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九四三年入冬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战争将要结束。( 起笔屋)而战争愈是接近尾声，要活下来的愿望也就愈加强烈，现在这已不是一种怯生生的不敢露头的想法，而是无须掩饰的扰乱人心的希望了。那些从战争伊始就投入战斗的老兵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经受了多少考验啊，因此他们愿意相信，他们当然应获得命运赐予的特殊赦免，既然他们至今能够免于死亡，那么死亡当然应从他们身旁退却。这里，在战场上，好象有某种能使人获救的考验期：要是已经活下来了——你就可以活下去。有时，在轻松的、令人快慰的时刻，古斯科夫会产生一种幸福的信心，好象他再也不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好象他会象目前这样，悄悄地、渐渐地，不受到多大损失就能看见那终结的一天，那付出了十倍代价苦苦熬到的一天。，也就是宣布胜利，让他们重返家园的那一天。但这些明朗的，充满希望的时刻逐渐消逝了，恐惧又不知不觉地向他袭来，因为成千上万怀着同样希望的人一天天在他眼前死去，而且，他知道，还将有人死去，直到最后一刻。这些将要死去的人是谁呢？还不是今天的活人么？也就是说，是他和其他人么？哪里会有什么指望呢？当古斯科夫怀着恐惧的心理看不到有什么侥幸的前途时，他就小心翼翼地盼望着自己负伤——当然，不是负重仿，不是伤在要害部位，——只要能赢得时间就行。
但一九四四年夏季的一天，当连队的大炮已套上炮衣准备转移时，德寇的坦克突然出现在跟前。这一次，古斯科夫负了重伤。几乎整整一昼夜他处于昏迷状态。而当醒过来知道自己还能活下去的时候，他感到了某种宽慰：行了，他的仗打完了。现在让别人去打吧。他可已经打够了，他已经彻底尽了他那份责任了。他不会很快就痊愈的，但等他好了后就该放他回家了。一切都结束了——不管是好是坏，他反正幸免于难了。
安德烈·古斯科夫在新西伯利亚城的医院里躺了将近三个月。他的胸部经过两次开刀取弹片，伤口久久不能愈合，家里为了慰问他给他寄了一个包裹，后来又寄了一个。娜斯焦娜请求来看望他，但他认为没有必要跑一趟花掉许多路费。反正他说不定很快就会突然圆家的。他同室的病友也全都对此深信不疑；伤员们猜得可准呢，谁出院后复员回家，谁回家休几天假，谁直接返回前线。“至少能放你回家待十天左右”，这是大家一致的估计。等着吧，等着吧，娜斯焦娜!古斯科夫现在根本不能想象他当初居然会为了一点小事就叫她受委屈，对他来说，世界上没有比娜斯焦娜更好的女人了。他一旦回家以后他们就要好好地过日子了，——他们可要好好地过日子了!有谁知道才好哩！经过战争以后，一切、一切人面临的将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而对于他们俩尤其如此。战前他们什么也不懂得，他们生活着，可彼此不尊重、不相爱，——难道可以这样吗？
十一月份他该出院了。三个月来他天天焦急地盼望着这一天，为了使它早日来到，他差一点没象动物那样去舔自己的伤口，然而正在这节骨眼上他得到了回部队的通知，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不是回家而是回部队。他原来太自信了，所以现在怎么也转不过弯来，以为是人家弄错了。他挨个去找大夫，向他们证明他该回家，对他们发火、喊叫。可是人家不听媳的，你可以打仗了——没有二话可说。人们硬是给他穿上军装，把他的军人身份证和粮食证塞到手里，把他请出了医院。走吧，安德烈·古斯科夫，找你的炮兵连去吧，战争尚未结束。
战争还在进行。
他害怕上前线，但比恐惧更强烈的是委屈和愤恨。不让他探亲就强迫他返回战场使他十分怨恨。他一心一意准备着和亲人会面——和父亲、母亲、娜斯焦娜会面，他的精神全部寄托在这次会面上了，他是靠了这股力量才活着和恢复健康的，此外再没有别的了。在飞速前进时，不能突然转身一一那是要摔坏的，同样，人也不能勉强自己，去做自己所不愿意作的事。他已经在西伯利亚了，家乡近在咫尺，怎么能在此时此刻转过身子，重新回到枪林弹雨中去，回到死亡中去呢？！难道这样对吗，公平吗？哪怕在家里只待上短短一天也好，只要让心灵平静下来，再让他干什么都行。
当初居然没让娜斯焦娜来——可不是个傻瓜吗？早知如此，应该在出院前把她叫来，见她一面——总会轻松些吧。娜斯焦娜还可以给他送行，有人送行心里就会觉得牢靠些：人的命运似乎是有跟睛的，这对眼睛在人们出征时会记住，是否有人在盼望他回来。可是，一切都不顺心，象是故意和他作对，再这样下去，世上就没有他容身之地了，他准会一上战场就被打死。
他觉得，医院的领导就象是冥冥之中的某种残酷的意志，不是人问的力量所能扭转的，这正如雷电与冰雹之不可避免一样。主要的神灵机一动作出了什么决定，其他的神就必须同意。可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呀——为什么不替他考虑考虑呢？诚然，谁也没有向他许过愿，是他自己一厢情愿。但就是有人被批准回家了，就是有，他耳闻目睹，确有其事，既然如此，怎能叫人不抱有幻想并信以为真呢？！
难道真的要回前线吗？可家就在身边，就在咫尺之间。管它呢，回去了再说。就是要自己去夺回那被人剥夺了的东西。他曾听说，确有人擅自行动，但也没什么，也应付过去了。真的，怎么会应付不过去呢？可万一真应付不过去呢?那他也就活该了，反正都是死路一条。他不是铁打的汉子，打了三年多了，还要多久呀!
在车站上他放过了一列又一列火车……他思绪混乱，惘然若失，不知所措。而且，由于他无论如何作不出决定，白白浪费了时间，他就更加烦躁、冒火。在凭粮食证排队领取口粮时，他和一个身材矮小、生性快活的坦克兵聊起天来，他戴着头盔，拄着拐杖，蜷着的右腿缠着厚厚的绷带。坦克兵要往东到赤塔去。
“那你上哪儿去呢？”他问古斯科夫。
古斯科夫突然回答说：
“去伊尔库茨克。”
“那我们一起走吧。”坦克兵很高兴。
于是，在最后一刻，把自己的新同志弄上车后，古斯科夫也跟着跳上了东去的列车。不管它了，听天由命吧。如果他被抓住，他就说，他只打算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去，然后—一到 伊尔库茨克，他打算两三天打一个来回，没有什么可怕的，可以敷衍过去。古斯科夫有时想到自己的越轨行为时，甚至愿意被人抓住了送回去。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总是走运的：谁也没有阻拦他。火车仍然和往常一样挤得水泄不通，乘客依然基本上都是蛮不讲理、不好接近的军人。
古斯科夫发现，糟了!光是到伊尔库茨克就花了不止三天三夜，这下子可真把他吓坏了。如果再往前走，一天不够，甚至两天也到不了家，又正赶上冬天。如果半路往回转，则何必当初？何必自寻烦恼，固执己见，铤而走险，硬要证明自己有理？再说，现在往回走难道不为时过晚了吗？古斯科夫想起了一次杀一儆百的枪决。那是他在一九四二年春天刚到侦察连时看到的。全团在一块象田野那么辽阔的林中旷地上列队站着，有两个人被带了出来：一个的罪名是故意枪伤自己，他的一只手还用绷带吊着，这是个约摸四十岁上下的庄稼汉，另一个则还完全是个孩子。他也是想回家跑一趟。据说，那时他离自己的村子大约只有五十俄里了。总共才不过五十俄里。可他，古斯科夫，是从哪儿开的小差呀！不，不会饶恕他的，即使蹲惩戒营这处分也太轻了。他已经不是毛孩子了，应该懂得会有什么后果。
他还想起，战士们是怀着何等的憎恨和嫌恶的心情看着那个故意枪伤自己的人。大家对那个小伙子是可怜的，对他却不。“自私自利的人！”他们说道，“嘿，可真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想把我们全骗过去。”
而他，古斯科夫，比别人表现好在哪里呢？为什么他们该打仗，而他却可以逍遥自在、擅离岗位地跑回家去又跑回来呢？这就将是大家对他的评判，这就将是大家加于他的罪名。战时，人们没有支配自己的自由，可他却自行其是，大家当然不会为此放过他。
但一九四四年夏季的一天，当连队的大炮已套上炮衣准备转移时，德寇的坦克突然出现在跟前。这一次，古斯科夫负了重伤。几乎整整一昼夜他处于昏迷状态。而当醒过来知道自己还能活下去的时候，他感到了某种宽慰：行了，他的仗打完了。现在让别人去打吧。他可已经打够了，他已经彻底尽了他那份责任了。他不会很快就痊愈的，但等他好了后就该放他回家了。一切都结束了——不管是好是坏，他反正幸免于难了。
安德烈·古斯科夫在新西伯利亚城的医院里躺了将近三个月。他的胸部经过两次开刀取弹片，伤口久久不能愈合，家里为了慰问他给他寄了一个包裹，后来又寄了一个。娜斯焦娜请求来看望他，但他认为没有必要跑一趟花掉许多路费。反正他说不定很快就会突然圆家的。他同室的病友也全都对此深信不疑；伤员们猜得可准呢，谁出院后复员回家，谁回家休几天假，谁直接返回前线。“至少能放你回家待十天左右”，这是大家一致的估计。等着吧，等着吧，娜斯焦娜!古斯科夫现在根本不能想象他当初居然会为了一点小事就叫她受委屈，对他来说，世界上没有比娜斯焦娜更好的女人了。他一旦回家以后他们就要好好地过日子了，——他们可要好好地过日子了!有谁知道才好哩！经过战争以后，一切、一切人面临的将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而对于他们俩尤其如此。战前他们什么也不懂得，他们生活着，可彼此不尊重、不相爱，——难道可以这样吗？
十一月份他该出院了。三个月来他天天焦急地盼望着这一天，为了使它早日来到，他差一点没象动物那样去舔自己的伤口，然而正在这节骨眼上他得到了回部队的通知，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不是回家而是回部队。他原来太自信了，所以现在怎么也转不过弯来，以为是人家弄错了。他挨个去找大夫，向他们证明他该回家，对他们发火、喊叫。可是人家不听媳的，你可以打仗了——没有二话可说。人们硬是给他穿上军装，把他的军人身份证和粮食证塞到手里，把他请出了医院。走吧，安德烈·古斯科夫，找你的炮兵连去吧，战争尚未结束。
战争还在进行。
他害怕上前线，但比恐惧更强烈的是委屈和愤恨。不让他探亲就强迫他返回战场使他十分怨恨。他一心一意准备着和亲人会面——和父亲、母亲、娜斯焦娜会面，他的精神全部寄托在这次会面上了，他是靠了这股力量才活着和恢复健康的，此外再没有别的了。在飞速前进时，不能突然转身一一那是要摔坏的，同样，人也不能勉强自己，去做自己所不愿意作的事。他已经在西伯利亚了，家乡近在咫尺，怎么能在此时此刻转过身子，重新回到枪林弹雨中去，回到死亡中去呢？！难道这样对吗，公平吗？哪怕在家里只待上短短一天也好，只要让心灵平静下来，再让他干什么都行。
当初居然没让娜斯焦娜来——可不是个傻瓜吗？早知如此，应该在出院前把她叫来，见她一面——总会轻松些吧。娜斯焦娜还可以给他送行，有人送行心里就会觉得牢靠些：人的命运似乎是有跟睛的，这对眼睛在人们出征时会记住，是否有人在盼望他回来。可是，一切都不顺心，象是故意和他作对，再这样下去，世上就没有他容身之地了，他准会一上战场就被打死。
他觉得，医院的领导就象是冥冥之中的某种残酷的意志，不是人问的力量所能扭转的，这正如雷电与冰雹之不可避免一样。主要的神灵机一动作出了什么决定，其他的神就必须同意。可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呀——为什么不替他考虑考虑呢？诚然，谁也没有向他许过愿，是他自己一厢情愿。但就是有人被批准回家了，就是有，他耳闻目睹，确有其事，既然如此，怎能叫人不抱有幻想并信以为真呢？！
难道真的要回前线吗？可家就在身边，就在咫尺之间。管它呢，回去了再说。就是要自己去夺回那被人剥夺了的东西。他曾听说，确有人擅自行动，但也没什么，也应付过去了。真的，怎么会应付不过去呢？可万一真应付不过去呢?那他也就活该了，反正都是死路一条。他不是铁打的汉子，打了三年多了，还要多久呀!
在车站上他放过了一列又一列火车……他思绪混乱，惘然若失，不知所措。而且，由于他无论如何作不出决定，白白浪费了时间，他就更加烦躁、冒火。在凭粮食证排队领取口粮时，他和一个身材矮小、生性快活的坦克兵聊起天来，他戴着头盔，拄着拐杖，蜷着的右腿缠着厚厚的绷带。坦克兵要往东到赤塔去。
“那你上哪儿去呢？”他问古斯科夫。
古斯科夫突然回答说：
“去伊尔库茨克。”
“那我们一起走吧。”坦克兵很高兴。
于是，在最后一刻，把自己的新同志弄上车后，古斯科夫也跟着跳上了东去的列车。不管它了，听天由命吧。如果他被抓住，他就说，他只打算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去，然后—一到 伊尔库茨克，他打算两三天打一个来回，没有什么可怕的，可以敷衍过去。古斯科夫有时想到自己的越轨行为时，甚至愿意被人抓住了送回去。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总是走运的：谁也没有阻拦他。火车仍然和往常一样挤得水泄不通，乘客依然基本上都是蛮不讲理、不好接近的军人。
古斯科夫发现，糟了!光是到伊尔库茨克就花了不止三天三夜，这下子可真把他吓坏了。如果再往前走，一天不够，甚至两天也到不了家，又正赶上冬天。如果半路往回转，则何必当初？何必自寻烦恼，固执己见，铤而走险，硬要证明自己有理？再说，现在往回走难道不为时过晚了吗？古斯科夫想起了一次杀一儆百的枪决。那是他在一九四二年春天刚到侦察连时看到的。全团在一块象田野那么辽阔的林中旷地上列队站着，有两个人被带了出来：一个的罪名是故意枪伤自己，他的一只手还用绷带吊着，这是个约摸四十岁上下的庄稼汉，另一个则还完全是个孩子。他也是想回家跑一趟。据说，那时他离自己的村子大约只有五十俄里了。总共才不过五十俄里。可他，古斯科夫，是从哪儿开的小差呀！不，不会饶恕他的，即使蹲惩戒营这处分也太轻了。他已经不是毛孩子了，应该懂得会有什么后果。
他还想起，战士们是怀着何等的憎恨和嫌恶的心情看着那个故意枪伤自己的人。大家对那个小伙子是可怜的，对他却不。“自私自利的人！”他们说道，“嘿，可真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想把我们全骗过去。”
而他，古斯科夫，比别人表现好在哪里呢？为什么他们该打仗，而他却可以逍遥自在、擅离岗位地跑回家去又跑回来呢？这就将是大家对他的评判，这就将是大家加于他的罪名。战时，人们没有支配自己的自由，可他却自行其是，大家当然不会为此放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