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以我血献后土”——车耀先
“愿以我血献后土”
——车耀先
投身元元无限中，
方晓世界可大同，
怒涛洗净千年迹，
江山从此数万众。
喜见东方瑞气升，
不问收获问耕耘，
愿以我血献后土，
换得神州永太平。
——车耀先
车耀先（1894~1946），原名车荣华，四川大邑人。辛亥革命后，参加川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后在成都以经营“努力餐”餐馆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1月创办《大声》周刊，宣传抗日，成为抗日救亡领导人。1940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抢米事件”诬陷，并先后囚禁于贵州息烽和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1946年8月18日，在渣滓洞松林坡被特务杀害。
创办《大声周刊》
“十一月本市即有几个青年办的《活路旬刊》出现，我竭力扶助，期为民众喉舌。殊案未立准即有查封之遥……这些热血爱国青年，既不准他们而行，又不许他们坐而言，我们稍有良心血性的人，还能忍视下去么？我才愤然作个呈文，中有站在民众立场，督请政府团结御侮；强化民族意识，拥护中央抗战救亡，大声疾呼，唤起民众等语。”
这是车耀先创办《大声周刊》的初衷，同时也道出了为何称为“大声”，及它的意义。
在《大声周刊》的筹备阶段，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消息，恶意捏造事实并肆意传播，令当时的民众被国民党的造谣所蒙蔽，处于思想混乱的阶段。此时的车耀先每天关注西安广播，并认真记录。在这种情况下，车耀先认为《大声周刊》应提早问世，尽快把事实公之于众，还社会一份安宁。由于局势动荡，周遭的人劝解车耀先不要急于出版《大声周刊》，而车耀先却说：“正是在这样的时候，需要我们出来大声疾呼。如果你们害怕，我一个人也要干！”正是车耀先这种为革命奉献、为解放人民出力的精神，感染了周围的人，大家团结一致，成立了大声社。车耀先担任社长，编辑部就设在“努力餐”餐馆的楼上。
1937年1月17日，《大声周刊》得以问世，并以“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遗言）为题发表的社论作为创刊号，深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谋划内战的罪恶行径。除此之外，车耀先以署名“笠盟”发表了文章《宣传与谣言》，文中明确列出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西安事变的真实经过等内容。同时，还在短评《我们希望于汪先生者》中对特务头子汪精卫“麻醉国人，缓和抗日情绪的欺骗措辞”进行了披露。
在车耀先的带领下，《大声周刊》以其独特的视角、真实的报道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特别是一些进步青年的拥护。在之后出版的《大声周刊》中，又陆续刊登和发表了《中共中央调停“西安事变”之通电》、《西安事变张、杨对时局主张之通电》、《和平解决陕事》、《彻底统一和真正抗战》、《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我们希望于三中全会者》等文章，随着《大声周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发行量也多达五千多份。在《大声周刊》开办一周年之际，车耀先在文章《大声一年》中写道：
或许声音太大之故，惊动了党政军民中各界朋友。有赞成和佩服，也有警告和威胁。一天数十起。反映之大而速，据说是办刊物最成功的事。这与其说是《大声》的成功，不如说是制箍舆论的失败；与其说是《大声》的大胆，不如说是少见多怪……
的确，在创办《大声周刊》的过程中，领头人车耀先不断受到威胁。国民党专门派特务监视车耀先，并扬言要将他逮捕、暗杀。然而，车耀先早已把生命交付给党和人民，面对重重恐吓，他的回答只有一句——“只要政府愿蹈北洋军阀的覆辙，我亦愿意步邵飘萍（著名进步新闻记者）的后尘。”
随着《大声周刊》的陆续出刊，国民党政府横加指责，以“消息、言论多不正确，难免无其他企图”为名，对《大声周刊》进行查封。1937年4月17日，车耀先与韩天石、周海文、胡景详、王广义等几位编委共同讨论下一期《大声周刊》的安排时，国民党官员率领宪兵队闯进编辑部，并查抄了数百份刊物资料。
“换个名字，换个地方，继续出刊。”这是车耀先早已想到对付这些国民党暴徒的最好办法。此后，《大声周刊》编辑部另迁他处，编辑人员也都更换了笔名。《大声》改名《大生》，意为“伟大的生命”，于5月8日重新问世。《大生》的出现不仅延续了《大声》的意义和思路，还开辟出社会科学版块。在新一期的《大生周刊》中，刊登了《红军改编以后》和美国记者斯诺写的文章《一个美国记者的苏区访问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人民革命运动。同时，还发表了《广西军北上告全国民众书》、《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致何应钦书》等重要的抗战文献，为战乱时期的人民提供了接受正面教育的平台。
然而，《大生周刊》出刊不久，再一次遭到了查封。6月5日，也就是《大生周刊》出版第五期的时候，被国民党政府横加“更名出版，言论更为荒谬”的罪名，勒令查封。两次查封并没有撼动车耀先的出刊热情，反而越挫越勇。很快，《大生》再次更名为《图存》，继续给读者提供真实的报道和言论。在《图存》的发刊词中，车耀先强调说：“中华民族正遭遇着空前的灾难，亡国灭种的大难；团结御辱，救亡图存。”
在此期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敢为天下先的《图存周刊》大声疾呼，宣传抗日。第四期还未出版，就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查封。
鲁迅先生提倡“韧的战斗”，车耀先就是这样做的。在《大声周刊》接二连三地遭到查封之后，车耀先一直在为恢复出刊而忙碌。一次次的据理力争，不屈不挠的坚定信念，足以使国民党无言以对，最终答复“姑准复刊”。
1937年11月5日，《大声周刊》正式复刊。当时的复刊词为：“我们为着民族独立，自然要展开抵抗侵略的解放斗争，但同时，不进行民权自由和民生改善，这一战争是没有胜利把握的。”《大声周刊》在反对侵略主义的同时，还高调提出实行政治民主，改善下层人民生活，实行政治民主等要求，不断给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与此同时，以车耀先为首的大声抗敌宣传社成立，积极吸纳爱国、进步人士成为社员，为共同办好《大声周刊》集结力量。
在车耀先的带动下，各界人士通过《大声周刊》相继发表文章，以反对“一党专政”的谬论。此后，车耀先还在《大声周刊》设立了《抗大之声》、《陕北通讯》等版块，为进步青年赶赴延安，投身革命指引了方向。
1938年7、8月间，时值日寇大举侵略武汉，国民党反动派仍旧顽固不化，坚持消极抗战，置沦陷区于不顾，反而加大了反共的态势，悍然下令查封《大声周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车耀先的斗志却丝毫没有减弱，他在《停刊词》中又一次表明了立场：本刊自创始以来，即本‘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大声疾呼。中间虽几经挫折而对原来的主张仍一贯不变。……本刊前后共出61期，约百数十万言。无一字出乎三民主义范围；无一字离开民族国家利益；……若以无稽之谈、门户之见作为取舍，则何以临事？何以服人？”
在创办《大声周刊》之路上，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然而，车耀先却说自己甘愿倾注毕生的心血，为宣传抗日，加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争取解放做出贡献。
钢铁般的意志
“因政治嫌疑被拘重庆，消息不通，与世隔绝。”这是革命烈士车耀先对自己身陷囹圄的描述。一直为解放事业做着卓越
贡献的车耀先在“抢米事件”中遭到诬陷，被捕入狱。
发生在成都的“抢米事件”，是国民党军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的背景下，酝酿出的一个阴谋诡计，其手段是嫁祸于中国共产党人，企图达到阻止抗日进程以及切断共产党与四川实力派建立起的统战关系。
1940年春，国民党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下令收买成都当地的无业游民，并调派国民党部分特务和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的学生，让他们化装成乞丐，于1940年3月14日闯进重庆银行的粮仓抢米。在一阵打砸声中，乔装打扮的国民党特务一边哄抢，一边煽动百姓。早已食不果腹的贫民越聚越多，开始不顾一切地争抢白花花的大米，粮仓内外顿时一片狼藉。
事后，国民党特务机关散播谣言，谎称“共产党煽动群众抢米，破坏抗战后方”。对于敌人的恶意捏造，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尖锐地指出：“这次所谓的‘抢米事件’，矛头所向，直指我党。这是敌人大规模行动的前奏。这点，同南方局关于‘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动**’的分析，是完全吻合的。显而易见，这是敌人玩弄的希特勒‘国会纵火案’似的阴谋，妄图嫁祸于我党……”然而，正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中国共产党，百口莫辩。“抢米事件”在成都闹得沸沸扬扬，不但损毁了中国共产党的名誉，也威胁到一些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
“抢米事件”发生几天后，3月18日晚，车耀先冒雨赶往祠堂街八十八号《新华日报》成都分馆。临近报馆，车耀先发现整条街一片漆黑，不禁感到有些异样，便来到不远处的“努力餐”餐馆，躲避起来。事实正像车耀先所预感到的，在此之前，罗世文在报馆被设下埋伏的国民党特务包围并抓获。
凌晨一点左右，国民党特务开始实施对车耀先的抓捕行动。他们假借为“努力餐”餐馆的老板车耀先送电报为由，趁餐馆工人开门询问时，一拥而入。被惊醒的车耀先首先想到，尽快销毁自己手中待疏散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名单。于是，他迅速取出藏在内衣襟里的名单，将其烧毁。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抓捕，车耀先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从1937年至今，自己始终与罗世文保持单线联络，不会因此爆料身份。车耀先最担忧的是同志们的安危，此刻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与敌人斗争。他镇定地走下楼，正好撞见准备上楼查抄的特务头子廖宗泽。
“车先生，省党部有请！”廖宗泽面露凶相。眼看其他特务把自己团团围住，车耀先严肃地说：“我自己会走！”说完，大义凛然地走出了餐馆。
很快，川康特委以成都市委的名义印发了《为“抢米事件”告成都民众书》，指出所谓抢米事件，完全是敌人“有计划的阴谋行动”，“其目的是企图恶化中共与地方关系，破坏国内团结，挑拨国共两党关系，借以作为投降分裂之口实，借以作为压迫共产党之口实……”同时，周恩来副主席派专人，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和爱国民主人士。
国民党挑起事端、嫁祸于人的伎俩被揭穿后，迫于舆论压力和共产党方面的强硬举措，将车耀先等人押解转移至重庆，进行囚禁。在国民党特务眼中，车耀先是“特大嫌疑犯”。因为他既是在成都较有影响的生意人，又与共产党人来往密切。为了得到确凿的证据，证明车耀先是共产党员，军统局长戴笠亲自进行了审问。
面对军统局最心狠手辣的头目，车耀先始终不动声色，他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击退这次反动**，获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审讯一开始，戴笠就以“笑面虎”的模样假意寒暄，并以“承认自己是‘抢米事件’的组织者，就能担任四川省民政厅厅长”的条件展开利诱。对于戴笠的一系列问题，车耀先均予以否认，并且誓死拒绝了所有的利诱。戴笠的攻心术失败，转而对车耀先实施酷刑。行刑室里，残暴的国民党军阀对车耀先进行了毒打。他们轮番行刑，直至把车耀先折磨得昏迷后，才暂时收手，最终也没能得到只言片语。
因“抢米事件”入狱的车耀先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令国民党特务“软硬兼施”的方法始终没能奏效，从而保证了留在成都的共产党员的安全。
狱中的斗争
在重庆望龙门监狱期间，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无计可施，无论是心理战术，还是任何刑具都没能让信念坚定的车耀先屈服。半年之后，车耀先被押解至息峰集中营。
息峰集中营位于贵州省息烽县南六公里处，是军统最大、最隐秘的一处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这里也被国民党内部称为“新监”或“大学”，与重庆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江西上饶集中营齐名。关押于此的人多是“终身囚禁”，被转移到这里的车耀先开始了漫长的狱中斗争。
来到息峰集中营，“迎接”车耀先的是一遍遍的提审。监狱主任何子贞开门见山地说出两条路，让车耀先选择。一条是坦白得生，另一条则是在这荒芜之地等死。车耀先毫不迟疑地给出了答案——“抢米事件和我无关”、“我不是共产党员”。从提审开始，车耀先与敌人的狱中“交锋”逐渐拉开帷幕。
审讯期间，车耀先并没有受到酷刑，也没有像其他犯人一样戴着手铐、脚镣，这一系列的安排，都是敌人故意而为，目的是挑拨狱中在押人员与车耀先之间的关系。然而，车耀先在狱中的所作所为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很快就化解了这场误会。
不久，车耀先和罗世文通过住在隔壁牢房里的党员韩子栋，将狱中的张露萍、谭沈明、许晓轩、冯传庆、赵力耕等党员联系起来，成立了狱中党组织——中共息峰监狱支部，罗世文任书记，车耀先和韩子栋任支委。狱中支部成立以后，很快与宋绮云、周克西、宋丕光、阎继明等另一批优秀共产党员紧密团结起来，在狱中与敌人不断斗争。
有一次，监狱组织集体扫除，车耀先、罗世文、韩子栋抓住这个机会，凑在一起讨论出下一步的计划：
（一）秘密联络，伺机以待，越狱暴动；
（二）争取读书、读报权；
（三）同变节分子作无情斗争；
（四）尽可能与外界取得联系，让党了解狱中斗争；
（五）要求改善伙食，锻炼保存身体。
在狱中，车耀先时刻留意着狱友们的行为，一位名叫张光灿的大学生引起了他的注意。张光灿与车耀先同处一间牢房，思想追求进步，因组织发起“星潮读书会”被抓，两年前被转移至息峰集中营。通过接触和了解，车耀先的认为张光灿是个值得培养的对象，并得到了韩子栋的确认。在车耀先的关怀和照顾下，张光灿逐渐加深对党的认识，为狱中的党组织增添了斗争的力量。
自从息峰集中营的主任换成戴笠的心腹周养浩后，他便千方百计地从关押的共产党员口中探听消息，或是企图动摇共产党人的思想。周养浩想出的新法子，就是在监狱的教诲室召开学术研讨会，组织在押共产党人研讨蒋介石的新作《中国之命运》。车耀先、罗世文、黄显声、宋绮云等人都被“邀请”参加会议。会上周养浩竭力介绍蒋介石新作所及的“中国命运”，却无人迎合。尴尬至极的周养浩让在座的共产党人挨个发言。轮到车耀先的时候，他说：“曾经，我参与过救亡运动，知道抗战胜利是要靠团结起来的人民的力量，而非某个人一己之力，国家的命运也不可能只掌握在某个人的手中。事实证明，胜利已指日可待。”车耀先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让周养浩倍感压力，强忍着怒火结束了会议。
之后，监狱支部成员利用放风时间，交流、总结对敌斗争经验，并决定通过各种渠道给敌人以有力的还击。很快，再次打击敌人的机会来了。周养浩借题发挥，想通过上次的研讨会刁难车耀先等人，要求他们写出《中国之命运》的
读后感，并提出“不交卷者，不得退场”的规定。车耀先手不执笔，过了很久，眼前的纸上仍是空白一片。周养浩见状，大摇大摆地走到车耀先跟前，问道：“听说车先生才华横溢，怎么只字未写啊？”
车耀先讽刺地回答：“领袖的著作，怎能评论？恐怕只能学习。”说完，车耀先抬头瞟了瞟哑口无言的周养浩，起身拂袖而去。在车耀先的带领下，很多人也如法炮制，留下了白卷，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再一次占了上风。
面对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周养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提出“监狱学校化”、“监狱生产化”的口号，让在押的共产党人自愿报名参加缝纫、印刷、雕刻等工作，企图采取“攻心策略”来逐步转化这些“政治犯”，并把他们称为“工作修养人”。对于是否配合监狱开展的活动，狱中支部成员加上另外一名共产党员许晓轩利用劳动时间，展开了讨论。车耀先说：“现在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团结难友，为伺机越狱而积蓄力量，不如将计就计，继续与敌人展开斗争。”
“老车说得对，这样一来我们正好可以多和难友们接触。”韩子栋表示同意车耀先的看法。接着，罗世文说：“既然如此，大家就去参加吧。我的身份早已暴露，为了不牵连大家，我就不去了。”
“嗯，说的是。就这么办吧。”徐晓轩最后发言。几个人短暂的交谈后，最终决定除罗世文外，都去报名参加。
一天下午，正在干活的车耀先被叫到监狱教务所办公室，刚一进门，就看到周养浩一副假惺惺的模样。“车先生怎么能习惯干那些体力活呢？”周养浩故作关心。
“我本来就是劳动人民，劳碌命。”车耀先回答。
“常言说：‘既来之，则安之。’不过我今天叫车先生来，可是为了让你早点儿离开这里。”周养浩试图“撒网”。
车耀先将计就计，跟着问道：“此话怎讲？”
“只要你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周养浩开门见山。
“我不是共产党员，这句话早在我被抓的时候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们不是也查了吗？况且，我一直在做抗日救亡的工作，难道错了吗？”车耀先故意表现出自己作为商人的无辜，情绪越发激动，并要转身离开。这时，周养浩赶忙上前阻拦，“别生气啊，叫你来，主要是问问你想参加什么工作。”车耀先想了想，说：“我希望能够参加管理图书的工作。”周养浩听了，暗自窃喜，认为正好可以通过读书改变车耀先的“顽固”思想，于是，他痛快地答应了请求，且在暗地里安排手下尚复初监视车耀先。
在车耀先的带领下，监狱“本部办公室”楼下的屋子变成了小型图书馆，按照监狱中的规定摆放着《墨索里尼传》、《三民主义》、《希特勒》、《平妖传》等书籍。而后，车耀先又设法搜集了难友们被没收的《马克思传略》、《西行漫记》、《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话》、《新青年》等进步书刊。
在管理图书的时候，车耀先想尽一切办法为狱中党组织成员提供“精神食粮”。比如，他把《国家与革命》“改头换面”，变成《胡适文存》；或是在一些很破旧的书上标注“文优纸劣，特请珍惜！”的字样，以提示狱友们书中的内容。当罗世文来借书的时候，便轻松地将一些监狱禁止阅读的书籍带回牢房，与其他狱友分享。
此外，在清理图书馆的废品时，车耀先在一处板壁的后面发现了一个隐蔽的角落。于是，这里就变成了狱中支部的秘密联络地。每次罗世文等人躲在昏暗的角落开会时，车耀先充当“哨兵”。如果有突**况，车耀先就会故意提高音量，提醒罗世文等人注意安全。平时，车耀先还利用图书管理之便，订阅了不少进步报刊，诸如：《民主联合月刊》、《民主报》、《华西晚报》、《华西日报》等，并且会把重要消息写在纸条上，然后隐藏在重新装订的线书里，再设法传递至牢房的狱友手中。
在息峰集中营，长达6年的囚禁没有磨灭车耀先的革命斗志，他时刻在影响和感召着周围的人。从入狱时的坚定不移，到狱中积极组织党支部，再到通过管理图书巧妙传递革命热情，车耀先都在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着贡献。
为革命立下的誓言
从“抢米事件”被迫入狱，到息峰集中营的6年牢狱生活，车耀先始终没有停止过与敌人进行斗争，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最后的厄运。
1946年7月，息峰集中营里有72名“要犯”被点名转移，车耀先就在这个名单之中。7月18日傍晚，车耀先、罗世文等人全部被集中安排在一辆盖有帆布篷的卡车里，彼此都在为自己和大家的安危做着考虑。在此之前，狱中支部已经确定在“途中伺机脱逃”，几个人上车后才发现，事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次转移，敌人派重兵看守，武器装备齐全，想要逃脱，堪比登天。
途中，暴雨瓢泼，看守的敌人也都睡得雷打不醒，车耀先等人伺机逃脱，却由于看守长的巡视而没能成功。之后，在敌人把卡车开进一个兵工厂时，又错失逃跑良机，被迫于1946年7月20日到达被称为“人间魔窟”的白公馆监狱。
在白公馆监狱，车耀先和罗世文被关在重禁闭室内，戴着十几斤的镣铐，没有任何与他人接触的机会。夜晚，隔着冰冷的铁窗，车耀先思绪万千。他想念体弱多病的老母亲，想念妻子和孩子，还惦记着“努力餐”是否能维持生计，继续为革命做掩护。遥想六年前，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监狱后，车耀先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在狱中给子女的遗书中写道：
“因念余出世劳碌，折磨极多，奋斗四十年，始有今日。儿女辈不可不知也。故将一生之经过写出，以为儿女辈不时之参考。使知余：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已足矣，夫复何恨哉？”
在这戒备森严的白公馆监狱，唯有坚持革命斗争才是共产党员的使命。1946年夏天，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和“双十协定”，并残忍地向解放区进行疯狂扫荡。无论形势多么严峻，车耀先想到的总是自己的狱友们，他和罗世文商量着将狱中党员名单转交给韩子栋，然而，直到牺牲的那一刻也没能做到。
8月17日晚10点，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毛人凤来到重庆，并带来了“密裁车罗”的命令。第二天上午11点，两名看守打开了车耀先和罗世文的牢门。见此情形，车耀先和罗世文两人相视无言，像是用某种精神在鼓励着对方。
这时，白公馆监狱的所长赵少云和副所长刘震乾走进牢房，示意车耀先和罗世文收拾衣物。车耀先淡定地说：“恐怕没这个必要了吧。”
“看来你们二位误会了。”说着张少云掏出两张机票，“飞机票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把二位送到南京。”接着，两名看守为车耀先和罗世文打开了镣铐。
“在押的72人都应该被释放，为何只释放我们？”车耀先开口质问。
“是的，是的，但是要分批释放。一会儿，还有专车送你们去曾家岩的周公馆呢……”张少云略显慌张。通过与看守所所长之间的对话，车耀先早就猜到了敌人的阴谋诡计。
与狱友们一一告别之后，车耀先和罗世文提着木箱上了一辆吉普车。车辆一路行驶在盘山公路上，不久，便突然停止前进。车耀先和罗世文很清楚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却面不改色。他们昂首下车，坚定地向前走去。这时，早已埋伏在松林坡原戴笠停车场的刽子手开枪击中了车耀先和罗世文。
“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这是车耀先为革命立下的誓言，他也用生命予以兑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