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医者仁心
fri apr 03 17:30:05 cst 2015
楼道里堆满了各种杂物，灯也早就坏掉了，这种老居民楼没有物业部门，各种基础设施的维修全靠住户自己，各家自扫门前雪，公共区域自然是没人管的。白桃用力眨了眨眼睛，试图让自己的瞳孔放大些，但没走几步，脚下还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小心点儿，没事吧？”在前面带路的景越回过头。
“没事，”白桃渐渐适应了黑暗环境。
景越走到楼道最深处的一户门前，掏出钥匙，摸索着打开门：“进来吧。”
白桃随景越走进屋内：“这是哪儿啊？”
“这是我父亲的房子。”
小时候，白桃曾多次问起过景越的身世，他都没有正式回答，只说自己的父母也是医生，已经去世多年了。职称评定和岗位竞聘中稀里糊涂地败给邓开，向来心性很高的白桃难免忿忿不平，再加上武仲平的事情始终压在心里，无论上班还是回家，都一直恹恹的。景越看在眼里，约白桃周末到自己家里坐坐，不想却带她来了这里。
白桃环顾了一下四周，房子很小，只有一间卧室、半间客厅，这是老式的筒子楼，户内没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层高也很矮，显得有些逼仄。尽管如此，房间收拾得却很干净整洁，一切都井井有条的样子。
景越用电水壶烧了些水，泡上两杯茶，将其中一杯交给白桃：“这里没有咖啡，将就一下吧。”
“我记得您说过，您父亲早就去世了。”
“对，没错。”
“那这里…… ”
“这里没人，但我没事时会过来坐坐。”
白桃浏览着房内的陈设，不像是长久没人居住的样子，所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书架上的书籍似乎刚刚被主人翻动过，整洁的木床上好像还存有午后小憩留下的体温。
“坐吧，”景越给白桃搬了把椅子，自己则坐在床边的写字台前，打开桌上那盏碧绿色灯罩、金属支架的老式台灯。
白桃坐下，椅子很旧，即使是身材清瘦的白桃坐上去，依然会吱扭扭地响。和书架、木床、写字台一样，椅子背上也用红油漆写着几个数字，显然，这些家具都是单位配发的：“您父亲是五岳人？”
“不是，但他中年以后一直生活在五岳，也是在这里去世的。”
白桃呷了一口茶，将茶杯放在写字台上，抬起头，发现墙上并排挂着三幅黑白照片。中间一幅是一位将军的礼服标准照，肩上两颗星，胸前三枚勋章，应该是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时照的。左边那幅也是一位军人，但拍摄的时间却要早很多，应该是红军时期，照片已经有些斑驳了，画面中是个年轻人，带着标志性的八角帽，中央一颗红星，不是金属材质，而是将一块裁成五角星形状的红布缝了上去，军装虽然很朴素，但那个年轻人显然很开心，脸上洋溢着乐观而灿烂的笑容。右边那幅是位医生，身着白大褂，里面是件中山装，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没有戴帽子，显得很儒雅。
没等白桃发问，景越主动开了口：“这就是我父亲，”他指指右边那幅照片上的人。
“那左边那个呢？”
“那是我父亲的父亲，我祖父。”
白桃站起身来仔细端详了一下照片上了两个人，又回头看了看景越，祖孙三人确实有些像：“中间这位是谁？”
“那是傅连璋将军，我祖父的老师…… ”
景越的祖父名叫景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出生于福建长汀，客家人。从17世纪西学东渐时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入闽传教开始，闽西一直是中国基督教版图上的重镇，景华就出生于一个有着浓厚宗教情怀的家庭中，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1925年，景华进入长汀亚盛顿医馆学医，主攻创伤外科，师从傅连璋大夫。
也正是在那一年，受“五卅运动”冲击，医馆中的外国医生被迫相继离开中国，亚盛顿医馆改名为福音医院（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前身）。1927年，朱德、周恩来等人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途径长汀，受到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和全体医护人员的热情接待和服务，此间，年轻的景华在护理红军指战员过程中第一次接受了共产主义启蒙教育。
30年代初，福音医院迁往瑞金并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景华正式参加革命，戴上八角帽，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然而，当时的中央苏区政治路线斗争十分尖锐激烈，曾经的“福音”医院也不再是净土，难以幸免与独善。刚迁到瑞金不久就赶上“ab团”肃反，傅连璋的两位高足、也是景华的师兄，被当成特务枪决。傅连璋本人和景华等也给关了起来，即将押赴刑场前几分钟才被时任*****的张闻天一个电话救了下来。
按理说，大难不死应该必有后福才对，可景华却是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几个月后的某次战斗中，红军一位赤卫队队长身负重伤，送到中央红色医院，傅连璋的女儿傅维莲和女婿陈炳辉立即组织精干力量抢救，景华也在其中，但那位队长伤势过重，不幸牺牲。当时，傅、陈、景等人还处于“戴罪立功”阶段，出了这种事，肯定在劫难逃，被王明极左机会主义分子控制的社会部立刻派人将他们推出去就地正法，啪啪啪几声枪响，年仅二十三岁的景华一命归西。当时，景华的儿子、也就是景越的父亲景仲实刚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甚至还没见过爸爸一面。景华被枪毙后不久，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又伤心又害怕，没出月子就随丈夫而去，景仲实彻底成了孤儿。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景仲实被交给当地老乡抚养。
红军抵达陕北后，出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和边区医院（现解放军二五三医院）院长的傅连璋十分惦念爱徒景华唯一的骨肉景仲实，但当时傅连璋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整风运动”中动辄被批斗。直到1945年“七大”召开，傅连璋成为候补代表，地位暂时稳固，在张闻天同志的关怀下，重新找回了十二岁的景仲实，送进延安保育院小学读书，并经常给予生活上的接济。
新中国成立后，傅连璋出任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经他推荐，景仲实考入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前身），他原本想接父亲的班，也学创伤外科，但傅连璋将军认为外科太危险，劝他改成了心脑内科。毕业后，景仲实进入北京医院工作，成为专为中央领导进行医疗服务的专家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这一时期，傅连璋常常在业务上关怀和帮助景仲实，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期间，傅连璋成为林彪一伙儿重点迫害的对象。据说，傅得罪林源于建国初期，众多周知，“抗美援朝”时毛主席最初点的将不是彭德怀而是林彪，后者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辞，毛泽东出于对老战友的关心，派傅连璋为林彪医治，傅发觉林身体没有大病，不过倒是有打吗啡成瘾的问题。从此，林彪便恨上了他，就像曾抗美和邓开恨白桃一样，“**”开始后没多久就找茬儿把傅连璋关进了秦城监狱，日夜审讯逼供。傅连璋拒绝“交代问题”，被问急了就一句话：“我的情况毛主席了解，你们去问他（傅曾三次救过毛主席的命）”。
傅连璋受到冲击后没多久，景仲实也遇到麻烦了。
1966年5月21日清晨，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安东将军于寓所突发急症，景仲实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医疗组成员。当时安东的情况很糟糕，各项生命体征十分微弱且仍在急剧恶化，医疗组立即实施抢救，注射强心针，并实施人工呼吸，因病因不明，未敢贸然执行更激进的治疗。上午九时，安东将军心跳、呼吸、脉搏全停，瞳孔放大，体温降低，溘然长逝。
虽然安东授衔时只是个少将，在将星如恒河沙数的军委高层根本排不上号，但他担任的职务很敏感，是国防科工委中仅次于聂荣臻元帅的常务副主任，工作涉及包括“两弹一星”在内几乎全部军事现代化的机密。正因如此，“安东之死”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被**、康生一伙儿抓住，借以大做文章，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尸检结果显示，安东是因“误服”了大量“眠尔通（一种治疗轻度失眠和抗焦虑的药物）”，导致中枢神经麻痹致死。对此，景仲实曾表示质疑，并专门撰写了一篇材料。他不懂政治，完全是从纯医学角度出发：眠尔通是种比较安全的神经类药物，中毒剂量和致死剂量都很高，且二者差距很大，就算安东将军“误服”大量该药（中毒需至少四十片，致死需至少一百片），也应该很快陷入中毒昏迷，此时消化系统已经基本停止工作，不会继续吸收剩余药物、进而达到致死剂量，换句话说，服用眠尔通，中毒很难，致死更是难上加难。
这篇材料很快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景仲实本人也被怀疑与“安东之死”的“内幕”有什么瓜葛，成为重点调查对象之一，先是关在京西某军队大院中，后来转移到五岳市郊某“干部学校”，翻过来调过去，查了差不多十年。直到70年代中期，在聂帅的过问之下，“安东之死”的调查工作才告一段落，景仲实总算是勉强恢复了自由之身。
然而，多年的“囹圄”生涯已经严重摧残了景仲实的身体，他早已不是当初那个风华正茂的才子少年，才四十多岁便满头华发、病痛缠身。此外，虽然名义上恢复了自由，但毕竟是有“历史污点”的人，景仲实没能回到北京，而是留在了五岳，安排到市人民医院。院里也没有给他分配具体工作，连处方权都被剥夺了，除偶尔有遇到疑难的医生悄悄请教景仲实一下外，他只能整天如孤魂野鬼般在各科室间逛来逛去。景仲实最终也没能等到彻底落实政策的那一天，80年代初期灰溜溜地提前病退，几年之后就带着无尽的遗憾去世了……
“这就是我的革命家史，”景越从回忆回到现实：“先前你多次问过，我都没说，不是不愿说，是觉得没必要说。”
白桃望着墙上的三幅老照片，无限怅惘。
“确实，你现在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小的委屈，”景越爱怜地看着白桃：“但你想想，同他们的遭遇比起来，眼下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白桃沉默了一会儿：“您走上从医这条路，也是受家庭熏陶吧？”
“应该算是吧。”
“您父亲支持么？”
“当然不支持。”
“那怎么…… ”
景越苦笑了一下：“可能是宿命吧…… ”
中年以后的蹉跎岁月中，唯一能对景仲实构成安慰的便是儿子景越。景越小时候，父子二人始终聚少离多，起初是因为景仲实工作太忙，后来是经年累月的“隔离审查”。尽管如此，景越和父亲的感情却很深，插队时，他主动要求到父亲所在的五岳市农村落户，尽管很少有见面的机会，但物理距离近些，景越心理上便觉得多了一份安慰。虽然父亲常年不在身边，“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但少年老成的景越在学业上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即使是插队期间也手不释卷，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于等到了70年代末国家恢复高考。
然而，报志愿前夕父子两人却发生了严重分歧。受家庭影响，景越从记事起就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首选中国医科教育天字一号――北京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按说，景仲实应该对儿子的选择感到欣慰，但他本人和父亲景华的经历已经让他伤透了心，原以为从外科改成内科能稳妥些，没想到还是逃不掉。被“专案组”审查那些年，景仲实就曾多次在心中赌咒发誓，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儿子再走自己和父亲的老路，学什么也不能学医。可一向听话的景越这一次却犯了牛脾气，非要当医生不可，父亲怎么劝也不听。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当年留学日本时，起初学的也是医科，想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后来偶然间看了一部日俄战争纪录片，一个做间谍的中国人被砍头示众，围观者叫好声不断，这些人体格强壮，却麻木不仁、浑浑噩噩。鲁迅因此意识到，医学只能拯救人的身体，却不能拯救人的思想和灵魂，从此弃医从文。景越填报志愿时，景仲实也曾用这个事例劝导过他，中国人出问题的不是身体，而是思想和灵魂。但景越的想法却和当年的鲁迅不同，在他看来，医学同样可以拯救思想和灵魂，景华的创伤外科不行，景仲实的心脑内科也不行，但精神医学却可以。
景仲实拗不过景越，最终只得由着他去，没办法，这就是命，是他们一家三代的宿命……
楼道里堆满了各种杂物，灯也早就坏掉了，这种老居民楼没有物业部门，各种基础设施的维修全靠住户自己，各家自扫门前雪，公共区域自然是没人管的。白桃用力眨了眨眼睛，试图让自己的瞳孔放大些，但没走几步，脚下还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小心点儿，没事吧？”在前面带路的景越回过头。
“没事，”白桃渐渐适应了黑暗环境。
景越走到楼道最深处的一户门前，掏出钥匙，摸索着打开门：“进来吧。”
白桃随景越走进屋内：“这是哪儿啊？”
“这是我父亲的房子。”
小时候，白桃曾多次问起过景越的身世，他都没有正式回答，只说自己的父母也是医生，已经去世多年了。职称评定和岗位竞聘中稀里糊涂地败给邓开，向来心性很高的白桃难免忿忿不平，再加上武仲平的事情始终压在心里，无论上班还是回家，都一直恹恹的。景越看在眼里，约白桃周末到自己家里坐坐，不想却带她来了这里。
白桃环顾了一下四周，房子很小，只有一间卧室、半间客厅，这是老式的筒子楼，户内没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层高也很矮，显得有些逼仄。尽管如此，房间收拾得却很干净整洁，一切都井井有条的样子。
景越用电水壶烧了些水，泡上两杯茶，将其中一杯交给白桃：“这里没有咖啡，将就一下吧。”
“我记得您说过，您父亲早就去世了。”
“对，没错。”
“那这里…… ”
“这里没人，但我没事时会过来坐坐。”
白桃浏览着房内的陈设，不像是长久没人居住的样子，所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书架上的书籍似乎刚刚被主人翻动过，整洁的木床上好像还存有午后小憩留下的体温。
“坐吧，”景越给白桃搬了把椅子，自己则坐在床边的写字台前，打开桌上那盏碧绿色灯罩、金属支架的老式台灯。
白桃坐下，椅子很旧，即使是身材清瘦的白桃坐上去，依然会吱扭扭地响。和书架、木床、写字台一样，椅子背上也用红油漆写着几个数字，显然，这些家具都是单位配发的：“您父亲是五岳人？”
“不是，但他中年以后一直生活在五岳，也是在这里去世的。”
白桃呷了一口茶，将茶杯放在写字台上，抬起头，发现墙上并排挂着三幅黑白照片。中间一幅是一位将军的礼服标准照，肩上两颗星，胸前三枚勋章，应该是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时照的。左边那幅也是一位军人，但拍摄的时间却要早很多，应该是红军时期，照片已经有些斑驳了，画面中是个年轻人，带着标志性的八角帽，中央一颗红星，不是金属材质，而是将一块裁成五角星形状的红布缝了上去，军装虽然很朴素，但那个年轻人显然很开心，脸上洋溢着乐观而灿烂的笑容。右边那幅是位医生，身着白大褂，里面是件中山装，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没有戴帽子，显得很儒雅。
没等白桃发问，景越主动开了口：“这就是我父亲，”他指指右边那幅照片上的人。
“那左边那个呢？”
“那是我父亲的父亲，我祖父。”
白桃站起身来仔细端详了一下照片上了两个人，又回头看了看景越，祖孙三人确实有些像：“中间这位是谁？”
“那是傅连璋将军，我祖父的老师…… ”
景越的祖父名叫景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出生于福建长汀，客家人。从17世纪西学东渐时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入闽传教开始，闽西一直是中国基督教版图上的重镇，景华就出生于一个有着浓厚宗教情怀的家庭中，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1925年，景华进入长汀亚盛顿医馆学医，主攻创伤外科，师从傅连璋大夫。
也正是在那一年，受“五卅运动”冲击，医馆中的外国医生被迫相继离开中国，亚盛顿医馆改名为福音医院（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前身）。1927年，朱德、周恩来等人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途径长汀，受到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和全体医护人员的热情接待和服务，此间，年轻的景华在护理红军指战员过程中第一次接受了共产主义启蒙教育。
30年代初，福音医院迁往瑞金并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景华正式参加革命，戴上八角帽，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然而，当时的中央苏区政治路线斗争十分尖锐激烈，曾经的“福音”医院也不再是净土，难以幸免与独善。刚迁到瑞金不久就赶上“ab团”肃反，傅连璋的两位高足、也是景华的师兄，被当成特务枪决。傅连璋本人和景华等也给关了起来，即将押赴刑场前几分钟才被时任*****的张闻天一个电话救了下来。
按理说，大难不死应该必有后福才对，可景华却是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几个月后的某次战斗中，红军一位赤卫队队长身负重伤，送到中央红色医院，傅连璋的女儿傅维莲和女婿陈炳辉立即组织精干力量抢救，景华也在其中，但那位队长伤势过重，不幸牺牲。当时，傅、陈、景等人还处于“戴罪立功”阶段，出了这种事，肯定在劫难逃，被王明极左机会主义分子控制的社会部立刻派人将他们推出去就地正法，啪啪啪几声枪响，年仅二十三岁的景华一命归西。当时，景华的儿子、也就是景越的父亲景仲实刚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甚至还没见过爸爸一面。景华被枪毙后不久，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又伤心又害怕，没出月子就随丈夫而去，景仲实彻底成了孤儿。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景仲实被交给当地老乡抚养。
红军抵达陕北后，出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和边区医院（现解放军二五三医院）院长的傅连璋十分惦念爱徒景华唯一的骨肉景仲实，但当时傅连璋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整风运动”中动辄被批斗。直到1945年“七大”召开，傅连璋成为候补代表，地位暂时稳固，在张闻天同志的关怀下，重新找回了十二岁的景仲实，送进延安保育院小学读书，并经常给予生活上的接济。
新中国成立后，傅连璋出任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经他推荐，景仲实考入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前身），他原本想接父亲的班，也学创伤外科，但傅连璋将军认为外科太危险，劝他改成了心脑内科。毕业后，景仲实进入北京医院工作，成为专为中央领导进行医疗服务的专家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这一时期，傅连璋常常在业务上关怀和帮助景仲实，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期间，傅连璋成为林彪一伙儿重点迫害的对象。据说，傅得罪林源于建国初期，众多周知，“抗美援朝”时毛主席最初点的将不是彭德怀而是林彪，后者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辞，毛泽东出于对老战友的关心，派傅连璋为林彪医治，傅发觉林身体没有大病，不过倒是有打吗啡成瘾的问题。从此，林彪便恨上了他，就像曾抗美和邓开恨白桃一样，“**”开始后没多久就找茬儿把傅连璋关进了秦城监狱，日夜审讯逼供。傅连璋拒绝“交代问题”，被问急了就一句话：“我的情况毛主席了解，你们去问他（傅曾三次救过毛主席的命）”。
傅连璋受到冲击后没多久，景仲实也遇到麻烦了。
1966年5月21日清晨，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安东将军于寓所突发急症，景仲实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医疗组成员。当时安东的情况很糟糕，各项生命体征十分微弱且仍在急剧恶化，医疗组立即实施抢救，注射强心针，并实施人工呼吸，因病因不明，未敢贸然执行更激进的治疗。上午九时，安东将军心跳、呼吸、脉搏全停，瞳孔放大，体温降低，溘然长逝。
虽然安东授衔时只是个少将，在将星如恒河沙数的军委高层根本排不上号，但他担任的职务很敏感，是国防科工委中仅次于聂荣臻元帅的常务副主任，工作涉及包括“两弹一星”在内几乎全部军事现代化的机密。正因如此，“安东之死”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被**、康生一伙儿抓住，借以大做文章，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尸检结果显示，安东是因“误服”了大量“眠尔通（一种治疗轻度失眠和抗焦虑的药物）”，导致中枢神经麻痹致死。对此，景仲实曾表示质疑，并专门撰写了一篇材料。他不懂政治，完全是从纯医学角度出发：眠尔通是种比较安全的神经类药物，中毒剂量和致死剂量都很高，且二者差距很大，就算安东将军“误服”大量该药（中毒需至少四十片，致死需至少一百片），也应该很快陷入中毒昏迷，此时消化系统已经基本停止工作，不会继续吸收剩余药物、进而达到致死剂量，换句话说，服用眠尔通，中毒很难，致死更是难上加难。
这篇材料很快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景仲实本人也被怀疑与“安东之死”的“内幕”有什么瓜葛，成为重点调查对象之一，先是关在京西某军队大院中，后来转移到五岳市郊某“干部学校”，翻过来调过去，查了差不多十年。直到70年代中期，在聂帅的过问之下，“安东之死”的调查工作才告一段落，景仲实总算是勉强恢复了自由之身。
然而，多年的“囹圄”生涯已经严重摧残了景仲实的身体，他早已不是当初那个风华正茂的才子少年，才四十多岁便满头华发、病痛缠身。此外，虽然名义上恢复了自由，但毕竟是有“历史污点”的人，景仲实没能回到北京，而是留在了五岳，安排到市人民医院。院里也没有给他分配具体工作，连处方权都被剥夺了，除偶尔有遇到疑难的医生悄悄请教景仲实一下外，他只能整天如孤魂野鬼般在各科室间逛来逛去。景仲实最终也没能等到彻底落实政策的那一天，80年代初期灰溜溜地提前病退，几年之后就带着无尽的遗憾去世了……
“这就是我的革命家史，”景越从回忆回到现实：“先前你多次问过，我都没说，不是不愿说，是觉得没必要说。”
白桃望着墙上的三幅老照片，无限怅惘。
“确实，你现在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小的委屈，”景越爱怜地看着白桃：“但你想想，同他们的遭遇比起来，眼下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白桃沉默了一会儿：“您走上从医这条路，也是受家庭熏陶吧？”
“应该算是吧。”
“您父亲支持么？”
“当然不支持。”
“那怎么…… ”
景越苦笑了一下：“可能是宿命吧…… ”
中年以后的蹉跎岁月中，唯一能对景仲实构成安慰的便是儿子景越。景越小时候，父子二人始终聚少离多，起初是因为景仲实工作太忙，后来是经年累月的“隔离审查”。尽管如此，景越和父亲的感情却很深，插队时，他主动要求到父亲所在的五岳市农村落户，尽管很少有见面的机会，但物理距离近些，景越心理上便觉得多了一份安慰。虽然父亲常年不在身边，“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但少年老成的景越在学业上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即使是插队期间也手不释卷，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于等到了70年代末国家恢复高考。
然而，报志愿前夕父子两人却发生了严重分歧。受家庭影响，景越从记事起就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首选中国医科教育天字一号――北京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按说，景仲实应该对儿子的选择感到欣慰，但他本人和父亲景华的经历已经让他伤透了心，原以为从外科改成内科能稳妥些，没想到还是逃不掉。被“专案组”审查那些年，景仲实就曾多次在心中赌咒发誓，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儿子再走自己和父亲的老路，学什么也不能学医。可一向听话的景越这一次却犯了牛脾气，非要当医生不可，父亲怎么劝也不听。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当年留学日本时，起初学的也是医科，想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后来偶然间看了一部日俄战争纪录片，一个做间谍的中国人被砍头示众，围观者叫好声不断，这些人体格强壮，却麻木不仁、浑浑噩噩。鲁迅因此意识到，医学只能拯救人的身体，却不能拯救人的思想和灵魂，从此弃医从文。景越填报志愿时，景仲实也曾用这个事例劝导过他，中国人出问题的不是身体，而是思想和灵魂。但景越的想法却和当年的鲁迅不同，在他看来，医学同样可以拯救思想和灵魂，景华的创伤外科不行，景仲实的心脑内科也不行，但精神医学却可以。
景仲实拗不过景越，最终只得由着他去，没办法，这就是命，是他们一家三代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