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编译的教训及办刊物的几个原则
文/邹韬奋
编译的教训
我写给黄先生的信去了之后，他便约我去谈了一次，并向我取去了几本《约翰声》。这是约翰出版的月刊，我在约翰就学时候的中英文的作品，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到一部分。后来他曾经向穆先生和当时在申报馆营业部服务的一个约翰同学调查我的为人。他们的回答是对我有了好评。不久黄先生便根据他的考察研究，决定请我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去担任编辑股主任。黄先生请我去是煞费苦心的。以当时职教社的经济力量，只能请我担任半天的职务，因为只能出六十元的月薪，我的学费债务还未理清，这是不够我的需要的。他答应还有半天，另想办法。这时附属于江苏省教育会里面有个科学名词审查会，由沈信卿先生和俞凤宾医师主持其事，需要一个人编辑已审查过的各科名词。黄先生邹韬奋（1895-1944），祖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新闻记者、出版家，历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生活》周刊主编，创办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前身之一）、《大众生活》周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韬奋出版奖和韬奋新闻奖是中国出版界和新闻界的最高奖项。
便介绍我替该会做半天的工作，由此略得补助。所以我上半天替职教社编译职业教育丛书，下半天替科学名词审查会编辑各科名词；幸而办公的地方都在江苏省教育会的会所里面，所以还算便利。
编辑各科名词，听起来似乎颇为堂皇，其实却只是一种非常机械的呆板的工作。各科的名词草案是已经用铅字印好，订成小册子，用横排的方式，依次列着英、德、法、日文以及中文的译名，不过先后的次序还未依照字母排好。所谓编译的工作，不过先把这册子里的名词裁成字条，分成顺序，一条一条地贴入一本空白的纸簿上，以备排印。这工作显然是很机械呆板的，只是要多费些时间罢了。我一时没有别的较有意义的事做，也只好接受下来，幸而还有半天的编辑丛书职务，比较还可以调剂调剂。就是这种机械呆板的工作，我既已接受下来，却也认真地干。例如字母的前后不要弄错，各条的名词裁下之后，贴时不要有所遗漏，半天的工作不要有间断。
我辞去交易所的职务，并不是为着编辑名词的事，却是为着另外半天的编辑丛书的事情较有意义。当时我在职教社所主持的事有两种：一种是职教社所出版的月刊，名叫“教育与职业”，还有一种便是编辑职业教育丛书。此外每半年编写一册关于中国职业教育的英文小册子，寄往各国教育机关做宣传之用。为着要编译职业教育丛书，我替职教社定购了关于这方面的英文参考书几十种。我记得第一本编译的书是《职业智能测验》，以贾伯门博士著的trade test做主要的根据。编译专书，这在我是破题儿第一遭，但是就得到一个很大教训。我这时只译过一本杜威著的《民治与教育》，对于编译书还没有过什么经验。我只依据着英文书的内容和顺序，依样画葫芦似的把它翻成中文，用足劲儿译成了三万多字，给黄先生看看。在我自问是很卖力的了，可是黄先生第二天却拿着我的译文，跑到我的桌旁，对我所编译的文字做诚恳而严格的批评。他所指出的要点是我们编译这本书的时候，不要忘却我们的重要的对象——中国的读者。我们要处处顾到读者的理解力，顾到读者的心理，顾到读者的需要，而我所已写成的东西在编法和措辞方面都依照英文原著，合于英美人胃口的编法和措辞，未必即合于中国读者的胃口。我在那刹那间好像背上浇了一大盆的冷水；老实说一句，觉得一肚子的不高兴，尤其是因为很努力地编译了三万多字。但是黄先生的话却有很充分的理由，尤其是他指导青年时候那种心平气和轻声解释的诚恳态度，使我发不出脾气。我接受了他的批评，从头写过，写完了一万字就给他看，并把全书的纲要也写出来给他看。这一次的结果和上次同样地出乎意外，虽则是在两极端的相反。他看后大加称赞，不但他自己欣赏，立刻还交给沈信卿先生看看，沈先生看了也大加鼓励。
我应该老实承认，我对于职业教育并没有怎样浓厚的兴趣（这当然不是说职业教育的不重要，也不是说我看不起职业教育，我只是就我自己的工作兴趣说罢了）。可是黄先生给我的这个教训，却很有益于我以后的著作方法，很有助于我以后办刊物时的技术。所以我特把这件事提出来谈谈。我认为这是有志著述的人们最要注意的一个原则：在写作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的读者。
聚精会神的工作
现在再回转来谈谈《生活》周刊。
关于《生活》周刊，我在《萍踪寄语》初集里也略为谈到，也许诸君已知道大概了。这个周刊最初创办的时候，它的意旨和后来的很不相同，只是要传播传播关于职业教育的消息罢了。当时我对于这件事并不感到什么兴趣，甚至并不觉得这周刊有什么前途，更不知道我和它后来会发生那样密切的关系。在事实上当时看的人也很少。大概创办了有一年的光景，王志莘先生因入工商银行任事，没有时间兼顾，职教社因为我原担任着编辑股主任的事情，便把这个周刊的编辑责任丢在我的身上。我因为职务的关系，只得把它接受下来。当我接办的时候，它的每期印数约有二千八百份左右，赠送的居多，所以这个数量并不算多。我接办之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数目，也很注意。所谓“有趣味有价值”，是当时《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个标语。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的是有趣味的事实。这些事实，最初我是从各种英文的刊物里搜得的。当时一则因为文化界的帮忙的朋友很少很少，二则因为稿费几等于零，职教社同人也各忙于各人原有的职务，往往由我一个人唱独角戏。最可笑的是替我自己取了六七个不同的笔名，把某类的文字“派”给某个笔名去担任！例如关于传记的由甲笔名专任，关于修养的由乙笔名专任，关于健康的由丙笔名专任，关于讨论的由丁笔名专任，关于小品文的由戊笔名专任，以此类推。简单说来，每个笔名都养成一个特殊的性格。这倒不是我的万能，因为我只努力于收集合于各个性格的材料，有许多是由各种英文刊物里搜得的。搜求的时候，却须有相当的判断力，要真能切合于读者需要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后，要用很畅达简洁而隽永的文笔译述出来。所登出的材料往往不是整篇有原文可据的译文，只是把各种相关联的材料，经过一番的消化和组织而造成的。材料的内容，仅有“有趣味”的事实还不够，同时还须“有价值”。所谓“有价值”，是必须使人看了在“进德修业”上得到多少的“灵感”（inspiration）。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着社会上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看这一栏的文字。其次是信箱里解答的文字，也是我所聚精会神的一种工作。我不敢说我所解答的一定怎样好，但是我却尽了我的心力，有时并代为请教我认为可以请教的朋友。
除了“唱独角戏”的材料外，职教社的几位先生也常常做些文章帮忙，在这个初期里，毕云程先生做的文字也不少。关于国外的通讯，日本方面有徐玉文女士，美国方面有李公朴先生，都是很努力的。以上大概是最初两三年间的情形。
我对于搜集材料，选择文稿，撰述评论，解答问题，都感到极深刻浓厚的兴趣，我的全副的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为一体了。我每搜得我自己认为有精彩的材料，或收到一篇有精彩的文字，便快乐得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是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是好的我都要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
《生活》周刊在这阶段的内容，现在看来显然有着很多的缺点，不过我所指出的是当时的这种工作已引起了我的兴会淋漓的精神，使我自动地用着全副的精神，不知疲乏地干着。同时还有一位好友徐伯昕先生，也开始了他对于本刊事业的兴趣。我接办本刊后，徐先生就用全力帮助我主持本刊营业的事务，他和我一样地用着全副的精神努力于本刊的事业。孙梦旦先生最初用一部分的时间加入努力，后来渐渐地也用着他的全部分的时间。最初经常替《生活》周刊努力的职员就只是这三个人。
几个原则
现在有些朋友想起办刊物，往往联想到《生活》周刊。其实《生活》周刊以及它的姊妹刊《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都是有它们的特殊时代的需要，都各有它们的特点。历史既不是重复，供应各时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粮食，当然也不该重复。但是抽象的原则，也许还有可以提出来谈谈的价值，也许可以供给有意办刊物的朋友们一些参考的材料。
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试以《生活》周刊做个例。它的内容并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风和编制也极力“独出心裁”，不愿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单张的时候有单张时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也有订本时的特殊格式。往往因为已用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更竭尽心力，想出更新颖的格式来。单张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改为订本的格式；订本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添加画报。就是画报的格式和编制，也屡有变化。我们每看到一种新刊物，只要看到它的格式样样模仿着别人的，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前途了。
其次是内容的力求精警。尤其是周刊，每星期就要见面一次，更贵精而不贵多，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要办到这一点，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的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彻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这样的文章给予读者的益处显然是很大的：作者替读者省下了许多搜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间，而得到某问题或某部门重要知识的精髓。
再其次，要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我在这里所谈的，是关于推进大众文化的刊物（尤其是周刊），而不是过于专门性的刊物。过于专门性的刊物，只要顾到它那特殊部门的读者的需要就行了；关于推进大众文化的刊物，便须顾到一般大众读者的需要。一般大众读者的需要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不当用机械的看法，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公式可以呆板地规定出来。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
最后我觉得“独角戏”可以应付的时代过去了。现在要办刊物，即是开始的时候，也必须有若干基本的同志作经常的协助。“基本”和“经常”，在这里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现在的杂志界似乎有一种对读者不很有利的现象：新的杂志尽管好像雨后春笋，而作家却仍然只有常常看得到他们大名的这几个。在东一个杂志上你遇见他，在西一个杂志上你也遇见他。甚至有些作家因为对于催稿的人无法拒绝，只有一篇的意思，竟“改头换面”做着两篇或两篇以上的文章，同时登在几个杂志上。这样勉强的办法，在作家是苦痛，在读者也是莫大的损失，是很可惜的。所以我认为非有若干“基本”的朋友作“经常”的协助，便不该贸贸然创办一个新的杂志。当然，倘若一个作家有着极丰富的材料，虽同时替几个杂志做文章，并没有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虚耗读者的精力和时间的流弊，那么他尽管“大量生产”，我们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还有初办刊物的人，往往着急于销路的不易推广。当然，发行的技术和计划也是刊物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方面也应加以相当的注意。但是根本还是在刊物的内容。内容如果真能使读者感到满意，或至少有着相当的满意，推广的前途是不足虑的。否则推广方面愈用功夫，结果反而愈糟，因为读者感觉到宣传的名不副实，一看之后就不想再看，反而阻碍了未来的推广的效能。
编译的教训
我写给黄先生的信去了之后，他便约我去谈了一次，并向我取去了几本《约翰声》。这是约翰出版的月刊，我在约翰就学时候的中英文的作品，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到一部分。后来他曾经向穆先生和当时在申报馆营业部服务的一个约翰同学调查我的为人。他们的回答是对我有了好评。不久黄先生便根据他的考察研究，决定请我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去担任编辑股主任。黄先生请我去是煞费苦心的。以当时职教社的经济力量，只能请我担任半天的职务，因为只能出六十元的月薪，我的学费债务还未理清，这是不够我的需要的。他答应还有半天，另想办法。这时附属于江苏省教育会里面有个科学名词审查会，由沈信卿先生和俞凤宾医师主持其事，需要一个人编辑已审查过的各科名词。黄先生邹韬奋（1895-1944），祖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新闻记者、出版家，历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生活》周刊主编，创办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前身之一）、《大众生活》周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韬奋出版奖和韬奋新闻奖是中国出版界和新闻界的最高奖项。
便介绍我替该会做半天的工作，由此略得补助。所以我上半天替职教社编译职业教育丛书，下半天替科学名词审查会编辑各科名词；幸而办公的地方都在江苏省教育会的会所里面，所以还算便利。
编辑各科名词，听起来似乎颇为堂皇，其实却只是一种非常机械的呆板的工作。各科的名词草案是已经用铅字印好，订成小册子，用横排的方式，依次列着英、德、法、日文以及中文的译名，不过先后的次序还未依照字母排好。所谓编译的工作，不过先把这册子里的名词裁成字条，分成顺序，一条一条地贴入一本空白的纸簿上，以备排印。这工作显然是很机械呆板的，只是要多费些时间罢了。我一时没有别的较有意义的事做，也只好接受下来，幸而还有半天的编辑丛书职务，比较还可以调剂调剂。就是这种机械呆板的工作，我既已接受下来，却也认真地干。例如字母的前后不要弄错，各条的名词裁下之后，贴时不要有所遗漏，半天的工作不要有间断。
我辞去交易所的职务，并不是为着编辑名词的事，却是为着另外半天的编辑丛书的事情较有意义。当时我在职教社所主持的事有两种：一种是职教社所出版的月刊，名叫“教育与职业”，还有一种便是编辑职业教育丛书。此外每半年编写一册关于中国职业教育的英文小册子，寄往各国教育机关做宣传之用。为着要编译职业教育丛书，我替职教社定购了关于这方面的英文参考书几十种。我记得第一本编译的书是《职业智能测验》，以贾伯门博士著的trade test做主要的根据。编译专书，这在我是破题儿第一遭，但是就得到一个很大教训。我这时只译过一本杜威著的《民治与教育》，对于编译书还没有过什么经验。我只依据着英文书的内容和顺序，依样画葫芦似的把它翻成中文，用足劲儿译成了三万多字，给黄先生看看。在我自问是很卖力的了，可是黄先生第二天却拿着我的译文，跑到我的桌旁，对我所编译的文字做诚恳而严格的批评。他所指出的要点是我们编译这本书的时候，不要忘却我们的重要的对象——中国的读者。我们要处处顾到读者的理解力，顾到读者的心理，顾到读者的需要，而我所已写成的东西在编法和措辞方面都依照英文原著，合于英美人胃口的编法和措辞，未必即合于中国读者的胃口。我在那刹那间好像背上浇了一大盆的冷水；老实说一句，觉得一肚子的不高兴，尤其是因为很努力地编译了三万多字。但是黄先生的话却有很充分的理由，尤其是他指导青年时候那种心平气和轻声解释的诚恳态度，使我发不出脾气。我接受了他的批评，从头写过，写完了一万字就给他看，并把全书的纲要也写出来给他看。这一次的结果和上次同样地出乎意外，虽则是在两极端的相反。他看后大加称赞，不但他自己欣赏，立刻还交给沈信卿先生看看，沈先生看了也大加鼓励。
我应该老实承认，我对于职业教育并没有怎样浓厚的兴趣（这当然不是说职业教育的不重要，也不是说我看不起职业教育，我只是就我自己的工作兴趣说罢了）。可是黄先生给我的这个教训，却很有益于我以后的著作方法，很有助于我以后办刊物时的技术。所以我特把这件事提出来谈谈。我认为这是有志著述的人们最要注意的一个原则：在写作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的读者。
聚精会神的工作
现在再回转来谈谈《生活》周刊。
关于《生活》周刊，我在《萍踪寄语》初集里也略为谈到，也许诸君已知道大概了。这个周刊最初创办的时候，它的意旨和后来的很不相同，只是要传播传播关于职业教育的消息罢了。当时我对于这件事并不感到什么兴趣，甚至并不觉得这周刊有什么前途，更不知道我和它后来会发生那样密切的关系。在事实上当时看的人也很少。大概创办了有一年的光景，王志莘先生因入工商银行任事，没有时间兼顾，职教社因为我原担任着编辑股主任的事情，便把这个周刊的编辑责任丢在我的身上。我因为职务的关系，只得把它接受下来。当我接办的时候，它的每期印数约有二千八百份左右，赠送的居多，所以这个数量并不算多。我接办之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数目，也很注意。所谓“有趣味有价值”，是当时《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个标语。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的是有趣味的事实。这些事实，最初我是从各种英文的刊物里搜得的。当时一则因为文化界的帮忙的朋友很少很少，二则因为稿费几等于零，职教社同人也各忙于各人原有的职务，往往由我一个人唱独角戏。最可笑的是替我自己取了六七个不同的笔名，把某类的文字“派”给某个笔名去担任！例如关于传记的由甲笔名专任，关于修养的由乙笔名专任，关于健康的由丙笔名专任，关于讨论的由丁笔名专任，关于小品文的由戊笔名专任，以此类推。简单说来，每个笔名都养成一个特殊的性格。这倒不是我的万能，因为我只努力于收集合于各个性格的材料，有许多是由各种英文刊物里搜得的。搜求的时候，却须有相当的判断力，要真能切合于读者需要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后，要用很畅达简洁而隽永的文笔译述出来。所登出的材料往往不是整篇有原文可据的译文，只是把各种相关联的材料，经过一番的消化和组织而造成的。材料的内容，仅有“有趣味”的事实还不够，同时还须“有价值”。所谓“有价值”，是必须使人看了在“进德修业”上得到多少的“灵感”（inspiration）。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着社会上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看这一栏的文字。其次是信箱里解答的文字，也是我所聚精会神的一种工作。我不敢说我所解答的一定怎样好，但是我却尽了我的心力，有时并代为请教我认为可以请教的朋友。
除了“唱独角戏”的材料外，职教社的几位先生也常常做些文章帮忙，在这个初期里，毕云程先生做的文字也不少。关于国外的通讯，日本方面有徐玉文女士，美国方面有李公朴先生，都是很努力的。以上大概是最初两三年间的情形。
我对于搜集材料，选择文稿，撰述评论，解答问题，都感到极深刻浓厚的兴趣，我的全副的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为一体了。我每搜得我自己认为有精彩的材料，或收到一篇有精彩的文字，便快乐得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是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是好的我都要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
《生活》周刊在这阶段的内容，现在看来显然有着很多的缺点，不过我所指出的是当时的这种工作已引起了我的兴会淋漓的精神，使我自动地用着全副的精神，不知疲乏地干着。同时还有一位好友徐伯昕先生，也开始了他对于本刊事业的兴趣。我接办本刊后，徐先生就用全力帮助我主持本刊营业的事务，他和我一样地用着全副的精神努力于本刊的事业。孙梦旦先生最初用一部分的时间加入努力，后来渐渐地也用着他的全部分的时间。最初经常替《生活》周刊努力的职员就只是这三个人。
几个原则
现在有些朋友想起办刊物，往往联想到《生活》周刊。其实《生活》周刊以及它的姊妹刊《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都是有它们的特殊时代的需要，都各有它们的特点。历史既不是重复，供应各时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粮食，当然也不该重复。但是抽象的原则，也许还有可以提出来谈谈的价值，也许可以供给有意办刊物的朋友们一些参考的材料。
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试以《生活》周刊做个例。它的内容并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风和编制也极力“独出心裁”，不愿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单张的时候有单张时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也有订本时的特殊格式。往往因为已用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更竭尽心力，想出更新颖的格式来。单张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改为订本的格式；订本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添加画报。就是画报的格式和编制，也屡有变化。我们每看到一种新刊物，只要看到它的格式样样模仿着别人的，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前途了。
其次是内容的力求精警。尤其是周刊，每星期就要见面一次，更贵精而不贵多，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要办到这一点，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的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彻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这样的文章给予读者的益处显然是很大的：作者替读者省下了许多搜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间，而得到某问题或某部门重要知识的精髓。
再其次，要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我在这里所谈的，是关于推进大众文化的刊物（尤其是周刊），而不是过于专门性的刊物。过于专门性的刊物，只要顾到它那特殊部门的读者的需要就行了；关于推进大众文化的刊物，便须顾到一般大众读者的需要。一般大众读者的需要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不当用机械的看法，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公式可以呆板地规定出来。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
最后我觉得“独角戏”可以应付的时代过去了。现在要办刊物，即是开始的时候，也必须有若干基本的同志作经常的协助。“基本”和“经常”，在这里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现在的杂志界似乎有一种对读者不很有利的现象：新的杂志尽管好像雨后春笋，而作家却仍然只有常常看得到他们大名的这几个。在东一个杂志上你遇见他，在西一个杂志上你也遇见他。甚至有些作家因为对于催稿的人无法拒绝，只有一篇的意思，竟“改头换面”做着两篇或两篇以上的文章，同时登在几个杂志上。这样勉强的办法，在作家是苦痛，在读者也是莫大的损失，是很可惜的。所以我认为非有若干“基本”的朋友作“经常”的协助，便不该贸贸然创办一个新的杂志。当然，倘若一个作家有着极丰富的材料，虽同时替几个杂志做文章，并没有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虚耗读者的精力和时间的流弊，那么他尽管“大量生产”，我们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还有初办刊物的人，往往着急于销路的不易推广。当然，发行的技术和计划也是刊物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方面也应加以相当的注意。但是根本还是在刊物的内容。内容如果真能使读者感到满意，或至少有着相当的满意，推广的前途是不足虑的。否则推广方面愈用功夫，结果反而愈糟，因为读者感觉到宣传的名不副实，一看之后就不想再看，反而阻碍了未来的推广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