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1）
延安古称肤施、延州，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首府。城区处于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汇之处，有“塞上咽喉”之称，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延安以其“边陲之郡”、“五路襟喉”的特殊战略地位，吴起、蒙恬、范仲淹、沈括等许多中国古代名将在此大展文韬武略，上演了一幕幕金戈铁马的悲壮史剧。二十世纪上半叶，延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嘉岭山上的那座唐代宝塔不但是历史名城延安的标志，更成了革命圣地的象征，山下的延河被冠以“中国革命母亲河”。
一座宝塔，一条延河；一溜窑洞，一盏马灯。
因了那盏明亮的灯，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冲破重重封锁，从全国各地赶赴延安。“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延安无疑成了比上海、重庆还要兴旺的文化之都。
就是在那灯下，一代伟人在简陋的的窑洞里不仅写出了惊世之作，还运筹帷幄，指点江山，决策于千里之外，指挥千军万马南征北战，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最后夺取江山，建立了新中国。这一切是任何预言家都无法预料到的，但却又是历史的必然。早在长征结束后，毛泽东主席率军东征时，在一个叫袁家沟的窑洞里写下《沁园春?雪》就预示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著名论断。
在延安学习期间，九娃渐渐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他也知道是“共产主义给这个被各种绳索捆绑得奄奄一息的古老民族，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使它犹如凤凰再生。”他不知道这个摇撼整个旧世界根基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将来前景如何，胜利或失败，但对照自身从小的凄风苦雨，他选择了就从没后悔过。正如后来响彻延河两岸的歌曲《东方红》那样，穷苦人发自内心歌颂领袖毛泽东。
陕北的土地上到处流淌着信天游，令人如痴如醉。不能不说陕北高原就是轩辕氏的根本，以火与犁为先导，把东方文明向黄河流域蔓延。可是这片浑厚的黄土地却渐渐又交付于洪荒，逐渐成为鬼方、犬戎、猃狁以及白翟部族与匈奴的领土。秦统一后，蒙恬挥戈征讨匈奴，归属于上郡。
岁月慢慢流转，直到“***来了”，这块偏僻的大地，这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便仿佛横空出世，毛泽东带着他天生的叛逆个性，与一群桀骜不驯的共产党人以强悍的姿态把革命的“泊”地根植在了黄土高原上，开始拯救民族于危亡，创立不朽的伟业。
那个时期，延安在方九娃眼里是个新奇的世界，世纪风云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乍起，荡涤阴霾尘埃，犹如狂飙卷起近代史上的斑斑血泪。宝塔山下数不清的窑洞里，透出灿若星河的灯光，那不仅仅是灯光，那是永远不灭的民族精神！
学习结业后，九娃被组织派到了边区政府，在机要科负责陕甘宁边区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来了没几天，边区首长给他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方旭。
有了新的名字的九娃刚开始有点不习惯，慢慢地时间一长，每当到人喊一声方旭，他答应的格外响亮。直到多年以后，这个名字时常出现要红头文件和各种报告上，报告的标题下打印着方方正正两个汉字：方旭。再后来，在家乡的县志和他工作过的企业志上，这个名字又显耀地出现在重要位置上。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如期莅临了，久不下雪，气候很是干燥。北风嗖嗖，寒冷凝却了浑厚的黄土地。就在这深冬里，日本人久攻不下内蒙古黄河地带，恼怒之下，竟密谋策划了空袭延安的罪恶计划。原本圣洁的延安上空，飞来了几架敌机。恰巧，这天是个星期日，又遇集市，干部、军人、市民逢闲人城，街道上人头攒动。老百姓是扯马赶驴，抱鸡拉猪，吆喝着卖菜卖饭的，涌满了城内外各个市场和路面。
那天方旭也上了街，原本他是不想去的，首长说，去吧，年轻人别老窝在这儿，回来时顺便给我买条纸烟。于是方旭和另一个警卫人员一路说笑着往城里走去。敌机来时，他们正接近了集市场。
尽管当时延安已经成立了防空司令部，但那只是个摆设，无对付空袭的办法，只能是听见飞机响，即敲响宝塔山和清凉山上的防空古钟。急促的钟声传出，城内人马更是拥挤，街道像炸了锅一般。紧接着炸弹就落了下来，爆炸声惊天动地。敌人向凤凰山麓及城区的主要建筑投下了数十枚炸弹，顿时延安城屋倒墙塌，弹石与血肉横飞，哭喊声响成一片，熊熊火焰与缭绕腾空的一柱柱浓烈的烟硝。
“快回去，还有首长呢。”
方旭和那位警卫人员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来不及多想，撒腿就往边区政府跑，路上他们看见几个抗大的女学员躺卧在血泊之中，身边还散落着刚买来的许多抗日书籍和尚未书写的新笔记本。突然方旭发现一位乡下老大爷被这般场景吓懵了，呆在路口不动。此时敌机又从东山头折回延安城向下俯冲扫射了，方旭飞一般冲了过去，一把把这位老大爷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躯紧紧掩护着，直到敌机飞去。
“大爷，你快跑，闹不好敌人还会来袭。”方旭心里着急首长的安全，大喊着嘱咐了一句跑远了。
与此同时，一位老大爷和老大娘领着个孩子手里均提个大包袱舍不得甩掉，踉跄不前，身边的小孙子揪着爷爷的后衣襟吓得大哭大叫。和方旭一起来的那位警卫员冲了上去，将小孩抱在自己怀中。这时，一颗炸弹呼啸着从高空里明晃晃地向下蹿来，他即刻大喊一声“卧倒”，便护着小孩趴倒在地。“轰隆”一声巨响过后，两位老人和小孩均安然无恙，而那位勇敢的战士在血泊中昏死过去。当边区政府派人把他送往李家洼中央医院时，因流血过多，已无法抢救了。得救的孩子和爷爷、奶奶赶往医院，“扑嗵”一声跪在英雄的膝下，磕头捶胸，放声痛哭。
方旭后来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都历历在目，他说那个战士是首长的贴身警卫员，他的牺牲使年岁已经大了的首长几天都吃不下饭。方旭还说，那个战友仅比他大两岁，却经历了坚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也是儿孙满堂了。说这话时，分明方旭的眼里有了湿润。
日军占领武汉之后，开始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其主要的侵华军事力量转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损失巨大，虽然迟滞了日军的大进攻态势，彻底打乱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部署，但是也因此导致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着对抗日前景悲观失望的情绪，国民党积极抗日的政策至此也开始出现动摇，在日本****诱降分化政策的影响下，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会后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反共文件。为配合其反共政策，国民党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周围增加兵力，加强军事封锁，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北线、西线、南线共二十一万多人，蓄意制造反共摩擦和军事进攻，致使陕甘宁边区面积大为缩小。国民党还从北、西、南修建野战工事、永久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离，依靠地形筑有碉堡。为了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国民党政府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严密监控，切断了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他们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又以法令禁止国统区的物资，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物资进入边区，为者以“走私”论罪，物资没收，货主法办。他们还在边区附近组织边币与法币兑换的黑市，利用兑换差价影响边区的物价，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财政。到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尤其以一九四〇年陕甘宁边区及周边地区的灾情最为严重，致使当年的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群众生活艰难至极，边区的粮食供应陷入极大的紧张和恐慌，甚至出现了群众骂娘的现象。
方旭说，那个时期真的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吃不饱肚子已经成了常事，就连边区首长一天也仅吃两顿饭，而且是半饱。
在这种情况下，边区人民响应***的号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方旭很清楚记得当年***在边区礼堂的讲话：“敌人要封锁我们的经济，我们是干、还是不干呢？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我看还是干、不能散。”
于是，一九三九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任务的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于一九四〇年底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很快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南泥湾，是王震的三五九旅硬是把一个野狼成群的荒无人烟之地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主要开展农业生产，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同时，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发展人民经济，以改善人民生活和保障供给。大生产运动，改善了物质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对密切官兵关系和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劳动观念和组织纪律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和群众响应号召，首先开展起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动手，种菜纺纱。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种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从而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随即，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费达到全部自给，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一个叫张思德的八路军战士，在陕北安塞县石峡峪烧炭时，因窑洞坍塌而牺牲。与战死疆场、马革裹尸相比，张思德的死显得太过平淡。但是，人民领袖毛泽东不仅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还在追悼会上专门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高度称赞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并把它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一起称为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子。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这是不能拿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
在大生产的年代里，边区领导带头起模范作用，亲自动手开荒种菜，许多来延安寻求真理的男、女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劳动，手磨破了染红镐把也不叫苦叫痛，撒下棉花烧成灰按在伤口上又不断挖狼牙根，开荒不止。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像杜林森这样的劳动模范。方旭本来就是苦孩子出身，要说写文章他头痛，可干起农活来他一个顶俩，年年被评为模范工作者。粮食丰收了，望着那满仓的小麦、谷物，方旭说，掬一捧在手里，那喜悦从毛孔里都往外溢。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尝过挨饿的滋味，收割时掉在地里的麦粒方旭只要看见都会捡起来。他说，他这辈子只知道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粮食，是人都得靠粮食才能活下去。
当菜地里的西红柿熟透了的时候，那些在延河边玩耍的孩子们趁人不注意就溜进了菜地，到后来连保育院的孩子们也跑来偷吃西红柿。方旭他们这些警卫战士们想去撵跑那些偷嘴的娃娃们，被边区首长阻挡住了：“让他们吃好了，都是些好娃娃啊。”接着首长叹口气又说：“唉，这些娃娃们也可怜哪，有些孩子也是参加了长征的，原本他们不该遭那些罪的，都是战争啊，是战争让他们过早地经受了不该经历的人生轨迹。”
直到多少年后方旭还说，那些红色后代们和他们的父母在宝塔山下、在延河边告别，父亲跨上战马杀向了疆场，母亲抹一把泪也上了前线，自此有些人马革裹尸成了未来共和国的魂，而他们的孩子却永远成了孤儿。那种为民族大义而表现出的义无反顾，只有在共产党人身上才彰显的如此令人唏嘘不已，那是怎样的一种无畏情怀啊！
大生产时期方旭还学会了捻线、织毛衣，这在当时来说是硬性任务，超过标准的给以表扬、奖励，达不到标准的要批评。直到多年后，方旭还能拿起毛线给家里人织毛袜子。孙子们见了异常惊讶：爷爷，你会织毛活，简直不可思议！他对孩子们的大惊小怪倒没责怪，很是心平气和：“当你们知道快要饿死了，就会动手去种粮食；衣不遮体了，不要说织毛衣，就是纺线织布纳鞋照样会干得麻溜。你们呀，真是掉在福窝里了。好啊，我们当年坚苦卓绝不就是为今天的幸福生活嘛，你们可要珍惜哟。”
正如歌中唱得：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可蒋介石却不喜欢，原本红亮亮的天空飘来了几朵黑云，想遮住延安猎猎的太阳。延安出现了敌特组织，顿时谣言四起，身为边区保卫处的同志更是觉得箭在弦上。
虽说方旭没有直接参加这长惊心动魄的反特战，一切都是在极其严密的情况下展开抓捕敌特的工作，但方旭还是从保卫处领导的脸上看出了事情的严重性。在边区首长身边负责安全的方旭如临大敌，他不但提高了警惕，就连外国人来访，手续不全照样被他拒之门外。
那么延安发现敌特又是怎么回事呢？史料记载了那次绝密的反特战：
还是从一九四〇年初春的一天说起。那天，在甘肃庆阳去往陕西汉中的路上，二十一岁的失业小学教员吴南山正在赶路。一个同事推荐他到重庆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读书，那位同事让他先到汉中找一个联络人，再由这个人帮助他去重庆。但到了汉中之后，那个联络人却将他领到了汉中郊外的一个大宅院。大宅院里的人要求，进来的人不准和外界有任何联系。过了几天，吴南山才明白这个地方原来是国民党军统开办的特务训练班，简称汉训班。
吴南山认识到自己被骗了，他想办法早点离开这里。而且他将学员情况和相关课程都偷偷记下来，在暗中为离开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他如何才能逃离这个戒备森严的牢笼呢？
一九四〇年六月，吴南山终于获得了“自由”，他离开汉训班，回到老家甘肃庆阳潜伏。此时，共产党已掌握了庆阳的政权。很快，他就在新筹建的陇东中学里当了一名教员。可是，吴南山的心中却更加忐忑，因为他此次回家身负了秘密任务，他一边想摆脱这个任务，但又对共产党对他的态度心存疑虑。为了得到共产党的信任，不久，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而由此一场中共与国民党军统之间潜伏与反潜伏的秘密情报战也拉开了大幕……
吴南山被任命为庆阳县教育科科长，而他的实际领导者却是陕甘宁边区的保安处。一次，在从延安回庆阳的途中，他发现了当年汉训班的同学祁三益。为了钓到祁三益这条大鱼，进而挖出更多的军统特务，吴南山把祁三益带回庆阳，在那里，一张捕鱼的大网已经张开了。
通过落网的祁三益，陕甘宁边区的保安部门得到了这样一系列情报：大批以行动见长的军统特务已潜入延安！而且这些特务都在汉中受过专业训练，他们将给延安造成极大威胁，尤其是中共领导人的安全！
负责保卫工作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立即把祁三益押往延安。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特工战展开了。为了挖出潜伏特务，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安排向我方投诚祁三益到延安新市场完全小学教书，这只是一个掩护身份。因为军统汉训班的特务成功打入延安后，分散在延安各个机关，彼此没有建立起联系。所以作为联络员的祁三益要想见到这些人也不容易。在边区保安处指示下，祁三益经常到延安的一些公共场所活动，希望能够发现潜伏的特务人员。一天，祁三益走进延安新市场一家名为天生衡的锅贴店里，突然他发现账房先生有些眼熟。他仔细一看，这个人居然是延安组的另一个联络员杨朋。通过他，祁三益掌握了四个潜伏特务。可是不久之后，杨朋却神秘消失了。一九四二年春节，同样是在新市场，祁三益发现了军统延安组的另一个联络员李春茂，他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通过此人，又有两个潜伏特务被我们掌握。经过争取，李春茂也向我方投诚。一九四二年的五一，在庆祝大会上，李春茂发现了延安组的总联络员赵秀，他的身份是国民党防空监视哨哨长。保卫部门马上对他进行了监控。经过一番精心的设计，赵秀也投降反正。一九四二年六月，延安保卫部门吸收了赵秀、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和张秉钧，正式加入，成为我方的秘密工作人员。在破案过程中，我方保卫人员发现，已经有三名军统特务打入中央军委二局，而军委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一个极其重要极其保密的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居然混进了特务，长期存在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这场历时三年的秘密战中，保卫人员共抓获军统特务五十五名，其中大多数人投诚。这是情报保卫战线上一次漂亮的歼灭战，破获特务之多前所未有，因此也被称为陕甘宁反特第一案。
一座宝塔，一条延河；一溜窑洞，一盏马灯。
因了那盏明亮的灯，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冲破重重封锁，从全国各地赶赴延安。“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延安无疑成了比上海、重庆还要兴旺的文化之都。
就是在那灯下，一代伟人在简陋的的窑洞里不仅写出了惊世之作，还运筹帷幄，指点江山，决策于千里之外，指挥千军万马南征北战，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最后夺取江山，建立了新中国。这一切是任何预言家都无法预料到的，但却又是历史的必然。早在长征结束后，毛泽东主席率军东征时，在一个叫袁家沟的窑洞里写下《沁园春?雪》就预示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著名论断。
在延安学习期间，九娃渐渐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他也知道是“共产主义给这个被各种绳索捆绑得奄奄一息的古老民族，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使它犹如凤凰再生。”他不知道这个摇撼整个旧世界根基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将来前景如何，胜利或失败，但对照自身从小的凄风苦雨，他选择了就从没后悔过。正如后来响彻延河两岸的歌曲《东方红》那样，穷苦人发自内心歌颂领袖毛泽东。
陕北的土地上到处流淌着信天游，令人如痴如醉。不能不说陕北高原就是轩辕氏的根本，以火与犁为先导，把东方文明向黄河流域蔓延。可是这片浑厚的黄土地却渐渐又交付于洪荒，逐渐成为鬼方、犬戎、猃狁以及白翟部族与匈奴的领土。秦统一后，蒙恬挥戈征讨匈奴，归属于上郡。
岁月慢慢流转，直到“***来了”，这块偏僻的大地，这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便仿佛横空出世，毛泽东带着他天生的叛逆个性，与一群桀骜不驯的共产党人以强悍的姿态把革命的“泊”地根植在了黄土高原上，开始拯救民族于危亡，创立不朽的伟业。
那个时期，延安在方九娃眼里是个新奇的世界，世纪风云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乍起，荡涤阴霾尘埃，犹如狂飙卷起近代史上的斑斑血泪。宝塔山下数不清的窑洞里，透出灿若星河的灯光，那不仅仅是灯光，那是永远不灭的民族精神！
学习结业后，九娃被组织派到了边区政府，在机要科负责陕甘宁边区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来了没几天，边区首长给他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方旭。
有了新的名字的九娃刚开始有点不习惯，慢慢地时间一长，每当到人喊一声方旭，他答应的格外响亮。直到多年以后，这个名字时常出现要红头文件和各种报告上，报告的标题下打印着方方正正两个汉字：方旭。再后来，在家乡的县志和他工作过的企业志上，这个名字又显耀地出现在重要位置上。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如期莅临了，久不下雪，气候很是干燥。北风嗖嗖，寒冷凝却了浑厚的黄土地。就在这深冬里，日本人久攻不下内蒙古黄河地带，恼怒之下，竟密谋策划了空袭延安的罪恶计划。原本圣洁的延安上空，飞来了几架敌机。恰巧，这天是个星期日，又遇集市，干部、军人、市民逢闲人城，街道上人头攒动。老百姓是扯马赶驴，抱鸡拉猪，吆喝着卖菜卖饭的，涌满了城内外各个市场和路面。
那天方旭也上了街，原本他是不想去的，首长说，去吧，年轻人别老窝在这儿，回来时顺便给我买条纸烟。于是方旭和另一个警卫人员一路说笑着往城里走去。敌机来时，他们正接近了集市场。
尽管当时延安已经成立了防空司令部，但那只是个摆设，无对付空袭的办法，只能是听见飞机响，即敲响宝塔山和清凉山上的防空古钟。急促的钟声传出，城内人马更是拥挤，街道像炸了锅一般。紧接着炸弹就落了下来，爆炸声惊天动地。敌人向凤凰山麓及城区的主要建筑投下了数十枚炸弹，顿时延安城屋倒墙塌，弹石与血肉横飞，哭喊声响成一片，熊熊火焰与缭绕腾空的一柱柱浓烈的烟硝。
“快回去，还有首长呢。”
方旭和那位警卫人员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来不及多想，撒腿就往边区政府跑，路上他们看见几个抗大的女学员躺卧在血泊之中，身边还散落着刚买来的许多抗日书籍和尚未书写的新笔记本。突然方旭发现一位乡下老大爷被这般场景吓懵了，呆在路口不动。此时敌机又从东山头折回延安城向下俯冲扫射了，方旭飞一般冲了过去，一把把这位老大爷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躯紧紧掩护着，直到敌机飞去。
“大爷，你快跑，闹不好敌人还会来袭。”方旭心里着急首长的安全，大喊着嘱咐了一句跑远了。
与此同时，一位老大爷和老大娘领着个孩子手里均提个大包袱舍不得甩掉，踉跄不前，身边的小孙子揪着爷爷的后衣襟吓得大哭大叫。和方旭一起来的那位警卫员冲了上去，将小孩抱在自己怀中。这时，一颗炸弹呼啸着从高空里明晃晃地向下蹿来，他即刻大喊一声“卧倒”，便护着小孩趴倒在地。“轰隆”一声巨响过后，两位老人和小孩均安然无恙，而那位勇敢的战士在血泊中昏死过去。当边区政府派人把他送往李家洼中央医院时，因流血过多，已无法抢救了。得救的孩子和爷爷、奶奶赶往医院，“扑嗵”一声跪在英雄的膝下，磕头捶胸，放声痛哭。
方旭后来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都历历在目，他说那个战士是首长的贴身警卫员，他的牺牲使年岁已经大了的首长几天都吃不下饭。方旭还说，那个战友仅比他大两岁，却经历了坚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也是儿孙满堂了。说这话时，分明方旭的眼里有了湿润。
日军占领武汉之后，开始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其主要的侵华军事力量转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损失巨大，虽然迟滞了日军的大进攻态势，彻底打乱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部署，但是也因此导致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着对抗日前景悲观失望的情绪，国民党积极抗日的政策至此也开始出现动摇，在日本****诱降分化政策的影响下，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会后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反共文件。为配合其反共政策，国民党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周围增加兵力，加强军事封锁，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北线、西线、南线共二十一万多人，蓄意制造反共摩擦和军事进攻，致使陕甘宁边区面积大为缩小。国民党还从北、西、南修建野战工事、永久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离，依靠地形筑有碉堡。为了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国民党政府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严密监控，切断了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他们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又以法令禁止国统区的物资，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物资进入边区，为者以“走私”论罪，物资没收，货主法办。他们还在边区附近组织边币与法币兑换的黑市，利用兑换差价影响边区的物价，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财政。到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尤其以一九四〇年陕甘宁边区及周边地区的灾情最为严重，致使当年的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群众生活艰难至极，边区的粮食供应陷入极大的紧张和恐慌，甚至出现了群众骂娘的现象。
方旭说，那个时期真的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吃不饱肚子已经成了常事，就连边区首长一天也仅吃两顿饭，而且是半饱。
在这种情况下，边区人民响应***的号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方旭很清楚记得当年***在边区礼堂的讲话：“敌人要封锁我们的经济，我们是干、还是不干呢？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我看还是干、不能散。”
于是，一九三九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任务的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于一九四〇年底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很快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南泥湾，是王震的三五九旅硬是把一个野狼成群的荒无人烟之地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主要开展农业生产，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同时，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发展人民经济，以改善人民生活和保障供给。大生产运动，改善了物质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对密切官兵关系和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劳动观念和组织纪律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和群众响应号召，首先开展起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动手，种菜纺纱。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种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从而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随即，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费达到全部自给，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一个叫张思德的八路军战士，在陕北安塞县石峡峪烧炭时，因窑洞坍塌而牺牲。与战死疆场、马革裹尸相比，张思德的死显得太过平淡。但是，人民领袖毛泽东不仅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还在追悼会上专门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高度称赞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并把它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一起称为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子。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这是不能拿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
在大生产的年代里，边区领导带头起模范作用，亲自动手开荒种菜，许多来延安寻求真理的男、女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劳动，手磨破了染红镐把也不叫苦叫痛，撒下棉花烧成灰按在伤口上又不断挖狼牙根，开荒不止。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像杜林森这样的劳动模范。方旭本来就是苦孩子出身，要说写文章他头痛，可干起农活来他一个顶俩，年年被评为模范工作者。粮食丰收了，望着那满仓的小麦、谷物，方旭说，掬一捧在手里，那喜悦从毛孔里都往外溢。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尝过挨饿的滋味，收割时掉在地里的麦粒方旭只要看见都会捡起来。他说，他这辈子只知道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粮食，是人都得靠粮食才能活下去。
当菜地里的西红柿熟透了的时候，那些在延河边玩耍的孩子们趁人不注意就溜进了菜地，到后来连保育院的孩子们也跑来偷吃西红柿。方旭他们这些警卫战士们想去撵跑那些偷嘴的娃娃们，被边区首长阻挡住了：“让他们吃好了，都是些好娃娃啊。”接着首长叹口气又说：“唉，这些娃娃们也可怜哪，有些孩子也是参加了长征的，原本他们不该遭那些罪的，都是战争啊，是战争让他们过早地经受了不该经历的人生轨迹。”
直到多少年后方旭还说，那些红色后代们和他们的父母在宝塔山下、在延河边告别，父亲跨上战马杀向了疆场，母亲抹一把泪也上了前线，自此有些人马革裹尸成了未来共和国的魂，而他们的孩子却永远成了孤儿。那种为民族大义而表现出的义无反顾，只有在共产党人身上才彰显的如此令人唏嘘不已，那是怎样的一种无畏情怀啊！
大生产时期方旭还学会了捻线、织毛衣，这在当时来说是硬性任务，超过标准的给以表扬、奖励，达不到标准的要批评。直到多年后，方旭还能拿起毛线给家里人织毛袜子。孙子们见了异常惊讶：爷爷，你会织毛活，简直不可思议！他对孩子们的大惊小怪倒没责怪，很是心平气和：“当你们知道快要饿死了，就会动手去种粮食；衣不遮体了，不要说织毛衣，就是纺线织布纳鞋照样会干得麻溜。你们呀，真是掉在福窝里了。好啊，我们当年坚苦卓绝不就是为今天的幸福生活嘛，你们可要珍惜哟。”
正如歌中唱得：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可蒋介石却不喜欢，原本红亮亮的天空飘来了几朵黑云，想遮住延安猎猎的太阳。延安出现了敌特组织，顿时谣言四起，身为边区保卫处的同志更是觉得箭在弦上。
虽说方旭没有直接参加这长惊心动魄的反特战，一切都是在极其严密的情况下展开抓捕敌特的工作，但方旭还是从保卫处领导的脸上看出了事情的严重性。在边区首长身边负责安全的方旭如临大敌，他不但提高了警惕，就连外国人来访，手续不全照样被他拒之门外。
那么延安发现敌特又是怎么回事呢？史料记载了那次绝密的反特战：
还是从一九四〇年初春的一天说起。那天，在甘肃庆阳去往陕西汉中的路上，二十一岁的失业小学教员吴南山正在赶路。一个同事推荐他到重庆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读书，那位同事让他先到汉中找一个联络人，再由这个人帮助他去重庆。但到了汉中之后，那个联络人却将他领到了汉中郊外的一个大宅院。大宅院里的人要求，进来的人不准和外界有任何联系。过了几天，吴南山才明白这个地方原来是国民党军统开办的特务训练班，简称汉训班。
吴南山认识到自己被骗了，他想办法早点离开这里。而且他将学员情况和相关课程都偷偷记下来，在暗中为离开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他如何才能逃离这个戒备森严的牢笼呢？
一九四〇年六月，吴南山终于获得了“自由”，他离开汉训班，回到老家甘肃庆阳潜伏。此时，共产党已掌握了庆阳的政权。很快，他就在新筹建的陇东中学里当了一名教员。可是，吴南山的心中却更加忐忑，因为他此次回家身负了秘密任务，他一边想摆脱这个任务，但又对共产党对他的态度心存疑虑。为了得到共产党的信任，不久，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而由此一场中共与国民党军统之间潜伏与反潜伏的秘密情报战也拉开了大幕……
吴南山被任命为庆阳县教育科科长，而他的实际领导者却是陕甘宁边区的保安处。一次，在从延安回庆阳的途中，他发现了当年汉训班的同学祁三益。为了钓到祁三益这条大鱼，进而挖出更多的军统特务，吴南山把祁三益带回庆阳，在那里，一张捕鱼的大网已经张开了。
通过落网的祁三益，陕甘宁边区的保安部门得到了这样一系列情报：大批以行动见长的军统特务已潜入延安！而且这些特务都在汉中受过专业训练，他们将给延安造成极大威胁，尤其是中共领导人的安全！
负责保卫工作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立即把祁三益押往延安。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特工战展开了。为了挖出潜伏特务，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安排向我方投诚祁三益到延安新市场完全小学教书，这只是一个掩护身份。因为军统汉训班的特务成功打入延安后，分散在延安各个机关，彼此没有建立起联系。所以作为联络员的祁三益要想见到这些人也不容易。在边区保安处指示下，祁三益经常到延安的一些公共场所活动，希望能够发现潜伏的特务人员。一天，祁三益走进延安新市场一家名为天生衡的锅贴店里，突然他发现账房先生有些眼熟。他仔细一看，这个人居然是延安组的另一个联络员杨朋。通过他，祁三益掌握了四个潜伏特务。可是不久之后，杨朋却神秘消失了。一九四二年春节，同样是在新市场，祁三益发现了军统延安组的另一个联络员李春茂，他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通过此人，又有两个潜伏特务被我们掌握。经过争取，李春茂也向我方投诚。一九四二年的五一，在庆祝大会上，李春茂发现了延安组的总联络员赵秀，他的身份是国民党防空监视哨哨长。保卫部门马上对他进行了监控。经过一番精心的设计，赵秀也投降反正。一九四二年六月，延安保卫部门吸收了赵秀、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和张秉钧，正式加入，成为我方的秘密工作人员。在破案过程中，我方保卫人员发现，已经有三名军统特务打入中央军委二局，而军委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一个极其重要极其保密的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居然混进了特务，长期存在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这场历时三年的秘密战中，保卫人员共抓获军统特务五十五名，其中大多数人投诚。这是情报保卫战线上一次漂亮的歼灭战，破获特务之多前所未有，因此也被称为陕甘宁反特第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