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

抗日民族英雄

——吉鸿昌

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

——吉鸿昌

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县人，抗日爱国将领，著名的民族英雄。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军长。1934年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为主任委员，秘密印刷《民族战旗》报，宣传抗日，联络各方，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11月9日，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遭工部局逮捕，引渡到北平军分会。经蒋介石下令，24日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

凛然就义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披着斗篷，向刑场大步走去。他一如往常，态度从容不迫。临刑前，他以手指为笔，大地为纸，写下了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写完，他就厉声对着敌人说道：“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然后喝令敌人道：“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接着扭过头，对拿枪的敌人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敌人颤声问：“那该怎么做？”吉鸿昌厉声说道：“你要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敌人看到吉鸿昌愤怒的双眼，尽量躲避他的眼神，手颤抖着端起枪对着吉鸿昌瞄准。吉鸿昌用尽最后的力气，举起铁拳大喊道：“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声枪响，年仅39岁的抗日民族英雄牺牲了。他在敌人面前没有倒下，他就像是在战场上，骑马小憩一般。

为报国投身戎马生涯

吉鸿昌出生的那年，甲午中日战争刚刚结束，此时的中国大地饱受摧残。他虽然出生在这时代，却依然热爱着自己的国家。

吉鸿昌的家里贫苦，母亲早逝。从小，他跟随着父亲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虎父无犬子，他的内心也充满了正义感，不畏强权。14岁的吉鸿昌，因生活所迫，在一家杂货铺当学徒。两年的时间，让他饱受世间摧残，满眼尽是社会的黑暗。他憎恨这个罪恶的社会。

17岁那年，冯玉祥的军队到河南招兵。这时的吉鸿昌已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了。他毅然地投入冯玉祥的军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吉鸿昌在冯玉祥的队伍中，吃苦耐劳，作战勇敢，为人正直，不畏权势。对此，冯玉祥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认为这小伙子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吉鸿昌步步连升，从手枪连连长升为营长。后因吉鸿昌有胆有谋，办事认真，带兵出色，不久，冯玉祥把他派到冀、鲁、豫、皖一带招兵，训练新兵，直接升为旅长。官是越做越大了，但是他“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始终没有变。他谨记父亲“做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平时省吃俭用，用积攒下来的钱资助他人。吉鸿昌不仅严于律己，而且对部下也做出不许扰民的要求。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率部参加西安战斗。之后吉鸿昌所在部队扩编，他升任师长。吉鸿昌率领部队屡建战功，他的部队亦被称为“铁军”。之后，吉鸿昌进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十军军长。在宁夏，他致力于汉回团结，整顿军队和吏治，提出“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决心为民兴利除弊。

被迫“出国考察”

1930年，冯、蒋、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部被调往前线作战。在这场军阀混战中，吉鸿昌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他看到内战中的人民生活得更加艰难困苦，内心痛苦万分。冯玉祥军队在此次大战中失败，为了保存实力，经冯玉祥同意，吉鸿昌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

此时的

吉鸿昌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影响和帮助下，革命思想进步很大。而当时，蒋介石却要他率部进入苏区“围剿”红军。对此，吉鸿昌的心中相当反感，便消极待命，以各种托词按兵不动。在中共上海党员的帮助下，吉鸿昌准备加入红军，实行兵变。可人算不如天算。起义当天，天下大雨，加上军队里的不坚定分子被蒋介石收买，兵变终归失败。蒋介石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并将他派送“出国考察”。时逢九一八事变，吉鸿昌强烈要求参加抗战，但都遭到拒绝，无奈之下，悲愤地离开了上海。

出国期间，吉鸿昌在美国要往家里邮寄东西，但当时美国职员却说没有中国。有人劝他说，如果他说自己是日本人的话，就会受到礼遇。吉鸿昌听罢，怒斥道：“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却认为中国人无上光荣。”回到旅馆便在胸前挂了一个木牌，上面写道：“我是中国人！”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吉鸿昌闻讯，即刻赶回上海。看到四处悬挂着日本的膏药旗，吉鸿昌心碎不已。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内战政策让他十分失望和愤慨。他想，现在只有中共可以解救中国了。于是，他联系上中共组织，决心为中华民族贡献自己的一切。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5月，根据党的安排，吉鸿昌秘密到了上海，与宋庆龄等进步人士联系，准备召集旧部，举行起义，实行兵变。

离开军队“出国考察”期间，吉鸿昌旧部被改编的改编，收买的收买，进步力量已经非常薄弱。蒋介石也得到了吉鸿昌回部队策动起义的密报，急令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参谋长曹浩森予以抓捕。情况紧急，吉鸿昌只率领三十师一个团进行突围，但是敌人围追堵截，第二次兵变失败了。吉鸿昌只带了少数人突出了重围。

一心抗日

1933年，冯玉祥由泰山到达张家口，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与此同时，吉鸿昌按党的指示，在天津积极联络各方面抗日爱国力量，筹资购买军火。为解燃眉之急，吉鸿昌变卖家产，筹得6万元购买武器，联络各地抗日零散武装，准备武装抗日。他还给冯玉祥写信，希望冯玉祥能早日举旗，一表自己抗日的决心。

经过多方面努力，“冀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建立，宣布对日作战，坚决收复失地。一时全国纷纷响应，队伍很快就从几千人发展到了十几万人。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

抗日同盟军在吉鸿昌将军的带领下，首先拿下了康保，接着又马不停蹄地收复了宝昌等失地。整个抗日同盟军士气大增。接下来的下一个目标是军家必争之地的多伦。多伦不像前几座城池，日伪军在这里建造了许多永久性和半永久性防御工事。想要拿下这座城，吉鸿昌那武器简陋的部队可就吃力多了。不过这依然挡不住他为国奋斗，收复失地的抗日信念。他带领部队，经过五天五夜的鏖战，终于将多伦攻下。这一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的抗日热情，全国人民为之振奋。

此时的蒋介石却不高兴了，他派何应钦率领16个师，同日军夹击同盟军，同盟军扣上了破坏“国策”的罪名。蒋介石使用各种手段，逼走冯玉祥，对同盟军进行瓦解，一边刀刃相加，一边又以重金收买。此时同盟军的将领里，就剩下吉鸿昌和方振武两人的爱国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两人决定会师，改同盟军为“抗日讨蒋军”。随后，抗日讨蒋军在冀察地区，给敌伪军造成重创。不过由于日军和蒋介石军队的“围剿”，无奈之下只好向北平进攻，试图攻下北平。1933年10月，吉鸿昌和方振武的部队在北平附近的昌平和大小汤山一带被蒋介石军队包围，几度突围失败，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吉鸿昌和方振武决定到国民党三十二军驻地同商震谈判。蒋介石得到消息，电令商震，要求将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到北平进行审问。

途中，吉鸿昌借上厕所的机会，帮助方振武成功脱身。当车行至北平城外时，押送人员被吉鸿昌感化，冒着生命危险放走了吉鸿昌。

1933年秋，吉鸿昌乔装回到了天津，此时的天津正笼罩在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特务破坏了中共天津地下党、团组织及许多革命进步团体，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面对这种情况，吉鸿昌并没有被吓倒，反而在天津积极地寻找党组织，准备开展新的斗争。在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吉鸿昌开始按照党的指示展开工作。他先与南汉宸、宣侠父四处联络各地反蒋抗日力量，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武装。

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同时建立了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其中有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等各地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吉鸿昌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负责统一战线的工作。为了抗日宣传工作，吉鸿昌在自己家里秘密设立了一个印刷所，出版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吉鸿昌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吉鸿昌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重整旗鼓，组织抗日义勇军武装抗日。他四处筹集资金，暗中购买军火，为建立抗日武装准备。同时，计划与杨虎城的部队联合，在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以期形成大西北的革命局面。

吉鸿昌想方设法积极在各地发展人民武装自卫军组织，又通过以前的旧关系，联络了一批原西北军中的旧军官，他们都是具有反蒋抗日和爱国思想的好将领。吉鸿昌通知他们先到天津集合，经过谈话训练之后，再将他们分别派往西北各省，以及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军。短短的几个月中，吉鸿昌重举武装抗日大旗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遇刺被捕

吉鸿昌的抗日积极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密切关注。大批特务潜伏到天津，准备暗杀吉鸿昌。

1934年11月9日下午，吉鸿昌与李宗仁的代表进行会见。他们以打麻将作为掩护。此时，敌特务已经尾随到此，早已做好准备暗杀他们。敌特务事先已经看好了吉鸿昌的座位，企图一举将他杀害。不凑巧的是，按照打麻将四圈结束搬庄换门的规则，吉鸿昌已换到对面了。特务踹开门后就开枪射击，打死了李宗仁的代表。当他们发现杀错了人，准备再举枪时，吉鸿昌一拳打飞敌人手中的枪。敌人见势不妙，夺路而逃。当时，吉鸿昌肩膀受伤，吉鸿昌原本可以趁饭店内混乱的时候离开，可他却并没有走。他考虑到敌人暗杀的目标是自己，如果敌人跟着自己，很可能会暴露一些联络点，损失会更大。于是他决定在原地等那些巡捕过来。

听到枪声，法租界的巡捕很快到达出事地点，将受伤的吉鸿昌逮捕。在吉鸿昌的要求下，他先被送到了医院。但是，蒋介石和法租界当局勾结，吉鸿昌等人很快被押送到北平。

刚到北平，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组织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何应钦问：“你为什么搞抗日活动？说出你们的秘密来！”

吉鸿昌义正词严地答道：“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跟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才有秘密。我要救国，蒋要卖国，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讨蒋。”何应钦不管怎么问，都被吉鸿昌驳得哑口无言，只好赶紧结束了“审讯”。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当“立时枪决”的命令传来，吉鸿昌显得异常镇静安详。他向敌人要了笔、墨、纸、砚，然后挥笔疾书，将自己怎样走上革命的道路，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都一一列出。然后，他又分别给自己的妻子、兄弟和朋友写了简短的遗嘱。他在给妻子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并再三叮嘱要好好教育孩子“以成有用之才”。吉鸿昌牺牲时，年仅39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