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贯长虹——许建业

气贯长虹

——许建业

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

——许晓轩《吊许建业烈士》

许建业（1920~1948），四川省邻水县延胜乡人，革命烈士，一生从事工人运动，经历过无数次出生入死的革命斗争，红色经典小说《红岩》中主要人物之一的许云峰就是以许建业为原型创作；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于叛徒出卖，许建业在重庆不幸被捕，先后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面对敌人种种酷刑而坚贞不屈，后被杀害于重庆佛图关刑场。

压迫下的抗争

《红岩》是一部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优秀作品。书中那些忠肝义胆的英雄形象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爽朗直率的江姐、传奇人物双枪老太婆、钢筋铁骨的许云峰、机智灵敏的华子良……

其中，时任重庆市委委员、工运书记的许云峰，更是以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坦荡胸怀让读者感动。实际上，许云峰的形象并不是虚构的，他在生活中的原型就是优秀工运干部——许建业烈士。

让时间倒流，命运的轮盘指向了92年前的四川邻水县西天乡。许建业就出生在一户还算富裕的家庭里。许家在当地甚有威望，其祖父是一位行侠仗义的武秀才，为人十分正直。许建业的父亲也曾踏入仕途，为官清廉，颇有善誉。所以幼年时期的许建业是幸福的，他和唯一的妹妹备受宠爱，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一起。

然而，人有旦夕祸福，在许建业4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家庭的重担一下了压在了许建业母亲的身上。如果说这样就是事情的结局的话，那么也就无法造就日后坚强不屈的许建业了。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光了许家的房屋财产，多年的积蓄付之一炬。无奈的母亲只有带着许建业和妹妹许菊芝，投奔到邻水县东乡的许良相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许建业的童年噩梦也开始了。

这个许良相说起来并不是外人，他是许建业的亲伯父，也是当地有财有势的富户，家里有着上百亩的良田，数十间相连的庭院。但是这个人人品低劣，尖酸刻薄，他完全没有了往日的亲热，十分厌恶家破人亡的许建业母子。要不是还贪图着许建业母亲手上的田产，他早就将许建业母子赶出去流浪街头了。

童年的许建业过早地领悟了世态炎凉的含义，在别人的白眼中感受到人世间存在的不平。渐渐地，越来越懂事的许建业心中萌生了反抗的幼苗，并一天天的长大。

许建业的堂兄继承了其父的乖张跋扈，经常依仗自己健壮的体格欺负幼小的许建业，拳打脚踢是他日常的“娱乐”。这一天，无所事事的堂兄看到许建业在玩足球，就走过去要求许建业趴下，给他当马骑。许建业终于忍无可忍，飞起一脚踢在堂兄的腰部。堂兄捂着腰，看到了许建业眼中强烈的愤恨，他意识到许建业已经不再是任他欺凌的小堂弟了，便忍痛灰溜溜地走掉了，从此再也不敢随意向许建业挑衅了。

这次的抗争让许建业兴奋不已，他开始明白一味地忍让是不会唤起恶人心中的同情的，只有奋起反抗才能拯救自己。从此，许建业逐渐养成了不畏强权，不屈服于压力的反抗性格，为后来他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奠定了基础。

许建业的母亲很明白儿子在这个家族中所受的委屈，亲人的薄情寡义也让她倍感伤心。她觉得不能让儿子再这样受人歧视和欺压，她下定决心变卖了所有的首饰，将许建业送进了学校，让他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

许建业终于离开了那个压抑得让人窒息的“家”，像一只逃离樊笼的鸟儿飞向了广阔的天空，在时代的大潮中奏响了一曲热血之歌。

煤矿斗争

1938年，重庆天府煤矿。

天府煤矿是重庆市工业和民用煤的重要基地，也是重庆工人的较大集中地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官僚资本开始大规模涌入四川，天府煤矿也就在此时成为了一个以官僚资本为主体的大企业。但是，该煤矿设备陈旧，工具简陋，生产方式极其原始。矿工们经常处于地下涌水、瓦斯爆炸、矿壁垮塌的威胁之中。再加上资本家、包工头的层层盘剥，卖命的工人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里并不是什么“天府”，而是人间炼狱。

这年11月份，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许建业，在重庆党组织的调派下来到这里，担任中共天府北川铁路矿区委员会的组织委员。

许建业到达煤矿后，以白庙子绞车站管理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一方面，许建业要取得煤矿管理层的“信任”，以方便他在这里的秘密活动；另一方面他又要把矿工们团结起来，鼓舞大家为争取合法权益作斗争，任务十分复杂。

许建业积极地开始了工作，很快他就遇到了困难。首先，工人们对他并不信任。为了顺利地开展工作，许建业脱下了他的学生装，来到矿工中间，与大家一起劳动，同吃同住。许建业还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接济生活出现困难的矿工。渐渐地，他赢得了所有矿工的信任和尊敬。就这样，许建业开始从最基础的识字、算术等教起，一点一点地给矿工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用通俗形象

的比喻告诉矿工们为什么受穷，资本家是如何剥削的等等，在他的教导和启发下，天府煤矿的矿工们在思想觉悟方面得到了迅速提高。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实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八字反动方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恶化，资本家们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矿工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痛苦不堪。有鉴于此，重庆党委决定在天府煤矿展开斗争。

由于许建业所在的白庙子车站群众基础较好，加之许建业又在那里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所以党委决定以那里为突破口，带动全矿进行斗争。

即将到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让许建业找到了契机。他开始在工人们中间宣传起国际劳动节的来历，以及世界各地的工人都要在这一天得到合法假期的情况。工人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们纷纷围在许建业身边，表示要为自身的合法权益作斗争。他们决定，要在“五一”那天自动停产休息，抗议煤矿管理层的残酷压迫。

果然，在5月1日的这一天，原本在大清早就忙忙碌碌的绞车站一片寂静。满载着煤炭的火车停在车站内无人装卸，工人全都有组织地停工游玩去了。绞车站是煤矿的咽喉，火车无法装卸，那么煤炭就不能外运。很快，煤矿管理层就知道了这一消息，派出了气急败坏的转运科主任来到车站解决问题。

这位主任马上找到了许建业，气势汹汹地一阵大骂，威胁说矿工们再不上工就开除所有人。许建业不慌不忙地与之周旋，他知道煤矿不敢冒着停产的危险开除工人。眼见事情无法解决，转运科主人只好换上笑脸，将许建业带到了煤矿办公室，进行谈判。

许建业在办公室侃侃而谈，明确指出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工人休息的节日，指责煤矿将工人们蒙在鼓里。同时提出，让工人们上工可以，但是要付给相应的加班费和改善工人待遇。煤矿管理层大发雷霆，拒不答应许建业提出的条件。

许建业回到工人中间，鼓励大家坚持下去，只要团结在一起，那些资本家就一定会退步的。果然，没过几天煤矿就承受不住损失，答应了工人们休假和加班费的要求，斗争取得胜利。

这次的煤矿抗争，既让工人们受到了教育，使他们更加相信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同时也证明了许建业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斗争魄力，让他在领导工人革命运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魔窟中坚贞不屈

天府煤矿罢工事件发生后，敌人开始对许建业产生了怀疑。党组织及时将他转移到重庆。在重庆，许建业遵照组织的指示，先后以小学教师、银行职员等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重庆，这座山城，是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和交通贸易中心，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所在地。但是，这里又是国民政府的“陪都”，蒋介石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运动，在这里建立了各种特务组织，当真是军警密布，特务如麻。在这里，共产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都是极其艰难的，英雄的革命者们在一种难以想象的情况下进行着工作。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从未放松过对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搜捕镇压和屠杀。英勇的重庆地下党工作者们，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争取民主和平、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忘我无私地从事着革命活动。

1948年春天，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捷报频传，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也随之风起云涌。为了宣传解放区的新面貌，许建业受重庆地下党委托，化名杨青，负责接手了名为《挺进报》的宣传刊物。

许建业的《挺进报》让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老牌特务朱绍良大为恼火。他命令西南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部署，手下特务、暗探倾巢而出，将《挺进报》列为专案办理。一时间，重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徐远举带领特务们使尽了浑身解数，中共地下党和《挺进报》仍没有踪影。但是随后传来的一个消息，让徐远举看到了“希望”，有密报说在文城出版社发现了《挺进报》的发行点和负责人。

《挺进报》的发行具有极其严格的保密程序，许建业化名的“老杨”和其他的工作人员之间，也都以单线的方式进行联系。这种联络方式是极其安全的，但是谁也想不到的是，徐远举根据文城出版社的线索顺藤摸瓜，居然抓到了直接归许建业领导的下线人员——任达哉。

喜出望外的徐远举立即对任达哉进行重刑逼供，两天一夜的拷打终于摧毁了任达哉的信念，他做了可耻的叛徒，供出了上线领导人“老杨”。

1948年4月4日上午，许建业约了地下党员高震明到较场口的茶馆内商谈工作。见面后，许建业警惕地察觉到这个当街的茶馆存在危险。于是两人就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找到一家茶馆继续谈工作。忽然，许建业发现任达哉神色慌张地出现在窗外，身后还跟着几名鬼鬼祟祟的陌生人。意识到不好的许建业立即站了起来，掩护高震明从后门溜了出去。而这时，任达哉也发现了他的身影，许建业被捕了。

徐远举一改往日马上用刑的习惯，反而和颜悦色地询问起许建业的真实姓名和职业。许建业甚至没有看

徐远举一眼，而是转过身来对着任达哉怒声大骂：“劣种！可耻的叛徒！”

大感面上无光的徐远举暴跳如雷，立即命令手下特务动刑。许建业被双手捆绑，反吊在房间大梁上，特务们手执皮鞭、棍棒反复抽打。直至伤痕累累，昏死过去，许建业甚至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但是，噩梦并没有结束。灭绝人性的特务不容许建业有喘息的机会，用凉水将他泼醒后，又绑上刑椅，举着硕大的铁壶向他的鼻孔中猛灌辣椒水。带着强烈刺激性的辣椒水冲入鼻孔，呛人气管，肺部仿佛要炸开一样痛如针扎刀绞，但许建业的意志就如钢浇铁铸一般，仍然一字未吐。

两次刑讯失败后，特务们不甘就此放手，对许建业使用了更加狠毒的手段。特务们将他绑在了“老虎凳”上。这是一种既原始又残酷的刑具，可以使人腿骨断裂。丧心病狂的特务们开始在许建业的腿下垫砖，一块，又一块。当许建业腿下被垫上第三块砖的时候，他的膝盖骨吱吱作响起来，顿时昏迷过去了。不肯就此罢休的特务用凉水浇醒了他，继续垫砖，不久许建业再次陷入了昏迷。

一天一夜的残酷重刑，特务们用尽各种手段，许建业都没有吐露出只言片语。歇斯底里的徐远举几乎发狂了，他声嘶力竭地对许建业狂喊道：“你再不说，我就让你尸骨不全！”

此时的许建业已经精神恍惚了，极端的疼痛之下身体进入了麻木的状态。他挣扎着吐出一口血水，嘴角露出一丝讥讽的笑容：“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就是我唯一要说的，至于别的什么，你们不配知道。”

徐远举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硬骨头”，他担心许建业会死在酷刑之下断了线索，只好沮丧收场，将许建业关进了臭名昭著的渣滓洞集中营。

烈火锻造忠魂

在重庆歌乐山下，藏着一处人间魔窟，恶贯满盈的渣滓洞集中营就坐落在这里。这里作为国民党的秘密监狱，关押着“六一”大逮捕案、“小民革”案、“挺进报”案、上下川东3次武装起义后失败被捕的革命者，最多的时候达300余人。遍体鳞伤的许建业就被敌人关押在这里，后期又曾押往不远处的“白公馆”审讯。

伤痕累累的许建业被关押在潮湿的地牢中。此时的许建业想的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在仔细地回想任达哉的叛变会给组织带来多大的损失，究竟还有哪位同志会受到牵连？想着想着，突然冷汗出现在了许建业的额头上。因为他突然想到，家里床下的箱子里面还有十几份进步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党内文件。怎么办？许建业顾不得浑身的疼痛，挣扎着站了起来。

狡诈的敌人早已设下了圈套，他们命令看守陈远德伪装成同情革命的看守，成功骗取了急于和外界取得联系的许建业的信任，截获了许建业想传达出监狱的信件。

如获至宝的徐远举马上按图索骥，很快搜到了许建业藏匿的资料，又连续逮捕了数名共产党员。特务们猜出许建业应该是中共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他们再次将许建业拖进了审讯室。徐远举一边对其进行拷打，一边对许建业的上当受骗冷嘲热讽。

许建业此时才知道自己被敌人利用了，他将满腔怒火化为沉默，冷眼看着特务们的疯狂叫嚣和酷刑，直至再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

在牢房中醒来的许建业仍是一言不发，陷入了失误后的深深自责中，无法自拔。他挣扎着爬了起来，向墙壁撞去，决心以一死谢罪。但是，在最后一刻被时刻窥视他的特务们阻拦了下来，头部重伤。

不久，特务们又抓住了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这两个家伙为了活命，向国民党卑躬屈膝，很快供出了许建业的真实姓名和职务。徐远举再次对许建业施以酷刑，妄图取得更多的线索。已存死志的许建业用惊人地意志顶住了一次次的拷打，除了怒骂叛徒外，没有多说一个字。

许建业的坚强不屈让狱中的难友们敬佩不已。纷纷主动照顾着近乎于瘫痪的许建业，但是许建业仍然坚持斗争，利用一切机会鼓励难友们坚定信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948年7月，特务头子徐远举发电报给朱绍良和蒋介石，建议务必杀掉许建业，其理由有三：一是许建业钢筋铁骨，严刑逼供对其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二是杀掉许建业，可以瓦解重庆党组织的士气；三是害怕许建业继续关在监狱中，会不断影响到其他革命者，增强抵抗心理。

7月22日清晨，山城重庆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下，天空乌云滚滚，一场疾风骤雨即将落下。许建业和另一位同志高唱着国际歌被带出了监狱。

佛图关刑场上传来了几声枪响，难友们不禁失声痛哭。优秀的共产党员许建业就牺牲在了新中国诞生的前一年，年仅28岁。

革命先烈许晓轩难掩悲伤，在狱中墙上写下了这首悼念诗篇：

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苍松掩不住白骨，红岩染透鲜血。许建业的英雄形象随着《红岩》一书的面世而为人们所熟知，烈士的功绩不会被历史遗忘，烈士的英魂也必将永存史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