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游泳湖的日子
挖游泳湖的日子
1964年夏季到1966年夏季，历经两年，市里决定在219公园西南角，挖了一个游泳湖。()
这两年，无论是工作上还是家庭中，还是有一些难以忘怀的事情发生；日子就是这样度过的。
机器汇总卡片出错的故事。每一个月去省里汇报工业生产情况，还是我的基本工作。大概是在一个春节之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我起早坐去沈阳的通勤车，8点多种就到达了北陵大院的省统计局。刚一踏进大门，在走廊上，一个年轻的女同志（计算室的）对走在她身边的另一个女同志说，“你看，他（指着我）是不是鞍山的？”
那个女同志：“哎！你是鞍山市统计局的吧？”
我：“是啊。有事？”
听说鞍山来人了，计算室门里一下子冲出十几个人，她们七嘴八舌，在走廊上把我围住，喊了起来。“你们是什么工作态度！太不负责任了！”“弄得我们全计算室的人几天几宿没合眼！”“你们鞍山让全国人民吃钢铁，喝汽油啊！”
我：“哪敢！怎么了？”
张福全听到走廊上嘈杂的闹声，走了过来。一看是我，于是，对着计算室的那群人说道，“他也不做年报，跟他喊有什么用。（对着我）别听她们瞎呼喊，快去开汇报会。”我和他一起离开了计算室的女同胞。
张福全：“你们的老铁（熟悉的人都叫铁城老铁）怎么弄的，把鞍钢给划到生产生活资料的企业里去了。”
我：“不能啊。”
张福全：“机器汇总完了全省工业总产值，生活资料的产值比例一下子大了起来，明显不符合趋势。计算室的几十个人，连日连夜地对六、七千张卡片一张一张查了一个礼拜，原来问题出在鞍钢上；鞍钢属于生产生产资料企业，代号为‘2’，你们的机器汇总卡片上写的是‘4’，给变成了生产生活资料的企业了。今天早晨刚刚查出来，算你赶点，人家把你当成出气筒了。”
我：“啊，这可真的苦了计算室的姑娘们了。不过，也够笨的了，为什么不找大企业先查？很明显，不可能有大批的卡片都写错。”
张福全：“这就叫都当事者迷。”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辽宁省进口了几套大型计算机，省统计局一套，鞍钢一套。在此之前，据说，只有沈阳铁路局有一套计算火车票的计算机。省统计局和鞍钢的计算机是一个庞然大物，要占几个办公室。信息的输入是在特制的卡片上打孔，不同的指标数字分布在卡片的不同位置。输入计算机后，可以进行多种分组分类计算。每汇总一套报表，大量的工作是打孔；所以，计算室里要有几十个经过培训的打卡员，全部都是女同志。
我从省里回来之后，问铁城，“省里机器汇总出问题了，知道不？”
铁城：“不知道。什么问题？”
我：“机器汇总卡片留没留底？”
铁城：“没有。怎么啦？”
我：“鞍钢的卡片上，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一栏，你们给填一个‘4’。”
铁城：“真的！这可是麻烦大了。”
我：“省统计局计算室的女同胞们，找了七天七夜，原来是鞍钢那张卡片出毛病了。我到省统计局一进门，就让那群计算员包围了，气势汹汹，说什么‘你们鞍山让全国人民吃钢铁，喝汽油啊！’张福全看到后，把我救出来了。”
铁城：“我得找邴楠。”
整个机器汇总卡片是铁城和邴楠两个人负责填写和复核。责任只能够两个人共同承担。善科长自然要对省统计局计算室的姑娘们检讨、赔礼道歉。
她怀孕了。成家的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生孩子！，我，不主张早要孩子，不主张多要孩子。『*首*发』于是结婚后，我们两个决定两、三年内不要孩子。为此，采取了那个年代能够做得到的“有效措施”。结果，1965年春节前后，她还是怀上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还是欢欢喜喜，期待他的来临。
她怀孕之后，我们把这个喜讯写信报告了黑龙江的父母。他们自然十分高兴。同时，来信告诉我们，到时候，母亲会来伺候月子！这当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四清工作队来到统计局。农村四清运动开展之后，鞍山派出大批机关干部到省内参加农村搞四清。我们局丰岷、高桐等一部分同志先后到海城马风、辽北的开原、昌图地区参加四清运动。
1965年之后，城市四清运动也不断深入。大概是在夏初，市里的四清工作队进驻我局。多次召开全局大会，唯独我、蒋竞芳、邴楠等几个人没让参加开会。蒋竞芳据说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而我，可能与留团查看（？）或许刘局长派人对我外调有关（？）邴楠是在反右斗争中划为“中右”。
四清工作队为什么进驻统计局？这在人委机关是绝无仅有。后来（文革爆发后）知晓，原来我们局有几位对黄局长有意见的同志，写了检举信，告发黄局长存在“四不清”的问题。黄局长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不太清楚，不让参加开会，自然是装聋作哑为妙。因为，这是阶级斗争。黄局长的问题，经过四清工作队内查外调，做出降职降薪、离开人委机关、下放基层商店任职的处分。由于《决定》规定统计干部实行省市两级管理，文革之前报到省里待批。在不久爆发的文革中，成为被揪斗的活靶子；这是后话。
阶级斗争不让参加，生产劳动当然落不下。这两年星期六的劳动基本是挖游泳湖。经过在沈阳红砖一场“勤工俭学”的挖土劳动锻炼，使用铁锹挖土是我最为熟练的劳动技能。每次挖游泳湖的劳动，我都能够赶到其他同志前面轻松完成任务。
虚荣心暴露。接到家里来信，知道妈妈要来伺候月子，在我思想深处的虚荣心开始膨胀。其缘由是，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使用民用煤气的城市微乎其微，即使如长春、上海等城市有煤气，用户也是极少，距离普及十分遥远。只有鞍山有较高的煤气使用普及率；这一点，在我初到鞍山回家探亲那咱，就作为我吹嘘鞍山的一个重点内容。如果，妈妈来了，一看，我的家还是和老家一样烧煤做饭，总觉得内心有些“不得儿劲儿”。
当然，也考虑到，有了小孩之后，烧煤炉子确实不太方便。于是乎，我们两个商议，换一个有煤气的房子。此消息在局里个别同志间透露之后，很快就有热心人帮助我们张罗换房子。几经折腾，终于在站前二道街换到一个伪满遗留的二层临道的灰色小楼的二楼；在西侧过道上有一个自来水上下水道，一个挨一个地摆放着三个煤气盘；我们的房间是封闭在公用“厨房”里面的一个摆了两张单人床就没有多少可以周转空间的小屋。搬家的时候，我还大方的把新买的大同大块优质煤无偿的送给了人家。
有同学从京城来，不亦乐乎。上班后，电话铃声响了。舒凯接了之后，把话筒递给我，说道，“你的。一个女同志。”
我：“请问，哪一位？”
对方：“姓杨。”
我：“啊呀！杨书记。”
对方：“我在广场东面的交际处，你能不能过来？”
我：“行。我和科长请个假，这就过去。”
交际处是鞍山接待外宾的“高等级”（当时的条件）宾馆。一般中央或省里的客人，可以住进交际处。杨书记在八机部工作，到鞍山红旗拖拉机厂办事。
杨书记还是和在学校的时候一样，清瘦的脸庞，羸弱的身躯，仍旧穿一套解放军军装。
握过手之后，她问道，“怎么样？工作顺利吗？”
我：“没问题。没有课本上讲的那么深奥。地方统计，没有你们部里那样复杂，毕竟是一隅之地。”
她：“都一样。我现在也不做统计工作。红旗拖拉机厂熟悉吗？”
我：“熟，统计员老冯，老资格了。我几乎每一个月都要去一趟红拖。以农业为基础吗。”
她：“我这次来，是考察红拖‘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情况。”
我：“啊，是这样。”
她：“还是独身？结婚了吧？”
我：“结婚了。她是鞍山当地人，也在在统计局工作。”
她：“也是大学生？”
我：“不是。技校毕业，工人出身（那个年代工人阶级标签是左派的代表）。”
她：“好啊。”
我：“在北京的同学经常见面吗？”
她：“不。都忙。”
我：“李建平怎么处理了？”
她：“还没有忘记他。一直留在学校改造。听说1964年毕业了，要外逃，又没有走出学校。”
我：“顽固不化。”
鞍钢7高炉改造大修竣工后，冶金部来了几个人到现场察视。分配到冶金部的张印忠也来了。
一天，下班前，颜宪言来找我。对我说，“张印忠来了。让我们明天中午到东山宾馆（东山宾馆是鞍钢的宾馆，无论是气派还是规模都比市里的更胜一筹）去看他。”张印忠和颜宪言在刚到学校的时候都是工统2班的，比较熟悉。
中午，我和颜宪言一起到了东山宾馆一楼大厅。服务员告诉我们，冶金部来的客人，都到炼铁厂去了，中午前回来。我们两个只好在大厅等待张印忠回来。
回来了。看到他们进了大门，一个个灰头土脑、衣冠不整、惊魂未定，到了大厅仿佛有释重负的表情让我吃了一惊。我对颜宪言小声说，“怎么回事！”他也是不解地摇摇头。
“张印忠！张印忠！”颜宪言连喊了几声，张印忠东张西望，眼神凝滞，扭过头，伸出两只手，向我们两个走来。
颜宪言：“老同学！怎么啦？”
“爆炸，爆炸了。”张印忠边说边拍打身上的黑灰，伸手捋了捋蓬乱的头发。
这时，冶金部的一个同志喊了一声，“部里的！都到小会议室，有事。”
张印忠：“我去小会议室看看。你们两个先在这坐一会。”
颜宪言：“去吧。好的。”
几分钟后，张印忠从北侧的走廊那边回来了。
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悬就见不到你们了。”张印忠好像从惊魂未定状态恢复过来了。“我们是过来看7高炉竣工后的状况的。我们几个人刚刚爬上高炉炉顶，一声巨响从下面传来，一股烟尘冲上高炉。公司和炼铁厂领导招呼我们赶快下高炉。到了地上，我们冲出黑烟，跑到了安全地带。大家吓得魂不附体，不知道究竟出现了什么事故。”
颜宪言：“什么事故？”
张印忠：“当天，紧挨着7高炉的8高炉正在做喷煤粉试验。我们准备看完了7高炉，再看一看8高炉的试验情况。谁料想，出事了。我们若是在下边晚上去十分八分钟，大概就报销了。”
我：“太危险了。你头一回来鞍钢就碰上这种事情。”
后来看到鞍钢事故报告，这次试验事故中牺牲了几个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
这两年，见信未见人的，有孙殿卿、高秀生。
与孙殿卿通信较多。有一次来信说是母亲罹患癌症。听说，鞍钢铁东医院研制一种治疗癌症的片剂，希望我能够给他买一些为盼。接到信我立即跑到鞍钢铁东医院，经过询问，确实有这种药。我买了一个疗程的药片，马上去邮电局，寄给了孙殿卿。治疗效果如何，没有下文。因为，孙殿卿给我来信的时候，他妈妈的癌变已经到了晚期；铁东医院的药片尚不具备起死回生的效果。
高秀生只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河北财经学院教书，这对于他是最合适的工作了。在学校的时候，他就是很善于讲演，而且很具感染力。我回信讲述了我的境况，吹嘘了在鞍山市统计局的工作中的骨干作用。此后，没有再通信。
妈妈来了。冬季到来，她的产期就要到了。妈妈提早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我去火车站把妈妈接到家。进了屋，妈妈没有找到坐的地方，站在门口，把小屋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扫视一番，说道，“难为你们两个了，怎么住在这么小的一个小屋里。这也不是什么正经屋子。”
我：“后换的。原来的是正经屋子，比这个屋大多了。就是没有煤气，得生炉子、烧煤。”
妈妈：“念书念糊涂了！连住人的屋子重要，还是烧什么煤气重要都不明白了！”
她只是笑，忙着把妈妈让到床上。
打石头。冬季到来，挖土困难了，开始为砌筑游泳湖岸边准备石料。上山打石头的活，又摊派下来了。在我们局“四清”运动中靠边站的我，自然应该到上山去打石头。
打石头的场地是在下石桥村外的一个上山，属于千山风景区的一个边缘山头。在这里打石头的机关干部，都住在社员家里。
我们这一期上山，是在上期炸开的散碎石料的基础上，把石料弄到山下。有一件事情记忆犹新。
一天上午，我们把一块大约一米见方的大石头，用撬棍撬到山头的边缘，大家一喊号，用力一推，大石头便向山下滚去。这时，在山上的同志们高声喊道，“注意了！大石头下山了！”山下的同志们见状纷纷逃离大石头可能滚落的地方。
山上山下的人员安全无虞，倒是大石头滚过之处一片狼藉。其中，最让人惋惜的是，一个手提扩音器遭了秧，其喇叭由圆筒形变成了大饼状。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这个手提扩音器，是今年夏天一个日本友好代表团赠给刘锡三市长的礼物。那咱，它是一个稀罕物件，当时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国产的这种扩音器。现场指挥官一直在打石头现场用它传达指挥部对山上山下发布的各种指令。从那个时侯起，指挥官下达指令都是找一个嗓门大的同志对山上喊话。
还有几天过新年，打石头的劳动停止，放假回家。
第一个女儿诞生。我高高兴兴的回到家。妈妈见了我灰头土脸的样子，看看磨破了膝盖（尽管裤子膝盖破损处已经用缝纫机一圈一圈、有如指纹状轧了起来）的套在棉裤外面的裤子，说道，“你们不是机关的干部吗！怎么还干这种打石头的苦力活？”
她：“市里在219公园挖个游泳湖，转圈要用石头砌上。”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摸摸她的鼓溜溜的肚子，问道，“快了吧？”
她：“可能就在这几天。”
睡到半夜，她突然感到肚子疼。而且，疼得越来越厉害。
妈妈：“快点收拾收拾上医院。上哪弄个车？”
我：“挺一会，我去车库。能不能挺住？”
我一路小跑，来到人委机关车库。一进门，我就喊道，“我爱人要生了，能不能给我出趟车？”
正好是和我们一起去营口打渔的两个司机值班，二话没说，开着市长们坐的轿车，直奔我家。她和妈妈早已准备好了，听到汽车的声音，就下了楼。顺利的到了市立医院，进了妇产科。
1965年12月26日，一个漂亮的女孩诞生了。妈妈和我们两个都喜出望外。
（2011年10月17日16：34：03）
1964年夏季到1966年夏季，历经两年，市里决定在219公园西南角，挖了一个游泳湖。()
这两年，无论是工作上还是家庭中，还是有一些难以忘怀的事情发生；日子就是这样度过的。
机器汇总卡片出错的故事。每一个月去省里汇报工业生产情况，还是我的基本工作。大概是在一个春节之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我起早坐去沈阳的通勤车，8点多种就到达了北陵大院的省统计局。刚一踏进大门，在走廊上，一个年轻的女同志（计算室的）对走在她身边的另一个女同志说，“你看，他（指着我）是不是鞍山的？”
那个女同志：“哎！你是鞍山市统计局的吧？”
我：“是啊。有事？”
听说鞍山来人了，计算室门里一下子冲出十几个人，她们七嘴八舌，在走廊上把我围住，喊了起来。“你们是什么工作态度！太不负责任了！”“弄得我们全计算室的人几天几宿没合眼！”“你们鞍山让全国人民吃钢铁，喝汽油啊！”
我：“哪敢！怎么了？”
张福全听到走廊上嘈杂的闹声，走了过来。一看是我，于是，对着计算室的那群人说道，“他也不做年报，跟他喊有什么用。（对着我）别听她们瞎呼喊，快去开汇报会。”我和他一起离开了计算室的女同胞。
张福全：“你们的老铁（熟悉的人都叫铁城老铁）怎么弄的，把鞍钢给划到生产生活资料的企业里去了。”
我：“不能啊。”
张福全：“机器汇总完了全省工业总产值，生活资料的产值比例一下子大了起来，明显不符合趋势。计算室的几十个人，连日连夜地对六、七千张卡片一张一张查了一个礼拜，原来问题出在鞍钢上；鞍钢属于生产生产资料企业，代号为‘2’，你们的机器汇总卡片上写的是‘4’，给变成了生产生活资料的企业了。今天早晨刚刚查出来，算你赶点，人家把你当成出气筒了。”
我：“啊，这可真的苦了计算室的姑娘们了。不过，也够笨的了，为什么不找大企业先查？很明显，不可能有大批的卡片都写错。”
张福全：“这就叫都当事者迷。”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辽宁省进口了几套大型计算机，省统计局一套，鞍钢一套。在此之前，据说，只有沈阳铁路局有一套计算火车票的计算机。省统计局和鞍钢的计算机是一个庞然大物，要占几个办公室。信息的输入是在特制的卡片上打孔，不同的指标数字分布在卡片的不同位置。输入计算机后，可以进行多种分组分类计算。每汇总一套报表，大量的工作是打孔；所以，计算室里要有几十个经过培训的打卡员，全部都是女同志。
我从省里回来之后，问铁城，“省里机器汇总出问题了，知道不？”
铁城：“不知道。什么问题？”
我：“机器汇总卡片留没留底？”
铁城：“没有。怎么啦？”
我：“鞍钢的卡片上，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一栏，你们给填一个‘4’。”
铁城：“真的！这可是麻烦大了。”
我：“省统计局计算室的女同胞们，找了七天七夜，原来是鞍钢那张卡片出毛病了。我到省统计局一进门，就让那群计算员包围了，气势汹汹，说什么‘你们鞍山让全国人民吃钢铁，喝汽油啊！’张福全看到后，把我救出来了。”
铁城：“我得找邴楠。”
整个机器汇总卡片是铁城和邴楠两个人负责填写和复核。责任只能够两个人共同承担。善科长自然要对省统计局计算室的姑娘们检讨、赔礼道歉。
她怀孕了。成家的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生孩子！，我，不主张早要孩子，不主张多要孩子。『*首*发』于是结婚后，我们两个决定两、三年内不要孩子。为此，采取了那个年代能够做得到的“有效措施”。结果，1965年春节前后，她还是怀上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还是欢欢喜喜，期待他的来临。
她怀孕之后，我们把这个喜讯写信报告了黑龙江的父母。他们自然十分高兴。同时，来信告诉我们，到时候，母亲会来伺候月子！这当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四清工作队来到统计局。农村四清运动开展之后，鞍山派出大批机关干部到省内参加农村搞四清。我们局丰岷、高桐等一部分同志先后到海城马风、辽北的开原、昌图地区参加四清运动。
1965年之后，城市四清运动也不断深入。大概是在夏初，市里的四清工作队进驻我局。多次召开全局大会，唯独我、蒋竞芳、邴楠等几个人没让参加开会。蒋竞芳据说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而我，可能与留团查看（？）或许刘局长派人对我外调有关（？）邴楠是在反右斗争中划为“中右”。
四清工作队为什么进驻统计局？这在人委机关是绝无仅有。后来（文革爆发后）知晓，原来我们局有几位对黄局长有意见的同志，写了检举信，告发黄局长存在“四不清”的问题。黄局长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不太清楚，不让参加开会，自然是装聋作哑为妙。因为，这是阶级斗争。黄局长的问题，经过四清工作队内查外调，做出降职降薪、离开人委机关、下放基层商店任职的处分。由于《决定》规定统计干部实行省市两级管理，文革之前报到省里待批。在不久爆发的文革中，成为被揪斗的活靶子；这是后话。
阶级斗争不让参加，生产劳动当然落不下。这两年星期六的劳动基本是挖游泳湖。经过在沈阳红砖一场“勤工俭学”的挖土劳动锻炼，使用铁锹挖土是我最为熟练的劳动技能。每次挖游泳湖的劳动，我都能够赶到其他同志前面轻松完成任务。
虚荣心暴露。接到家里来信，知道妈妈要来伺候月子，在我思想深处的虚荣心开始膨胀。其缘由是，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使用民用煤气的城市微乎其微，即使如长春、上海等城市有煤气，用户也是极少，距离普及十分遥远。只有鞍山有较高的煤气使用普及率；这一点，在我初到鞍山回家探亲那咱，就作为我吹嘘鞍山的一个重点内容。如果，妈妈来了，一看，我的家还是和老家一样烧煤做饭，总觉得内心有些“不得儿劲儿”。
当然，也考虑到，有了小孩之后，烧煤炉子确实不太方便。于是乎，我们两个商议，换一个有煤气的房子。此消息在局里个别同志间透露之后，很快就有热心人帮助我们张罗换房子。几经折腾，终于在站前二道街换到一个伪满遗留的二层临道的灰色小楼的二楼；在西侧过道上有一个自来水上下水道，一个挨一个地摆放着三个煤气盘；我们的房间是封闭在公用“厨房”里面的一个摆了两张单人床就没有多少可以周转空间的小屋。搬家的时候，我还大方的把新买的大同大块优质煤无偿的送给了人家。
有同学从京城来，不亦乐乎。上班后，电话铃声响了。舒凯接了之后，把话筒递给我，说道，“你的。一个女同志。”
我：“请问，哪一位？”
对方：“姓杨。”
我：“啊呀！杨书记。”
对方：“我在广场东面的交际处，你能不能过来？”
我：“行。我和科长请个假，这就过去。”
交际处是鞍山接待外宾的“高等级”（当时的条件）宾馆。一般中央或省里的客人，可以住进交际处。杨书记在八机部工作，到鞍山红旗拖拉机厂办事。
杨书记还是和在学校的时候一样，清瘦的脸庞，羸弱的身躯，仍旧穿一套解放军军装。
握过手之后，她问道，“怎么样？工作顺利吗？”
我：“没问题。没有课本上讲的那么深奥。地方统计，没有你们部里那样复杂，毕竟是一隅之地。”
她：“都一样。我现在也不做统计工作。红旗拖拉机厂熟悉吗？”
我：“熟，统计员老冯，老资格了。我几乎每一个月都要去一趟红拖。以农业为基础吗。”
她：“我这次来，是考察红拖‘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情况。”
我：“啊，是这样。”
她：“还是独身？结婚了吧？”
我：“结婚了。她是鞍山当地人，也在在统计局工作。”
她：“也是大学生？”
我：“不是。技校毕业，工人出身（那个年代工人阶级标签是左派的代表）。”
她：“好啊。”
我：“在北京的同学经常见面吗？”
她：“不。都忙。”
我：“李建平怎么处理了？”
她：“还没有忘记他。一直留在学校改造。听说1964年毕业了，要外逃，又没有走出学校。”
我：“顽固不化。”
鞍钢7高炉改造大修竣工后，冶金部来了几个人到现场察视。分配到冶金部的张印忠也来了。
一天，下班前，颜宪言来找我。对我说，“张印忠来了。让我们明天中午到东山宾馆（东山宾馆是鞍钢的宾馆，无论是气派还是规模都比市里的更胜一筹）去看他。”张印忠和颜宪言在刚到学校的时候都是工统2班的，比较熟悉。
中午，我和颜宪言一起到了东山宾馆一楼大厅。服务员告诉我们，冶金部来的客人，都到炼铁厂去了，中午前回来。我们两个只好在大厅等待张印忠回来。
回来了。看到他们进了大门，一个个灰头土脑、衣冠不整、惊魂未定，到了大厅仿佛有释重负的表情让我吃了一惊。我对颜宪言小声说，“怎么回事！”他也是不解地摇摇头。
“张印忠！张印忠！”颜宪言连喊了几声，张印忠东张西望，眼神凝滞，扭过头，伸出两只手，向我们两个走来。
颜宪言：“老同学！怎么啦？”
“爆炸，爆炸了。”张印忠边说边拍打身上的黑灰，伸手捋了捋蓬乱的头发。
这时，冶金部的一个同志喊了一声，“部里的！都到小会议室，有事。”
张印忠：“我去小会议室看看。你们两个先在这坐一会。”
颜宪言：“去吧。好的。”
几分钟后，张印忠从北侧的走廊那边回来了。
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悬就见不到你们了。”张印忠好像从惊魂未定状态恢复过来了。“我们是过来看7高炉竣工后的状况的。我们几个人刚刚爬上高炉炉顶，一声巨响从下面传来，一股烟尘冲上高炉。公司和炼铁厂领导招呼我们赶快下高炉。到了地上，我们冲出黑烟，跑到了安全地带。大家吓得魂不附体，不知道究竟出现了什么事故。”
颜宪言：“什么事故？”
张印忠：“当天，紧挨着7高炉的8高炉正在做喷煤粉试验。我们准备看完了7高炉，再看一看8高炉的试验情况。谁料想，出事了。我们若是在下边晚上去十分八分钟，大概就报销了。”
我：“太危险了。你头一回来鞍钢就碰上这种事情。”
后来看到鞍钢事故报告，这次试验事故中牺牲了几个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
这两年，见信未见人的，有孙殿卿、高秀生。
与孙殿卿通信较多。有一次来信说是母亲罹患癌症。听说，鞍钢铁东医院研制一种治疗癌症的片剂，希望我能够给他买一些为盼。接到信我立即跑到鞍钢铁东医院，经过询问，确实有这种药。我买了一个疗程的药片，马上去邮电局，寄给了孙殿卿。治疗效果如何，没有下文。因为，孙殿卿给我来信的时候，他妈妈的癌变已经到了晚期；铁东医院的药片尚不具备起死回生的效果。
高秀生只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河北财经学院教书，这对于他是最合适的工作了。在学校的时候，他就是很善于讲演，而且很具感染力。我回信讲述了我的境况，吹嘘了在鞍山市统计局的工作中的骨干作用。此后，没有再通信。
妈妈来了。冬季到来，她的产期就要到了。妈妈提早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我去火车站把妈妈接到家。进了屋，妈妈没有找到坐的地方，站在门口，把小屋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扫视一番，说道，“难为你们两个了，怎么住在这么小的一个小屋里。这也不是什么正经屋子。”
我：“后换的。原来的是正经屋子，比这个屋大多了。就是没有煤气，得生炉子、烧煤。”
妈妈：“念书念糊涂了！连住人的屋子重要，还是烧什么煤气重要都不明白了！”
她只是笑，忙着把妈妈让到床上。
打石头。冬季到来，挖土困难了，开始为砌筑游泳湖岸边准备石料。上山打石头的活，又摊派下来了。在我们局“四清”运动中靠边站的我，自然应该到上山去打石头。
打石头的场地是在下石桥村外的一个上山，属于千山风景区的一个边缘山头。在这里打石头的机关干部，都住在社员家里。
我们这一期上山，是在上期炸开的散碎石料的基础上，把石料弄到山下。有一件事情记忆犹新。
一天上午，我们把一块大约一米见方的大石头，用撬棍撬到山头的边缘，大家一喊号，用力一推，大石头便向山下滚去。这时，在山上的同志们高声喊道，“注意了！大石头下山了！”山下的同志们见状纷纷逃离大石头可能滚落的地方。
山上山下的人员安全无虞，倒是大石头滚过之处一片狼藉。其中，最让人惋惜的是，一个手提扩音器遭了秧，其喇叭由圆筒形变成了大饼状。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这个手提扩音器，是今年夏天一个日本友好代表团赠给刘锡三市长的礼物。那咱，它是一个稀罕物件，当时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国产的这种扩音器。现场指挥官一直在打石头现场用它传达指挥部对山上山下发布的各种指令。从那个时侯起，指挥官下达指令都是找一个嗓门大的同志对山上喊话。
还有几天过新年，打石头的劳动停止，放假回家。
第一个女儿诞生。我高高兴兴的回到家。妈妈见了我灰头土脸的样子，看看磨破了膝盖（尽管裤子膝盖破损处已经用缝纫机一圈一圈、有如指纹状轧了起来）的套在棉裤外面的裤子，说道，“你们不是机关的干部吗！怎么还干这种打石头的苦力活？”
她：“市里在219公园挖个游泳湖，转圈要用石头砌上。”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摸摸她的鼓溜溜的肚子，问道，“快了吧？”
她：“可能就在这几天。”
睡到半夜，她突然感到肚子疼。而且，疼得越来越厉害。
妈妈：“快点收拾收拾上医院。上哪弄个车？”
我：“挺一会，我去车库。能不能挺住？”
我一路小跑，来到人委机关车库。一进门，我就喊道，“我爱人要生了，能不能给我出趟车？”
正好是和我们一起去营口打渔的两个司机值班，二话没说，开着市长们坐的轿车，直奔我家。她和妈妈早已准备好了，听到汽车的声音，就下了楼。顺利的到了市立医院，进了妇产科。
1965年12月26日，一个漂亮的女孩诞生了。妈妈和我们两个都喜出望外。
（2011年10月17日16：3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