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的编辑生涯
文/何家栋
一
当年由我执笔，写了《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赵一曼》《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等书，还参与了小说《刘志丹》的写作。那时认为自己是在做着编辑的本职工作，从来没有想到要署名。
我干嘛写这些东西？说来话长了。我在学校只念过五年书，抗日战争开始，就跑出来当兵了。我的文化知识，都是从文学作品和其他书本学来的，所以我说我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知学力不足，只能算个文学爱好者，从来没有想以文字为职业。1949年刚解放时，我在工人日报社工作，是搞经营管理的。报社的工厂本来只印报，我把它改造成也可以印书，就大量承印外活，以增加收入，解决报社的经济困难。《工人日报》接收的是杜聿明的《新生报》。《新生报》有一批原来的留用人员，本来是实行薪金制，因为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对原留用人员也实行了供给制，但是这种供给制，不管留用人员的家属。不像解放区来的干部，家属也是由国家供给的，孩子还给保姆费，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供给。这样一来，留用人员的家属就没了饭吃。当时我这个工务科的科长遇到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何家栋（1923-2006），河南信阳人，当代出版家、思想家、作家。曾任《新大众报》编辑。1949年创办工人出版社；1979年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后创办《人生》《开拓》等杂志。
有人因没了饭吃要上吊。于是我就千方百计地想怎么赚钱，扩大就业，养活这些人。
解放初，财政经济非常困难，没有经费。那时穷到什么程度？明天就要出报了，今天夜里12点还没有纸呢！我骑着车到处借纸，或去买《人民日报》的下脚料。人民日报社用的是轮转机，他们的纸损耗量很大，印着印着就断了，我们是平版机，就把他们的断纸拿来裁好，印我们第二天的报纸。有了这些纸的来源，我又找些客户到我们这里来印书、印报、印文件，顺手做点纸张生意，好赚点钱。最大的客户是华北军区，我们把他们全年的任务都包了，一次弄来几百万。接着就自己编书，干起了出版业务。对内，我那个科叫出版营业科；对外，是工人出版社。
最初，从编辑、校对、设计封面到发行，都是我一个人在搞，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甚至二十小时。那两年，我好像没有在床上睡过觉，累了就在地板上、板凳上躺下歇一歇。
二
抗战胜利前后，我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办报纸，出刊物，搞出版社，归晋察冀军区城工部文委领导。我也就是这个时期学了一点知识。国共和谈时，周扬到了北平军调部，那时我在中外出版社负责出版业务，周扬就把延安出版的《白毛女》《李有才板话》《中国通史简编》等，拿来交我翻印。我自己也从解放区报刊上选了一些材料，编了几本书。那时中外出版社有个中共支部，创办人孟用潜、孙承佩等，都是在北平美国新闻处任职的共产党员。这个出版社承担着两大任务，一是推销翻印解放区出版物，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各印了一万多册；另一个任务，是为解放区的机关、学校提供国统区的报纸、刊物和图书。国共和谈破裂，军调部解散，叶剑英、周扬撤回延安。中外出版社先是我和其他四位同志被捕，出狱后，出版社又被查封。我回到解放区，到华北联大行政学院学习。后经周扬点名，分配到华北新华书店。以后又分到《新大众报》做助理编辑。从《大公报》《文汇报》来的名记者，在《新大众报》也只能当个助理编辑。这个报纸是给农民看的，要“大众化”，就是把中央文件改写成农村黑板报那样的豆腐块文章，而这些城里来的知识分子只会“化大众”，不懂“大众化”，先得练练基本功。天津解放时，我被抽调到天津参加接管，就留在天津军管会新闻处工作。《新大众报》原班人马则进入北平，改为《大众日报》，以后又改为《工人日报》，由华北局转归总工会领导。当时的情况是：从农村来的同志对城市感到非常陌生，从华北联大来的十几个知识分子对经营管理又不熟悉，因为我曾经在北平做过出版工作，熟悉编辑、印刷、发行等全部业务，所以又把我调到北京的工人日报社。到了工人日报社，我就成了报社工厂的第一任厂长，叫工务科科长兼厂长。
出版业务逐步有了发展，经济情况也好转了。这时我又成了《工人日报》的出版营业科科长，招了两三个人，当校对、跑发行、接外活，还不算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出版机构。赵树理是和我们报社一起进的城，在报社住着，供给也在报社领。我就说，让赵树理当工人出版社的社长吧。出版社的广告就这样写了，也没有人来问，我们也没有到上边什么部门登记。赵树理这个第一任社长，竟然是我这个科长任命的。正式打出出版社招牌后，我们出的第一本书是《论人民民主专政》；第二本书是赵树理写的《天下工人是一家》。我那时就是拼命想办法赚钱，以改善报社的经济状况。
赵树理的小说，最早也是在工人出版社出的。像《登记》《邪不压正》《石不烂赶车》等，都是工人出版社出的。这里有个小插曲。新大众报社社长是王春，也是大众化的主将。他的旗下有赵树理、章容、苗培时等人，入城后住在西总布胡同，工人出版社的创办当然得力于他们的扶持。工人日报编辑科科长苗培时外号叫“苗大鼓”，常把英雄故事写成鼓词，对推动大众文艺不遗余力。他还把老舍、赵树理推到前台，办了个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编了个刊物《说说唱唱》，还办了个出版说唱通俗文艺的“宝文堂”（出版社），通过货郎担子给农村提供演唱材料，一时名声大噪。作家协会在东总布胡同，虽与西总布胡同这些人比邻而居，双方却是格格不入，西总布胡同认为东总布胡同是“小众化”；东总布胡同认为西总布胡同只会写“一脚落在流平地，一脚落在地流平”，登不了大雅之堂。赵树理将田间的长诗《赶车传》改写成“说唱”《石不烂赶车》，苗培时将孔厥、袁静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改成“评书”，就有出他们洋相的意思。东总布胡同和西总布胡同的矛盾，在推荐“斯大林文艺奖”作品提名时达到顶点。东总布提丁玲，西总布提赵树理，相持不下，周扬建议双方在作协开会解决分歧，最后将赵树理调到作协，才把问题解决了。赵树理走了，工人日报社社长王春正式调任出版社社长，我任办公室主任。工人出版社从《工人日报》独立出来，迁往北新桥骆驼胡同。不久王春病故，苗培时离开《工人日报》成为专业作家，落户煤炭系统，陆续又创建了煤炭文艺基金会、通俗读物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农民日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朋友们笑他是文化流寇主义。这样的热心人现在很难找到了。
此时的工人出版社已初具规模，但还是由我支撑门面。我们对东西总布的作家始终一视同仁，既出版说唱、相声、小品、连环画，也出版周立波、草明及其他青年作家的小说和诗歌。
三
工人出版社就这样发展了起来，出了很多书，赚了一些钱，买了工厂，盖了大楼。有了点钱，有人就眼热了。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就想借运动把我拿下来了。
他们知道，我曾用大卡车往王府井银行拉票子，几百万，还能不是个大老虎？于是立案审查。结果没有查出一文钱的问题，却查出我私人送给客户一支派克笔。事情的真相是那个同志签字时没有笔，我把我的笔给他使，不好往回要。他们就说我是“行贿”，是“资产阶级经营方式”，批得不亦乐乎。
经济上不能整倒我，又有人说我来路（历史）不清楚——你看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知道，毛主席最担心“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怕坏人混进来。山沟里的人也不理解：你不缺吃，不缺喝，跑到解放区干什么？动机不纯！你1938年参加抗日，是不是个脱党分子？你在北平被捕，是不是个叛徒？送你参加八路军的人在哪里（一时找不到）？是不是你出卖了哪个同志？
就这样我成了一个来路不明、历史不清的政治可疑分子。这种人，自整风以来，每次运动都要拿出来斗一斗。于是，不但把我罢了官，还把我的党籍给开除了。我被一抹到底了。经济问题搞不清，就搞我的政治问题。尔后，全国总工会把文教部端过来，让文教部的部长、副部长，分别做了出版社的社长、总编等。这些人接管了我一个人的工作，算是名正言顺地成立了工人出版社。各处各室也都派了人，就是不给我工作。
我被罢了官，让我到校对科。也不是做校对，也不算是当编务。搞的是标字号、设计版式一类的工作，没有什么名义。我心里当然有气。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的。出版社并没有给我任务，我是自己找上门去的。吴运铎在俄专学俄文，准备出国，我就利用中午间隙，到俄专操场球架下等他，他口述，我记录，回来再整理。这本书一出来，一炮打响，发行了几百万册。这本书在社会上影响本来很大，但除了韦君宜写了个评价，文艺界不承认它是文艺作品。我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周扬叫《文艺报》关心一下，冯雪峰就请杜鹏程写了鼓吹的文章。紧接着，送我参加八路军的那个同志，从上海找我来了。我带他找到我们社长，让他讲讲我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把我如何参加革命以及如何与我失去联系的情况同我们领导谈了。政治问题算是清楚了，才给我分配了工作。社里成立了一个文艺组，因为写了那本书，叫我当副组长（没有组长），这样，我被挤到文学这条羊肠小路上，以后就搞了一系列的革命回忆录。
四
《刘志丹》，是我到文艺组后提出的一系列革命回忆录选题中的一部。这个系列选题中还有《赵一曼》《杨靖宇》《方志敏》等等，我列了几十个人。但是《刘志丹》一直没有找到作者。
给我分配了工作，但没有给我恢复党籍。那还是1953年，支部组织委员对我说，52年整你是错了。处理你的党籍问题时，没有让你到会，不明不白地取消了你的党籍，不合党章规定，你可为此申诉。我说，既然你们查出了是错的，让我申诉什么？你们改正不就行了？支部有人说了：这是处理你的问题，你还摆什么架子，连句软话都不说？结果，我的党籍问题就拖了下来。文艺组升格为文艺编辑室，我还是副主任。不是党员，不能任正职。只要说了软话，对党表示感谢，不但回到党内，还能升级，涨工资。可我就没有算清这个账。
党籍没有恢复，行政还降了一级。他们又找到了一个说法，说我被捕过，有变节行为。我们一块被捕、一块释放的有五六个人，人家都没有事，偏说我有事。他们也不去调查。直到1955年审干时，我们的支部书记王勉思自己去做调查，从我参加革命到解放，每一个环节都找到了证明人。支部书记后来对我说：“调查结果，调查出了个英雄好汉了！”过去的老战友，都说我“干革命不要命”。连监狱里审我案子的人支部书记都见到了。他们说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是查户口把我查到的。支部通知我说，处理错了。我就要求他们改正。但他们仍然让我写申诉，我还坚持着没有写，希望组织认个错。结果到了1957年就变成了向党进攻，被打成了“右派”。王勉思曾为我说话，就说她“左”倾，不叫她当支部书记了。到了70年代末“右派”平反时，才把我的党籍恢复了。党委书记清理档案，从我的档案中清出了一大把告密的小条子，就是凭那些东西给我定罪的。这个告密制度可真要人命，不同本人见面，想辩都无法辩。
《刘志丹》列入选题，一直没有找到作者。1957年，看到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给《星火燎原》写的文章，李建彤也和别人合作写了一本小书《刘志丹在桥山》。他们是刘志丹的亲属，有许多便利条件，就想请他们写书。但这时我已被定为“右派”，正在写检讨，就由王勉思去向李建彤约稿。王勉思是文艺组编辑，大家称她“政委”。李建彤说她写不了，王勉思说可以合作。最初就由王勉思陪李建彤采访，直到李建彤写出初稿，社里才决定派我去定稿。王勉思把我的情况向李建彤做了介绍，她答应了。按说让一个“右派”去帮助写作，允许和一个政治上的敌人合作，不容易，但她同意了。这与王勉思去说也有关系，因为勉思对我的政治情况非常清楚。
勉思谦虚，从不肯张扬。我记得下终南山那一部分是她访问王世泰后整理的材料，也比较完整，都采用了。其他人也写过刘志丹一些小故事，看不出刘志丹的形象来。我就提了一个方案：把主要的事情串起来，把次要的人物合并起来，他们同意了。我就和李建彤一起列出人物表，定出每章写哪些事；还商量好文字风格，要用口语，句子要短，少用或不用“但是”“所以”“并且”一类虚词。根据这些要求，我们把《刘志丹》小说初稿整理出来，有二十多万字。当时，我就住在李建彤家，一边商量一边改。她不同意我对人物评价和情节安排的想法，就听她的。她是作者，了解情况，出了问题，人家要找她，当然要尊重她的意见。那些人物虽是假名，又经过合并，但都有原型，当事人一看便知，不敢瞎编。参加调查的人不多，我那种身份，人家不接待我。
反右以后，本来《工人日报》和出版社的“右派”，全都下放了，为了改这部稿子，就把我留下了。后来刘景范对全总书记张修竹说，你们既然要用人家，还让人家戴着帽子？1960年就给我摘了“右派”帽子。刚摘不久，1962年又因参与写《刘志丹》成了反党分子，成了双料分子。
五
对我审查了几年，也没有结案，就那么拖着。1965年，康生发话了，说《工人日报》有坏人，组织不纯，《刘志丹》的编辑是个“右派”。报社不敢怠慢，立刻采取行动，让我下放到山东。这时我也病了，正在老家看病。我想留在老家河南，河南不收。我提出退休，报社不答应，说我不到45岁。全总的对口单位是山东，孩子的妈妈几年前就下放到山东西南部的成武县，《工人日报》就把我弄到那里。
我下放到那个县城，不分配工作，“挂”在一个业余学校领工资。底下的人也搞不清楚，只知道是北京报社来的人，很神秘。“反右派”后给我降了四级，级别还比县委书记高，人家都用奇异的目光看我，把我当怪物。“这家伙敢反党，离他远点”，见面都躲着走。后来校长让我给学员讲点写作知识。一个星期讲一堂课，职务也不是教员。一直挂到“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挨整，没有批斗过，只是背对背交代问题。但“文革”一开始，就打电报让我回北京接受批判。在工人日报社参加了几次批斗大会，后来就顾不上我了。然后就是分配我几个厕所，让我搞厕所卫生。
《工人日报》停刊了，成天打派仗，我也挨过打，单独监禁了几个月。还有外地的造反派来“提审”，逼口供，也打人。有两种人最难对付，一是借外调之名出来游玩，总要出点花样；二是闲极无聊，跑来解闷，拍桌子瞪眼骂人，发泄一通，扬长而去。有几个造反组织也斗过我，如南开的“卫东”、人民大学的“新人大”、七机部、团中央的造反派。还为别的事批我，说《把一切献给党》反斯大林，宣扬白专道路；说《我的一家》宣扬错误路线。因为胡耀邦推荐过《我的一家》，还追问我同他是什么关系。追急了，我忽然想起姚文元“文革”前在《上海文学》吹捧过这两本书，就说：“你们别追了，姚文元同志说过，《我的一家》《把一切献给党》是无产阶级文学。你们可别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呀！”才把他们吓跑了。
李建彤写过一本《现代文字狱——记〈刘志丹〉案件始末》，没有地方出版。当时在北京开批斗会，除了习仲勋，他以下的有关联的人都被揪去了。连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都在场挨批。何长工很有意思，那些人让他弯腰，他不停地抬眼来看，人家呵斥他：看什么？他说：我要记住你们！很多同志的表现令我感动，没有一个人推卸责任，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无辜的。全总书记张修竹领导出版社，没有看过书稿，人家问他：“你知道小说写了高岗吗？”他说：“知道，写陕北还能不写高岗？”其实是我在全总向他汇报时提了一句，他就把问题揽到自己身上了。
批斗风过去后，《工人日报》的人都到了“五七”干校，报社又把我送回山东。没有结论。
我那个家已经七零八落了。我去山东时，老母亲一人留在北京，无人照料，自己跑回老家去了。山东这边宿舍被洗劫了，一无所有。就把我编入黑帮队，去种菜。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两个最小的孩子在山东，跟着妈妈，老挨打，还不让上学。不是老乡藏着他们，也打死了。孩子他妈，原是工人日报社记者、北京组长，也是“右派”，下放到成武县，也在挨斗。一直到1978年《工人日报》复刊，才把我调回北京。整整三十年都在挨整，人生最好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我在成武县一共待了十四年，一个字也没有写。
一
当年由我执笔，写了《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赵一曼》《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等书，还参与了小说《刘志丹》的写作。那时认为自己是在做着编辑的本职工作，从来没有想到要署名。
我干嘛写这些东西？说来话长了。我在学校只念过五年书，抗日战争开始，就跑出来当兵了。我的文化知识，都是从文学作品和其他书本学来的，所以我说我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知学力不足，只能算个文学爱好者，从来没有想以文字为职业。1949年刚解放时，我在工人日报社工作，是搞经营管理的。报社的工厂本来只印报，我把它改造成也可以印书，就大量承印外活，以增加收入，解决报社的经济困难。《工人日报》接收的是杜聿明的《新生报》。《新生报》有一批原来的留用人员，本来是实行薪金制，因为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对原留用人员也实行了供给制，但是这种供给制，不管留用人员的家属。不像解放区来的干部，家属也是由国家供给的，孩子还给保姆费，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供给。这样一来，留用人员的家属就没了饭吃。当时我这个工务科的科长遇到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何家栋（1923-2006），河南信阳人，当代出版家、思想家、作家。曾任《新大众报》编辑。1949年创办工人出版社；1979年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后创办《人生》《开拓》等杂志。
有人因没了饭吃要上吊。于是我就千方百计地想怎么赚钱，扩大就业，养活这些人。
解放初，财政经济非常困难，没有经费。那时穷到什么程度？明天就要出报了，今天夜里12点还没有纸呢！我骑着车到处借纸，或去买《人民日报》的下脚料。人民日报社用的是轮转机，他们的纸损耗量很大，印着印着就断了，我们是平版机，就把他们的断纸拿来裁好，印我们第二天的报纸。有了这些纸的来源，我又找些客户到我们这里来印书、印报、印文件，顺手做点纸张生意，好赚点钱。最大的客户是华北军区，我们把他们全年的任务都包了，一次弄来几百万。接着就自己编书，干起了出版业务。对内，我那个科叫出版营业科；对外，是工人出版社。
最初，从编辑、校对、设计封面到发行，都是我一个人在搞，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甚至二十小时。那两年，我好像没有在床上睡过觉，累了就在地板上、板凳上躺下歇一歇。
二
抗战胜利前后，我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办报纸，出刊物，搞出版社，归晋察冀军区城工部文委领导。我也就是这个时期学了一点知识。国共和谈时，周扬到了北平军调部，那时我在中外出版社负责出版业务，周扬就把延安出版的《白毛女》《李有才板话》《中国通史简编》等，拿来交我翻印。我自己也从解放区报刊上选了一些材料，编了几本书。那时中外出版社有个中共支部，创办人孟用潜、孙承佩等，都是在北平美国新闻处任职的共产党员。这个出版社承担着两大任务，一是推销翻印解放区出版物，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各印了一万多册；另一个任务，是为解放区的机关、学校提供国统区的报纸、刊物和图书。国共和谈破裂，军调部解散，叶剑英、周扬撤回延安。中外出版社先是我和其他四位同志被捕，出狱后，出版社又被查封。我回到解放区，到华北联大行政学院学习。后经周扬点名，分配到华北新华书店。以后又分到《新大众报》做助理编辑。从《大公报》《文汇报》来的名记者，在《新大众报》也只能当个助理编辑。这个报纸是给农民看的，要“大众化”，就是把中央文件改写成农村黑板报那样的豆腐块文章，而这些城里来的知识分子只会“化大众”，不懂“大众化”，先得练练基本功。天津解放时，我被抽调到天津参加接管，就留在天津军管会新闻处工作。《新大众报》原班人马则进入北平，改为《大众日报》，以后又改为《工人日报》，由华北局转归总工会领导。当时的情况是：从农村来的同志对城市感到非常陌生，从华北联大来的十几个知识分子对经营管理又不熟悉，因为我曾经在北平做过出版工作，熟悉编辑、印刷、发行等全部业务，所以又把我调到北京的工人日报社。到了工人日报社，我就成了报社工厂的第一任厂长，叫工务科科长兼厂长。
出版业务逐步有了发展，经济情况也好转了。这时我又成了《工人日报》的出版营业科科长，招了两三个人，当校对、跑发行、接外活，还不算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出版机构。赵树理是和我们报社一起进的城，在报社住着，供给也在报社领。我就说，让赵树理当工人出版社的社长吧。出版社的广告就这样写了，也没有人来问，我们也没有到上边什么部门登记。赵树理这个第一任社长，竟然是我这个科长任命的。正式打出出版社招牌后，我们出的第一本书是《论人民民主专政》；第二本书是赵树理写的《天下工人是一家》。我那时就是拼命想办法赚钱，以改善报社的经济状况。
赵树理的小说，最早也是在工人出版社出的。像《登记》《邪不压正》《石不烂赶车》等，都是工人出版社出的。这里有个小插曲。新大众报社社长是王春，也是大众化的主将。他的旗下有赵树理、章容、苗培时等人，入城后住在西总布胡同，工人出版社的创办当然得力于他们的扶持。工人日报编辑科科长苗培时外号叫“苗大鼓”，常把英雄故事写成鼓词，对推动大众文艺不遗余力。他还把老舍、赵树理推到前台，办了个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编了个刊物《说说唱唱》，还办了个出版说唱通俗文艺的“宝文堂”（出版社），通过货郎担子给农村提供演唱材料，一时名声大噪。作家协会在东总布胡同，虽与西总布胡同这些人比邻而居，双方却是格格不入，西总布胡同认为东总布胡同是“小众化”；东总布胡同认为西总布胡同只会写“一脚落在流平地，一脚落在地流平”，登不了大雅之堂。赵树理将田间的长诗《赶车传》改写成“说唱”《石不烂赶车》，苗培时将孔厥、袁静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改成“评书”，就有出他们洋相的意思。东总布胡同和西总布胡同的矛盾，在推荐“斯大林文艺奖”作品提名时达到顶点。东总布提丁玲，西总布提赵树理，相持不下，周扬建议双方在作协开会解决分歧，最后将赵树理调到作协，才把问题解决了。赵树理走了，工人日报社社长王春正式调任出版社社长，我任办公室主任。工人出版社从《工人日报》独立出来，迁往北新桥骆驼胡同。不久王春病故，苗培时离开《工人日报》成为专业作家，落户煤炭系统，陆续又创建了煤炭文艺基金会、通俗读物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农民日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朋友们笑他是文化流寇主义。这样的热心人现在很难找到了。
此时的工人出版社已初具规模，但还是由我支撑门面。我们对东西总布的作家始终一视同仁，既出版说唱、相声、小品、连环画，也出版周立波、草明及其他青年作家的小说和诗歌。
三
工人出版社就这样发展了起来，出了很多书，赚了一些钱，买了工厂，盖了大楼。有了点钱，有人就眼热了。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就想借运动把我拿下来了。
他们知道，我曾用大卡车往王府井银行拉票子，几百万，还能不是个大老虎？于是立案审查。结果没有查出一文钱的问题，却查出我私人送给客户一支派克笔。事情的真相是那个同志签字时没有笔，我把我的笔给他使，不好往回要。他们就说我是“行贿”，是“资产阶级经营方式”，批得不亦乐乎。
经济上不能整倒我，又有人说我来路（历史）不清楚——你看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知道，毛主席最担心“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怕坏人混进来。山沟里的人也不理解：你不缺吃，不缺喝，跑到解放区干什么？动机不纯！你1938年参加抗日，是不是个脱党分子？你在北平被捕，是不是个叛徒？送你参加八路军的人在哪里（一时找不到）？是不是你出卖了哪个同志？
就这样我成了一个来路不明、历史不清的政治可疑分子。这种人，自整风以来，每次运动都要拿出来斗一斗。于是，不但把我罢了官，还把我的党籍给开除了。我被一抹到底了。经济问题搞不清，就搞我的政治问题。尔后，全国总工会把文教部端过来，让文教部的部长、副部长，分别做了出版社的社长、总编等。这些人接管了我一个人的工作，算是名正言顺地成立了工人出版社。各处各室也都派了人，就是不给我工作。
我被罢了官，让我到校对科。也不是做校对，也不算是当编务。搞的是标字号、设计版式一类的工作，没有什么名义。我心里当然有气。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的。出版社并没有给我任务，我是自己找上门去的。吴运铎在俄专学俄文，准备出国，我就利用中午间隙，到俄专操场球架下等他，他口述，我记录，回来再整理。这本书一出来，一炮打响，发行了几百万册。这本书在社会上影响本来很大，但除了韦君宜写了个评价，文艺界不承认它是文艺作品。我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周扬叫《文艺报》关心一下，冯雪峰就请杜鹏程写了鼓吹的文章。紧接着，送我参加八路军的那个同志，从上海找我来了。我带他找到我们社长，让他讲讲我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把我如何参加革命以及如何与我失去联系的情况同我们领导谈了。政治问题算是清楚了，才给我分配了工作。社里成立了一个文艺组，因为写了那本书，叫我当副组长（没有组长），这样，我被挤到文学这条羊肠小路上，以后就搞了一系列的革命回忆录。
四
《刘志丹》，是我到文艺组后提出的一系列革命回忆录选题中的一部。这个系列选题中还有《赵一曼》《杨靖宇》《方志敏》等等，我列了几十个人。但是《刘志丹》一直没有找到作者。
给我分配了工作，但没有给我恢复党籍。那还是1953年，支部组织委员对我说，52年整你是错了。处理你的党籍问题时，没有让你到会，不明不白地取消了你的党籍，不合党章规定，你可为此申诉。我说，既然你们查出了是错的，让我申诉什么？你们改正不就行了？支部有人说了：这是处理你的问题，你还摆什么架子，连句软话都不说？结果，我的党籍问题就拖了下来。文艺组升格为文艺编辑室，我还是副主任。不是党员，不能任正职。只要说了软话，对党表示感谢，不但回到党内，还能升级，涨工资。可我就没有算清这个账。
党籍没有恢复，行政还降了一级。他们又找到了一个说法，说我被捕过，有变节行为。我们一块被捕、一块释放的有五六个人，人家都没有事，偏说我有事。他们也不去调查。直到1955年审干时，我们的支部书记王勉思自己去做调查，从我参加革命到解放，每一个环节都找到了证明人。支部书记后来对我说：“调查结果，调查出了个英雄好汉了！”过去的老战友，都说我“干革命不要命”。连监狱里审我案子的人支部书记都见到了。他们说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是查户口把我查到的。支部通知我说，处理错了。我就要求他们改正。但他们仍然让我写申诉，我还坚持着没有写，希望组织认个错。结果到了1957年就变成了向党进攻，被打成了“右派”。王勉思曾为我说话，就说她“左”倾，不叫她当支部书记了。到了70年代末“右派”平反时，才把我的党籍恢复了。党委书记清理档案，从我的档案中清出了一大把告密的小条子，就是凭那些东西给我定罪的。这个告密制度可真要人命，不同本人见面，想辩都无法辩。
《刘志丹》列入选题，一直没有找到作者。1957年，看到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给《星火燎原》写的文章，李建彤也和别人合作写了一本小书《刘志丹在桥山》。他们是刘志丹的亲属，有许多便利条件，就想请他们写书。但这时我已被定为“右派”，正在写检讨，就由王勉思去向李建彤约稿。王勉思是文艺组编辑，大家称她“政委”。李建彤说她写不了，王勉思说可以合作。最初就由王勉思陪李建彤采访，直到李建彤写出初稿，社里才决定派我去定稿。王勉思把我的情况向李建彤做了介绍，她答应了。按说让一个“右派”去帮助写作，允许和一个政治上的敌人合作，不容易，但她同意了。这与王勉思去说也有关系，因为勉思对我的政治情况非常清楚。
勉思谦虚，从不肯张扬。我记得下终南山那一部分是她访问王世泰后整理的材料，也比较完整，都采用了。其他人也写过刘志丹一些小故事，看不出刘志丹的形象来。我就提了一个方案：把主要的事情串起来，把次要的人物合并起来，他们同意了。我就和李建彤一起列出人物表，定出每章写哪些事；还商量好文字风格，要用口语，句子要短，少用或不用“但是”“所以”“并且”一类虚词。根据这些要求，我们把《刘志丹》小说初稿整理出来，有二十多万字。当时，我就住在李建彤家，一边商量一边改。她不同意我对人物评价和情节安排的想法，就听她的。她是作者，了解情况，出了问题，人家要找她，当然要尊重她的意见。那些人物虽是假名，又经过合并，但都有原型，当事人一看便知，不敢瞎编。参加调查的人不多，我那种身份，人家不接待我。
反右以后，本来《工人日报》和出版社的“右派”，全都下放了，为了改这部稿子，就把我留下了。后来刘景范对全总书记张修竹说，你们既然要用人家，还让人家戴着帽子？1960年就给我摘了“右派”帽子。刚摘不久，1962年又因参与写《刘志丹》成了反党分子，成了双料分子。
五
对我审查了几年，也没有结案，就那么拖着。1965年，康生发话了，说《工人日报》有坏人，组织不纯，《刘志丹》的编辑是个“右派”。报社不敢怠慢，立刻采取行动，让我下放到山东。这时我也病了，正在老家看病。我想留在老家河南，河南不收。我提出退休，报社不答应，说我不到45岁。全总的对口单位是山东，孩子的妈妈几年前就下放到山东西南部的成武县，《工人日报》就把我弄到那里。
我下放到那个县城，不分配工作，“挂”在一个业余学校领工资。底下的人也搞不清楚，只知道是北京报社来的人，很神秘。“反右派”后给我降了四级，级别还比县委书记高，人家都用奇异的目光看我，把我当怪物。“这家伙敢反党，离他远点”，见面都躲着走。后来校长让我给学员讲点写作知识。一个星期讲一堂课，职务也不是教员。一直挂到“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挨整，没有批斗过，只是背对背交代问题。但“文革”一开始，就打电报让我回北京接受批判。在工人日报社参加了几次批斗大会，后来就顾不上我了。然后就是分配我几个厕所，让我搞厕所卫生。
《工人日报》停刊了，成天打派仗，我也挨过打，单独监禁了几个月。还有外地的造反派来“提审”，逼口供，也打人。有两种人最难对付，一是借外调之名出来游玩，总要出点花样；二是闲极无聊，跑来解闷，拍桌子瞪眼骂人，发泄一通，扬长而去。有几个造反组织也斗过我，如南开的“卫东”、人民大学的“新人大”、七机部、团中央的造反派。还为别的事批我，说《把一切献给党》反斯大林，宣扬白专道路；说《我的一家》宣扬错误路线。因为胡耀邦推荐过《我的一家》，还追问我同他是什么关系。追急了，我忽然想起姚文元“文革”前在《上海文学》吹捧过这两本书，就说：“你们别追了，姚文元同志说过，《我的一家》《把一切献给党》是无产阶级文学。你们可别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呀！”才把他们吓跑了。
李建彤写过一本《现代文字狱——记〈刘志丹〉案件始末》，没有地方出版。当时在北京开批斗会，除了习仲勋，他以下的有关联的人都被揪去了。连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都在场挨批。何长工很有意思，那些人让他弯腰，他不停地抬眼来看，人家呵斥他：看什么？他说：我要记住你们！很多同志的表现令我感动，没有一个人推卸责任，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无辜的。全总书记张修竹领导出版社，没有看过书稿，人家问他：“你知道小说写了高岗吗？”他说：“知道，写陕北还能不写高岗？”其实是我在全总向他汇报时提了一句，他就把问题揽到自己身上了。
批斗风过去后，《工人日报》的人都到了“五七”干校，报社又把我送回山东。没有结论。
我那个家已经七零八落了。我去山东时，老母亲一人留在北京，无人照料，自己跑回老家去了。山东这边宿舍被洗劫了，一无所有。就把我编入黑帮队，去种菜。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两个最小的孩子在山东，跟着妈妈，老挨打，还不让上学。不是老乡藏着他们，也打死了。孩子他妈，原是工人日报社记者、北京组长，也是“右派”，下放到成武县，也在挨斗。一直到1978年《工人日报》复刊，才把我调回北京。整整三十年都在挨整，人生最好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我在成武县一共待了十四年，一个字也没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