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干校最后的日子里
在干校最后的日子里（40）
初冬，我们局在鲅鱼圈的同志们统统转到盘锦五七干校，开始了下乡走五七道路之前最后一个月的“散伙”生活。()
在南大荒赵圈河空旷的盘锦大地上，干校新盖的营房，稀稀落落的布置在盐碱地之上。四大队的房屋建造，从设计、备料、施工到监理各个环节，技术负责人都是计委基建处刘增加处长。刘增加处长由于“认罪”态度好，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在落实政策的时候很顺利就被造反派“解放”了。
我们干校盖的房子，都是按当地的习俗修建的囤顶平房，土木结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房屋所用木材，是市里青年街等处的栽种几十年、高十几米的大杨树。鞍钢建厂后，在厂区东南侧栽种了数条林带，以隔绝生产区与生活区；青年街成排的大杨树就是其中一条。当时的革委会的当权派决策人物，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滥用权力，竟然下令悉数砍伐。可怜，市区又少了一道吸收冶金生产污染物的绿色屏障。现在，我们对那些决策者除了诅咒，还能够有什么作为？
我们局到了盘锦之后，原建制撤销，几十个人分别被安插到其它连排。我去的是多少连、多少排，并没有特别关注，毫无记忆。只记得和劳动局的刘兆呈在一起。
每一次吃鸭子的时候，刘兆呈都会把菜里的鸭油撇出来，装进从卫生所弄来的500ml的盐水瓶里。我到这个房间的时候，在山墙的搁板上，已经摆放了四、五瓶之多。
盘锦五七干校四大队有一个饲养北京填鸭的鸭子队，养肥了的填鸭，成了干校同学们餐桌上的美味。
当天晚饭的时候，刘兆呈拿一瓶鸭油，把从伙房打来的一盆大米饭和一瓶鸭油一起倒进外屋的大锅里，翻炒了一阵子，屋里顿时散发出炒饭的香气。
“这顿鸭油炒饭，是为了欢迎我们排又增加了新成员的晚宴。来！开吃！”刘兆呈兴高采烈地给大家盛上鸭油炒饭，对我说，“尝尝，你们鲅鱼圈大概吃不着这种炒饭吧。”
“感谢校友的热情款待！”说完了，我大口吃了起来。鸭油炒饭别有风味，很好吃。
刘兆呈和蒋健骅是从上海一个中专学校锅炉专业毕业分配到鞍山市劳动局的，我们都住在人委机关一宿舍。
1961年，副食品供应比较缺乏的年代，夏季，星期天，蒋健骅、刘兆呈等几个住在一宿舍的上海籍舍友在219公园划船。天上掉馅饼，一条3、4斤重的大鲤鱼从湖里蹦到他们的船上。他们把鱼带回宿舍，大肆烹调，炖鱼的香气在小楼内飘散，在那个鱼肉蛋极度稀少的年代，这股香气着实令宿舍里的人羡慕不已、垂涎欲滴。
到了盘锦的第三天，我碰到了侯文彰。
“怎么样，在鲅鱼圈打石头累坏了吧？”侯文彰我问。
我：“没事。上午打石头，下午学习，中午和晚上下海，好着呢。你怎么样？”
侯文彰：“他妈的！摊上一个倒霉的‘好差事’，看（kān）‘牛’。”
我：“哪些‘牛’？怎么看？”
侯文彰：“都是地市级以上的鞍山最高层的大领导。学习、劳动、斗批改，全管。”
我：“昨天我看见你领着他们跑步，还训练他们立正、稍息、蹲下、起来……，看样子，他们还都很听从你的指挥。用得着这么做吗？”
侯文彰：“领会上级意图嘛。活动活动，总比坐在那里开会、念学习材料强；这是我跟你这么说。”
我：“你不怕这些人将来出了牛棚，官复原职，找你秋后算账！”
侯文彰：“能吗？”
我：“能不能？翻开毛主席语录第263页，‘情况是在不断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这条语录，应该铭记在心，不能光给别人念。切切不可忘记‘情况是在不断变化’呀！”
一天，去烧水房打开水。看见李维民市长在大水壶边上劈木材，往炉子里填火。回来，我问宿舍的一个人：“李维民市长不是在省里工作吗，怎么也给弄到盘锦来了？”
他说：“你不是说李维民‘市长’吗，哪个市的市长？鞍山的嘛！鞍山的，就要进鞍山的干校，不来盘锦，上哪！”
有人说：“李市长烧的水，你可要细细品尝，一滴也不要浪费，他烧的一杯水比一顿饭还贵。”
我：“怎么的？”
有人说：“统计局的人，不知道李市长烧水人工费成本高啊！”（李维民市长的工资大约相当我们一般干部的5、6倍之多。）
李维民1951年4月由政务院任命为鞍山市副市长；1955年2月鞍山市第一届二次会议当选市长；至1964年7月在鞍山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刘锡三补选为鞍山市市长，李维民不再担任鞍山市长。李维民于1963年12月辽宁省第三届政协会议当选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直至1976年逝世。
上世纪60年代，李维民市长在人民艺术剧院给人委机关团员做传统教育报告，讲述他解放前在东北搞地下工作的故事。他讲的基本是回忆录《地下烽火》和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内容。对于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在讲述中，故事的时间地点，常常串笼子，比如，哈尔滨发生的事情竟然说的是沈阳的某一个地方……。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不免感叹岁月不饶人。
入冬以来，赵圈河一带没有下雪。海风不停地吹。在广袤无垠的盐碱地上时不时的有抟成圆球的碱篷子从西向东忽快忽慢地在眼前滚过。碱篷子圆球直径大体在一米到两米之间，不知道是一颗碱篷子还是几颗插在一起形成的球体。
听人家说，碱蓬草是惟一一种可以适宜在盘锦盐碱地上存活的草。每年从4、5月到10月在赵圈河的盐碱地上茁壮成长，从绿色的嫩芽，渐渐变红变紫。入冬以后，干枯的碱篷子，经海风不断摧残，断了根，于是抱成团，随风滚动，映入眼帘，也算是一幕风景。那时的景色与现在的盘锦“红海滩”怎可同日而语！当然，那个时侯的我们和这个时候的人们其处境和心绪是截然不同的。
天气一天冷似一天，房间里没有生炉子，只能够依靠火炕取暖。我们的炕的灶坑里，从早到晚从不断火。热到什么程度？在灶坑上面大约一、两米左右的炕面上，必须垫起（与炕面相距20厘米左右）木板，才有人敢在上面睡觉。
我刚到盘锦的时候，烧炕用的是市里拉来、盖房子没有用完的杨木木材。一根（大约截面积20x30厘米，长2-3米）杨木方子，塞到灶坑眼里，可以燃烧一天左右。
木材烧光了，排长命令我们到赵圈河苇场弄苇子。苇场的苇子一捆50公斤。好在盘锦大地平坦，拽回来一捆并不是十分费劲。谁都知道，烧苇子和烧木材同样是一种浪费，在那个连自己命运都把握不了的我们，有谁还会想到如何节俭过日子！我们烧苇场的苇子，是干校买的（据说苇子每公斤1。2元，一捆60元，比我的月工资还多4元）？还是要的？不得而知。我们从苇场苇子垛上往住处拽的时候，并没有人出来干预。当然，在苇场苇子垛的场地，也从来没有看见有人看管。
一天，南风，上午10点钟左右，随风飘来高音喇叭里的讲话声。毫无疑问，那是一大队那里有人在作报告。
高音喇叭里的讲话声，在盘锦大地随风传播，我们排的几个人也在窗外边晒太阳边听。
大体的内容是战争就要爆发了，要疏散城市人口，下放机关干部；其实就是动员干校的我们，准备下放到农村去走五七道路。讲话中引用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和林副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说：“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是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查到的全文，当初只是记得基本内容。）
林副主席说，要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抓紧生产反坦克武器，进入临战状态，加强战备值班，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等等。
大概还有“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等等内容。
在高音喇叭里讲话的人是我们干校的军代表（这是第二天知道的）。在不断引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之后，他说，林副主席已经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了。美帝苏修就要扔原子弹了，……我们要“储干于民”，你们留在城市不走，让原子弹炸死，“我们”不负责任，云云。
这种信口雌黄不负责任的言论立即引起了听到的人们的不悦，嗤之以鼻。当然，当时我们对1969年的中苏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程度并不是十分了解。更不会把大批干部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和可能发生的核战争联系到一起。
据说，军代表所讲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最新指示只是在部队内部传达，大概是秘密的文件。所以，在一大队作报告之前，军代表就三令五申，扩音器只能放在室内，不许走漏消息。可惜，一大队的同志们没有遵照执行；他们把高音喇叭与麦克风串联起来，放在囤顶平房的房顶上，使令讲话的声音响彻赵圈河的各个角落；以致我们也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讲话已经曝光，军代表没有到四大队向我们传达宣讲。是不是在其他大队讲了，不得而知。他的讲话精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到农村插队落户，已经为时不远了。
听到一大队高音喇叭广播军代表讲话之后，干校组织我们反反复复地学习毛主席有关干部下放劳动、五七指示之类的教导。如，“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精兵简政。”“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等。
这些大道理，对于我们这些就要离开城市的机关干部来说，已经没有了以前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的分量，表面上不得不听，内心里只有焦急地等待。当然，心中也存在一丝幻想，小道消息，35岁以下的人，可以留在城市，到工厂去当工人；自己常常企盼（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会在我的身上兑现。
12月上旬，第一批下放农村的干部，离开了干校，回到市里，准备全家到农村落户。在开出的汽车上，我看见了丰岷。他和很多在车上的同志们一样，泪流满面，伤心不已。不知道是惺惺相惜还是物伤其类，看着缓缓开走了的汽车，眼前一片迷茫，被抛弃，受冷落的感觉，油然而生。
数日后，干校宣布，除了几个留守人员，全体机关干部统统回到市里，等待上级命令，准备插队落户或者到工厂去当工人。
当我背起行李，面对校舍，放眼环顾，没有什么可以留恋之处。转念一想，今后将要去的地方，大概还不如呆在干校更好。走过厨房，门旁两个大缸还有没有吃完的咸鲫鱼干。干校办公室空地上，草丛中，散乱地扔着七、八块我们在大安寺锯出的柳木菜板。不远处还有几块中会寺的牌匾和楹联。各个房间的窗户门多数大敞四开，一派散伙的衰败景象。
从赵圈河干校到鞍山市里大约100多公里。是步行回来的，还是坐车回来的，现在记不清了。但是，在永乐公园以西要进入市区的时候，我们的大队人马确实是列队而行，以显示五七干校学员的“革命精神”面貌。干校校长马宾走在队伍的前面，进入市区后，他不断地向路边围观的群众频频招手。遇上几个小学生，马宾问道，“小同学！你们知道五七指示、五七干校吗？”
“没听说，什么五七、五八？不知道！”“五七三十五！”小学生说了之后，顽皮的笑着跑了。
马宾现出无可奈何地表情。队伍中也有人觉得马宾过于做作，对牛弹琴，发出了嘁嘁喳喳嘲讽之声。
干校生活到此结束。
（2012年9月13日10：03：18）
初冬，我们局在鲅鱼圈的同志们统统转到盘锦五七干校，开始了下乡走五七道路之前最后一个月的“散伙”生活。()
在南大荒赵圈河空旷的盘锦大地上，干校新盖的营房，稀稀落落的布置在盐碱地之上。四大队的房屋建造，从设计、备料、施工到监理各个环节，技术负责人都是计委基建处刘增加处长。刘增加处长由于“认罪”态度好，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在落实政策的时候很顺利就被造反派“解放”了。
我们干校盖的房子，都是按当地的习俗修建的囤顶平房，土木结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房屋所用木材，是市里青年街等处的栽种几十年、高十几米的大杨树。鞍钢建厂后，在厂区东南侧栽种了数条林带，以隔绝生产区与生活区；青年街成排的大杨树就是其中一条。当时的革委会的当权派决策人物，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滥用权力，竟然下令悉数砍伐。可怜，市区又少了一道吸收冶金生产污染物的绿色屏障。现在，我们对那些决策者除了诅咒，还能够有什么作为？
我们局到了盘锦之后，原建制撤销，几十个人分别被安插到其它连排。我去的是多少连、多少排，并没有特别关注，毫无记忆。只记得和劳动局的刘兆呈在一起。
每一次吃鸭子的时候，刘兆呈都会把菜里的鸭油撇出来，装进从卫生所弄来的500ml的盐水瓶里。我到这个房间的时候，在山墙的搁板上，已经摆放了四、五瓶之多。
盘锦五七干校四大队有一个饲养北京填鸭的鸭子队，养肥了的填鸭，成了干校同学们餐桌上的美味。
当天晚饭的时候，刘兆呈拿一瓶鸭油，把从伙房打来的一盆大米饭和一瓶鸭油一起倒进外屋的大锅里，翻炒了一阵子，屋里顿时散发出炒饭的香气。
“这顿鸭油炒饭，是为了欢迎我们排又增加了新成员的晚宴。来！开吃！”刘兆呈兴高采烈地给大家盛上鸭油炒饭，对我说，“尝尝，你们鲅鱼圈大概吃不着这种炒饭吧。”
“感谢校友的热情款待！”说完了，我大口吃了起来。鸭油炒饭别有风味，很好吃。
刘兆呈和蒋健骅是从上海一个中专学校锅炉专业毕业分配到鞍山市劳动局的，我们都住在人委机关一宿舍。
1961年，副食品供应比较缺乏的年代，夏季，星期天，蒋健骅、刘兆呈等几个住在一宿舍的上海籍舍友在219公园划船。天上掉馅饼，一条3、4斤重的大鲤鱼从湖里蹦到他们的船上。他们把鱼带回宿舍，大肆烹调，炖鱼的香气在小楼内飘散，在那个鱼肉蛋极度稀少的年代，这股香气着实令宿舍里的人羡慕不已、垂涎欲滴。
到了盘锦的第三天，我碰到了侯文彰。
“怎么样，在鲅鱼圈打石头累坏了吧？”侯文彰我问。
我：“没事。上午打石头，下午学习，中午和晚上下海，好着呢。你怎么样？”
侯文彰：“他妈的！摊上一个倒霉的‘好差事’，看（kān）‘牛’。”
我：“哪些‘牛’？怎么看？”
侯文彰：“都是地市级以上的鞍山最高层的大领导。学习、劳动、斗批改，全管。”
我：“昨天我看见你领着他们跑步，还训练他们立正、稍息、蹲下、起来……，看样子，他们还都很听从你的指挥。用得着这么做吗？”
侯文彰：“领会上级意图嘛。活动活动，总比坐在那里开会、念学习材料强；这是我跟你这么说。”
我：“你不怕这些人将来出了牛棚，官复原职，找你秋后算账！”
侯文彰：“能吗？”
我：“能不能？翻开毛主席语录第263页，‘情况是在不断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这条语录，应该铭记在心，不能光给别人念。切切不可忘记‘情况是在不断变化’呀！”
一天，去烧水房打开水。看见李维民市长在大水壶边上劈木材，往炉子里填火。回来，我问宿舍的一个人：“李维民市长不是在省里工作吗，怎么也给弄到盘锦来了？”
他说：“你不是说李维民‘市长’吗，哪个市的市长？鞍山的嘛！鞍山的，就要进鞍山的干校，不来盘锦，上哪！”
有人说：“李市长烧的水，你可要细细品尝，一滴也不要浪费，他烧的一杯水比一顿饭还贵。”
我：“怎么的？”
有人说：“统计局的人，不知道李市长烧水人工费成本高啊！”（李维民市长的工资大约相当我们一般干部的5、6倍之多。）
李维民1951年4月由政务院任命为鞍山市副市长；1955年2月鞍山市第一届二次会议当选市长；至1964年7月在鞍山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刘锡三补选为鞍山市市长，李维民不再担任鞍山市长。李维民于1963年12月辽宁省第三届政协会议当选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直至1976年逝世。
上世纪60年代，李维民市长在人民艺术剧院给人委机关团员做传统教育报告，讲述他解放前在东北搞地下工作的故事。他讲的基本是回忆录《地下烽火》和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内容。对于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在讲述中，故事的时间地点，常常串笼子，比如，哈尔滨发生的事情竟然说的是沈阳的某一个地方……。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不免感叹岁月不饶人。
入冬以来，赵圈河一带没有下雪。海风不停地吹。在广袤无垠的盐碱地上时不时的有抟成圆球的碱篷子从西向东忽快忽慢地在眼前滚过。碱篷子圆球直径大体在一米到两米之间，不知道是一颗碱篷子还是几颗插在一起形成的球体。
听人家说，碱蓬草是惟一一种可以适宜在盘锦盐碱地上存活的草。每年从4、5月到10月在赵圈河的盐碱地上茁壮成长，从绿色的嫩芽，渐渐变红变紫。入冬以后，干枯的碱篷子，经海风不断摧残，断了根，于是抱成团，随风滚动，映入眼帘，也算是一幕风景。那时的景色与现在的盘锦“红海滩”怎可同日而语！当然，那个时侯的我们和这个时候的人们其处境和心绪是截然不同的。
天气一天冷似一天，房间里没有生炉子，只能够依靠火炕取暖。我们的炕的灶坑里，从早到晚从不断火。热到什么程度？在灶坑上面大约一、两米左右的炕面上，必须垫起（与炕面相距20厘米左右）木板，才有人敢在上面睡觉。
我刚到盘锦的时候，烧炕用的是市里拉来、盖房子没有用完的杨木木材。一根（大约截面积20x30厘米，长2-3米）杨木方子，塞到灶坑眼里，可以燃烧一天左右。
木材烧光了，排长命令我们到赵圈河苇场弄苇子。苇场的苇子一捆50公斤。好在盘锦大地平坦，拽回来一捆并不是十分费劲。谁都知道，烧苇子和烧木材同样是一种浪费，在那个连自己命运都把握不了的我们，有谁还会想到如何节俭过日子！我们烧苇场的苇子，是干校买的（据说苇子每公斤1。2元，一捆60元，比我的月工资还多4元）？还是要的？不得而知。我们从苇场苇子垛上往住处拽的时候，并没有人出来干预。当然，在苇场苇子垛的场地，也从来没有看见有人看管。
一天，南风，上午10点钟左右，随风飘来高音喇叭里的讲话声。毫无疑问，那是一大队那里有人在作报告。
高音喇叭里的讲话声，在盘锦大地随风传播，我们排的几个人也在窗外边晒太阳边听。
大体的内容是战争就要爆发了，要疏散城市人口，下放机关干部；其实就是动员干校的我们，准备下放到农村去走五七道路。讲话中引用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和林副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说：“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是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查到的全文，当初只是记得基本内容。）
林副主席说，要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抓紧生产反坦克武器，进入临战状态，加强战备值班，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等等。
大概还有“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等等内容。
在高音喇叭里讲话的人是我们干校的军代表（这是第二天知道的）。在不断引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之后，他说，林副主席已经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了。美帝苏修就要扔原子弹了，……我们要“储干于民”，你们留在城市不走，让原子弹炸死，“我们”不负责任，云云。
这种信口雌黄不负责任的言论立即引起了听到的人们的不悦，嗤之以鼻。当然，当时我们对1969年的中苏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程度并不是十分了解。更不会把大批干部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和可能发生的核战争联系到一起。
据说，军代表所讲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最新指示只是在部队内部传达，大概是秘密的文件。所以，在一大队作报告之前，军代表就三令五申，扩音器只能放在室内，不许走漏消息。可惜，一大队的同志们没有遵照执行；他们把高音喇叭与麦克风串联起来，放在囤顶平房的房顶上，使令讲话的声音响彻赵圈河的各个角落；以致我们也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讲话已经曝光，军代表没有到四大队向我们传达宣讲。是不是在其他大队讲了，不得而知。他的讲话精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到农村插队落户，已经为时不远了。
听到一大队高音喇叭广播军代表讲话之后，干校组织我们反反复复地学习毛主席有关干部下放劳动、五七指示之类的教导。如，“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精兵简政。”“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等。
这些大道理，对于我们这些就要离开城市的机关干部来说，已经没有了以前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的分量，表面上不得不听，内心里只有焦急地等待。当然，心中也存在一丝幻想，小道消息，35岁以下的人，可以留在城市，到工厂去当工人；自己常常企盼（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会在我的身上兑现。
12月上旬，第一批下放农村的干部，离开了干校，回到市里，准备全家到农村落户。在开出的汽车上，我看见了丰岷。他和很多在车上的同志们一样，泪流满面，伤心不已。不知道是惺惺相惜还是物伤其类，看着缓缓开走了的汽车，眼前一片迷茫，被抛弃，受冷落的感觉，油然而生。
数日后，干校宣布，除了几个留守人员，全体机关干部统统回到市里，等待上级命令，准备插队落户或者到工厂去当工人。
当我背起行李，面对校舍，放眼环顾，没有什么可以留恋之处。转念一想，今后将要去的地方，大概还不如呆在干校更好。走过厨房，门旁两个大缸还有没有吃完的咸鲫鱼干。干校办公室空地上，草丛中，散乱地扔着七、八块我们在大安寺锯出的柳木菜板。不远处还有几块中会寺的牌匾和楹联。各个房间的窗户门多数大敞四开，一派散伙的衰败景象。
从赵圈河干校到鞍山市里大约100多公里。是步行回来的，还是坐车回来的，现在记不清了。但是，在永乐公园以西要进入市区的时候，我们的大队人马确实是列队而行，以显示五七干校学员的“革命精神”面貌。干校校长马宾走在队伍的前面，进入市区后，他不断地向路边围观的群众频频招手。遇上几个小学生，马宾问道，“小同学！你们知道五七指示、五七干校吗？”
“没听说，什么五七、五八？不知道！”“五七三十五！”小学生说了之后，顽皮的笑着跑了。
马宾现出无可奈何地表情。队伍中也有人觉得马宾过于做作，对牛弹琴，发出了嘁嘁喳喳嘲讽之声。
干校生活到此结束。
（2012年9月13日10：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