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报佚事
年报佚事
1960年初，这是我统计工作生涯第一次做（1959年度）年报。()『*首*发』
年报会。一年一度的年报会，是统计工作的重头戏，是统计局实践行政权力的重要关节。年报会每年都要从国家开到省、再开到地区（市）、县（区）、公社，直到基层企业。
善科长和铁城从省里开罢年报会回来，立即在科里进行布置。对于科里的老人来说，年报会上布置的工作任务基本上是老生常谈。但是，善科长还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对待；因为，这是一年中最最重要的工作。
善科长：“年报工作总的由铁城负责，按照省里的要求结合鞍山实际起草年报文件，这个礼拜之内把文件发下去。做好在年报会上报表讲解的准备工作。关于报表分工是这样的：企业概况、工业总产值报表还是铁城和邴楠两个人做，余守礼做产品产量年报，毋笑斌做产品质量和技术经济指标年报，舒凯做新产品和劳动生产率年报，周淑琴交通运输统计年报，邓玫芬工业财务成本年报。文超报表印刷、发放工作……”
这一年，由于我有日报任务，年报中没有分到具体报表，成为哪里需要到哪里去的“游击队”。燕恩负责编写统计分析报告，也没有具体报表任务。
由于各个科的专业不同，年报会必须分专业召开。工业年报会辽阳市统计局、辽阳县统计科、海城县统计科和郊区、城区（统计设在区计委）的工业统计干部参加。市内各主管局计划科，及其市属企业；鞍钢及中央、省属企业都要参加。参加工业统计年报会的企业人员主要是计划科（处）长和统计员（生产统计或综合统计），大中型企业比如鞍钢的质量处、技术监督处等也要有人参加。
年报会纯属业务性会议。主要是讲解统计报表的填报方法和指标解释。虽然统计报表、统计指标体系各年变化并不是很大，铁城还是要逐个报表，逐个指标进行详细讲解。道理很简单，企业里统计人员经常变动，新手年年都有，不讲是不行的。
年报会会场一般由人委机关行政处或局里秘书科安排，工业统计年报会由于参加人数多，一般安排在人民礼堂，有时在新落成的胜利宾馆礼堂。安排不了了，就要到四支队、鞍钢等单位去借（那个年代还没有花钱租会场的关系）。这些事，大多都是毋笑斌、邴楠几个人去张罗。
报表用纸。报表用纸是统计数字的基本载体，是统计工作中消耗比较多的物质资料，特别是用于复写的报表用纸——“美浓纸”，用量是很大的。由于现在（计算机的应用）统计工作从企业到统计部门已经不必用复写报表的方式层层报送统计数字，报表用纸已经退出纸张家族。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查了一下纸张的分类，没有“报表用纸”，也没有“美浓纸”（也有一种工艺用途的印花纸叫“美浓纸”，肯定不是能够复写的报表用纸）。报表用纸要求薄、柔软、韧性强、洁白。
说到报表用纸，让我想起来两宗使人不太愉快、难于启口的故事。
那个年代“火车好坐，鞍山难过”，在我们科的邴楠到省里去取报表用纸的时候，得到了证实。当时统计报表（包括月报表）用纸都是市里按国家统计局统一规定的表式到印刷厂去印制。报表用纸用量比较少的表种，如技术经济指标、新产品试制等报表用纸由省里统一印制。所以，坐火车到省统计局去取报表用纸，在年报期间是经常的事情。
下班铃声刚刚响过，邴楠一手拎一大摞报表纸，垂头丧气、气急败坏地出现在工业科门口的走廊上。随手把两捆报表纸扔进办公室。
舒凯：“干啥呀！表纸不是摔坏了吗！”
邴楠：“人都要摔死了，表纸摔坏不摔坏能怎的！”
燕恩：“消消气，坐下，怎么回事？慢慢说。”
邴楠：“火车到站，在车上我一手拎一摞子表纸，好不容易蹭到车门口。还有几个人没下完，底下上车的人就冲了上来，结果，把我挤得悬在半空，弄得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挤来挤去，糊里糊涂掉到站台底下、火车轱辘旁边；两捆表纸一捆甩到站台上，一捆掉到车厢底下。急得我大呼小叫。开车的铃声响了，两个鞍钢工人从火车底下把我拽上来。妈的！差一点小命就丢到东北了。”
周淑琴：“眼镜呢？”
邴楠习惯地举起双手去摸眼睛两侧（眼镜腿），下意识地回头向地面扫视……“啊呀！眼镜什么时候没了？”。
毋笑斌：“没有眼睛，怎么回来的？”
邴楠：“这条道，闭眼睛也能摸回来。『*首*发』本来这个月的工资就紧张，还得买眼镜。”闹得大家哭笑不得。
邴楠眼神不好，高度近视。就是戴着眼镜，也是常常闹笑话。我们宿舍旁边人行道上有一个电线杆。一次我们宿舍的几个人看电影回来，邴楠着急回宿舍上厕所，急匆匆走在前面，懵（g）憧地碰上了那根电线杆，扶正了眼镜，抬头看看，说道，“对不起啦！”
我们几个从后面赶上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高桐问他，“怎么啦？”
邴楠看看左右，莫名其妙的嘟囔一句，“怎么回事？人呢？”弄得我们捧腹大笑。
另一桩事，是关于文超的事情。文超少言寡语，上班来，下班走；他住在二宿舍，不是经常在机关食堂吃饭；和一宿舍的这伙人很少往来。文超父亲听说是因为历史反革命罪在营口劳改队服刑。家庭生活比较拮据。
年报期间他在科里管报表用纸印刷、发放。那个时侯，虽然是公有制，政府与企业经费还是独立核算，报表用纸印刷还是要给印刷厂付钱，向企业发放表纸还是要收费的。每一个科都有专人管理收钱、算账。结果文超竟然在钱帐上出现了麻烦。
报表用纸印刷、发放结束之后，文超把手中的钱和票据都要结算清楚，一并交给秘书科夏秘书。不久，夏秘书在文超上交的票据中，发现有一张票据（不清楚是印刷厂的收款单据，还是我们发放表纸的收款存根）有一笔数字字迹模糊，有被涂改的嫌疑。金额大概没有超过30元。怀疑的对象当然是文超。文超对此没有（是、否）肯定的态度，又无法否认，于是，只好接受批判。
党支部要求我们工业科团小组批判文超。我们科，除了党员燕恩、舒凯（保留团籍）大多是团员。机关里的团员的年龄比较偏大，超龄了也不退团；比如，善科长的儿子已经入团，他仍然还是团员。
年报工作结束之后，一次，在一宿舍（不在办公室开会，我考虑大概是不打算在全局公开此事）我们科团小组开会，批判文超。毋笑斌是我们科团小组组长，会议的主持自然是他了。毋笑斌：“文超啊，自己说说自己的问题吧。”
文超：“就那么点事，有啥可说的！”
团小组开的批判会如同嚼蜡，只是批判的时间还是达到了党支部的要求。
问：“贪污了多少钱？”
答：“夏秘书不是说了嘛。”
问：“那些钱，都做什么用了？”
沉默。
问：“说呗。”
答：“买一管牙膏，一块人民皂……”
问：“每一样东西都花多少钱？”
答：“没记清。”
问：“买那么点东西，钱也花不完呐。”
答：“上营口劳改队看望父亲，买火车票了。”
……
文超的事情，没有开全局大会批判。党支部以及团支部都没有宣布具体处理意见。不过，在之后的职工精简下放的时候，文超被下放农村。还好，20年之后，落实政策，文超恢复了干部身份，成为统计局的退休干部。这是后话。
夜战。夜深人静，胜利路西侧除了几盏昏黯的路灯之外，经常是人委三楼北半部的窗户还在亮着灯光。统计局经常加班加点，在市委和人委两个大楼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工业科更是加班次数多、加班时间长的典型。
市领导照顾统计局经常夜战，让人委行政处特为在1959年下半年给统计局所有办公室都安装了日光灯。日光灯现在已经是最为普及的照明灯。上个世纪50年代末在鞍山还是新鲜事物，虽然它在世界上已经诞生20年了。就是在沈阳，我们学校也是在图书馆建成后（1958年）才安装上（频频闪烁的）日光灯。我们局安装日光灯数年之后，机关里才陆续把白炽灯改换成日光灯。
年报期间，工业总产值年报企业单位多，统计分组多，一般是按地区、按轻重工业、按隶属关系、按所有制、按部门、按企业规模、按为哪些方面服务等等分组。
总产值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重要计划指标，也是管理国民经济的核心指标。
总产值虽然计量单位是货币值（人民币·元），但是它代表的是产品的实物总量，是钢、粮食、布匹、机器设备等等产品数量的总和。它所代表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产品。它是否完成计划，是增加还是减少，都关乎人们物质产品的实际占有数量。
现在我们使用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价值指标，它是在社会总产品当中新创造的（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价值（货币）指标。这个指标不是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的物质成果，它包含买卖货币（及其变形）所赚取的“不劳而获”的货币增殖（利润）。它不是代表社会上物质财富（实物量）的多少，比如，菜农的大白菜增产了，但是他的gdp可能是减少的，甚至会出现负数。 总产值和gnp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依据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要求而设计的，目的是观察在一个时期生产多少物质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后者，是观察一个时期，生产了多少可供分配的货币量，满足人们对金钱的需要；包括不参与物质生产的所谓“投资”的“热钱”。这里不是讨论哪个指标的优缺点，而是想要表达，不同的统计指标反映不同的社会经济运行内容。
总产值的分组资料，最为关心的是燕恩。上面提到的各种分组变化情况，燕恩都要进行对比分析。比如，轻重工业比例，是当时上上下下都很关心的，必须作为重点加以分析。分析为四方面服务（为鞍钢、为农业、为人民生活、为出口）的数量、比例的变化，说明鞍山工业贯彻党委大政方针的情况。分析鞍钢和地方工业的速度、结构，说明地方工业发展变化情况，等等。
手工汇总的总产值每一笔数字都要逐笔相加，费时、费力。是我们科工作量最为繁重的年报。通宵达旦的加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由于我没有分担固定的报表，我的任务就是打算盘，抄（复写）报表。
打算盘是我不太感兴趣的学习科目。统计系搬到北陵后的一个学期，好像开过珠算自选课；我一次也没有去听课。在黑台念小学时，父亲打算教我打算盘，就教了一次，因为我不上道，气的父亲把算盘子摔了。说道，“不会打算盘也罢，扒拉来扒拉去也是听人家指使。”
命运就是和怪物一样，让你接受你并不是很情愿去做的事情，往往且成为你毕生的事业！从做工作开始的第一天起，开始工作的第一件工具，就是算盘子。统计工作者使用算盘子经常使用的算法两种：加法、除法。加法使用算盘子，其速度和准确程度，据说世界上任何一种计算工具都不能与其匹敌。日报中虽然相加的数目不是很多，架不住天长日久，熟能生巧，我的加法技能日渐提高，并不在他人之下。除法，在我们机关没有人用算盘子比手摇计算器算得快。手摇计算器我们科只有一台，做月报的时候，常常你争我夺。
我在逛新华书店的时候看到一种计算板[长方形，板宽约8cm、高约10cm；板上印有类似计算尺一样的刻度，一块板是透明的，刻度上的数字（红色）为除数；另一块不透明的底板，刻度上的数字（黑色）为被除数，把除数和被除数对准后，有一个标志就会指向商数。商的准确度约为4位数。完全可以满足做日报的需要。]我买了一个，成为我做日报的有力工具。
算盘子除法，我们局里也有几个同志够厉害。蒋竞芳袖里吞金，文昌霞准确无误，特别是财贸科的程志，善于使用口诀进行计算，什么九归口诀、退商口诀和商九口诀都背得滚瓜烂熟。
背口诀，记算式，我是一门不门，怎么办？一天，我把小学时算除法的算法算式从纸上挪到算盘子上，倒是开了窍。做日报时，我使用算盘子计算百分比，也不算太笨。听说我用算盘子算百分比，速度不慢，蒋竞芳、程志也想见识见识。他们找出一个月的钢产量的计划数和实际完成数，让我算。看了之后，程志说：“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小扒皮？”
我：“谁教我呀？这就叫小扒皮？”
蒋竞芳：“对了。不过，你的商数的位置不要另外放在被除数的右边，如果被除数够扒，第一个得数放在被除数首位前隔一档就可以，然后依次得出第二位、第三位……商。我一般习惯把除数放在被除数的右侧。”
我：“其实，除数不必摆到算盘子上。”
程志：“行。有点悟性。”
总产值报表计算汇总之所以麻烦，是因为它的分组较多。有一个分组的总数与其他分组的总数不一样，就要从头查找错误出在哪里，常常为了查找一个数，就要花费几十分钟，甚至半宿。
22点，铁城和邴楠把各单位的上报总产值数字整理登录完毕。邴楠如释重负，高声喊道：“善科长！完啦！”
善科长：“混小子！谁完啦！”
听到邴楠的喊声，大家立即放下自己手中的报表，拿起算盘子；我和燕恩坐在那就等这个时刻的到来。
铁城开始唱数（父亲在兴农合作社时，晚上加班核算当日收缴“出禾粮”数量时，一个人念数字，几个人打算盘，大家都把念数字叫做“唱数”），办公室一片肃静，只有算盘子噼噼啪啪的声响。一组数字唱完，铁城：“报数！”往往是毋笑斌抢先报数，常常出错；接着是舒凯报出另一个数字，大家随应，“对了！”最后，善科长看余守礼，余守礼点头，铁城才会把数字记下。余守礼离开统计局之后，舒凯代替了他。之后的几年，我也成为算盘子得数的权威。
夜餐。每到年报期间，人委行政处都要安排机关食堂，在半夜为我们提供一顿免费夜餐。机关食堂的顾班长和老哑巴几乎天天值班，他俩和我们统计局的干部格外亲近。
1961年初，做1960年度年报，食堂的夜餐虽然尽可能给我们吃的好一点，还是代食品较多，没有油水。
一天，加班的科室较多，黄局长发话，让秘书科拿点钱，委派程志（他与包子铺熟悉）到天津包子铺预定几屉包子。当时天津包子铺的面粉是定量供应，数量有限。半夜，程志、毋笑斌几个人，把从天津包子铺买来的几屉包子抬到三楼，参加夜战的同志们饱餐一顿。虽然是纯白菜馅，也好像（感觉）有一点天津包子的味道。
以善科长为首，铁城、邴楠、余守礼几个人烟瘾极大。每年年报加班，办公室里总是烟气弥漫。平时，他们抽烟基本上是沈阳的“大生产”，“握手”；但是，绝大多数时间还是抽“大老卷”（烟丝或烟叶末用报表纸或小学生的算术本自己卷）。善科长和邴楠手工卷烟技巧极高。
洪水之后，卷烟成为配给品，烟叶在市场上见不到。这群烟鬼抽烟比吃饭还困难。一日，夜餐之后，善科长为首的烟鬼们烟瘾大发，在平日装烟叶的抽屉、布口袋、信封等等有点烟味的地方仔细翻找、搜寻，一无所得。
燕恩：“有一天报纸上刊登，什么地方的什么什么人拿茄叶当烟叶……”
善科长：“着（zao）啊！怎么把树叶子给忘了！”
毋笑斌：“我看见后院机关车库外边的墙犄角，有一堆杨树叶子。”
善科长：“邴楠！你们几个去后院找一找，搂点回来。”
不一会功夫，邴楠、舒凯几个人鼻子尖冻得通红，用报纸包回一大堆树叶子，放到善科长的两头沉办公桌上。几个烟鬼迫不及待地把树叶子搓碎，很快，每个人的嘴上便叼起自己卷的“大老卷”。接着，他们的嘴上便燃起火焰，一缕缕烟云飘向天花板，很快，烟雾弥漫。腐叶、乱草燃烧的气味充斥办公室，尤其是经常在后院焚烧厕所废纸的气味掺杂其间，令人作呕。邴楠和善科长呛得咳嗽不止。
善科长：“毋笑斌！快！把窗户打开。”
大家忙着用报纸、硬纸板扇出烟雾。不知道是烟呛的，还是笑的，个个都在擦拭流在鼻翼两侧的眼泪。第二天，烟味、臭味仍然残留在办公室。
抄报表。复写报表是一项比较艰苦的工作。这种差事，常常以字迹工整、书写流利等褒赞的缘由落到我的身上。年报要上报国家统计局、省统计局，抄送计委、经委，局内综合科、资料室，还有自留，一般复写7份。加上6层复写纸，共计13层，尽管报表纸比较薄，要想达到最后一页字迹清楚，笔尖上的压力该有多大？母指、食指和中指需要消耗多大能量？（不知道科学家是否计算过？）一点没有夸张的告诉读者：我的右手中指第一节靠近关节横纹右侧形成的老趼（当然还有常年手执钢笔的缘故）直到退休几年之后，才逐渐退去。
人的精力毕竟不是无限的。在夜战当中，熬到下半夜两、三点钟，实在难以坚持，大家就会轮流躺在地板上、头枕报表纸，眯上一觉。
那个时侯，人委机关的锅炉房夜间值班的工人师傅，整宿都会保证我们三楼办公室暖气有足够的热度。现在回忆起来，真应该感激他们。
（2011年6月18日17：43：33）
1960年初，这是我统计工作生涯第一次做（1959年度）年报。()『*首*发』
年报会。一年一度的年报会，是统计工作的重头戏，是统计局实践行政权力的重要关节。年报会每年都要从国家开到省、再开到地区（市）、县（区）、公社，直到基层企业。
善科长和铁城从省里开罢年报会回来，立即在科里进行布置。对于科里的老人来说，年报会上布置的工作任务基本上是老生常谈。但是，善科长还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对待；因为，这是一年中最最重要的工作。
善科长：“年报工作总的由铁城负责，按照省里的要求结合鞍山实际起草年报文件，这个礼拜之内把文件发下去。做好在年报会上报表讲解的准备工作。关于报表分工是这样的：企业概况、工业总产值报表还是铁城和邴楠两个人做，余守礼做产品产量年报，毋笑斌做产品质量和技术经济指标年报，舒凯做新产品和劳动生产率年报，周淑琴交通运输统计年报，邓玫芬工业财务成本年报。文超报表印刷、发放工作……”
这一年，由于我有日报任务，年报中没有分到具体报表，成为哪里需要到哪里去的“游击队”。燕恩负责编写统计分析报告，也没有具体报表任务。
由于各个科的专业不同，年报会必须分专业召开。工业年报会辽阳市统计局、辽阳县统计科、海城县统计科和郊区、城区（统计设在区计委）的工业统计干部参加。市内各主管局计划科，及其市属企业；鞍钢及中央、省属企业都要参加。参加工业统计年报会的企业人员主要是计划科（处）长和统计员（生产统计或综合统计），大中型企业比如鞍钢的质量处、技术监督处等也要有人参加。
年报会纯属业务性会议。主要是讲解统计报表的填报方法和指标解释。虽然统计报表、统计指标体系各年变化并不是很大，铁城还是要逐个报表，逐个指标进行详细讲解。道理很简单，企业里统计人员经常变动，新手年年都有，不讲是不行的。
年报会会场一般由人委机关行政处或局里秘书科安排，工业统计年报会由于参加人数多，一般安排在人民礼堂，有时在新落成的胜利宾馆礼堂。安排不了了，就要到四支队、鞍钢等单位去借（那个年代还没有花钱租会场的关系）。这些事，大多都是毋笑斌、邴楠几个人去张罗。
报表用纸。报表用纸是统计数字的基本载体，是统计工作中消耗比较多的物质资料，特别是用于复写的报表用纸——“美浓纸”，用量是很大的。由于现在（计算机的应用）统计工作从企业到统计部门已经不必用复写报表的方式层层报送统计数字，报表用纸已经退出纸张家族。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查了一下纸张的分类，没有“报表用纸”，也没有“美浓纸”（也有一种工艺用途的印花纸叫“美浓纸”，肯定不是能够复写的报表用纸）。报表用纸要求薄、柔软、韧性强、洁白。
说到报表用纸，让我想起来两宗使人不太愉快、难于启口的故事。
那个年代“火车好坐，鞍山难过”，在我们科的邴楠到省里去取报表用纸的时候，得到了证实。当时统计报表（包括月报表）用纸都是市里按国家统计局统一规定的表式到印刷厂去印制。报表用纸用量比较少的表种，如技术经济指标、新产品试制等报表用纸由省里统一印制。所以，坐火车到省统计局去取报表用纸，在年报期间是经常的事情。
下班铃声刚刚响过，邴楠一手拎一大摞报表纸，垂头丧气、气急败坏地出现在工业科门口的走廊上。随手把两捆报表纸扔进办公室。
舒凯：“干啥呀！表纸不是摔坏了吗！”
邴楠：“人都要摔死了，表纸摔坏不摔坏能怎的！”
燕恩：“消消气，坐下，怎么回事？慢慢说。”
邴楠：“火车到站，在车上我一手拎一摞子表纸，好不容易蹭到车门口。还有几个人没下完，底下上车的人就冲了上来，结果，把我挤得悬在半空，弄得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挤来挤去，糊里糊涂掉到站台底下、火车轱辘旁边；两捆表纸一捆甩到站台上，一捆掉到车厢底下。急得我大呼小叫。开车的铃声响了，两个鞍钢工人从火车底下把我拽上来。妈的！差一点小命就丢到东北了。”
周淑琴：“眼镜呢？”
邴楠习惯地举起双手去摸眼睛两侧（眼镜腿），下意识地回头向地面扫视……“啊呀！眼镜什么时候没了？”。
毋笑斌：“没有眼睛，怎么回来的？”
邴楠：“这条道，闭眼睛也能摸回来。『*首*发』本来这个月的工资就紧张，还得买眼镜。”闹得大家哭笑不得。
邴楠眼神不好，高度近视。就是戴着眼镜，也是常常闹笑话。我们宿舍旁边人行道上有一个电线杆。一次我们宿舍的几个人看电影回来，邴楠着急回宿舍上厕所，急匆匆走在前面，懵（g）憧地碰上了那根电线杆，扶正了眼镜，抬头看看，说道，“对不起啦！”
我们几个从后面赶上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高桐问他，“怎么啦？”
邴楠看看左右，莫名其妙的嘟囔一句，“怎么回事？人呢？”弄得我们捧腹大笑。
另一桩事，是关于文超的事情。文超少言寡语，上班来，下班走；他住在二宿舍，不是经常在机关食堂吃饭；和一宿舍的这伙人很少往来。文超父亲听说是因为历史反革命罪在营口劳改队服刑。家庭生活比较拮据。
年报期间他在科里管报表用纸印刷、发放。那个时侯，虽然是公有制，政府与企业经费还是独立核算，报表用纸印刷还是要给印刷厂付钱，向企业发放表纸还是要收费的。每一个科都有专人管理收钱、算账。结果文超竟然在钱帐上出现了麻烦。
报表用纸印刷、发放结束之后，文超把手中的钱和票据都要结算清楚，一并交给秘书科夏秘书。不久，夏秘书在文超上交的票据中，发现有一张票据（不清楚是印刷厂的收款单据，还是我们发放表纸的收款存根）有一笔数字字迹模糊，有被涂改的嫌疑。金额大概没有超过30元。怀疑的对象当然是文超。文超对此没有（是、否）肯定的态度，又无法否认，于是，只好接受批判。
党支部要求我们工业科团小组批判文超。我们科，除了党员燕恩、舒凯（保留团籍）大多是团员。机关里的团员的年龄比较偏大，超龄了也不退团；比如，善科长的儿子已经入团，他仍然还是团员。
年报工作结束之后，一次，在一宿舍（不在办公室开会，我考虑大概是不打算在全局公开此事）我们科团小组开会，批判文超。毋笑斌是我们科团小组组长，会议的主持自然是他了。毋笑斌：“文超啊，自己说说自己的问题吧。”
文超：“就那么点事，有啥可说的！”
团小组开的批判会如同嚼蜡，只是批判的时间还是达到了党支部的要求。
问：“贪污了多少钱？”
答：“夏秘书不是说了嘛。”
问：“那些钱，都做什么用了？”
沉默。
问：“说呗。”
答：“买一管牙膏，一块人民皂……”
问：“每一样东西都花多少钱？”
答：“没记清。”
问：“买那么点东西，钱也花不完呐。”
答：“上营口劳改队看望父亲，买火车票了。”
……
文超的事情，没有开全局大会批判。党支部以及团支部都没有宣布具体处理意见。不过，在之后的职工精简下放的时候，文超被下放农村。还好，20年之后，落实政策，文超恢复了干部身份，成为统计局的退休干部。这是后话。
夜战。夜深人静，胜利路西侧除了几盏昏黯的路灯之外，经常是人委三楼北半部的窗户还在亮着灯光。统计局经常加班加点，在市委和人委两个大楼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工业科更是加班次数多、加班时间长的典型。
市领导照顾统计局经常夜战，让人委行政处特为在1959年下半年给统计局所有办公室都安装了日光灯。日光灯现在已经是最为普及的照明灯。上个世纪50年代末在鞍山还是新鲜事物，虽然它在世界上已经诞生20年了。就是在沈阳，我们学校也是在图书馆建成后（1958年）才安装上（频频闪烁的）日光灯。我们局安装日光灯数年之后，机关里才陆续把白炽灯改换成日光灯。
年报期间，工业总产值年报企业单位多，统计分组多，一般是按地区、按轻重工业、按隶属关系、按所有制、按部门、按企业规模、按为哪些方面服务等等分组。
总产值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重要计划指标，也是管理国民经济的核心指标。
总产值虽然计量单位是货币值（人民币·元），但是它代表的是产品的实物总量，是钢、粮食、布匹、机器设备等等产品数量的总和。它所代表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产品。它是否完成计划，是增加还是减少，都关乎人们物质产品的实际占有数量。
现在我们使用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价值指标，它是在社会总产品当中新创造的（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价值（货币）指标。这个指标不是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的物质成果，它包含买卖货币（及其变形）所赚取的“不劳而获”的货币增殖（利润）。它不是代表社会上物质财富（实物量）的多少，比如，菜农的大白菜增产了，但是他的gdp可能是减少的，甚至会出现负数。 总产值和gnp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依据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要求而设计的，目的是观察在一个时期生产多少物质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后者，是观察一个时期，生产了多少可供分配的货币量，满足人们对金钱的需要；包括不参与物质生产的所谓“投资”的“热钱”。这里不是讨论哪个指标的优缺点，而是想要表达，不同的统计指标反映不同的社会经济运行内容。
总产值的分组资料，最为关心的是燕恩。上面提到的各种分组变化情况，燕恩都要进行对比分析。比如，轻重工业比例，是当时上上下下都很关心的，必须作为重点加以分析。分析为四方面服务（为鞍钢、为农业、为人民生活、为出口）的数量、比例的变化，说明鞍山工业贯彻党委大政方针的情况。分析鞍钢和地方工业的速度、结构，说明地方工业发展变化情况，等等。
手工汇总的总产值每一笔数字都要逐笔相加，费时、费力。是我们科工作量最为繁重的年报。通宵达旦的加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由于我没有分担固定的报表，我的任务就是打算盘，抄（复写）报表。
打算盘是我不太感兴趣的学习科目。统计系搬到北陵后的一个学期，好像开过珠算自选课；我一次也没有去听课。在黑台念小学时，父亲打算教我打算盘，就教了一次，因为我不上道，气的父亲把算盘子摔了。说道，“不会打算盘也罢，扒拉来扒拉去也是听人家指使。”
命运就是和怪物一样，让你接受你并不是很情愿去做的事情，往往且成为你毕生的事业！从做工作开始的第一天起，开始工作的第一件工具，就是算盘子。统计工作者使用算盘子经常使用的算法两种：加法、除法。加法使用算盘子，其速度和准确程度，据说世界上任何一种计算工具都不能与其匹敌。日报中虽然相加的数目不是很多，架不住天长日久，熟能生巧，我的加法技能日渐提高，并不在他人之下。除法，在我们机关没有人用算盘子比手摇计算器算得快。手摇计算器我们科只有一台，做月报的时候，常常你争我夺。
我在逛新华书店的时候看到一种计算板[长方形，板宽约8cm、高约10cm；板上印有类似计算尺一样的刻度，一块板是透明的，刻度上的数字（红色）为除数；另一块不透明的底板，刻度上的数字（黑色）为被除数，把除数和被除数对准后，有一个标志就会指向商数。商的准确度约为4位数。完全可以满足做日报的需要。]我买了一个，成为我做日报的有力工具。
算盘子除法，我们局里也有几个同志够厉害。蒋竞芳袖里吞金，文昌霞准确无误，特别是财贸科的程志，善于使用口诀进行计算，什么九归口诀、退商口诀和商九口诀都背得滚瓜烂熟。
背口诀，记算式，我是一门不门，怎么办？一天，我把小学时算除法的算法算式从纸上挪到算盘子上，倒是开了窍。做日报时，我使用算盘子计算百分比，也不算太笨。听说我用算盘子算百分比，速度不慢，蒋竞芳、程志也想见识见识。他们找出一个月的钢产量的计划数和实际完成数，让我算。看了之后，程志说：“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小扒皮？”
我：“谁教我呀？这就叫小扒皮？”
蒋竞芳：“对了。不过，你的商数的位置不要另外放在被除数的右边，如果被除数够扒，第一个得数放在被除数首位前隔一档就可以，然后依次得出第二位、第三位……商。我一般习惯把除数放在被除数的右侧。”
我：“其实，除数不必摆到算盘子上。”
程志：“行。有点悟性。”
总产值报表计算汇总之所以麻烦，是因为它的分组较多。有一个分组的总数与其他分组的总数不一样，就要从头查找错误出在哪里，常常为了查找一个数，就要花费几十分钟，甚至半宿。
22点，铁城和邴楠把各单位的上报总产值数字整理登录完毕。邴楠如释重负，高声喊道：“善科长！完啦！”
善科长：“混小子！谁完啦！”
听到邴楠的喊声，大家立即放下自己手中的报表，拿起算盘子；我和燕恩坐在那就等这个时刻的到来。
铁城开始唱数（父亲在兴农合作社时，晚上加班核算当日收缴“出禾粮”数量时，一个人念数字，几个人打算盘，大家都把念数字叫做“唱数”），办公室一片肃静，只有算盘子噼噼啪啪的声响。一组数字唱完，铁城：“报数！”往往是毋笑斌抢先报数，常常出错；接着是舒凯报出另一个数字，大家随应，“对了！”最后，善科长看余守礼，余守礼点头，铁城才会把数字记下。余守礼离开统计局之后，舒凯代替了他。之后的几年，我也成为算盘子得数的权威。
夜餐。每到年报期间，人委行政处都要安排机关食堂，在半夜为我们提供一顿免费夜餐。机关食堂的顾班长和老哑巴几乎天天值班，他俩和我们统计局的干部格外亲近。
1961年初，做1960年度年报，食堂的夜餐虽然尽可能给我们吃的好一点，还是代食品较多，没有油水。
一天，加班的科室较多，黄局长发话，让秘书科拿点钱，委派程志（他与包子铺熟悉）到天津包子铺预定几屉包子。当时天津包子铺的面粉是定量供应，数量有限。半夜，程志、毋笑斌几个人，把从天津包子铺买来的几屉包子抬到三楼，参加夜战的同志们饱餐一顿。虽然是纯白菜馅，也好像（感觉）有一点天津包子的味道。
以善科长为首，铁城、邴楠、余守礼几个人烟瘾极大。每年年报加班，办公室里总是烟气弥漫。平时，他们抽烟基本上是沈阳的“大生产”，“握手”；但是，绝大多数时间还是抽“大老卷”（烟丝或烟叶末用报表纸或小学生的算术本自己卷）。善科长和邴楠手工卷烟技巧极高。
洪水之后，卷烟成为配给品，烟叶在市场上见不到。这群烟鬼抽烟比吃饭还困难。一日，夜餐之后，善科长为首的烟鬼们烟瘾大发，在平日装烟叶的抽屉、布口袋、信封等等有点烟味的地方仔细翻找、搜寻，一无所得。
燕恩：“有一天报纸上刊登，什么地方的什么什么人拿茄叶当烟叶……”
善科长：“着（zao）啊！怎么把树叶子给忘了！”
毋笑斌：“我看见后院机关车库外边的墙犄角，有一堆杨树叶子。”
善科长：“邴楠！你们几个去后院找一找，搂点回来。”
不一会功夫，邴楠、舒凯几个人鼻子尖冻得通红，用报纸包回一大堆树叶子，放到善科长的两头沉办公桌上。几个烟鬼迫不及待地把树叶子搓碎，很快，每个人的嘴上便叼起自己卷的“大老卷”。接着，他们的嘴上便燃起火焰，一缕缕烟云飘向天花板，很快，烟雾弥漫。腐叶、乱草燃烧的气味充斥办公室，尤其是经常在后院焚烧厕所废纸的气味掺杂其间，令人作呕。邴楠和善科长呛得咳嗽不止。
善科长：“毋笑斌！快！把窗户打开。”
大家忙着用报纸、硬纸板扇出烟雾。不知道是烟呛的，还是笑的，个个都在擦拭流在鼻翼两侧的眼泪。第二天，烟味、臭味仍然残留在办公室。
抄报表。复写报表是一项比较艰苦的工作。这种差事，常常以字迹工整、书写流利等褒赞的缘由落到我的身上。年报要上报国家统计局、省统计局，抄送计委、经委，局内综合科、资料室，还有自留，一般复写7份。加上6层复写纸，共计13层，尽管报表纸比较薄，要想达到最后一页字迹清楚，笔尖上的压力该有多大？母指、食指和中指需要消耗多大能量？（不知道科学家是否计算过？）一点没有夸张的告诉读者：我的右手中指第一节靠近关节横纹右侧形成的老趼（当然还有常年手执钢笔的缘故）直到退休几年之后，才逐渐退去。
人的精力毕竟不是无限的。在夜战当中，熬到下半夜两、三点钟，实在难以坚持，大家就会轮流躺在地板上、头枕报表纸，眯上一觉。
那个时侯，人委机关的锅炉房夜间值班的工人师傅，整宿都会保证我们三楼办公室暖气有足够的热度。现在回忆起来，真应该感激他们。
（2011年6月18日17：4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