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归口
回忆大归口
《鞍山市统计志》记载，1960年11月17日，鞍山市实行统计工作大归口，将各局负责国家基本统计的人员集中市统计局。()『*首*发』统计局人员增加到115人，新设财政金融科，进度科。
国家统计局《十三年来我国统计工作经验总结》，在总结统计工作管理体制的经验的文字中写道，“1960年下半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实行了农村统计报表统一归口。其后，在国家统计局的提倡下，有的省、自治区、市统计机关进一步实行全面的、基本的统计工作统一归口。……我们不适当地把农村统计报表统一归口扩大至县级以上业务部门。……使统计机关力难胜任，不能按归口要求及时供应业务部门所需要的统计资料，同时，归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业务部门的统计工作。……1961年下半年起我们对统计归口工作进行了调整。”
就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些事情尚值得回味。
大归口把我归到进度科。工业局、手管局原来给我报日报的同志也归到进度科。可想而知，他们人在统计局，还得为工业局、手管局工作，……好歹时间不是太长。现在真的想象不出那段时间是怎么度过的。
蒋竞芳站在工业科门口走廊上，对我说，“闹剧！”我笑了。
原来不到10个人的工业科办公室（人委三楼最大的办公室），现在挤进去30多人。屋里，除了一条只能够走过一个人的中间过道，满屋都是办公桌的桌面和座椅靠背。
进度科安排在综合科里屋，拥挤状况还没有达到工业科那样程度。我们科的科长是鞍钢调到政府机关充实党政机关中的工人阶级成分的干部。他有一个不太体面的绰号，叫“扎科长”，就是扎鸡血的科长。
那个年代时兴“扎鸡血”。上个世纪50年代上海有一个俞昌时，提倡“鸡血疗法”。困难时期扎鸡血治病达到高潮。我们的扎科长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知扎鸡血可以改变他那羸瘦的身躯，于是，开始扎鸡血。
扎鸡血的科学性没有可靠依据，不良反应频频发生。据报道，1965年上海市卫生局写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呈送卫生部，7月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
一日，扎科长对新提拔为综合科副科长的燕恩说，“看看！（他举起弯成九十度的左手臂，攥紧拳头，以示健康）怎么样？胳膊上腱子肉鼓起来了没有？”
燕恩：“没看出来。怎么？吃什么灵丹妙药了。”
扎科长：“扎鸡血了！”
燕恩和我们几个在场的人顿时笑声不止。
扎科长：“笑什么！谁跟你们开玩笑啊。”
燕恩：“真的？说说，怎么扎的。”
扎科长：“公鸡不好弄。托人在农村买了一只黑公鸡，（插话：别的公鸡不好使？）那当然！搁市立医院要一个旧针管，一天抽一管，往屁股上扎。（插话：谁给你扎？）自己。”说着，做了一个拿针管扎屁股的动作。大家又是哈哈大笑不止。
从此，扎科长动不动就和其他同志争吵。尚科长说他，“打鸡血打多了，快变成公鸡了，到处叨架。”
一天上班，刘兴然科长问扎科长，“早晨从你家门口过，我看你的那只黑公鸡怎么耷拉个翅膀，没精打采的，直打晃，怎么啦？”
扎科长“咳！”了一声，没说话。
不知道是谁插了一句，“那只黑公鸡快不行了，见着人就啪啦膀，齁喽齁喽直叨气，好像得精神病了。”走廊上笑声一片；计委那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过来打探。
下班铃声响过，我锁上办公桌抽屉，站起来，准备去食堂吃饭。我们科的扎科长，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口。问我，“干什么去？”
答：“吃饭。”
科长：“吃饭，忙啥。坐下，扯一会。”
我：“有啥可扯的。”
科长：“怎么的！科长找你谈谈话不行啊？”
我：“下班了，呆一会，食堂吃饭过点了。”
科长：“就知道吃！”
我：“民以食为天嘛。”
科长：“竟是歪理邪说。”
我：“毛主席说过的。”
科长：“真隔路（与众不同，贬义），怎么瞅你那么别扭！”
我：“我看你还别扭呢！”
科长：“不怪人家说，书念得越多越难治。真赶不上工人好管。”
我：“托毛主席的福，赶上好时候了。党培养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有能耐你也去念。”
科长：“看起来，这上层机关不掺沙子，真就不行了。”
我：“不怕硌牙，你就掺。”
科长：“胡搅蛮缠！”
我：“是不是黑公鸡没血了！”
科长：“你……”
这时，尚科长从秘书科那边走过来，要下楼，听到我们科说话声，拐了进来，正好看到我们的扎科长向前抻着脖筋迸起、充血的脖子、满脸涨红，喊“你……（沙哑、尖细）”，便开了一个玩笑，“怎么的！扎鸡血扎的，真的跟公鸡一样，会打鸣了！”
我一看，逃离的机会来了。强忍着笑，溜出办公室，跑下了楼梯，直奔食堂。
由于尚科长以老八路自居，抗美援朝（还没有过江）的“新兵”自然在他面前还是有点收敛，人家说轻说重都能够容忍，绝不会和对我那样无端斥责。
这是我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唯一一次与一起工作的同志拌嘴。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很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人。至今，我认为那次争吵是那位科长无事生非；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至于那位科长那天究竟要与我谈什么，后来也没有再提起；尽管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数十年。嗣后，并没有因为这次拌嘴而造成我们两个关系恶化。不过，此后在科长的群体中，常常有人开玩笑：扎科长扎鸡血扎得会公鸡打鸣了！
在与我吵架之后不久，扎科长，发生了一件有悖人伦道德的事情。
一天，两个街道干部来到局里，找局领导反映情况。说，扎科长在家里虐待老爹，还把老爹打了；在周围邻居和街道上造成恶劣影响。
此事激起了全局干部的公愤。党支部、党小组多次开会对扎科长开展批评。据燕恩和舒凯开会之后在科里讲，扎科长检查的态度还是可以的。
之后，党支部随同扎科长到他所在街道，当着街道干部和周围邻居，做了检讨，做出保证。同时，在大庭广众之下，给自己的老爹下跪、磕头，谢罪。这个举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黄局长迫害党员的又一条“罪行”。
不幸的是，扎科长的儿子，在若干年之后，步老子的后尘，把他也打了。真的应了詹红琴常说的一句老话，“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
此事已经公开，我想大概不算是隐私。
如果看过我的《统计师》第二部《十载寒窗》中《毕业论文》一文，你会记得，我在毕业实习的时候，到过鞍山市统计局。当时有一位男同志领我们去鞍钢运输部，他（故意）不去“大白楼”（鞍钢办公楼）开入厂证，结果，我和吕慧晨没有完成到鞍钢了解厂内运输情况的任务。
就是这个男同志，在大归口的时候也从基建科归到进度科。好事、坏事，往往都不是单独出现，常常成双成对。就在科长在街道谢罪之后不久，那个男同志的所在街道也来到局里，状告他在烈士山盗伐树木，在楼下搭建仓房，有碍观瞻。
搭建仓房，倒没有多大麻烦；严重的是城建园林处的管理人员来到统计局，要求处罚破坏树木的“凶手”。
那个男同志是团员，团支部、团小组开会批评是不可避免的了。不过，那个男同志并没有觉得破坏树木有什么大不了的。每次开会都是不以为然，甚至嬉皮笑脸，任你批评，毫无悔过之意。
我对舒凯说：“这个人，脸皮怎么这么厚！”
舒凯：“向来如此。”
不久，局里把他调出统计局，安排到下面一个什么单位。之后，再也没有看到他。只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想起他来了。
1962年新年即将来临，不知道局里哪位有话语权的党支部委员，提出为全局干部办好事，决定到营口海边去打渔。
我们科的扎科长自报奋勇，带队，秘书科兆济民为帮办。
兆济民，党员，与张慧馨、文昌霞、韩富贵等人一样，在东北财经学院专修科学习过一年。王德调到省统计局之后，把他从临时工作岗位调回秘书科，毫无疑问，是顶替王德在秘书科（局里）的角色。兆济民善言辞，擅雄辩，发声频率较高，语速稍快，话说多了常常在嘴丫子积累一点白沫。出生温香太子河边，水性极好，据传，他小时候，河水泛滥，曾经一个人在洪水中凫水（游泳）从温香到鞍山。在帮助鞍钢培训大型计算机计算员的时候，与计算员小王处上对象，结为良缘。
参加营口打渔的还有进度科的我和大归口公用局来的老张，工业科的毋笑斌、邴楠等共六、七个人。
秘书科到办公厅车队借来一辆刚刚从修理厂大修后开回来的苏联莫洛托夫汽车厂出品的“嘎斯”卡车。不知道有什么用途（领导没有说有什么用途）、不知道从哪个企业借来一台柴油机。秘书科准备了几把洋镐、铁锹之类的刨冰工具。
1961年12月下旬好像比每年都冷。我们宿舍的几个人，把能够有保暖功能的衣服、鞋帽尽数套到身上，以御严寒。
柴油机用绳索捆绑在车厢的后半截，我们都脸冲后，龟缩在车厢的前半部。只有扎科长和随从的另一个车队司机坐在驾驶楼；其实，驾驶楼也就是风小一点，温度也不比外面高多少。
汽车行驶在哈大公路上，虽然它是东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公路，也不是平坦无暇，虽然不能说它是千疮百孔，也是随时都会遇上破损的路面，弄得汽车左右摇摆、上下颠簸。汽车刚刚从修理厂大修完毕，这次出行从车队方面看，实际上是大修后的一次试车。
汽车行驶到南台，熄火了，司机命令我们下车，推！行驶到唐王山，又熄火了，推！没有到大石桥，熄火了，推！……走到老边，最后一次抛锚，汽车总算是在已经黑天近3个小时的19点多钟开进了路灯昏黯的营口市区。
兆济民向路上稀稀拉拉的行人打听到营口市人委招待所。汽车停靠在招待所门前。我们高高兴兴地跳下汽车，急急忙忙钻进招待所前厅，又冷又饿的我们几个人等待扎科长给我们用晚餐。兆济民和招待所值班人员安排我们的住处。房间定下了之后兆济民对招待所值班人员说，“我们还没有吃饭，你们的食堂还能不能用餐？”
值班人员：“不行了。炉灶的火都封了，炊事员也都下班回家了。你们到外面的饭馆吃罢。道北的国营饭店通宵营业。”
就在这时，一个女服务员从后面慌慌张张地跑进前厅，喊道，“不好了！汽车陷进地沟里了！暖气……”
“谁家的汽车？”兆济民好像预感到是我们的汽车出事了。
服务员：“还能有谁家的！你们鞍山的车呗。”
大家来到后院，汽车的后轮陷进了暖气地沟。地沟里喷出哧哧发响的蒸汽，霎时，后院蒸气弥漫。值班员迅速跑向锅炉房，边跑边喊，“快关阀门！关阀门！”
天冷，蒸汽很快散去。
“你们谁负责？”值班员看着我们。
兆济民和扎科长一起面对值班员，兆济民说，“他是我们带队的科长。出了事，我们两家共同想办法处理。”
值班员：“怎么处理！工人都下班了。再说，我们也没有吊车，汽车怎么出来？”
扎科长：“这些事恐怕只能麻烦你们想办法解决。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肯定没办法。”
值班员挠挠后脑勺，嘴里嘟囔着，“可也是，怎么办呢？都下班了，上哪找人去。”
兆济民：“人委机关没有值班的吗？”
值班员：“有，有能够管这种事？”
这时一直站在扎科长身边的大归口来的老张对值班员说话了，“你们的电话在哪？走，领着我，去打个电话。”
老张打完电话，大约过了半个多钟头，一辆解放汽车吊，两个管钳工，带着工具和配件来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的汽车从暖气地沟里吊出来了，暖气管子接好了。扎科长挽留吊车司机和管钳工，请人家吃点夜餐，人家客气地婉言谢绝了。
一切处理停当，已经是零点之后了。我们来到服务员都坐在暖气片跟前打盹的国营饭店。
“吃什么？这里有一张菜谱。”服务员把一张菜谱递到毋笑斌眼前。毋笑斌笑着把菜单推到扎科长那里。
扎科长：“兆济民！你点吧。（对着服务员）有鱼没有？”
服务员：“大冬天，早就封海了。哪来的鱼！菜单上的鱼肉蛋都是代食品，你们吃什么，可看准了。”
菜上来了，红红绿绿，色彩斑斓，很像过年时给老祖宗上供做的供品。吃起来，面的面、硬的硬，除了有点咸味、香精味，没有其他味道。
吃饭间，毋笑斌对大归口来的老张说，“你，上鞋不用锥子，真行啊！不到一个钟头的功夫就能够把人家营口市的吊车和修理工给调来，神通广大！”
老张：“各市公用局都有值班的。不管怎么的，公用局干了这么多年，各市还有几个认识人。我一说招待所出事了，公用局值班的立刻亮（liang，口头语）就答应找人过来抢修。”
第二天，我们去了营口市统计局。
营口市统计局秘书科长看见我们之后表现出即惊讶又难于理解的表情，不怎么客气地说道，“你们没有接到电话？你们局秘书科一位赵同志接的电话（兆济民点点头），是你！不是说没有鱼，再说，也没有办法打鱼呀！”
扎科长：“是，对，接到电话了。既然我们来了，看看你们能不能领着我们到海边看看，柴油机都拉来了，试一试。”
营口的秘书科长：“天方夜谭！我劝你们回招待所好好休息一下。看看营口市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事要办？我们一定帮助你们办。”
弄得扎科长、兆济民张口结舌、目瞪口呆。扎科长沉吟半晌，对我们几个挥挥手，走出了营口市统计局秘书科。
回来的路上，汽车不但没有熄火，在破损的路面上，倒是开足了马力，颠簸着，飞速前进。在南台至甘泉的路上，竟然与并行的火车比起了速度。当我们的汽车和火车等速前进、并逐渐超过火车的时候，那列货车火车头里的一个年龄较大的老司机从驾驶楼侧面的窗口探出头、伸出手，露出一脸“鼓励”的笑容。
汽车回到车库，队长紧（jin）着鼻子问司机，“什么味？”
我们下到地上，活动着麻木的双脚。也闻到了一种焦糊的气味。大家围着汽车看了看，闻了闻，确定是一种烧破布的气味。兆济民双脚踏着汽车后轮，双手攀着车厢板，左右扭动着脑袋，向车厢里察看。突然大声喊道，“不好！是捆绑柴油机的绳子烧着了。”
原来，捆绑柴油机的绳索长时间与柴油机边棱摩擦，发生了自燃。绳索自燃部位只有四分之一部分连接着，快要断裂，断开的颜色黑黑的部分虽然没有见到火星，可见微微的黑烟。
我们怀着好奇的心情，不免都要蹬着车轮，看一看车上现状。结果，又发现，柴油机底下的车厢板已经断裂，裂口都可以看到地面。
车队队长：“你们几个命大！再走，用不了走到立山，就得漏下去。（回头对着两个司机）你们两个！混蛋透顶！玩命啊！等着吧。”
当天晚上，重感冒，跑到市立医院扎了三天大油（油质青霉素）。除了兆济民，没有一个幸免。扎科长一个礼拜过去了，还没有上班。
如此荒诞的事情，你会相信吗？我一点没敢夸张。
大归口，合了不久，便分开了。归口来的各局的同志当中也有几个未婚女青年，不过，还原的时候又都哪来哪去了。唯独剩下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留到了统计局。也许是天意，她竟成全了我们的终身大事！
（2011年6月22日10：44：09）
《鞍山市统计志》记载，1960年11月17日，鞍山市实行统计工作大归口，将各局负责国家基本统计的人员集中市统计局。()『*首*发』统计局人员增加到115人，新设财政金融科，进度科。
国家统计局《十三年来我国统计工作经验总结》，在总结统计工作管理体制的经验的文字中写道，“1960年下半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实行了农村统计报表统一归口。其后，在国家统计局的提倡下，有的省、自治区、市统计机关进一步实行全面的、基本的统计工作统一归口。……我们不适当地把农村统计报表统一归口扩大至县级以上业务部门。……使统计机关力难胜任，不能按归口要求及时供应业务部门所需要的统计资料，同时，归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业务部门的统计工作。……1961年下半年起我们对统计归口工作进行了调整。”
就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些事情尚值得回味。
大归口把我归到进度科。工业局、手管局原来给我报日报的同志也归到进度科。可想而知，他们人在统计局，还得为工业局、手管局工作，……好歹时间不是太长。现在真的想象不出那段时间是怎么度过的。
蒋竞芳站在工业科门口走廊上，对我说，“闹剧！”我笑了。
原来不到10个人的工业科办公室（人委三楼最大的办公室），现在挤进去30多人。屋里，除了一条只能够走过一个人的中间过道，满屋都是办公桌的桌面和座椅靠背。
进度科安排在综合科里屋，拥挤状况还没有达到工业科那样程度。我们科的科长是鞍钢调到政府机关充实党政机关中的工人阶级成分的干部。他有一个不太体面的绰号，叫“扎科长”，就是扎鸡血的科长。
那个年代时兴“扎鸡血”。上个世纪50年代上海有一个俞昌时，提倡“鸡血疗法”。困难时期扎鸡血治病达到高潮。我们的扎科长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知扎鸡血可以改变他那羸瘦的身躯，于是，开始扎鸡血。
扎鸡血的科学性没有可靠依据，不良反应频频发生。据报道，1965年上海市卫生局写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呈送卫生部，7月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
一日，扎科长对新提拔为综合科副科长的燕恩说，“看看！（他举起弯成九十度的左手臂，攥紧拳头，以示健康）怎么样？胳膊上腱子肉鼓起来了没有？”
燕恩：“没看出来。怎么？吃什么灵丹妙药了。”
扎科长：“扎鸡血了！”
燕恩和我们几个在场的人顿时笑声不止。
扎科长：“笑什么！谁跟你们开玩笑啊。”
燕恩：“真的？说说，怎么扎的。”
扎科长：“公鸡不好弄。托人在农村买了一只黑公鸡，（插话：别的公鸡不好使？）那当然！搁市立医院要一个旧针管，一天抽一管，往屁股上扎。（插话：谁给你扎？）自己。”说着，做了一个拿针管扎屁股的动作。大家又是哈哈大笑不止。
从此，扎科长动不动就和其他同志争吵。尚科长说他，“打鸡血打多了，快变成公鸡了，到处叨架。”
一天上班，刘兴然科长问扎科长，“早晨从你家门口过，我看你的那只黑公鸡怎么耷拉个翅膀，没精打采的，直打晃，怎么啦？”
扎科长“咳！”了一声，没说话。
不知道是谁插了一句，“那只黑公鸡快不行了，见着人就啪啦膀，齁喽齁喽直叨气，好像得精神病了。”走廊上笑声一片；计委那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过来打探。
下班铃声响过，我锁上办公桌抽屉，站起来，准备去食堂吃饭。我们科的扎科长，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口。问我，“干什么去？”
答：“吃饭。”
科长：“吃饭，忙啥。坐下，扯一会。”
我：“有啥可扯的。”
科长：“怎么的！科长找你谈谈话不行啊？”
我：“下班了，呆一会，食堂吃饭过点了。”
科长：“就知道吃！”
我：“民以食为天嘛。”
科长：“竟是歪理邪说。”
我：“毛主席说过的。”
科长：“真隔路（与众不同，贬义），怎么瞅你那么别扭！”
我：“我看你还别扭呢！”
科长：“不怪人家说，书念得越多越难治。真赶不上工人好管。”
我：“托毛主席的福，赶上好时候了。党培养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有能耐你也去念。”
科长：“看起来，这上层机关不掺沙子，真就不行了。”
我：“不怕硌牙，你就掺。”
科长：“胡搅蛮缠！”
我：“是不是黑公鸡没血了！”
科长：“你……”
这时，尚科长从秘书科那边走过来，要下楼，听到我们科说话声，拐了进来，正好看到我们的扎科长向前抻着脖筋迸起、充血的脖子、满脸涨红，喊“你……（沙哑、尖细）”，便开了一个玩笑，“怎么的！扎鸡血扎的，真的跟公鸡一样，会打鸣了！”
我一看，逃离的机会来了。强忍着笑，溜出办公室，跑下了楼梯，直奔食堂。
由于尚科长以老八路自居，抗美援朝（还没有过江）的“新兵”自然在他面前还是有点收敛，人家说轻说重都能够容忍，绝不会和对我那样无端斥责。
这是我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唯一一次与一起工作的同志拌嘴。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很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人。至今，我认为那次争吵是那位科长无事生非；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至于那位科长那天究竟要与我谈什么，后来也没有再提起；尽管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数十年。嗣后，并没有因为这次拌嘴而造成我们两个关系恶化。不过，此后在科长的群体中，常常有人开玩笑：扎科长扎鸡血扎得会公鸡打鸣了！
在与我吵架之后不久，扎科长，发生了一件有悖人伦道德的事情。
一天，两个街道干部来到局里，找局领导反映情况。说，扎科长在家里虐待老爹，还把老爹打了；在周围邻居和街道上造成恶劣影响。
此事激起了全局干部的公愤。党支部、党小组多次开会对扎科长开展批评。据燕恩和舒凯开会之后在科里讲，扎科长检查的态度还是可以的。
之后，党支部随同扎科长到他所在街道，当着街道干部和周围邻居，做了检讨，做出保证。同时，在大庭广众之下，给自己的老爹下跪、磕头，谢罪。这个举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黄局长迫害党员的又一条“罪行”。
不幸的是，扎科长的儿子，在若干年之后，步老子的后尘，把他也打了。真的应了詹红琴常说的一句老话，“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
此事已经公开，我想大概不算是隐私。
如果看过我的《统计师》第二部《十载寒窗》中《毕业论文》一文，你会记得，我在毕业实习的时候，到过鞍山市统计局。当时有一位男同志领我们去鞍钢运输部，他（故意）不去“大白楼”（鞍钢办公楼）开入厂证，结果，我和吕慧晨没有完成到鞍钢了解厂内运输情况的任务。
就是这个男同志，在大归口的时候也从基建科归到进度科。好事、坏事，往往都不是单独出现，常常成双成对。就在科长在街道谢罪之后不久，那个男同志的所在街道也来到局里，状告他在烈士山盗伐树木，在楼下搭建仓房，有碍观瞻。
搭建仓房，倒没有多大麻烦；严重的是城建园林处的管理人员来到统计局，要求处罚破坏树木的“凶手”。
那个男同志是团员，团支部、团小组开会批评是不可避免的了。不过，那个男同志并没有觉得破坏树木有什么大不了的。每次开会都是不以为然，甚至嬉皮笑脸，任你批评，毫无悔过之意。
我对舒凯说：“这个人，脸皮怎么这么厚！”
舒凯：“向来如此。”
不久，局里把他调出统计局，安排到下面一个什么单位。之后，再也没有看到他。只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想起他来了。
1962年新年即将来临，不知道局里哪位有话语权的党支部委员，提出为全局干部办好事，决定到营口海边去打渔。
我们科的扎科长自报奋勇，带队，秘书科兆济民为帮办。
兆济民，党员，与张慧馨、文昌霞、韩富贵等人一样，在东北财经学院专修科学习过一年。王德调到省统计局之后，把他从临时工作岗位调回秘书科，毫无疑问，是顶替王德在秘书科（局里）的角色。兆济民善言辞，擅雄辩，发声频率较高，语速稍快，话说多了常常在嘴丫子积累一点白沫。出生温香太子河边，水性极好，据传，他小时候，河水泛滥，曾经一个人在洪水中凫水（游泳）从温香到鞍山。在帮助鞍钢培训大型计算机计算员的时候，与计算员小王处上对象，结为良缘。
参加营口打渔的还有进度科的我和大归口公用局来的老张，工业科的毋笑斌、邴楠等共六、七个人。
秘书科到办公厅车队借来一辆刚刚从修理厂大修后开回来的苏联莫洛托夫汽车厂出品的“嘎斯”卡车。不知道有什么用途（领导没有说有什么用途）、不知道从哪个企业借来一台柴油机。秘书科准备了几把洋镐、铁锹之类的刨冰工具。
1961年12月下旬好像比每年都冷。我们宿舍的几个人，把能够有保暖功能的衣服、鞋帽尽数套到身上，以御严寒。
柴油机用绳索捆绑在车厢的后半截，我们都脸冲后，龟缩在车厢的前半部。只有扎科长和随从的另一个车队司机坐在驾驶楼；其实，驾驶楼也就是风小一点，温度也不比外面高多少。
汽车行驶在哈大公路上，虽然它是东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公路，也不是平坦无暇，虽然不能说它是千疮百孔，也是随时都会遇上破损的路面，弄得汽车左右摇摆、上下颠簸。汽车刚刚从修理厂大修完毕，这次出行从车队方面看，实际上是大修后的一次试车。
汽车行驶到南台，熄火了，司机命令我们下车，推！行驶到唐王山，又熄火了，推！没有到大石桥，熄火了，推！……走到老边，最后一次抛锚，汽车总算是在已经黑天近3个小时的19点多钟开进了路灯昏黯的营口市区。
兆济民向路上稀稀拉拉的行人打听到营口市人委招待所。汽车停靠在招待所门前。我们高高兴兴地跳下汽车，急急忙忙钻进招待所前厅，又冷又饿的我们几个人等待扎科长给我们用晚餐。兆济民和招待所值班人员安排我们的住处。房间定下了之后兆济民对招待所值班人员说，“我们还没有吃饭，你们的食堂还能不能用餐？”
值班人员：“不行了。炉灶的火都封了，炊事员也都下班回家了。你们到外面的饭馆吃罢。道北的国营饭店通宵营业。”
就在这时，一个女服务员从后面慌慌张张地跑进前厅，喊道，“不好了！汽车陷进地沟里了！暖气……”
“谁家的汽车？”兆济民好像预感到是我们的汽车出事了。
服务员：“还能有谁家的！你们鞍山的车呗。”
大家来到后院，汽车的后轮陷进了暖气地沟。地沟里喷出哧哧发响的蒸汽，霎时，后院蒸气弥漫。值班员迅速跑向锅炉房，边跑边喊，“快关阀门！关阀门！”
天冷，蒸汽很快散去。
“你们谁负责？”值班员看着我们。
兆济民和扎科长一起面对值班员，兆济民说，“他是我们带队的科长。出了事，我们两家共同想办法处理。”
值班员：“怎么处理！工人都下班了。再说，我们也没有吊车，汽车怎么出来？”
扎科长：“这些事恐怕只能麻烦你们想办法解决。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肯定没办法。”
值班员挠挠后脑勺，嘴里嘟囔着，“可也是，怎么办呢？都下班了，上哪找人去。”
兆济民：“人委机关没有值班的吗？”
值班员：“有，有能够管这种事？”
这时一直站在扎科长身边的大归口来的老张对值班员说话了，“你们的电话在哪？走，领着我，去打个电话。”
老张打完电话，大约过了半个多钟头，一辆解放汽车吊，两个管钳工，带着工具和配件来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的汽车从暖气地沟里吊出来了，暖气管子接好了。扎科长挽留吊车司机和管钳工，请人家吃点夜餐，人家客气地婉言谢绝了。
一切处理停当，已经是零点之后了。我们来到服务员都坐在暖气片跟前打盹的国营饭店。
“吃什么？这里有一张菜谱。”服务员把一张菜谱递到毋笑斌眼前。毋笑斌笑着把菜单推到扎科长那里。
扎科长：“兆济民！你点吧。（对着服务员）有鱼没有？”
服务员：“大冬天，早就封海了。哪来的鱼！菜单上的鱼肉蛋都是代食品，你们吃什么，可看准了。”
菜上来了，红红绿绿，色彩斑斓，很像过年时给老祖宗上供做的供品。吃起来，面的面、硬的硬，除了有点咸味、香精味，没有其他味道。
吃饭间，毋笑斌对大归口来的老张说，“你，上鞋不用锥子，真行啊！不到一个钟头的功夫就能够把人家营口市的吊车和修理工给调来，神通广大！”
老张：“各市公用局都有值班的。不管怎么的，公用局干了这么多年，各市还有几个认识人。我一说招待所出事了，公用局值班的立刻亮（liang，口头语）就答应找人过来抢修。”
第二天，我们去了营口市统计局。
营口市统计局秘书科长看见我们之后表现出即惊讶又难于理解的表情，不怎么客气地说道，“你们没有接到电话？你们局秘书科一位赵同志接的电话（兆济民点点头），是你！不是说没有鱼，再说，也没有办法打鱼呀！”
扎科长：“是，对，接到电话了。既然我们来了，看看你们能不能领着我们到海边看看，柴油机都拉来了，试一试。”
营口的秘书科长：“天方夜谭！我劝你们回招待所好好休息一下。看看营口市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事要办？我们一定帮助你们办。”
弄得扎科长、兆济民张口结舌、目瞪口呆。扎科长沉吟半晌，对我们几个挥挥手，走出了营口市统计局秘书科。
回来的路上，汽车不但没有熄火，在破损的路面上，倒是开足了马力，颠簸着，飞速前进。在南台至甘泉的路上，竟然与并行的火车比起了速度。当我们的汽车和火车等速前进、并逐渐超过火车的时候，那列货车火车头里的一个年龄较大的老司机从驾驶楼侧面的窗口探出头、伸出手，露出一脸“鼓励”的笑容。
汽车回到车库，队长紧（jin）着鼻子问司机，“什么味？”
我们下到地上，活动着麻木的双脚。也闻到了一种焦糊的气味。大家围着汽车看了看，闻了闻，确定是一种烧破布的气味。兆济民双脚踏着汽车后轮，双手攀着车厢板，左右扭动着脑袋，向车厢里察看。突然大声喊道，“不好！是捆绑柴油机的绳子烧着了。”
原来，捆绑柴油机的绳索长时间与柴油机边棱摩擦，发生了自燃。绳索自燃部位只有四分之一部分连接着，快要断裂，断开的颜色黑黑的部分虽然没有见到火星，可见微微的黑烟。
我们怀着好奇的心情，不免都要蹬着车轮，看一看车上现状。结果，又发现，柴油机底下的车厢板已经断裂，裂口都可以看到地面。
车队队长：“你们几个命大！再走，用不了走到立山，就得漏下去。（回头对着两个司机）你们两个！混蛋透顶！玩命啊！等着吧。”
当天晚上，重感冒，跑到市立医院扎了三天大油（油质青霉素）。除了兆济民，没有一个幸免。扎科长一个礼拜过去了，还没有上班。
如此荒诞的事情，你会相信吗？我一点没敢夸张。
大归口，合了不久，便分开了。归口来的各局的同志当中也有几个未婚女青年，不过，还原的时候又都哪来哪去了。唯独剩下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留到了统计局。也许是天意，她竟成全了我们的终身大事！
（2011年6月22日10：4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