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1）
矿区一批建设项目由于各种原因相继下马，有些在建的工程一夜之间停了下来，先期开采的小煤窑寿终正寝。紧接着，大窑山矿务局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精简职工家属的指示精神，与此有关的工作迅速展开，许多人含泪离开了为之流血流汗的工作岗位，伤心地带着老婆娃娃踏上了回归故乡之路。他们知道国家遇上了困难，当事者没有闹，几无怨言，尽管有那么一些小小的情绪。领导说，回去吧，等生产建设恢复了，再请你们回来。他们相信，默默地走了，虽说脚步有些沉重，但希冀不曾磨灭，可他们再也没有听到期盼中的集结号。
多少年以后，已经退休搬到省城居住的方旭提着一双皮鞋去街头鞋摊钉鞋，摆摊的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人，闲聊中从对方的口中知道，他就是当年的精简人员，因在庄稼地里劳作过分透支了身体，再也挥不动锄头了，只好进城干了这营生，虽说整天风吹日晒，但好歹能吃饱肚子，毕竟还得活着啊。他说，他们是一群被遗忘了的人，有人不甘心，找过去的单位，无果，一次次上访，又一次次被遣送回来，最终被收容关押了起来。唉，活人难哪，这都是命！
方旭听得心情沉重，除了同情他又能怎样？有这样遭遇的不是他一个人，就连方旭这一生也命运多舛，在度过了艰难的灾害年月后，人们刚刚肚子里有了些油水，运动又来了。先是从农村开始“社教”，主要整治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整治一些农村干部的懒、馋、贪、便、占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当然也包括一些违背社会主义的坏风气。八届十中全会后，为防止修正主义，全国自上而下开展“社教”，就是在农村搞“四清”，城市搞“五反”。所谓四清就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所谓五反就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在大窑山矿区，有人再次翻出了方旭拿物资换粮食的老账，被定性为“官僚主义、投机倒把”分子，他连副局长也当不成了。
原本他不会有事的，毕竟已过去了好几年。可有人来搞外调了，说方旭和倒台了的彭德怀路线有干系，他妻哥兰子恩的后台就是反党分子彭德怀。彭德怀在庐山上仗义执言的结果就是遭到无情的批判，而兰子恩恰巧在回陕北老家时看到的景象和彭德怀如出一辙，在省里的有关会上“炮制”出了被定性为“反党”的言论。更“可恶”的是他居然私底下为彭德怀鸣不平，被投机钻营的人打了小报告，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因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整治，兰子恩想不通，受不了打击和屈辱，差点服毒自杀，幸好发现的早被抢救了过来。
方旭被定性为官僚主义和投机倒把，说他武断地在天灾人祸的一九六〇年倒卖国家物资换取吃的。可批斗他的人不去想，正是方旭的武断决定，挽救了一大批干部群众，从物质上保证了煤炭生产的正常运行。可那个时候已经没人站出来给他说话了。这一情景在多少年以后，他的儿子方建设在电影《***》中看到了感人的一幕：同样是在那个特殊想年代，县高官的好榜样***为了兰考的干部不倒下，不惜冒着犯错误的危险买高价粮，被人背后放冷箭写控告信。地委、省委震惊了，破坏统购统销，给共产党丢脸，工作调查组立即进驻了兰考。当干部群众为他们的好书记求情的时候，感慨万千的***眼含泪花，那画面让方建设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人民的好书记有他的老百姓敢于请命，可他的父亲呢？他父亲没这么幸运，他被吃饱了肚子的人差点整死。方建设记得，打小父亲就时常说，他的一切都是共产党给的，没有共产党，他只能是个放羊娃。
那个时候，方旭突然感到自己就像一头陷入困境中的野兽，四下里都是陷阱和明枪暗箭，由于性格耿直，他得罪了一些不该得罪的人，成了众矢之的也就不奇怪了。
子惠更是忐忑不安，坐卧不宁。
可悲的是方旭一点也没有体会出阶级斗争的味道，更没有感觉出“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就是大风暴将要来临的信号。
当家的被靠了边，子惠的眉锁成了疙瘩，全家人头顶的天乌云密布。
子惠独自感叹：“好人不能做啊，这就是善良的报应！”
方旭彻底被发配去了几十里外的农场，当了那里的书记。子惠因兄长的事害了怕，她深恐自己的男人想不开，拽住他的手不放。
方旭宽慰她说：“回去吧，我永远都不会走那条绝路的。”
当家的走了，同时他也带走了子惠的心。自此，子惠整天为他担惊受怕。她原本是想带孩子们一起去农场陪当家人的，但那里没有学校，她只能留下来。
几天后，局机关大院也将子惠一家扫地出门，他们被安置到了棚户区三间破旧的平房里。
这个时候子惠的心完全在自家男人的身上，只要男人平安，哪怕住狗窝、睡猪棚也行。简单地收拾后，子惠领着孩子们到了新家，四岁的建丽进去一看扭头就走，子惠问她去哪里，她说，我不要在这里，我要回家。子惠说，这就是咱们的家。可建丽不干，哭喊着要回原来的家。
这阵子惠心里很烦，建丽哭闹，她在气头上动手打了孩子。建兰赶忙过来抱走了建丽，其他孩子一见都默不作声地开始整理东西，忙这忙那去了。
子惠坐在边上发呆。
多少年以后，已经退休搬到省城居住的方旭提着一双皮鞋去街头鞋摊钉鞋，摆摊的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人，闲聊中从对方的口中知道，他就是当年的精简人员，因在庄稼地里劳作过分透支了身体，再也挥不动锄头了，只好进城干了这营生，虽说整天风吹日晒，但好歹能吃饱肚子，毕竟还得活着啊。他说，他们是一群被遗忘了的人，有人不甘心，找过去的单位，无果，一次次上访，又一次次被遣送回来，最终被收容关押了起来。唉，活人难哪，这都是命！
方旭听得心情沉重，除了同情他又能怎样？有这样遭遇的不是他一个人，就连方旭这一生也命运多舛，在度过了艰难的灾害年月后，人们刚刚肚子里有了些油水，运动又来了。先是从农村开始“社教”，主要整治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整治一些农村干部的懒、馋、贪、便、占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当然也包括一些违背社会主义的坏风气。八届十中全会后，为防止修正主义，全国自上而下开展“社教”，就是在农村搞“四清”，城市搞“五反”。所谓四清就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所谓五反就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在大窑山矿区，有人再次翻出了方旭拿物资换粮食的老账，被定性为“官僚主义、投机倒把”分子，他连副局长也当不成了。
原本他不会有事的，毕竟已过去了好几年。可有人来搞外调了，说方旭和倒台了的彭德怀路线有干系，他妻哥兰子恩的后台就是反党分子彭德怀。彭德怀在庐山上仗义执言的结果就是遭到无情的批判，而兰子恩恰巧在回陕北老家时看到的景象和彭德怀如出一辙，在省里的有关会上“炮制”出了被定性为“反党”的言论。更“可恶”的是他居然私底下为彭德怀鸣不平，被投机钻营的人打了小报告，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因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整治，兰子恩想不通，受不了打击和屈辱，差点服毒自杀，幸好发现的早被抢救了过来。
方旭被定性为官僚主义和投机倒把，说他武断地在天灾人祸的一九六〇年倒卖国家物资换取吃的。可批斗他的人不去想，正是方旭的武断决定，挽救了一大批干部群众，从物质上保证了煤炭生产的正常运行。可那个时候已经没人站出来给他说话了。这一情景在多少年以后，他的儿子方建设在电影《***》中看到了感人的一幕：同样是在那个特殊想年代，县高官的好榜样***为了兰考的干部不倒下，不惜冒着犯错误的危险买高价粮，被人背后放冷箭写控告信。地委、省委震惊了，破坏统购统销，给共产党丢脸，工作调查组立即进驻了兰考。当干部群众为他们的好书记求情的时候，感慨万千的***眼含泪花，那画面让方建设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人民的好书记有他的老百姓敢于请命，可他的父亲呢？他父亲没这么幸运，他被吃饱了肚子的人差点整死。方建设记得，打小父亲就时常说，他的一切都是共产党给的，没有共产党，他只能是个放羊娃。
那个时候，方旭突然感到自己就像一头陷入困境中的野兽，四下里都是陷阱和明枪暗箭，由于性格耿直，他得罪了一些不该得罪的人，成了众矢之的也就不奇怪了。
子惠更是忐忑不安，坐卧不宁。
可悲的是方旭一点也没有体会出阶级斗争的味道，更没有感觉出“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就是大风暴将要来临的信号。
当家的被靠了边，子惠的眉锁成了疙瘩，全家人头顶的天乌云密布。
子惠独自感叹：“好人不能做啊，这就是善良的报应！”
方旭彻底被发配去了几十里外的农场，当了那里的书记。子惠因兄长的事害了怕，她深恐自己的男人想不开，拽住他的手不放。
方旭宽慰她说：“回去吧，我永远都不会走那条绝路的。”
当家的走了，同时他也带走了子惠的心。自此，子惠整天为他担惊受怕。她原本是想带孩子们一起去农场陪当家人的，但那里没有学校，她只能留下来。
几天后，局机关大院也将子惠一家扫地出门，他们被安置到了棚户区三间破旧的平房里。
这个时候子惠的心完全在自家男人的身上，只要男人平安，哪怕住狗窝、睡猪棚也行。简单地收拾后，子惠领着孩子们到了新家，四岁的建丽进去一看扭头就走，子惠问她去哪里，她说，我不要在这里，我要回家。子惠说，这就是咱们的家。可建丽不干，哭喊着要回原来的家。
这阵子惠心里很烦，建丽哭闹，她在气头上动手打了孩子。建兰赶忙过来抱走了建丽，其他孩子一见都默不作声地开始整理东西，忙这忙那去了。
子惠坐在边上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