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周代篇（51）
国际仲裁—魏惠王(2)
魏惠王二十年(前350年)，魏惠王在制服了最具有反抗精神的赵国后，便开始谋划攻齐。齐威王十分紧张，派邹忌向魏惠王求盟，表达齐威王对魏惠王的尊敬，同时向魏惠王献上了大址的财宝、土地才算了事。在勉强求得魏惠王的原谅后，齐威王下令筑堤防以为长城，以防御魏国的进攻。魏国在惩罚了赵国和齐国后，秦国就成了魏惠王讨伐的下一个国家。秦孝公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与魏惠王相会，向魏国归还了安邑和河西的少梁、元里等地，魏惠王才同意秦孝公的求盟。本想趁火打劫的楚宣王被魏惠王盘剥得更惨，赵、秦、齐、楚四个强国与魏国的较量以失败告终，都被迫接受了丧权辱国的苛刻条件。在战国时期能够同时击败赵、秦、齐、楚四个国家的只有魏惠王，此时的魏国霸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处于颠峰状态。在这场战国时期最精彩、参与国家最多、战场最广阔的大战中，魏惠王与庞涓的表现无疑是最突出的。
魏惠王在制服了所有的强国后，中原地区出现了非常难得的短暂和平时期，各国之间的纠纷都由魏惠王来做终极裁判，各国对魏惠王的裁判也都遵从，魏惠王成为中原地区实际的王，连周显王也要服从魏惠王的命令。周天子的权威在姑盛时期也没有超出黄河流域，绝难达到长江流域，而此时的魏惠王却能让长江流域的楚国、越国俯首帖耳，魏国成为横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霸主。这一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但却非常重要。魏惠王统一指挥了对黄河、淮河、长江水路的开通、疏导大业，使三大水系的联系大大加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与长江、淮河流域的楚、越、九夷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这种联系即便在魏惠王的霸业衰落后也没有减弱。
秦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是参与魏惠王领导的公益事业最少的国家。在魏惠王热心公益的这些年里，秦国的变法取得了更多的实效，国力也越来越强大。秦孝公在魏惠王二十年求得魏惠王的原谅后，就把都城从雍迁到了咸阳。在这些年里，秦孝公在商鞅的辅佐下，苦心经营咸阳地区，积极谋求夺回西河地，打通中原通道。但是，镇守西河的庞涓像当年的吴起一样，把秦国死死地压制在洛水以西地区，不让秦国靠近中原地区，控制秦国与中原的交流，独搜东方之利。日益强大的秦国不愿再忍受魏国的这种剥削，对魏国逐渐产生了抵触情绪。魏惠王注意到了秦国的这种苗头，要对秦国采取措施，以示替告。秦孝公很担心魏惠王把秦国看成一个潜在的敌人，为了打消超级强国魏国对秦国的敌视情绪，秦孝公派商鞅出使魏国。
商鞅就是当年公叔座的家臣卫较。魏惠王最初知道商鞅在秦国发展很好，甚至当到了秦国军政的最高官职大良造的时候，对当年未听公叔座的话颇为后悔。魏惠王是一个爱才识才的人，当年对商鞅的走眼，多少与对公叔痊战败有怨艾有关。商鞅在与魏惠王见面的时候，是以对主人的礼节对待魏惠王的，这对于一个国家的代表来说是很屈辱的。但商鞅坚持以这种卑微的姿态面对魏惠王，说自己当年是公叔座的家臣，应当以这种奴仆对主人的礼节来对魏惠王。商鞅这样折节屈膝的目的就是要打消魏惠王对秦国的敌视情绪，而使魏惠王放松对秦国的注意，使秦国能够有更宽松的条件发展图强。商鞅的一番行为，让魏惠王又响起了当年的公叔座，思念之情油然而起。商鞅转达了秦孝公对魏惠王的敬意，表示秦国永远是魏国最好的臣子。魏惠王对秦国的态度开始转变。商鞅进一步劝魏惠王正式称王，表示秦国第一个向魏国称臣，做模范臣子。周系统的诸侯国称王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以周礼的观点来看，诸侯国称王是最大的撍越，比谋反的罪名还要严重。虽然此时的周天子已威信扫地，但诸侯国称王仍然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题的异端之举。由于此时的魏国特别强大，魏惠王本人也正在主持中原事务，掌握了周天子从来没有掌握过的实权，权威的范围更是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位国王和霸主。魏惠王已经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了，他达到的权力高度也确实不适合把他再简单地当成一位霸主来看了。无论是魏国的实力，还是魏惠王的声望，魏惠王都是担得起王这个称号的。魏国已经经历了魏文侯和魏武侯两代霸主，魏惠王对霸主这个称号已经不感兴趣了，他要获得更高的权力称号。王是当时最高级别的称号，魏惠王以前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称王。楚、越、吴、巴、蜀的国君虽然称王，但始终没有得到周系统的国家承认，周系统的国家仍然把他们视为蛮夷，根本不按王的礼节来对待他们，甚至一些大国国君还为此而敌视他们。严格来讲，楚、越称王是不算数的，只是听起来好听罢了。魏惠王决定要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称王。他要取代周天子，成为一位真正有能力贯彻自己意志的王。
魏惠王二十六年(前344年)，魏惠王正式称王，成为周系统国君的第一位王。魏惠王采用天子的礼仪，要求各国以臣子之礼事魏国为君主。对魏惠王称王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说，各国虽然都有些不满，但没有反对的。魏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举行登基大典，各诸侯国均派高规格的特使来贺。宋、卫、邹、鲁等国的国君更是亲身参加魏惠王的登基典礼。局显王也派特使来祝贺魏惠王的称王，魏惠王的王号得到了所有国家的承认。秦国的特使是秦孝公的同母弟公子少官。公子少官按照秦孝公的吩咐，在强国中率先以臣子的礼节对待魏惠王，同时向魏惠王进贡非常贵重的礼物。魏惠王对秦国很满意，也要求其他大国要像秦国一样向魏国进贡。齐、赵、韩、楚等强国都有怨言。
魏国的旧都安邑在魏与四国大战时被秦、赵联手攻破，暴露出了防守上的问题。安邑的西边有黄河天险和魏国的河西郡，是比较便于防守的。安邑的南边是中条山和黄河大拐弯处，防守上也有保障，而且通过软道，可以与魏国的河内直接交通。安邑的北边是魏国的智地，而且有汾水和吕梁山可做屏障。安邑的最大威胁是在东边的上党地区，上党属于太行山区，地势十分险要，有以天为党之称。上党本来由韩国和赵国控制，后来在魏惠王的压迫下，赵国才同意用浓氏同魏国交换四个城邑的换地协议，魏国才在控制太行山东西交通的上党地区占有了一席之地。法氏的北面是赵国的上党郡，南面是韩国的上党郡。安邑之所以失守，最大的原因并不是来自于西边的秦国方面的进攻，而是赵国从安邑东边的上党出兵切断了安邑同法氏的联系，向安邑的背后插了一刀。安邑守将没有充分估计赵国从上党袭击安邑背后的威胁，分兵出轶道救援大梁造成安邑守卫力量减弱也是安邑失守的一个重要原因。
魏惠王向赵国提出以魏国河西的上郡与赵国的上党交换。这是一个严重危害赵国国防利益的苛刻要求。赵国的上党郡是赵氏家族发达之地晋阳的南部屏障，从上党可以一路无阻的北上晋阳。赵上党还是都城邯郸的西部屏障，赵国正是凭借上党才能抵挡秦国、魏国和韩国从西面向邯郸的进攻。上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可以用寸土必争来形容上党的重要性。赵成侯在被魏国击败后郁闷而终，赵肃侯即位。赵肃侯即位的第二年就与魏惠王在阴晋相会，表达自己对魏惠王的敬意。此次魏惠王要用上郡换取赵上党，固然可以保障魏国河东、河西的安全，但却刻去了赵国的心头肉。如果同意用赵上党同上郡交换，就意味着邯郸和太原的大门钥匙交到了魏惠王的手里，赵国离亡国也就不远了。赵肃侯与大臣们决定宁可玉碎，也不能答应这个亡国的换地协议。
出于同样的考虑，魏惠王向韩昭侯提出了用魏国的河西郡与韩国的上党郡交换的换地要约。韩国的上党郡与赵国的上党郡一样虽然不是一个很富庶的地区，但却由于重要的战略位置而被韩国所珍视。对于韩国在河南富庶的郑版块来说，上党版块是其安全的重要保证。韩国和赵国只要有一家答应魏惠王的换地要求，魏惠王就算是达到了目的。结果，韩国和赵国都拒绝了魏惠王的要求，让魏惠王大怒。韩国和赵国也知道拒绝魏惠王的后果，他们同秦、齐的联系更加紧密了。魏惠王已经发号施令惯了，韩国和赵国这两个曾经被魏国打得服服帖贴、委曲求全的手下败将竟敢违抗大魏的命令，让魏惠王怒不可遏，决定要好好教训一下他们。
魏惠王二十七年(前343年)，魏惠王命令太子申伐赵。在战争初期，赵军一度占有上风，打到了魏国的首垣。但是很快就被太子申扭转了战局，赵军战败，被太子申一路撵回邯郸。赵肃侯向齐威王求救，齐威王命田忌率军驻于齐、卫边境。四国攻魏战败后，齐威王为当初自己决策弃赵攻魏失误负责，没有追究田忌的责任。此次战端又起，齐、秦、赵、韩不堪魏惠王的一再求索，再次结成反魏联盟，结果赵国三下五除二就被魏国打败了退回邯郸。齐军与赵军遥相呼应，牵制太子申。太子申退回魏境，以观齐军。
魏惠王二十年(前350年)，魏惠王在制服了最具有反抗精神的赵国后，便开始谋划攻齐。齐威王十分紧张，派邹忌向魏惠王求盟，表达齐威王对魏惠王的尊敬，同时向魏惠王献上了大址的财宝、土地才算了事。在勉强求得魏惠王的原谅后，齐威王下令筑堤防以为长城，以防御魏国的进攻。魏国在惩罚了赵国和齐国后，秦国就成了魏惠王讨伐的下一个国家。秦孝公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与魏惠王相会，向魏国归还了安邑和河西的少梁、元里等地，魏惠王才同意秦孝公的求盟。本想趁火打劫的楚宣王被魏惠王盘剥得更惨，赵、秦、齐、楚四个强国与魏国的较量以失败告终，都被迫接受了丧权辱国的苛刻条件。在战国时期能够同时击败赵、秦、齐、楚四个国家的只有魏惠王，此时的魏国霸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处于颠峰状态。在这场战国时期最精彩、参与国家最多、战场最广阔的大战中，魏惠王与庞涓的表现无疑是最突出的。
魏惠王在制服了所有的强国后，中原地区出现了非常难得的短暂和平时期，各国之间的纠纷都由魏惠王来做终极裁判，各国对魏惠王的裁判也都遵从，魏惠王成为中原地区实际的王，连周显王也要服从魏惠王的命令。周天子的权威在姑盛时期也没有超出黄河流域，绝难达到长江流域，而此时的魏惠王却能让长江流域的楚国、越国俯首帖耳，魏国成为横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霸主。这一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但却非常重要。魏惠王统一指挥了对黄河、淮河、长江水路的开通、疏导大业，使三大水系的联系大大加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与长江、淮河流域的楚、越、九夷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这种联系即便在魏惠王的霸业衰落后也没有减弱。
秦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是参与魏惠王领导的公益事业最少的国家。在魏惠王热心公益的这些年里，秦国的变法取得了更多的实效，国力也越来越强大。秦孝公在魏惠王二十年求得魏惠王的原谅后，就把都城从雍迁到了咸阳。在这些年里，秦孝公在商鞅的辅佐下，苦心经营咸阳地区，积极谋求夺回西河地，打通中原通道。但是，镇守西河的庞涓像当年的吴起一样，把秦国死死地压制在洛水以西地区，不让秦国靠近中原地区，控制秦国与中原的交流，独搜东方之利。日益强大的秦国不愿再忍受魏国的这种剥削，对魏国逐渐产生了抵触情绪。魏惠王注意到了秦国的这种苗头，要对秦国采取措施，以示替告。秦孝公很担心魏惠王把秦国看成一个潜在的敌人，为了打消超级强国魏国对秦国的敌视情绪，秦孝公派商鞅出使魏国。
商鞅就是当年公叔座的家臣卫较。魏惠王最初知道商鞅在秦国发展很好，甚至当到了秦国军政的最高官职大良造的时候，对当年未听公叔座的话颇为后悔。魏惠王是一个爱才识才的人，当年对商鞅的走眼，多少与对公叔痊战败有怨艾有关。商鞅在与魏惠王见面的时候，是以对主人的礼节对待魏惠王的，这对于一个国家的代表来说是很屈辱的。但商鞅坚持以这种卑微的姿态面对魏惠王，说自己当年是公叔座的家臣，应当以这种奴仆对主人的礼节来对魏惠王。商鞅这样折节屈膝的目的就是要打消魏惠王对秦国的敌视情绪，而使魏惠王放松对秦国的注意，使秦国能够有更宽松的条件发展图强。商鞅的一番行为，让魏惠王又响起了当年的公叔座，思念之情油然而起。商鞅转达了秦孝公对魏惠王的敬意，表示秦国永远是魏国最好的臣子。魏惠王对秦国的态度开始转变。商鞅进一步劝魏惠王正式称王，表示秦国第一个向魏国称臣，做模范臣子。周系统的诸侯国称王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以周礼的观点来看，诸侯国称王是最大的撍越，比谋反的罪名还要严重。虽然此时的周天子已威信扫地，但诸侯国称王仍然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题的异端之举。由于此时的魏国特别强大，魏惠王本人也正在主持中原事务，掌握了周天子从来没有掌握过的实权，权威的范围更是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位国王和霸主。魏惠王已经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了，他达到的权力高度也确实不适合把他再简单地当成一位霸主来看了。无论是魏国的实力，还是魏惠王的声望，魏惠王都是担得起王这个称号的。魏国已经经历了魏文侯和魏武侯两代霸主，魏惠王对霸主这个称号已经不感兴趣了，他要获得更高的权力称号。王是当时最高级别的称号，魏惠王以前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称王。楚、越、吴、巴、蜀的国君虽然称王，但始终没有得到周系统的国家承认，周系统的国家仍然把他们视为蛮夷，根本不按王的礼节来对待他们，甚至一些大国国君还为此而敌视他们。严格来讲，楚、越称王是不算数的，只是听起来好听罢了。魏惠王决定要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称王。他要取代周天子，成为一位真正有能力贯彻自己意志的王。
魏惠王二十六年(前344年)，魏惠王正式称王，成为周系统国君的第一位王。魏惠王采用天子的礼仪，要求各国以臣子之礼事魏国为君主。对魏惠王称王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说，各国虽然都有些不满，但没有反对的。魏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举行登基大典，各诸侯国均派高规格的特使来贺。宋、卫、邹、鲁等国的国君更是亲身参加魏惠王的登基典礼。局显王也派特使来祝贺魏惠王的称王，魏惠王的王号得到了所有国家的承认。秦国的特使是秦孝公的同母弟公子少官。公子少官按照秦孝公的吩咐，在强国中率先以臣子的礼节对待魏惠王，同时向魏惠王进贡非常贵重的礼物。魏惠王对秦国很满意，也要求其他大国要像秦国一样向魏国进贡。齐、赵、韩、楚等强国都有怨言。
魏国的旧都安邑在魏与四国大战时被秦、赵联手攻破，暴露出了防守上的问题。安邑的西边有黄河天险和魏国的河西郡，是比较便于防守的。安邑的南边是中条山和黄河大拐弯处，防守上也有保障，而且通过软道，可以与魏国的河内直接交通。安邑的北边是魏国的智地，而且有汾水和吕梁山可做屏障。安邑的最大威胁是在东边的上党地区，上党属于太行山区，地势十分险要，有以天为党之称。上党本来由韩国和赵国控制，后来在魏惠王的压迫下，赵国才同意用浓氏同魏国交换四个城邑的换地协议，魏国才在控制太行山东西交通的上党地区占有了一席之地。法氏的北面是赵国的上党郡，南面是韩国的上党郡。安邑之所以失守，最大的原因并不是来自于西边的秦国方面的进攻，而是赵国从安邑东边的上党出兵切断了安邑同法氏的联系，向安邑的背后插了一刀。安邑守将没有充分估计赵国从上党袭击安邑背后的威胁，分兵出轶道救援大梁造成安邑守卫力量减弱也是安邑失守的一个重要原因。
魏惠王向赵国提出以魏国河西的上郡与赵国的上党交换。这是一个严重危害赵国国防利益的苛刻要求。赵国的上党郡是赵氏家族发达之地晋阳的南部屏障，从上党可以一路无阻的北上晋阳。赵上党还是都城邯郸的西部屏障，赵国正是凭借上党才能抵挡秦国、魏国和韩国从西面向邯郸的进攻。上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可以用寸土必争来形容上党的重要性。赵成侯在被魏国击败后郁闷而终，赵肃侯即位。赵肃侯即位的第二年就与魏惠王在阴晋相会，表达自己对魏惠王的敬意。此次魏惠王要用上郡换取赵上党，固然可以保障魏国河东、河西的安全，但却刻去了赵国的心头肉。如果同意用赵上党同上郡交换，就意味着邯郸和太原的大门钥匙交到了魏惠王的手里，赵国离亡国也就不远了。赵肃侯与大臣们决定宁可玉碎，也不能答应这个亡国的换地协议。
出于同样的考虑，魏惠王向韩昭侯提出了用魏国的河西郡与韩国的上党郡交换的换地要约。韩国的上党郡与赵国的上党郡一样虽然不是一个很富庶的地区，但却由于重要的战略位置而被韩国所珍视。对于韩国在河南富庶的郑版块来说，上党版块是其安全的重要保证。韩国和赵国只要有一家答应魏惠王的换地要求，魏惠王就算是达到了目的。结果，韩国和赵国都拒绝了魏惠王的要求，让魏惠王大怒。韩国和赵国也知道拒绝魏惠王的后果，他们同秦、齐的联系更加紧密了。魏惠王已经发号施令惯了，韩国和赵国这两个曾经被魏国打得服服帖贴、委曲求全的手下败将竟敢违抗大魏的命令，让魏惠王怒不可遏，决定要好好教训一下他们。
魏惠王二十七年(前343年)，魏惠王命令太子申伐赵。在战争初期，赵军一度占有上风，打到了魏国的首垣。但是很快就被太子申扭转了战局，赵军战败，被太子申一路撵回邯郸。赵肃侯向齐威王求救，齐威王命田忌率军驻于齐、卫边境。四国攻魏战败后，齐威王为当初自己决策弃赵攻魏失误负责，没有追究田忌的责任。此次战端又起，齐、秦、赵、韩不堪魏惠王的一再求索，再次结成反魏联盟，结果赵国三下五除二就被魏国打败了退回邯郸。齐军与赵军遥相呼应，牵制太子申。太子申退回魏境，以观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