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篇 老 屋
爱屋及乌，思念母亲不由得想起我那老屋，因为母亲在那里度过了她人生最宝贵的时光（1960至1980年）。
碾子沟沟掌，风和日丽、绿树偃仰、鸟语花香。这里坐落着李家章最大的家族，它由两部分土窑院落群组成，北边坐北面南的五个院子以后院里为主东西走向一字排开；东侧坡下坐东面西的几院叫下洼里，可能因为这两部分院落群的朝向有点儿面对面，所以统称对面子。对面子的人乃同一宗室，自古富有也多出人才，所以在村里受人尊敬。后院里的修建可能起始于明末清初，距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后院里应该是对面子人的祖屋，其他院落都是由此分出来的，那是个比北京老胡同里的四合院还要复杂的四合院，整个院落三进四院，分大门、二门，大门楼子高大威武，上有阁楼和瞭望窗，砖雕兽脊直至1960年代还栩栩如生，门内可以进出小汽车，两侧有半人高的园鼓形石门墩，傍晚大人们插下高高的木门槛孩子们便跨不出来。进入大门，是一段走廊，东侧是高大的楼房和腰房（1950年代人民公社时做过生产队的食堂，1972年拆除卖掉了），西侧是柴房和灰圈（即各家的厕所和堆积灰粪的地方）。直往进走走廊的尽头往东拐是前院里，前院里住着六大和七大即龙泉和百锁的父亲。往西拐是二门，进入二门就是后院里，后院里是以北面的两孔土窑为主的四合院，从这两孔土窑的走势和痕迹推断，在这之前应该还有两孔土窑，因为那两孔土窑年久垮塌，所以才向里掘进，又挖出了这两孔，它们比前院里和西院里都缩进去了一窑深的距离。东边的那孔住着我的伯父应海也就是延东的爷爷家，我是由曹大妈带大的，出工之前母亲将我和半个黑面馍一同交给大妈，晌午大妈用嘴把黑面馍嚼碎喂给我吃。大妈家的后窑掌有个小窑，大人进出需低头弯腰，大孩子们喜欢进去耍闹，我却害怕，黑咕隆咚的总以为里面有鬼，那实际是伯父家的保险柜兼冰箱，里面常放些萝卜白菜。西边的那孔窑洞一直令人好奇，好奇是在土窑里套了砖窑，外表看是土窑走进一看却是光亮的蓝色砖窑，这是二大忠海家的，也就是王锁哥的父亲峰峰的爷爷。这孔窑洞上面还有一孔土质的高窑，据说是跑土匪用的，上高窑的路是窄且陡峭的砖铺台阶，顺着台阶的墙上有一排土蜂窝，蜜蜂繁殖很快，每年都要分家，伏天老槐花盛开的时候，黑乌乌的蜂群从窝里飞出来，一团团悬挂在大门外的槐树枝上，像母牛的**一样软乎乎地吊在风中摇曳，二大戴了面罩在笊篱上抹了蜂蜜绑到长杆子上，举到蜂团跟前，口里念着：蜂、蜂上笊篱，家里给你盖庙哩。蜂团便熙熙嚷嚷地转移到笊篱上，二大举着沉甸甸的笊篱颤悠悠地走回后院里，念着口诀，将蜂安放到新窝里，一窝新蜂就此诞生了。院子东西两侧各是南北走向的四间厦子房，东边是兴运哥、长运哥的婚房，西边住着五爷和育海四大也就是苏怀哥家。院子南边是三间大瓦房，北京人把这叫做倒南房，这排房有着通顶的雕刻精美的花楞木门窗。从后院里深厚且博大的气势可见在烈祖即六世祖或者是太祖也就是七世祖以前曾经有过的辉煌。我的堂祖父兄弟七人、堂叔亦兄弟七人就住在后院和前院里。下洼里住的是我的另外四个堂叔郎贵、来贵、新来和有来等，也就是平江、矿平他们的爷爷，这一枝可能是在七世祖也就是太祖手里分出去的。而我的祖屋在西院里，西院里是在六世祖也就是烈祖父手里从后院里分出来的，我的高祖父出生在后院里，是弟兄们里的老小，他的几位哥哥争着分家产，把后院和前院都分完了，留给老小的所剩无几，还争持不下，惹恼了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五世祖天祖，八十岁老向的小，天祖就在西边新修了一院，当时叫新院里，因其在西边，所以后来人们都习惯叫西院里。西院里从高祖直到我的侄子建峰、国强这一辈总共住过六代人，历时百年以上。刚修好时虽没有后院里的建筑复杂，但这里地域宽阔，在高祖手里北面是四孔崭新的土窑，南面有高大的楼房，青砖蓝瓦白灰缝子宽敞阔绰，日子也十分殷实富有，良田百顷、看骡子养马、雇佣有长工，远在百里以外的双龙川道还有一百多亩良田。大门外的老槐树遮天蔽日，身高数丈，粗壮的的横枝向四维伸展，宛若威武的门神守护着对面子的人们。高祖还在下原里涝池边栽种有一棵老槐树，与这棵树隔沟呼应，古老沧桑、树身需三人才能合围，至今仍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涝池周围的地那时都是高祖父的。我的曾祖父叫李韩英，高祖过世以后，曾祖父可能是受了什么打击，染上了大烟瘾（这时应该是1900年前后的清朝末期，大烟在民间盛行），无心过日子，土匪烧了楼房，院里的黄蒿长到一人多高也懒得去除，没钱买烟时曾祖父就卖地卖牲口，致使家道衰落。曾祖父和祖父两代单传，人口繁衍很慢，曾祖过世后家已贫穷，祖母仅有的一件宽大棉袄，白天里穿上干活儿，晚上脱下来当做被子盖，怀里还要搂个孩子。祖父李月明是个大善人烧香敬神立志重兴家道，在家里开了香坊，种地之余东奔西跑交朋友、做生意，徒步远去兰州。鸡叫头遍起床，背上干粮、赶着毛驴走六十里山路到店头街驮碳，再到洛川县城卖掉，当晚摸黑回到家，一驮笼碳卖不了一块大洋。那时正是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中华大地民不聊生的时候，祖父虽然努力，但收获甚微，家道积重难返，最终操劳过度，晚年双目失明，悬梁自尽。但是，他老人家的善行却感动了苍天：第一，人丁兴旺，在他离世时子孙满堂，他的两儿两女个个争气。第二曾祖父吸大烟卖家产的败家行为后来竟然因祸得福，1950年代土改时划定阶级成分我家被划定成了下中农，我的伯父赖宝被推选为了李家章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80年代退休。伯父带领村民奋斗了三十多年，使全村人摆脱了贫困，村里牛羊成群、骡马满圈，除了传统的牛车、马车之外，大小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等等现代机械一应俱全，1974年一个劳动日可以分到一元五角多钱，远远高出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赢得了“鲁村没怂汉、李家章没穷汉”的赞誉。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在伯父的正确领导下李家章村没有一个人外出要饭，更没有饿死一个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多年被列为远近闻名的陕西省“农业学大寨示范村”。这期间的西院里就是李家章的政务中心，门庭若市，上级领导、工作组、下乡知青、村里的干部群众以及外来参观学习者每日里络绎不绝。我的父亲自幼聪明好学、博闻强记，五岁时在上官村庙里读了一年书，《三字经》、《百家姓》烂熟于心，因腿部受伤家中无钱医治而辍学，待到腿伤恢复已经到了十四五岁的年龄。当时的民国政府规定家中有两个男儿以上者必须有一人出壮丁，父亲便被抓了壮丁到洛川前线抵挡八路军，年纪太小吃不了队伍里的苦偷跑回来又被抓走，如此再三，从士兵干到通讯员。后来他所在的部队投诚起义，父亲跟随部队成了八路军并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被安排到黄陵县委工作成了共和国第一代国家干部，几年之后调到店头煤矿当了供销科科长，给村里和家里办了许多好事。五十年代是英雄的年代，革命成功了解放军风光无限，穿着一身笔挺的蓝呢子中山装的李科长在外面更是为老家人争了光、给爷爷争了气。可是好景不长，三年自然灾害考验着新中国也考验着父亲这样的共产党员，国家号召支农，父亲带领全家从店头煤矿回到李家章村喂了八年骡马。回家后将西院里西半边的碨头窑等破败处向北掘进，在一人多高的土台上打了三孔新窑，院外围墙上一行车轮大的红字“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推开大门满院硕果累累、鲜花争艳，长长的走廊拾阶而上，直通台上的窑洞，那幽深壮观的气势宛若秦汉时的宫殿。夜晚，万籁俱静，远处马山上从西安开往延安的汽车灯光穿过桥山上空，照到屋里的窗户纸上影影绰绰，唤起我对外面世界的遐想，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家（这在七、3《狼口逃生》中有些描写，此处不再赘述）。直到1980年前后全村人陆续搬迁到原上的砖窑里，对面子的土窑也就废弃了。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写到这里我感觉这书不是我在写，好像是爷爷和母亲两个大善人在对话，“百年修得同船渡”，正是有了这两代人的良好修行，才有了今天这本书。
人老了就喜欢怀旧，思念自己的老人。祖先的辛劳是为了后代能“光于前，裕于后。”可我们这些后人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更不知道自己在为谁顶门立户、继续香火。请堂兄堂弟们原谅我在这里列举了一些老人的名字，我是希望把我知道的传给后代，让他们奋发图强不要忘记自己的先人。
这篇文章是我根据父母生前的讲述推断整理出来的，意在供后人寻根问祖时做点儿参考，若有差池，敬请兄弟子侄们矫正。
碾子沟沟掌，风和日丽、绿树偃仰、鸟语花香。这里坐落着李家章最大的家族，它由两部分土窑院落群组成，北边坐北面南的五个院子以后院里为主东西走向一字排开；东侧坡下坐东面西的几院叫下洼里，可能因为这两部分院落群的朝向有点儿面对面，所以统称对面子。对面子的人乃同一宗室，自古富有也多出人才，所以在村里受人尊敬。后院里的修建可能起始于明末清初，距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后院里应该是对面子人的祖屋，其他院落都是由此分出来的，那是个比北京老胡同里的四合院还要复杂的四合院，整个院落三进四院，分大门、二门，大门楼子高大威武，上有阁楼和瞭望窗，砖雕兽脊直至1960年代还栩栩如生，门内可以进出小汽车，两侧有半人高的园鼓形石门墩，傍晚大人们插下高高的木门槛孩子们便跨不出来。进入大门，是一段走廊，东侧是高大的楼房和腰房（1950年代人民公社时做过生产队的食堂，1972年拆除卖掉了），西侧是柴房和灰圈（即各家的厕所和堆积灰粪的地方）。直往进走走廊的尽头往东拐是前院里，前院里住着六大和七大即龙泉和百锁的父亲。往西拐是二门，进入二门就是后院里，后院里是以北面的两孔土窑为主的四合院，从这两孔土窑的走势和痕迹推断，在这之前应该还有两孔土窑，因为那两孔土窑年久垮塌，所以才向里掘进，又挖出了这两孔，它们比前院里和西院里都缩进去了一窑深的距离。东边的那孔住着我的伯父应海也就是延东的爷爷家，我是由曹大妈带大的，出工之前母亲将我和半个黑面馍一同交给大妈，晌午大妈用嘴把黑面馍嚼碎喂给我吃。大妈家的后窑掌有个小窑，大人进出需低头弯腰，大孩子们喜欢进去耍闹，我却害怕，黑咕隆咚的总以为里面有鬼，那实际是伯父家的保险柜兼冰箱，里面常放些萝卜白菜。西边的那孔窑洞一直令人好奇，好奇是在土窑里套了砖窑，外表看是土窑走进一看却是光亮的蓝色砖窑，这是二大忠海家的，也就是王锁哥的父亲峰峰的爷爷。这孔窑洞上面还有一孔土质的高窑，据说是跑土匪用的，上高窑的路是窄且陡峭的砖铺台阶，顺着台阶的墙上有一排土蜂窝，蜜蜂繁殖很快，每年都要分家，伏天老槐花盛开的时候，黑乌乌的蜂群从窝里飞出来，一团团悬挂在大门外的槐树枝上，像母牛的**一样软乎乎地吊在风中摇曳，二大戴了面罩在笊篱上抹了蜂蜜绑到长杆子上，举到蜂团跟前，口里念着：蜂、蜂上笊篱，家里给你盖庙哩。蜂团便熙熙嚷嚷地转移到笊篱上，二大举着沉甸甸的笊篱颤悠悠地走回后院里，念着口诀，将蜂安放到新窝里，一窝新蜂就此诞生了。院子东西两侧各是南北走向的四间厦子房，东边是兴运哥、长运哥的婚房，西边住着五爷和育海四大也就是苏怀哥家。院子南边是三间大瓦房，北京人把这叫做倒南房，这排房有着通顶的雕刻精美的花楞木门窗。从后院里深厚且博大的气势可见在烈祖即六世祖或者是太祖也就是七世祖以前曾经有过的辉煌。我的堂祖父兄弟七人、堂叔亦兄弟七人就住在后院和前院里。下洼里住的是我的另外四个堂叔郎贵、来贵、新来和有来等，也就是平江、矿平他们的爷爷，这一枝可能是在七世祖也就是太祖手里分出去的。而我的祖屋在西院里，西院里是在六世祖也就是烈祖父手里从后院里分出来的，我的高祖父出生在后院里，是弟兄们里的老小，他的几位哥哥争着分家产，把后院和前院都分完了，留给老小的所剩无几，还争持不下，惹恼了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五世祖天祖，八十岁老向的小，天祖就在西边新修了一院，当时叫新院里，因其在西边，所以后来人们都习惯叫西院里。西院里从高祖直到我的侄子建峰、国强这一辈总共住过六代人，历时百年以上。刚修好时虽没有后院里的建筑复杂，但这里地域宽阔，在高祖手里北面是四孔崭新的土窑，南面有高大的楼房，青砖蓝瓦白灰缝子宽敞阔绰，日子也十分殷实富有，良田百顷、看骡子养马、雇佣有长工，远在百里以外的双龙川道还有一百多亩良田。大门外的老槐树遮天蔽日，身高数丈，粗壮的的横枝向四维伸展，宛若威武的门神守护着对面子的人们。高祖还在下原里涝池边栽种有一棵老槐树，与这棵树隔沟呼应，古老沧桑、树身需三人才能合围，至今仍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涝池周围的地那时都是高祖父的。我的曾祖父叫李韩英，高祖过世以后，曾祖父可能是受了什么打击，染上了大烟瘾（这时应该是1900年前后的清朝末期，大烟在民间盛行），无心过日子，土匪烧了楼房，院里的黄蒿长到一人多高也懒得去除，没钱买烟时曾祖父就卖地卖牲口，致使家道衰落。曾祖父和祖父两代单传，人口繁衍很慢，曾祖过世后家已贫穷，祖母仅有的一件宽大棉袄，白天里穿上干活儿，晚上脱下来当做被子盖，怀里还要搂个孩子。祖父李月明是个大善人烧香敬神立志重兴家道，在家里开了香坊，种地之余东奔西跑交朋友、做生意，徒步远去兰州。鸡叫头遍起床，背上干粮、赶着毛驴走六十里山路到店头街驮碳，再到洛川县城卖掉，当晚摸黑回到家，一驮笼碳卖不了一块大洋。那时正是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中华大地民不聊生的时候，祖父虽然努力，但收获甚微，家道积重难返，最终操劳过度，晚年双目失明，悬梁自尽。但是，他老人家的善行却感动了苍天：第一，人丁兴旺，在他离世时子孙满堂，他的两儿两女个个争气。第二曾祖父吸大烟卖家产的败家行为后来竟然因祸得福，1950年代土改时划定阶级成分我家被划定成了下中农，我的伯父赖宝被推选为了李家章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80年代退休。伯父带领村民奋斗了三十多年，使全村人摆脱了贫困，村里牛羊成群、骡马满圈，除了传统的牛车、马车之外，大小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等等现代机械一应俱全，1974年一个劳动日可以分到一元五角多钱，远远高出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赢得了“鲁村没怂汉、李家章没穷汉”的赞誉。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在伯父的正确领导下李家章村没有一个人外出要饭，更没有饿死一个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多年被列为远近闻名的陕西省“农业学大寨示范村”。这期间的西院里就是李家章的政务中心，门庭若市，上级领导、工作组、下乡知青、村里的干部群众以及外来参观学习者每日里络绎不绝。我的父亲自幼聪明好学、博闻强记，五岁时在上官村庙里读了一年书，《三字经》、《百家姓》烂熟于心，因腿部受伤家中无钱医治而辍学，待到腿伤恢复已经到了十四五岁的年龄。当时的民国政府规定家中有两个男儿以上者必须有一人出壮丁，父亲便被抓了壮丁到洛川前线抵挡八路军，年纪太小吃不了队伍里的苦偷跑回来又被抓走，如此再三，从士兵干到通讯员。后来他所在的部队投诚起义，父亲跟随部队成了八路军并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被安排到黄陵县委工作成了共和国第一代国家干部，几年之后调到店头煤矿当了供销科科长，给村里和家里办了许多好事。五十年代是英雄的年代，革命成功了解放军风光无限，穿着一身笔挺的蓝呢子中山装的李科长在外面更是为老家人争了光、给爷爷争了气。可是好景不长，三年自然灾害考验着新中国也考验着父亲这样的共产党员，国家号召支农，父亲带领全家从店头煤矿回到李家章村喂了八年骡马。回家后将西院里西半边的碨头窑等破败处向北掘进，在一人多高的土台上打了三孔新窑，院外围墙上一行车轮大的红字“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推开大门满院硕果累累、鲜花争艳，长长的走廊拾阶而上，直通台上的窑洞，那幽深壮观的气势宛若秦汉时的宫殿。夜晚，万籁俱静，远处马山上从西安开往延安的汽车灯光穿过桥山上空，照到屋里的窗户纸上影影绰绰，唤起我对外面世界的遐想，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家（这在七、3《狼口逃生》中有些描写，此处不再赘述）。直到1980年前后全村人陆续搬迁到原上的砖窑里，对面子的土窑也就废弃了。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写到这里我感觉这书不是我在写，好像是爷爷和母亲两个大善人在对话，“百年修得同船渡”，正是有了这两代人的良好修行，才有了今天这本书。
人老了就喜欢怀旧，思念自己的老人。祖先的辛劳是为了后代能“光于前，裕于后。”可我们这些后人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更不知道自己在为谁顶门立户、继续香火。请堂兄堂弟们原谅我在这里列举了一些老人的名字，我是希望把我知道的传给后代，让他们奋发图强不要忘记自己的先人。
这篇文章是我根据父母生前的讲述推断整理出来的，意在供后人寻根问祖时做点儿参考，若有差池，敬请兄弟子侄们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