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虎屯的日子
在老虎屯的日子
1966年上半年，郊区开始四清。()『*首*发』局里决定我和我们科的张来福参加郊区的四清工作队。
我被分配到郊区四清工作团东鞍山四清工作队老虎屯四清工作组。在沙河公社开完工作团大会，在东鞍山公社开完工作队大会，之后，我们工作组进驻了东鞍山公社老虎屯大队。
工作组成员。我们工作组一共7个人。组长老白，部队新转业的干部，分配到自来水公司工作，尚没有去上班。副组长李纯治，沙河公社的公社干部，是王崇伦同志的发小。解放初期，王崇伦去鞍钢当了工人，李纯治不愿意去，在沙河继续务农。田艺，五金公司的干部，从有了四清工作队的时候开始，他就是四清工作队的队员了。从开原回来，又参加了郊区四清。可以说是一个老资格的“运动员！”以上三个人都是党员。另一个人是劳动局的干部，姓徐，名忘记了。还有两个女孩子，是辽阳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一个个头较高，身材单薄，清瘦，小眼睛，姓高；一个小个，身体壮实，较胖，大眼睛，姓王，两个人都比较活泼。我和师范学生都是团员。几个月的共同生活与工作证明，这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和谐的集体，缺乏“左”的精神的集体。
老虎屯大队。老虎屯大队在西鞍山南侧的老虎山脚下。老虎山有如一只休闲的老虎，有头有尾，东西向横卧在鞍山市区的南侧。老虎屯的南面、西面相邻的是属于海城县的腾鳌公社，紧邻将军屯。老虎屯有两个小队，一小队王姓人为大户，农业人口较多；二小队刁姓人为大户，鞍钢职工较多。
老虎屯大队是一个工业户、农业户混杂，种粮和种菜并举的大队。这是郊区比较边远地带农村的特点。职工工资和卖菜的收入是这个大队现金的基本来源。老虎屯另一个特点是信奉基督教的人比较多，大部分信徒都在二队，还有一个老牧师。
我们工作组住在一小队姓周的一户家中，与王、刁两大户无亲戚关系，也无其他关联。这是事前和大队支部书记商量了之后决定的；是工作组进村后做的第一件重要决策。
老虎屯大队集中了三、四十个历史反革命，他们是1951年肃反的时候市里的挂了号的反革命分子，被遣送到这里。大部分是国民党的军官，上至将官，下至校官，虽然他们已经是“死老虎”，听了，还是让人有些毛骨悚然。我们进村之前，他们都戴上了白胳膊箍，民兵已经加强了对他们的人身监视。
吃派饭。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工作队进村，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吃饭。关于吃饭，上级规定，要在生产队贫下中农家一家一天，轮流吃。通过几年来农村四清关于吃饭的情况，已经总结了一套避免产生问题的经验。工作队进村之前，在郊区工作团的大会上，就宣布了在农村吃饭的必须遵守的纪律。最基本的要求还是每一顿饭四两粮票两毛钱。基本的纪律是五不吃：大米、白面、鱼、肉、蛋。同时根据前几期四清工作队的经验，提醒新队员注意不要说社员家做的某种饭菜好吃。比如，在开原，一个工作组在老百姓家吃了一顿苞米面锅贴，老大娘问道，“好吃不？”队员连声赞叹，“好吃！好吃！”结果，从此以后，家家户户都给工作组做锅贴，一直吃到工作组离开。
另外一个问题，虽然不是吃饭问题，还是和吃饭的事情一起说了。男队员不要和社员家的年轻女性过于亲近，特别是不要给大嫂抱小孩。一个队员见房东媳妇抱着孩子做饭，就主动把孩子从人家怀里抱了过来，一来二去，造成了误会，引起房东年轻夫妇吵架。
老虎屯有相当一部分家庭都是和市里一样吃供应粮，基本上是大米、白面比例较大。到社员家吃派饭，还要特为给我们准备粗粮。
夏天苞米可以烀着吃的时候，几乎每一个社员家都给我们烀青苞米吃。大概是我们一不小心，曾经说过烀青苞米好吃；其实真的好吃，我们愿意经常吃烀青苞米。土豆炖豆角，烀茄子拌大葱大酱，烀青苞米是东北地区夏季大家都喜爱的时令饭食。
也有尴尬的时候。一次中午到一家社员家吃饭。进门的时候，看到在锅台上的一个碗里装了几个鸡蛋；锅里正在煮着菠菜汤，白组长看见后，急忙对做饭的大嫂提出警告，说道“我们有纪律，这鸡蛋可不能往菜里打啊！”
“知道。这不是给你们吃的。快进屋，上炕，别下地。”大嫂笑嘻嘻的说着，把我们推到里屋。
我们上炕刚刚坐下，就听到咔嚓咔嚓打鸡蛋的声音。白组长立刻和李组长说，“你快去看看，可别让她往锅里甩鸡蛋。”
“你看看，你这不是让我们犯错误吗！”李组长说话声音有些大。
大嫂：“自己（家的鸡）下的，也不花钱。没事。”
李组长回来，看着白组长，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大嫂已经把一盆鸡蛋菠菜汤端了上来。笑着说，“吃吧。没事。就这么一回，以后指定不犯纪律了。”
白组长看看大家，对李组长说道：“吃吧。一盆汤，不吃白瞎了，浪费更不好。吃完了我去队部检讨。”
还有一次是晚饭，吃烀土豆。按着常规，吃烀土豆都是谁吃谁自己扒土豆皮。这家的一位老大娘，一盆土豆端进屋，没有放到我们的饭桌上，而是放到靠墙的柜盖上。一边看着我们吃饭，一边扒土豆皮。农村人，经常做庄稼活，手自然没有我们坐办公室的城里人那样洁白，特别是她的手指甲比较长还有些发黑。小高和小王见了，急忙下地，对老大娘客气地说，“大娘，谁吃谁自己扒皮，怎敢劳驾老大娘给我们扒土豆皮！”老大娘捂住土豆，不让她们俩个把土豆拿到饭桌上。
“丫头，你们上炕吃饭，扒土豆皮不费事，扒好了，我给你们送桌上去。”老大娘说着，把两个姑娘推回到炕沿上。
从心里讲，我们没有嫌农民脏的思想，因为我们几个人几乎都是在农村长大的，从农村出来的。不过，实话实说，吃别人扒皮的土豆，实在难以咽下。扒好了皮的土豆端上桌，又不能不吃，只好装模作样的勉强咽下。在我的日记里，（参加四清工作队之后，我记了日记）记下了这件事，我问我自己：不愿意吃贫下中农亲手扒皮的土豆，是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说明自己思想改造还是不彻底？毛主席的“老三篇”还是没有学好吃透？（读者们！看了我的这段话，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或者是“唱高调？”“装洋相？”非也。那是因为你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没有受过那个时代的思想教育。）
看档案。为了掌握我们大队三、四十个反革命分子的情况，经工作团批准，我们到汤岗子派出所，取回了他们的档案。那天上午，天气晴朗，我、田艺和两个师范女生小王和小高，一起坐着一小队的胶皮轱辘马车到了汤岗子。派出所交给我们一个大木箱（大约长1。2米、高0。8米、宽0。6米），有车老板和派出所民警的帮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抬出来装到车上。
大木箱放到了我们住的炕上炕梢。白队长扯去了封条，打开了锁头，看了看，“啊呀！满满的一箱子，够多的了，这得看到猴年马月？”他盖上箱子盖，看了看我，说道，“大学生！（到了工作队，他们都叫我大学生）这个任务交给你了，没事的时候，你给我看看。钥匙交给你。”
第二天，他们出去走访贫下中农，了解大队干部“四不清”问题。我在家坐在炕上看这群反革命分子的“大作”。这些人档案中的主要内容是自传、交待的罪行、检举他人的问题等等。多数人的档案都是洋洋万言，甚至几万言。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些人字写得好，个个都比我强。另外，内容比较丰富，看了，并不觉得枯燥无味。每一件“罪行”都是一个“故事”。多数都是执行公务，尽职尽责。没有血淋淋的杀人放火之类的罪行；因为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在镇反和肃反的时候基本上都镇压了。
吃了晚饭，我向组长汇报阅读反革命分子档案情况，之后，我说，“档案记载的都是解放前的事情，现实表现如何，看不出来。”
李组长：“那是当然。我想，用不着挨个看。”
白组长：“可也是。那样吧，将来哪个人有问题了，再找出来看看。一般的就拉倒吧。你们看行不行？”
“组长英明。那个破档案，看不看无所谓。”田艺在炕头抽着烟斗，插了一句。
我：“田艺是‘老四清’了。经验丰富，说的有理。”
白组长：“不看了。还是准备查账吧。”
查账。查账是清经济的重要步骤或手段。白组长和李组长分配我和两个师范生，到大队部，查账。大队支部书记领着我们三个人见了大队会计。他对会计说，“工作组从现在开始查我们大队的帐。你要主动配合。查什么，给什么。帐上存在什么问题，你要主动和工作组讲清楚。”
大队会计是一个经验丰富、业务熟练的老手。无论是账簿还是传单、凭证都做得十分规范。我们三个人看了一天、看了几本账簿，从逻辑关系上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在向组里汇报的时候，我说，“这个老会计真的了不得儿，帐做得立立整整，干干净净，挑不出错。”
田艺：“据我的多年四清工作经验，越是把帐做得天衣无缝，越是暗藏着不可告人的玄机。”
老徐：“是这样。不过，要想查出问题可就难了。”
白组长：“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学生不是学的财经吗，想想办法。”
田艺：“他学的那都是纸上谈兵。别怪我说话损一点。”
我：“对！是那样。从参加工作那天起，我就没有碰过会计帐。”
李组长：“我的意见，那些破帐，就不要挨个查了。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是卖菜，有金钱往来。你们三个重点查一下卖菜的收据。先从最近的查起。也可以到市蔬菜公司去对一下那边的存根。你看呢，白组长。”
白组长：“我看，行。另外，如果有群众检举揭发了什么问题，我们就查有关的帐、或是发票。你们三个什么意见？”
我：“好。就按两位组长意见办。你们两个呢？”
小高、小王：“听你的。”
于是乎，我们三个人又看收款凭证，又看现金账、银行帐。还多次跑到蔬菜公司财务科核对卖菜收据。几个星期过去了，一笔问题也没有查到。这期间，也没有那个社员检举揭发财务会计方面的任何问题。随着文革向农村蔓延，查账工作也就不了了之。
忆苦思甜。“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这几天大队的广播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地播送这首流行歌曲。田艺和老徐经过走访，在二队找到了一个诉苦对象——老刁头。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培养，基本上可以登台忆苦思甜了。
忆苦思甜大会那一天，我们让妇女主任和民兵连长简单的布置一下会场：在大队部门口，摆了一张桌子，铺上台布，又摆了一排凳子。开会时，大队小学的学生和大队的共青团员坐在会场（大队部的院子里）最前面。田艺站在桌子前面，指挥他们唱起了“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歌曲。唱到“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时，田艺对着他们大声喊道，“同学们！唱的稍慢一点，再悲痛一点……”于是，出现了仿佛农村死人哭丧一般的声音。会场边上站着的女社员，有的不免捂上嘴、偷着笑、扭过头，害怕让人看出她们那种不够严肃的表情。尽管如此，还是没有掩饰得了，没有躲过我的视线；当然，我是不敢笑的。
歌声停止，大队书记宣布诉苦大会开始。“社员们！注意啦！现在请老刁头进行忆苦思甜。（他把坐在离桌子较远的凳子上老刁头拽过来）过来，讲一讲旧社会让你受的苦，新社会给你的甜。你就把工作队帮助你准备好了的那些话跟社员们说一说吧。”
老刁头开头说的基本是田艺和老徐培养的内容。说了几句之后，突然手指站在学生后边的几个小伙子，“你看看你们，啊，一天吊儿郎当的，地里的活计不好好干，一天挣那几个屁崩的臭工分，将来上哪去娶媳妇！”田艺和老徐觉得不对劲，连忙给老刁头使眼神，坐在他身边的大队书记用胳膊肘子拐了老刁头一下，老刁头仿佛明白了，于是，又按照事前的准备，讲了几句。说着说着又走题了。他说，“……啊，他妈的60年，没吃的，地里的豆叶子，地瓜秧子让人收拾得干干净净；高粱、苞米连皮磨了跟土豆片搅和一起熬粥，稀拉咣当，能他妈顶饿吗！……啊，旧社会，给他妈的地主刁老艮扛活，割麦子还给烙筋饼、做豆腐脑……”
田艺一看，小声嘟囔一句，“坏了！”疾速跑到白组长跟前，“怎么办？”
白组长对大队书记小声说，“别讲了。你看呢？”
大队书记站起来，“老刁头！别说了。（对着大家）今天忆苦思甜就到这了。散了！散了！”
回到住处，田艺和老徐向两位组长检讨，白组长说，“用不着检讨。这老爷子，糊涂了。以后，咱们是不是别搞这些活动了？”
李组长：“我看行。现在市里出现了‘红卫兵’在大街上造反。我看，咱们让民兵把村里的这帮反革命分子看好了，不出乱子就行了。”
白组长：“对。老李，咱俩这就去找民兵连长。”
秋收。老虎屯大田不多，秋收的工作量不是很大。由于文革运动日益激烈，农村四清已经陷入半停滞状态。下地和社员一起干点农活，成为我们我也可干的事情。有两件事记忆犹新。
割谷子。二队要收谷子，一早，民兵连长就过来了。进屋就问，“今天我们二队割谷子，你们去不去？”
李组长：“去。有没有有情况的（针对小王和小高），谁不行，就呆在家里。”
两个人：“没事。”
割谷子对于我这个暑假经常打茅草的人来说没有什么难处。到了谷子地，民兵连长故意凑过来，和我挨在一起。说道，“怎么样，大学生！咱俩比比？”
我：“行。不过，我落下了，你先到头了，你得给我接接短。”
民兵连长：“那当然。落不下你半根垄，就算你赢了。”
“那好！一言为定。”
民兵连长：“驷马难追。来，准备好，一——二！开始！”
我心中暗暗高兴，我绝对有把握赢定了。
民兵连长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地，左手抓住一把谷子，右手的镰刀下去，喳的一声，割下一把谷子，整整齐齐地放在脚下。接着，左手又抓住一把谷子，右手的镰刀下去，喳的一声，……就这样，有条不紊的向前割去。
我没有割过谷子、水稻、小麦之类的庄稼，小时候和父亲一起砍过苞米，到鞍山之后，割过高粱、大豆。虽然我在农村长大，毕竟不是典型的庄家人；虽然小时候看到过人家干农业活，也应是“目濡耳染，不学以能”，但毕竟在种地割庄稼方面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割庄稼的“专业”素养。我的擅长是割茅草，那是一种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活计。我割谷子当然也只能沿用割茅草的“技术”。我一刀搂下去，不是割下一把谷子，而是倒下一小片谷子；不是一把一把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而是戗毛戗刺地堆在一起。三下五除二，够一捆了，有打茅草的捆绕基础，还是比较熟练的捆好一捆谷子。如此这般，接着继续向前搂。我割到半根垄的时候，民兵连长才割到三分之一多一点。落在后面的民兵连长，不免加快了镰刀挥动的频率，头上渗出了汗珠。我回头看看，也加快了前进的速度。
我到地头了，民兵连长大约还有一垄的五分之一的谷子没有割完。我直直腰，忙着给民兵连长接短。我们两个碰头的时候，民兵连长擦擦汗，回头看看我割倒的谷捆，不解的摇摇头。我笑了。
这时，生产队长走了过来，他也觉得民兵连长落在我的后面有些难以理解。于是伸手抓住一捆谷子，提（di）溜起来，用力提一提，又扔到地上，说道，“还行，绕还没开 。就是捆的支楞八翘，不好看。”
民兵连长：“你这也叫割谷子！干的什么活！竟给庄家人丢脸。”
我：“反正比你割得快。”
大家哈哈大笑。
一天，吃罢晚饭，大家坐着闲扯。李组长对大家说，“坐在屋里怪闷得慌，走，出去溜达溜达。”
田艺：“上哪去？”
李组长：“花生地。”
我们几个人踏着夜光，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一队的花生地。花生已经拔下来，虽然天黑，还能够觉察到一码一码、成趟、整齐地摆在地里。花生地中间临时搭起一个窝棚，晚上有人值班。
我们看见窝棚，向那里走去。到了跟前，窝棚里没有一点声息。李组长喊道，“谁值班！睡着了？”没有人回答。
田艺和老徐一起喊道，“来偷花生的了！快醒醒！”还是没有人回答。
白组长：“值班的大概回家睡觉去了。”
李组长：“没人看着，好啊，来，拎回去一捆，吃点新鲜花生。”
第二天李组长把一队花生地没有人值班的情况，以及我们拽一捆花生回去的事情跟一小队的队长说了。队长说，“你们在这搞四清，谁还敢到地里去偷花生。太平多了。”
红卫兵要进村了。大队书记对白组长说，“听说明天市里的红卫兵要到我们公社扫“四旧”。估计我们大队也得挨扫。你看，怎么办？”
白组长：“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白组长召集全体组员开会，商讨明天怎么对付红卫兵扫“四旧”。白组长开会，从来都是开门见山，没有开场白，也没有结束语。他说，“红卫兵要进村了，我们工作组怎么办？”
李组长：“红卫兵扫‘四旧’跟我们四清工作好像没什么关系。”
田艺：“我们老虎屯也没看见有什么‘四旧’呀。扫什么？”
老徐：“听说那群红卫兵够虎的了，牵头的，都是那些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的刺头。不讲理，还天天喊着‘造反有理！’瞅啥不顺眼就砸啥，瞎扫一气。”
李组长：“红卫兵咱们惹不起。他们要是有造反的举动，我们是支持还是制止？支持不是，制止也不是。再说，郊区工作团和东鞍山工作队那边也没有通知。这种事，我看我们管不了。”
田艺：“三十六计走为上。”
小高：“当逃兵啊？”
“我看行。”李组长说完，看看白组长。
白组长：“妙计！往哪逃？”
我：“上山啊！老虎山就在村后，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上去过。”
小高、小王齐声喊道，“好！好！”
白组长：“好。听你们共青团的意见。可是，我们上山要呆多长时间？中午能回来吗？”
田艺：“回来干嘛！不回来。回来了，红卫兵没走，怎么办。”
李组长：“对！弄点吃的，不回来了。”
白组长：“中了。我请客。老田！老徐！你们两个到旧堡买几斤筋饼和肘子肉，黄瓜、洋柿子。咱们也来一顿野餐。明天上山。”
早晨，吃过早饭，田艺告诉派饭户刁老七家里的，“我们工作组中午有事，回不来，午饭不必做了。晚上回来，吃晚饭。”
我们从社员家出来，直奔二队的菜地，向北边的老虎山走去。在山上玩了一天，高高兴兴回到大队。
回来，一进社员家门口，刁老七迫不及待的对我们说道，“你们可回来了。出事了。”
田艺：“怎么啦？什么事，慢慢说。”
刁老七：“老牧师让红卫兵给游街了。还没走出二队，就犯病了，抽风了。”
白组长：“现在怎么样？好没好？”
刁老七：“赵军医（国民党上校军医，大队的赤脚医生）在老牧师脑袋上扎几针，扎过来了。”
白组长：“吃了饭，老李，咱们俩个去老牧师家看看。”
李组长：“行。”
白组长和李组长去看老牧师，我们几个人回到住处。进屋一开门，看见炕上堆了一堆书。我顺手拿了一本皮面精装64开本的厚书。书皮上写着《旧约全书》。我大概翻一翻，上面写些上帝造天造地，造牲畜造野兽，造草造树，还造了男人和女人之类的语录。好像还有埃及人与以色列人的矛盾之类的故事，反正是看的似懂非懂，不得要领。
四清工作团布置工作队写大字报。大队会计来到我们的住处，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说道，“白组长！公社来电话，让你亲自去接。说是有重要事情。”
白组长从大队办公室回来，说，“老徐！你跟大队借一台自行车，到东鞍山队部取一个宣传材料。”
老徐从公社回来，把一个手抄的、写满字迹的一张纸交给白组长。白组长看了看，说道，“这是什么宣传材料？王鹤寿的十大罪状？四清怎么清到市委书记头上了！”
老徐：“队部说了，让各个工作组尽快把王鹤寿十大罪状写成大字报，贴到社员看得见的地方。”
田艺：“我可听说了，最近市里的造反派有一派要打倒王鹤寿，有一派要打倒赵敏、罗定枫。这大概是我们的工作团主张打倒王鹤寿。”
老徐：“工作团让我们打倒谁，我们就打吧。”
李组长：“不是农村不搞文化大革命吗？打不打倒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白组长：“工作团下达指示，我们执行不执行？”
田艺：“那要看什么指示。”
我：“我看了一下王鹤寿的十大罪状，好像没有什么根据。听二队的社员说，鞍钢大部分职工都是站在王鹤寿一边，都是保王派。我们写了王鹤寿十大罪状，肯定会遭到我们大队与鞍钢有关联的社员的反感，我们往后的日子，恐怕就不大好过了。”
李组长：“言之有理。你说怎么办？”
我：“我说，把十大罪状这张纸先放着，大字报不写。上边追问了再说；不追问，就拖着。”
白组长：“怎么样？有没有意见？（没有反对的）那好，就按大学生的意见办。”
没过三天，公社工作队来电话，通知，快些把王鹤寿十大罪状的大字报撕下来。
驱赶四清工作队。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关键内容是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解决；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农村文化革命也要采用“四大”。
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已经迅速漫延到郊区，农村的造反派开始了造反活动。郊区农民造反派开始驱逐四清工作队。
中午，午饭前，一队的一个青年社员，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找到我们，气喘匀了，说道，“不好了。东鞍山工作队队部让郊区红卫兵给贴上封条了。工作队的干部全都跑光了。你们赶快收拾收拾也走吧。”
原来这位社员到公社办事，看见工作队的办公室门窗被贴上封条，事也没办，从公社一路快跑将近20公里的路程，回来给我们报信。令我们十分感动。
此时，恰恰民兵连长也在场。他说，“小王的信，送的太及时了。昨天晚上我听说，二队的几个民兵要找你们工作组，估计没有好事。我看你们收拾收拾快走。小王！你去一队让老王头套一挂车，别声张，然后，悄悄地把工作组送回市里。快去！”
我们把行李装上车，大队书记也赶来了。大队书记见我们正要出发，好像松了一口气，说道，“太好了。啥也不说了。快走。”
想不到，堂堂市委派出的工作队，竟然如同电影上地下工作者一般偷偷撤出敌占区似的，急急忙忙地逃出老虎屯。后来听说，如果我们晚走一步，二队的造反派就会到老周家，把我们的行李扔到大道上，撵我们出村。据说，有的地方的工作队逃跑时，连鞋都没有穿上。我们科老张的行李一直丢在他们进行四清的农村农民家里。
我们7个人，坐上一队的王大爷赶着三匹马拉着的胶轮大车，避开二队，上了去哈大公路的大车道。在哈大公路上，马车一路小跑，好像后边有追兵一般。很快就越过中所屯、鞍山城、东鞍山铁矿、环市路道口，进了市区。老王头把车停到监狱南侧的马路边，说道，“就送到这吧。剩下的路，你们就各奔个的家吧。”
就这样，我的四清工作队生涯，到此结束。
（2011年11月4日10：19：37）
1966年上半年，郊区开始四清。()『*首*发』局里决定我和我们科的张来福参加郊区的四清工作队。
我被分配到郊区四清工作团东鞍山四清工作队老虎屯四清工作组。在沙河公社开完工作团大会，在东鞍山公社开完工作队大会，之后，我们工作组进驻了东鞍山公社老虎屯大队。
工作组成员。我们工作组一共7个人。组长老白，部队新转业的干部，分配到自来水公司工作，尚没有去上班。副组长李纯治，沙河公社的公社干部，是王崇伦同志的发小。解放初期，王崇伦去鞍钢当了工人，李纯治不愿意去，在沙河继续务农。田艺，五金公司的干部，从有了四清工作队的时候开始，他就是四清工作队的队员了。从开原回来，又参加了郊区四清。可以说是一个老资格的“运动员！”以上三个人都是党员。另一个人是劳动局的干部，姓徐，名忘记了。还有两个女孩子，是辽阳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一个个头较高，身材单薄，清瘦，小眼睛，姓高；一个小个，身体壮实，较胖，大眼睛，姓王，两个人都比较活泼。我和师范学生都是团员。几个月的共同生活与工作证明，这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和谐的集体，缺乏“左”的精神的集体。
老虎屯大队。老虎屯大队在西鞍山南侧的老虎山脚下。老虎山有如一只休闲的老虎，有头有尾，东西向横卧在鞍山市区的南侧。老虎屯的南面、西面相邻的是属于海城县的腾鳌公社，紧邻将军屯。老虎屯有两个小队，一小队王姓人为大户，农业人口较多；二小队刁姓人为大户，鞍钢职工较多。
老虎屯大队是一个工业户、农业户混杂，种粮和种菜并举的大队。这是郊区比较边远地带农村的特点。职工工资和卖菜的收入是这个大队现金的基本来源。老虎屯另一个特点是信奉基督教的人比较多，大部分信徒都在二队，还有一个老牧师。
我们工作组住在一小队姓周的一户家中，与王、刁两大户无亲戚关系，也无其他关联。这是事前和大队支部书记商量了之后决定的；是工作组进村后做的第一件重要决策。
老虎屯大队集中了三、四十个历史反革命，他们是1951年肃反的时候市里的挂了号的反革命分子，被遣送到这里。大部分是国民党的军官，上至将官，下至校官，虽然他们已经是“死老虎”，听了，还是让人有些毛骨悚然。我们进村之前，他们都戴上了白胳膊箍，民兵已经加强了对他们的人身监视。
吃派饭。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工作队进村，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吃饭。关于吃饭，上级规定，要在生产队贫下中农家一家一天，轮流吃。通过几年来农村四清关于吃饭的情况，已经总结了一套避免产生问题的经验。工作队进村之前，在郊区工作团的大会上，就宣布了在农村吃饭的必须遵守的纪律。最基本的要求还是每一顿饭四两粮票两毛钱。基本的纪律是五不吃：大米、白面、鱼、肉、蛋。同时根据前几期四清工作队的经验，提醒新队员注意不要说社员家做的某种饭菜好吃。比如，在开原，一个工作组在老百姓家吃了一顿苞米面锅贴，老大娘问道，“好吃不？”队员连声赞叹，“好吃！好吃！”结果，从此以后，家家户户都给工作组做锅贴，一直吃到工作组离开。
另外一个问题，虽然不是吃饭问题，还是和吃饭的事情一起说了。男队员不要和社员家的年轻女性过于亲近，特别是不要给大嫂抱小孩。一个队员见房东媳妇抱着孩子做饭，就主动把孩子从人家怀里抱了过来，一来二去，造成了误会，引起房东年轻夫妇吵架。
老虎屯有相当一部分家庭都是和市里一样吃供应粮，基本上是大米、白面比例较大。到社员家吃派饭，还要特为给我们准备粗粮。
夏天苞米可以烀着吃的时候，几乎每一个社员家都给我们烀青苞米吃。大概是我们一不小心，曾经说过烀青苞米好吃；其实真的好吃，我们愿意经常吃烀青苞米。土豆炖豆角，烀茄子拌大葱大酱，烀青苞米是东北地区夏季大家都喜爱的时令饭食。
也有尴尬的时候。一次中午到一家社员家吃饭。进门的时候，看到在锅台上的一个碗里装了几个鸡蛋；锅里正在煮着菠菜汤，白组长看见后，急忙对做饭的大嫂提出警告，说道“我们有纪律，这鸡蛋可不能往菜里打啊！”
“知道。这不是给你们吃的。快进屋，上炕，别下地。”大嫂笑嘻嘻的说着，把我们推到里屋。
我们上炕刚刚坐下，就听到咔嚓咔嚓打鸡蛋的声音。白组长立刻和李组长说，“你快去看看，可别让她往锅里甩鸡蛋。”
“你看看，你这不是让我们犯错误吗！”李组长说话声音有些大。
大嫂：“自己（家的鸡）下的，也不花钱。没事。”
李组长回来，看着白组长，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大嫂已经把一盆鸡蛋菠菜汤端了上来。笑着说，“吃吧。没事。就这么一回，以后指定不犯纪律了。”
白组长看看大家，对李组长说道：“吃吧。一盆汤，不吃白瞎了，浪费更不好。吃完了我去队部检讨。”
还有一次是晚饭，吃烀土豆。按着常规，吃烀土豆都是谁吃谁自己扒土豆皮。这家的一位老大娘，一盆土豆端进屋，没有放到我们的饭桌上，而是放到靠墙的柜盖上。一边看着我们吃饭，一边扒土豆皮。农村人，经常做庄稼活，手自然没有我们坐办公室的城里人那样洁白，特别是她的手指甲比较长还有些发黑。小高和小王见了，急忙下地，对老大娘客气地说，“大娘，谁吃谁自己扒皮，怎敢劳驾老大娘给我们扒土豆皮！”老大娘捂住土豆，不让她们俩个把土豆拿到饭桌上。
“丫头，你们上炕吃饭，扒土豆皮不费事，扒好了，我给你们送桌上去。”老大娘说着，把两个姑娘推回到炕沿上。
从心里讲，我们没有嫌农民脏的思想，因为我们几个人几乎都是在农村长大的，从农村出来的。不过，实话实说，吃别人扒皮的土豆，实在难以咽下。扒好了皮的土豆端上桌，又不能不吃，只好装模作样的勉强咽下。在我的日记里，（参加四清工作队之后，我记了日记）记下了这件事，我问我自己：不愿意吃贫下中农亲手扒皮的土豆，是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说明自己思想改造还是不彻底？毛主席的“老三篇”还是没有学好吃透？（读者们！看了我的这段话，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或者是“唱高调？”“装洋相？”非也。那是因为你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没有受过那个时代的思想教育。）
看档案。为了掌握我们大队三、四十个反革命分子的情况，经工作团批准，我们到汤岗子派出所，取回了他们的档案。那天上午，天气晴朗，我、田艺和两个师范女生小王和小高，一起坐着一小队的胶皮轱辘马车到了汤岗子。派出所交给我们一个大木箱（大约长1。2米、高0。8米、宽0。6米），有车老板和派出所民警的帮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抬出来装到车上。
大木箱放到了我们住的炕上炕梢。白队长扯去了封条，打开了锁头，看了看，“啊呀！满满的一箱子，够多的了，这得看到猴年马月？”他盖上箱子盖，看了看我，说道，“大学生！（到了工作队，他们都叫我大学生）这个任务交给你了，没事的时候，你给我看看。钥匙交给你。”
第二天，他们出去走访贫下中农，了解大队干部“四不清”问题。我在家坐在炕上看这群反革命分子的“大作”。这些人档案中的主要内容是自传、交待的罪行、检举他人的问题等等。多数人的档案都是洋洋万言，甚至几万言。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些人字写得好，个个都比我强。另外，内容比较丰富，看了，并不觉得枯燥无味。每一件“罪行”都是一个“故事”。多数都是执行公务，尽职尽责。没有血淋淋的杀人放火之类的罪行；因为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在镇反和肃反的时候基本上都镇压了。
吃了晚饭，我向组长汇报阅读反革命分子档案情况，之后，我说，“档案记载的都是解放前的事情，现实表现如何，看不出来。”
李组长：“那是当然。我想，用不着挨个看。”
白组长：“可也是。那样吧，将来哪个人有问题了，再找出来看看。一般的就拉倒吧。你们看行不行？”
“组长英明。那个破档案，看不看无所谓。”田艺在炕头抽着烟斗，插了一句。
我：“田艺是‘老四清’了。经验丰富，说的有理。”
白组长：“不看了。还是准备查账吧。”
查账。查账是清经济的重要步骤或手段。白组长和李组长分配我和两个师范生，到大队部，查账。大队支部书记领着我们三个人见了大队会计。他对会计说，“工作组从现在开始查我们大队的帐。你要主动配合。查什么，给什么。帐上存在什么问题，你要主动和工作组讲清楚。”
大队会计是一个经验丰富、业务熟练的老手。无论是账簿还是传单、凭证都做得十分规范。我们三个人看了一天、看了几本账簿，从逻辑关系上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在向组里汇报的时候，我说，“这个老会计真的了不得儿，帐做得立立整整，干干净净，挑不出错。”
田艺：“据我的多年四清工作经验，越是把帐做得天衣无缝，越是暗藏着不可告人的玄机。”
老徐：“是这样。不过，要想查出问题可就难了。”
白组长：“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学生不是学的财经吗，想想办法。”
田艺：“他学的那都是纸上谈兵。别怪我说话损一点。”
我：“对！是那样。从参加工作那天起，我就没有碰过会计帐。”
李组长：“我的意见，那些破帐，就不要挨个查了。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是卖菜，有金钱往来。你们三个重点查一下卖菜的收据。先从最近的查起。也可以到市蔬菜公司去对一下那边的存根。你看呢，白组长。”
白组长：“我看，行。另外，如果有群众检举揭发了什么问题，我们就查有关的帐、或是发票。你们三个什么意见？”
我：“好。就按两位组长意见办。你们两个呢？”
小高、小王：“听你的。”
于是乎，我们三个人又看收款凭证，又看现金账、银行帐。还多次跑到蔬菜公司财务科核对卖菜收据。几个星期过去了，一笔问题也没有查到。这期间，也没有那个社员检举揭发财务会计方面的任何问题。随着文革向农村蔓延，查账工作也就不了了之。
忆苦思甜。“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这几天大队的广播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地播送这首流行歌曲。田艺和老徐经过走访，在二队找到了一个诉苦对象——老刁头。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培养，基本上可以登台忆苦思甜了。
忆苦思甜大会那一天，我们让妇女主任和民兵连长简单的布置一下会场：在大队部门口，摆了一张桌子，铺上台布，又摆了一排凳子。开会时，大队小学的学生和大队的共青团员坐在会场（大队部的院子里）最前面。田艺站在桌子前面，指挥他们唱起了“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歌曲。唱到“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时，田艺对着他们大声喊道，“同学们！唱的稍慢一点，再悲痛一点……”于是，出现了仿佛农村死人哭丧一般的声音。会场边上站着的女社员，有的不免捂上嘴、偷着笑、扭过头，害怕让人看出她们那种不够严肃的表情。尽管如此，还是没有掩饰得了，没有躲过我的视线；当然，我是不敢笑的。
歌声停止，大队书记宣布诉苦大会开始。“社员们！注意啦！现在请老刁头进行忆苦思甜。（他把坐在离桌子较远的凳子上老刁头拽过来）过来，讲一讲旧社会让你受的苦，新社会给你的甜。你就把工作队帮助你准备好了的那些话跟社员们说一说吧。”
老刁头开头说的基本是田艺和老徐培养的内容。说了几句之后，突然手指站在学生后边的几个小伙子，“你看看你们，啊，一天吊儿郎当的，地里的活计不好好干，一天挣那几个屁崩的臭工分，将来上哪去娶媳妇！”田艺和老徐觉得不对劲，连忙给老刁头使眼神，坐在他身边的大队书记用胳膊肘子拐了老刁头一下，老刁头仿佛明白了，于是，又按照事前的准备，讲了几句。说着说着又走题了。他说，“……啊，他妈的60年，没吃的，地里的豆叶子，地瓜秧子让人收拾得干干净净；高粱、苞米连皮磨了跟土豆片搅和一起熬粥，稀拉咣当，能他妈顶饿吗！……啊，旧社会，给他妈的地主刁老艮扛活，割麦子还给烙筋饼、做豆腐脑……”
田艺一看，小声嘟囔一句，“坏了！”疾速跑到白组长跟前，“怎么办？”
白组长对大队书记小声说，“别讲了。你看呢？”
大队书记站起来，“老刁头！别说了。（对着大家）今天忆苦思甜就到这了。散了！散了！”
回到住处，田艺和老徐向两位组长检讨，白组长说，“用不着检讨。这老爷子，糊涂了。以后，咱们是不是别搞这些活动了？”
李组长：“我看行。现在市里出现了‘红卫兵’在大街上造反。我看，咱们让民兵把村里的这帮反革命分子看好了，不出乱子就行了。”
白组长：“对。老李，咱俩这就去找民兵连长。”
秋收。老虎屯大田不多，秋收的工作量不是很大。由于文革运动日益激烈，农村四清已经陷入半停滞状态。下地和社员一起干点农活，成为我们我也可干的事情。有两件事记忆犹新。
割谷子。二队要收谷子，一早，民兵连长就过来了。进屋就问，“今天我们二队割谷子，你们去不去？”
李组长：“去。有没有有情况的（针对小王和小高），谁不行，就呆在家里。”
两个人：“没事。”
割谷子对于我这个暑假经常打茅草的人来说没有什么难处。到了谷子地，民兵连长故意凑过来，和我挨在一起。说道，“怎么样，大学生！咱俩比比？”
我：“行。不过，我落下了，你先到头了，你得给我接接短。”
民兵连长：“那当然。落不下你半根垄，就算你赢了。”
“那好！一言为定。”
民兵连长：“驷马难追。来，准备好，一——二！开始！”
我心中暗暗高兴，我绝对有把握赢定了。
民兵连长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地，左手抓住一把谷子，右手的镰刀下去，喳的一声，割下一把谷子，整整齐齐地放在脚下。接着，左手又抓住一把谷子，右手的镰刀下去，喳的一声，……就这样，有条不紊的向前割去。
我没有割过谷子、水稻、小麦之类的庄稼，小时候和父亲一起砍过苞米，到鞍山之后，割过高粱、大豆。虽然我在农村长大，毕竟不是典型的庄家人；虽然小时候看到过人家干农业活，也应是“目濡耳染，不学以能”，但毕竟在种地割庄稼方面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割庄稼的“专业”素养。我的擅长是割茅草，那是一种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活计。我割谷子当然也只能沿用割茅草的“技术”。我一刀搂下去，不是割下一把谷子，而是倒下一小片谷子；不是一把一把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而是戗毛戗刺地堆在一起。三下五除二，够一捆了，有打茅草的捆绕基础，还是比较熟练的捆好一捆谷子。如此这般，接着继续向前搂。我割到半根垄的时候，民兵连长才割到三分之一多一点。落在后面的民兵连长，不免加快了镰刀挥动的频率，头上渗出了汗珠。我回头看看，也加快了前进的速度。
我到地头了，民兵连长大约还有一垄的五分之一的谷子没有割完。我直直腰，忙着给民兵连长接短。我们两个碰头的时候，民兵连长擦擦汗，回头看看我割倒的谷捆，不解的摇摇头。我笑了。
这时，生产队长走了过来，他也觉得民兵连长落在我的后面有些难以理解。于是伸手抓住一捆谷子，提（di）溜起来，用力提一提，又扔到地上，说道，“还行，绕还没开 。就是捆的支楞八翘，不好看。”
民兵连长：“你这也叫割谷子！干的什么活！竟给庄家人丢脸。”
我：“反正比你割得快。”
大家哈哈大笑。
一天，吃罢晚饭，大家坐着闲扯。李组长对大家说，“坐在屋里怪闷得慌，走，出去溜达溜达。”
田艺：“上哪去？”
李组长：“花生地。”
我们几个人踏着夜光，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一队的花生地。花生已经拔下来，虽然天黑，还能够觉察到一码一码、成趟、整齐地摆在地里。花生地中间临时搭起一个窝棚，晚上有人值班。
我们看见窝棚，向那里走去。到了跟前，窝棚里没有一点声息。李组长喊道，“谁值班！睡着了？”没有人回答。
田艺和老徐一起喊道，“来偷花生的了！快醒醒！”还是没有人回答。
白组长：“值班的大概回家睡觉去了。”
李组长：“没人看着，好啊，来，拎回去一捆，吃点新鲜花生。”
第二天李组长把一队花生地没有人值班的情况，以及我们拽一捆花生回去的事情跟一小队的队长说了。队长说，“你们在这搞四清，谁还敢到地里去偷花生。太平多了。”
红卫兵要进村了。大队书记对白组长说，“听说明天市里的红卫兵要到我们公社扫“四旧”。估计我们大队也得挨扫。你看，怎么办？”
白组长：“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白组长召集全体组员开会，商讨明天怎么对付红卫兵扫“四旧”。白组长开会，从来都是开门见山，没有开场白，也没有结束语。他说，“红卫兵要进村了，我们工作组怎么办？”
李组长：“红卫兵扫‘四旧’跟我们四清工作好像没什么关系。”
田艺：“我们老虎屯也没看见有什么‘四旧’呀。扫什么？”
老徐：“听说那群红卫兵够虎的了，牵头的，都是那些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的刺头。不讲理，还天天喊着‘造反有理！’瞅啥不顺眼就砸啥，瞎扫一气。”
李组长：“红卫兵咱们惹不起。他们要是有造反的举动，我们是支持还是制止？支持不是，制止也不是。再说，郊区工作团和东鞍山工作队那边也没有通知。这种事，我看我们管不了。”
田艺：“三十六计走为上。”
小高：“当逃兵啊？”
“我看行。”李组长说完，看看白组长。
白组长：“妙计！往哪逃？”
我：“上山啊！老虎山就在村后，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上去过。”
小高、小王齐声喊道，“好！好！”
白组长：“好。听你们共青团的意见。可是，我们上山要呆多长时间？中午能回来吗？”
田艺：“回来干嘛！不回来。回来了，红卫兵没走，怎么办。”
李组长：“对！弄点吃的，不回来了。”
白组长：“中了。我请客。老田！老徐！你们两个到旧堡买几斤筋饼和肘子肉，黄瓜、洋柿子。咱们也来一顿野餐。明天上山。”
早晨，吃过早饭，田艺告诉派饭户刁老七家里的，“我们工作组中午有事，回不来，午饭不必做了。晚上回来，吃晚饭。”
我们从社员家出来，直奔二队的菜地，向北边的老虎山走去。在山上玩了一天，高高兴兴回到大队。
回来，一进社员家门口，刁老七迫不及待的对我们说道，“你们可回来了。出事了。”
田艺：“怎么啦？什么事，慢慢说。”
刁老七：“老牧师让红卫兵给游街了。还没走出二队，就犯病了，抽风了。”
白组长：“现在怎么样？好没好？”
刁老七：“赵军医（国民党上校军医，大队的赤脚医生）在老牧师脑袋上扎几针，扎过来了。”
白组长：“吃了饭，老李，咱们俩个去老牧师家看看。”
李组长：“行。”
白组长和李组长去看老牧师，我们几个人回到住处。进屋一开门，看见炕上堆了一堆书。我顺手拿了一本皮面精装64开本的厚书。书皮上写着《旧约全书》。我大概翻一翻，上面写些上帝造天造地，造牲畜造野兽，造草造树，还造了男人和女人之类的语录。好像还有埃及人与以色列人的矛盾之类的故事，反正是看的似懂非懂，不得要领。
四清工作团布置工作队写大字报。大队会计来到我们的住处，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说道，“白组长！公社来电话，让你亲自去接。说是有重要事情。”
白组长从大队办公室回来，说，“老徐！你跟大队借一台自行车，到东鞍山队部取一个宣传材料。”
老徐从公社回来，把一个手抄的、写满字迹的一张纸交给白组长。白组长看了看，说道，“这是什么宣传材料？王鹤寿的十大罪状？四清怎么清到市委书记头上了！”
老徐：“队部说了，让各个工作组尽快把王鹤寿十大罪状写成大字报，贴到社员看得见的地方。”
田艺：“我可听说了，最近市里的造反派有一派要打倒王鹤寿，有一派要打倒赵敏、罗定枫。这大概是我们的工作团主张打倒王鹤寿。”
老徐：“工作团让我们打倒谁，我们就打吧。”
李组长：“不是农村不搞文化大革命吗？打不打倒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白组长：“工作团下达指示，我们执行不执行？”
田艺：“那要看什么指示。”
我：“我看了一下王鹤寿的十大罪状，好像没有什么根据。听二队的社员说，鞍钢大部分职工都是站在王鹤寿一边，都是保王派。我们写了王鹤寿十大罪状，肯定会遭到我们大队与鞍钢有关联的社员的反感，我们往后的日子，恐怕就不大好过了。”
李组长：“言之有理。你说怎么办？”
我：“我说，把十大罪状这张纸先放着，大字报不写。上边追问了再说；不追问，就拖着。”
白组长：“怎么样？有没有意见？（没有反对的）那好，就按大学生的意见办。”
没过三天，公社工作队来电话，通知，快些把王鹤寿十大罪状的大字报撕下来。
驱赶四清工作队。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关键内容是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解决；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农村文化革命也要采用“四大”。
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已经迅速漫延到郊区，农村的造反派开始了造反活动。郊区农民造反派开始驱逐四清工作队。
中午，午饭前，一队的一个青年社员，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找到我们，气喘匀了，说道，“不好了。东鞍山工作队队部让郊区红卫兵给贴上封条了。工作队的干部全都跑光了。你们赶快收拾收拾也走吧。”
原来这位社员到公社办事，看见工作队的办公室门窗被贴上封条，事也没办，从公社一路快跑将近20公里的路程，回来给我们报信。令我们十分感动。
此时，恰恰民兵连长也在场。他说，“小王的信，送的太及时了。昨天晚上我听说，二队的几个民兵要找你们工作组，估计没有好事。我看你们收拾收拾快走。小王！你去一队让老王头套一挂车，别声张，然后，悄悄地把工作组送回市里。快去！”
我们把行李装上车，大队书记也赶来了。大队书记见我们正要出发，好像松了一口气，说道，“太好了。啥也不说了。快走。”
想不到，堂堂市委派出的工作队，竟然如同电影上地下工作者一般偷偷撤出敌占区似的，急急忙忙地逃出老虎屯。后来听说，如果我们晚走一步，二队的造反派就会到老周家，把我们的行李扔到大道上，撵我们出村。据说，有的地方的工作队逃跑时，连鞋都没有穿上。我们科老张的行李一直丢在他们进行四清的农村农民家里。
我们7个人，坐上一队的王大爷赶着三匹马拉着的胶轮大车，避开二队，上了去哈大公路的大车道。在哈大公路上，马车一路小跑，好像后边有追兵一般。很快就越过中所屯、鞍山城、东鞍山铁矿、环市路道口，进了市区。老王头把车停到监狱南侧的马路边，说道，“就送到这吧。剩下的路，你们就各奔个的家吧。”
就这样，我的四清工作队生涯，到此结束。
（2011年11月4日10：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