然而，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费尽心血发动起来的广州起义，却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周文雍亲自带领着一批赤卫队员，在掩护其他部队撤离后，杀出一条血路，突破重围，撤出广州。后来，他和陈铁军姐妹都到了广东省委所在地香港。

为了重建广州市委，省委准备调一位政治水平较高、有勇将谋、有群众威信而对广州情况又比较熟悉的同志回到广州，重建地下机关，开展革命活动。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派周文雍重返广州，并派陈铁军重回广州继续协助周文雍开展工作；仍由陈铁儿担任交通员，同驻秘密机关。

陈铁军扮成雍容华贵的“金山少奶奶”，在广州拱日路租了一间洋房住下，迎接打扮成从美国归来的“金山阔少”周文雍回到广州。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1928年春节期间在广州要发动一次政治攻势，叫做“春季**”。即在广州的公共场所、繁华街道，散发革命传单，告诉广州人民群众，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并没完结，共产党仍然存在，号召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继续战斗。

相继被捕

1928年春，一天，周文雍外出工作，陈铁军在家中等他回来吃饭。突然，党组织派人前来通知陈铁军，由于叛徒出卖，党的秘密机关已经暴露，情况十分危急，要她马上转移。如果此时陈铁军转移的话，还是来得及的。但她考虑到这天有人要来接头，外出的周文雍还没有回来，便决定暂且停留，以便做好不让同志们前来的暗号。这时敌人闯了进来，凶狠地对陈铁军进行搜查盘问。她镇静地对付着敌人，心里却十分担心周文雍和别的同志。不幸的是，周文雍一脚踏进屋来。他们一起被捕了。

反动派欣喜若狂，想从他们嘴里得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情况，于是由公安局的头子亲自出面审问他们，对他们使用了“吊飞机”、“老虎凳”、“插指心”等酷刑。可是，这些惨无人道的酷刑，丝毫没有动摇两位革命战士的意志。敌人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陈铁军又被安排到一间华丽的屋子里，那里准备了丰盛的食物。很显然，这是敌人企图软化她，要她在“自首书”上签字。可敌人盼来的却是陈铁军的绝食和严词拒绝。敌人又用死来威胁周文雍，周文雍大义凛然地回答：“死，并不能吓倒共产党人。当然，我很想活，因为活着就可以和你们作斗争！”敌人恼羞成怒，便对陈铁军和周文雍下了毒手。

当周文雍和陈铁军得知被判处死刑时，神态自若。法官问周文雍死前还有什么要求时，周文雍说，要和妻子陈映萍（陈铁军的化名）合影。于是敌人把摄影师带到监狱中，为周文雍和陈铁军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狱中结婚照。

周文雍与陈铁军光荣地牺牲了，但他们对党坚定不移的忠诚和他们坚贞不渝的爱情永远受到世人的敬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