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日报
统计日报
到了工业科，善科长安排我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做日报。* *他们是舒凯、周湘夫、詹红琴。我们四个人的年龄上下不差一岁。
舒凯是党员，（工业科当时只有两个党员，另一个是燕恩）是统计局最年轻的老党员；团支部委员。土改时参加工作，属于当时叫做“小鬼”（不是贬义词）一类的有一定资格的“小老干部”。老成持重，常常表现出与其年龄不太一致的举止，待人总是面带微笑。字写得好，喜欢画画，有些艺术天赋，只不过没有受过（初中阶段）图画启蒙教育。他是统计局宣传活动、墙报、黑板报写写画画的组织者和执笔人。1960年辽宁财经学院招收（单位保送）调干本科生，我极力鼓动他报名参加，劝他不要错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他没有去。原因可能是他正在搞对象。
周湘夫，湖南人，中专毕业。从名字看，是一个很有志向、很有籍贯自豪感的人。中等偏高的身材，白净面孔、高额头、大眼睛，是一个很文静、很帅气的小伙子。常常表现出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的神态；对我们科里的同志们偶尔也有些笑容。家庭出身不好，听说还有海外关系。我到科里不久，他就被调出，去了地方开采的小岭子铁矿。搬出了一宿舍。几年后，听说，患结核病，英年早逝。
詹红琴，天真活泼，嗓门极高，打电话时，整个三楼的走廊、以致楼南头紧靠边的办公室都能够听得到她的呼喊声。丈夫是地质工作者，常年工作在荒郊野外、崇山峻岭之间。她为有一个地质工作者丈夫引以为自豪。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是遣愁索笑，嬉闹不已。调出统计局之后，很少再见到她。
我坐到办公桌前的第一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电话。我们四个人的办公桌并在一起，桌面上两台电话。电话铃声一响，四只手一起伸向电话机，谁的手快，抓起耳机，谁就记录下边上报的数字。
我们的电话号码至今记忆犹存，一台是4488，一台是5611。4488这个号码，是鞍山市极其特殊的号码。除了战争，重大自然灾害，国家、省、市领导人之间的通话之外，一切长途通话都要给4488让路。邮电局长途台有专门的接线员接我们的电话；我们四个人挂长途的时候不用报姓名，只要报编号就可以了；舒凯为1号，我是4号。由于电话局服务工作热情周到，我们局在年末曾由副科长率领我们几个人，给电话局送去锦旗，表扬他们兢兢业业、热情周到的大跃进精神。我们几个人与接线员见了面，当面致谢。
接电话，打电话，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每天每日、长时间听电话，耳朵、手都很不舒服。在毛主席批示《鞍钢宪法》之后，鞍山市掀起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新高潮。邮电局与我们共同研究改造我们的电话。具体研制、改造电话的是邮电局的事情，我们只是挂个名而已。
改革后的电话机出炉了。基本上是一台（长不超过30厘米、高和宽20厘米左右、木壳、奶黄色）收音机的样式。正面左侧是拨号转盘，右侧是扩音器（扩大对方声音）窗口；具有收音机的功能。实际上就是现在电话机的免提功能。电话机上有电话接听、切断按钮，还有收音机开关和调频旋钮，使用很方便。
新电话机成了我的至宝，在我较长期住在办公室看守电话那段日子里，它就是我排遣时光的伴侣。夜深，有时还能够听到“敌台”；虽然我们自信具备一定的判断、抵御能力，听“敌台”也是不允许的。
同时，邮电局又给我们“发明创造”了一台自动报数试验装置。是一个与电话线相连接的机械自动打字机构。选择红旗拖拉机厂做试验。每天红旗拖拉机厂按产品编号、产品数量输入电话机，我们工业科就会收到电话上的打字机构打印在纸卷上的日报数字。每每接受红旗拖拉机厂报数的时候，打字装置就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噪音。没有推广。
日报的内容都是国家统计局规定的上报目录的工业产品，鞍钢的主要产品都在目录当中。其他产品目录上有的，我们鞍山并不多。履带式红旗拖拉机（当时中国只有洛阳、鞍山生产拖拉机，大马力拖拉机也只有鞍山生产），铁路器材，铁塔，闹钟；辽阳的棉纱、棉布、麻袋、工业纸板、制药机械、造纸机械、化肥（过磷酸钙）、无烟煤；海城的丝及丝织品，日用陶瓷，纺织机械、滑石粉等等。
给我们上报日报的单位有鞍钢计划处统计科、辽阳市统计局、海城县统计局，以及市内的上报目录上有产品的企业，有红旗拖拉机厂、铁塔厂、铁路器材厂、钟表厂、鞍山钢铁厂（地方颇具规模的小型联合钢铁企业，称为“小鞍钢”；当时叫做“小洋群”；关停并转的时候“忍痛割爱”关闭了）等。
辽阳、海城、鞍钢和各个企业每天必须在上午十点钟之前电话上报数字；鞍钢除了电话报数之外，每天还要报送一份打字的《鞍钢生产日报》（绝密），除了统计数字，还有当日的生产情况，包括炼焦煤到货卸车、厂内运输、事故等等。当然有重要事项，在电话中也要口头汇报。鞍钢上报日报从来不用催促，总是及时上报；因为，他们同时要向冶金部上报，对待冶金部他们从来不敢怠慢，我们自然也跟着借光。海城比较讲信用，答应什么时候上报，一定会按约定报来。唯独辽阳市的同志，往往在催报时满口应承，就是迟迟不来电话；每天最后一家报来的一定是辽阳。当然，客观上辽阳困难较大。他们下边的上报企业家数和我们差不多，工作量较大，所以，我们很是理解，从来没有对他们有过过激的要求。
下边报上来的数字，除了钢、生铁、钢材、焦炭需要把鞍钢和地方企业的数字相加，其他产品都是独家生产，所以，只要所有单位都上报完毕，我们就立即向邮电局要长途（长途台号码为06）。我们整理汇总后的日报通过电话直接上报给国家统计局和辽宁省统计局。
虽然我们的4488号码是其他长途电话必须让路的特殊电话，能够接通省统计局，总得等上十分八分钟才成；接通国家统计局短则十分钟，长则半个小时。习以为常，我们只要要了长途，也只好耐心的等待。接通之后，依仗我们年轻耳朵好使，嗓门高亢，在恰如吵架一般的大喊大叫声中把一个一个数字报完。
每天上午十点钟之前，我们打电话的吼声充斥人委机关三楼（包括二楼），压倒其它一切声音。楼里没有人对此有任何说辞。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激情燃烧的景象可谓彰明较著（这是我当时的实际感受）。
向国家和省里上报日报之后，立即进入日报工作的第二阶段。即向市委、市人委领导及有关部门发送鞍山工业生产情况日报。日报已经形成固定格式。我们把当天数字填写在事先打好的表格中，写上简要说明，交给打字员，打字后，油印，盖上绝密印章，送出。这一切，都要在午饭之前完成。其紧张程度，不言而喻。
有两件事情印象深刻。一是印刷。大跃进的年代，也是在国家机关提倡增产节约的年代。节约一张纸，都是国家干部的职责和荣耀。党员舒凯为我们做出榜样。油印的时候，涂油墨，在纱网上把油墨摊开、滚匀总是要用几张纸进行试验，直到达到预期效果为止。舒凯却能够做到只用蜡纸的垫纸做实验，不浪费一张好纸，而能够高水平地油印出没有瑕疵的印刷品。受他的影响，我也很快地掌握了不浪费一张好纸的技巧。我们印刷日报完毕，很少把油印机弄得满身油污；很少见到满地都是不合格的废纸。自然，在全局成为增产节约的模范和带头人。
第二件事情。市委书记、市人委市长的日报都要我们科派人亲自去送；其他的交给二楼机要处，由他们分送。市委的，送给“二工交”（市委当时有第一工交部、第二工交部，分别对口鞍钢与地方企业）。我到了科里以后，这个差事就落到了我这个新手的身上，那三位虽然年龄相仿，资格毕竟老啊。其实，就是跑腿，下楼上楼而已，这也是表明自己工作态度的实际行动。市长在二楼，下楼交给市长秘书室就行。市委在马路对面，上二楼，交给“二工交”部长办公室的一位女秘书，也就完事。从市委出来，直奔食堂吃饭，一个上午就这样忙的不可开交地过去了。有时候，上厕所都忘了；不是夸张。
四个人四只手一起抓电话的情景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我到科里不长时间，周湘夫被调出做临时工作，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调到了小岭子铁矿。舒凯过了一段时间，离开日报工作，就剩下詹红琴和我了。到了1960年，日报工作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唱独角戏了。
1960年中央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坚决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达到了高峰。全国计划钢产量为1840万吨。鞍山计划钢产量655万吨，争取达到700万吨；比上一年实际产量增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大跃进的浪潮推动下，钢铁日报工作更为紧张。鞍钢的日报，每天8点之前就报到我局。这样，必须有人在办公室值班。值班的人责无旁贷地落到我这个独身的头上。
工业科办公室靠走廊一侧墙的窗下的木床成了我的专用，被褥都是从行政处领的。从此办公室就成了我日夜常在、起居工作的地方。我在一宿舍的床铺成了省统计局工业处下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同志们免费的居所。那个年代，省统计局干部（每个月的月初月末工业处经常有一、两个人）到市里（重点了解鞍钢生产情况）出差，基本都是住我们的宿舍，在我们机关食堂吃饭，很少有住招待所的。
每天，报日报与我通话时间最长、天天都通话的是鞍钢统计科的赵国生。他是我的同龄人，冶金专科学校毕业，和我一样，也是科里的“小字辈”。拿起电话，不用说话，听到呼吸，我就会知道是他；同样，他也是如此。只不过，几个月过去了，他没有见过我，我也没有见过他。
一次，在市委门前一个重要集会，他们科里的大部分同志都来参加大会，唯独他还要看电话，接听下面厂矿随时汇报情况。为了能够让他听到会议情况，我把我们改造过的电话挪到正对市委那边的窗台上，通过电话，他高兴地听了一段市委第一书记的讲话。
我们两个终于见面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科里的几个人去鞍钢统计科，一进屋，我立即走向赵国生，他也犹如见到老熟人似的，向我走过来。那个时侯，并不是如电视剧里臆造的那样，两个期盼已久的人，见了面就是（如苏联人那样）热烈拥抱。我们两个把四只手紧紧的握到一起。鞍钢统计科曾科长笑道，“你们俩，好像没有见过面吧？”
赵国生：“没有。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他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我：“真是心有灵犀呀！和他一样，我也是，想象中的他，就是这个形象。”
大家哈哈大笑。
赵国生在文革期间，志愿报名去了水城，参加三线水钢的建设。听说，改革开放之后当上了贵州省冶金厅厅长。
在政府统计部门工作过的人中，做过日报的人，不说是凤毛麟角大概也是寥寥无几。在近30年的统计生涯中，我从做日报开始，做遍了月报、季报、年报，可以说，是一个极其难得的统计人生。我十分珍惜做统计日报的这段经历，特别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2011年2月20日15：52：17）
到了工业科，善科长安排我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做日报。* *他们是舒凯、周湘夫、詹红琴。我们四个人的年龄上下不差一岁。
舒凯是党员，（工业科当时只有两个党员，另一个是燕恩）是统计局最年轻的老党员；团支部委员。土改时参加工作，属于当时叫做“小鬼”（不是贬义词）一类的有一定资格的“小老干部”。老成持重，常常表现出与其年龄不太一致的举止，待人总是面带微笑。字写得好，喜欢画画，有些艺术天赋，只不过没有受过（初中阶段）图画启蒙教育。他是统计局宣传活动、墙报、黑板报写写画画的组织者和执笔人。1960年辽宁财经学院招收（单位保送）调干本科生，我极力鼓动他报名参加，劝他不要错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他没有去。原因可能是他正在搞对象。
周湘夫，湖南人，中专毕业。从名字看，是一个很有志向、很有籍贯自豪感的人。中等偏高的身材，白净面孔、高额头、大眼睛，是一个很文静、很帅气的小伙子。常常表现出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的神态；对我们科里的同志们偶尔也有些笑容。家庭出身不好，听说还有海外关系。我到科里不久，他就被调出，去了地方开采的小岭子铁矿。搬出了一宿舍。几年后，听说，患结核病，英年早逝。
詹红琴，天真活泼，嗓门极高，打电话时，整个三楼的走廊、以致楼南头紧靠边的办公室都能够听得到她的呼喊声。丈夫是地质工作者，常年工作在荒郊野外、崇山峻岭之间。她为有一个地质工作者丈夫引以为自豪。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是遣愁索笑，嬉闹不已。调出统计局之后，很少再见到她。
我坐到办公桌前的第一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电话。我们四个人的办公桌并在一起，桌面上两台电话。电话铃声一响，四只手一起伸向电话机，谁的手快，抓起耳机，谁就记录下边上报的数字。
我们的电话号码至今记忆犹存，一台是4488，一台是5611。4488这个号码，是鞍山市极其特殊的号码。除了战争，重大自然灾害，国家、省、市领导人之间的通话之外，一切长途通话都要给4488让路。邮电局长途台有专门的接线员接我们的电话；我们四个人挂长途的时候不用报姓名，只要报编号就可以了；舒凯为1号，我是4号。由于电话局服务工作热情周到，我们局在年末曾由副科长率领我们几个人，给电话局送去锦旗，表扬他们兢兢业业、热情周到的大跃进精神。我们几个人与接线员见了面，当面致谢。
接电话，打电话，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每天每日、长时间听电话，耳朵、手都很不舒服。在毛主席批示《鞍钢宪法》之后，鞍山市掀起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新高潮。邮电局与我们共同研究改造我们的电话。具体研制、改造电话的是邮电局的事情，我们只是挂个名而已。
改革后的电话机出炉了。基本上是一台（长不超过30厘米、高和宽20厘米左右、木壳、奶黄色）收音机的样式。正面左侧是拨号转盘，右侧是扩音器（扩大对方声音）窗口；具有收音机的功能。实际上就是现在电话机的免提功能。电话机上有电话接听、切断按钮，还有收音机开关和调频旋钮，使用很方便。
新电话机成了我的至宝，在我较长期住在办公室看守电话那段日子里，它就是我排遣时光的伴侣。夜深，有时还能够听到“敌台”；虽然我们自信具备一定的判断、抵御能力，听“敌台”也是不允许的。
同时，邮电局又给我们“发明创造”了一台自动报数试验装置。是一个与电话线相连接的机械自动打字机构。选择红旗拖拉机厂做试验。每天红旗拖拉机厂按产品编号、产品数量输入电话机，我们工业科就会收到电话上的打字机构打印在纸卷上的日报数字。每每接受红旗拖拉机厂报数的时候，打字装置就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噪音。没有推广。
日报的内容都是国家统计局规定的上报目录的工业产品，鞍钢的主要产品都在目录当中。其他产品目录上有的，我们鞍山并不多。履带式红旗拖拉机（当时中国只有洛阳、鞍山生产拖拉机，大马力拖拉机也只有鞍山生产），铁路器材，铁塔，闹钟；辽阳的棉纱、棉布、麻袋、工业纸板、制药机械、造纸机械、化肥（过磷酸钙）、无烟煤；海城的丝及丝织品，日用陶瓷，纺织机械、滑石粉等等。
给我们上报日报的单位有鞍钢计划处统计科、辽阳市统计局、海城县统计局，以及市内的上报目录上有产品的企业，有红旗拖拉机厂、铁塔厂、铁路器材厂、钟表厂、鞍山钢铁厂（地方颇具规模的小型联合钢铁企业，称为“小鞍钢”；当时叫做“小洋群”；关停并转的时候“忍痛割爱”关闭了）等。
辽阳、海城、鞍钢和各个企业每天必须在上午十点钟之前电话上报数字；鞍钢除了电话报数之外，每天还要报送一份打字的《鞍钢生产日报》（绝密），除了统计数字，还有当日的生产情况，包括炼焦煤到货卸车、厂内运输、事故等等。当然有重要事项，在电话中也要口头汇报。鞍钢上报日报从来不用催促，总是及时上报；因为，他们同时要向冶金部上报，对待冶金部他们从来不敢怠慢，我们自然也跟着借光。海城比较讲信用，答应什么时候上报，一定会按约定报来。唯独辽阳市的同志，往往在催报时满口应承，就是迟迟不来电话；每天最后一家报来的一定是辽阳。当然，客观上辽阳困难较大。他们下边的上报企业家数和我们差不多，工作量较大，所以，我们很是理解，从来没有对他们有过过激的要求。
下边报上来的数字，除了钢、生铁、钢材、焦炭需要把鞍钢和地方企业的数字相加，其他产品都是独家生产，所以，只要所有单位都上报完毕，我们就立即向邮电局要长途（长途台号码为06）。我们整理汇总后的日报通过电话直接上报给国家统计局和辽宁省统计局。
虽然我们的4488号码是其他长途电话必须让路的特殊电话，能够接通省统计局，总得等上十分八分钟才成；接通国家统计局短则十分钟，长则半个小时。习以为常，我们只要要了长途，也只好耐心的等待。接通之后，依仗我们年轻耳朵好使，嗓门高亢，在恰如吵架一般的大喊大叫声中把一个一个数字报完。
每天上午十点钟之前，我们打电话的吼声充斥人委机关三楼（包括二楼），压倒其它一切声音。楼里没有人对此有任何说辞。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激情燃烧的景象可谓彰明较著（这是我当时的实际感受）。
向国家和省里上报日报之后，立即进入日报工作的第二阶段。即向市委、市人委领导及有关部门发送鞍山工业生产情况日报。日报已经形成固定格式。我们把当天数字填写在事先打好的表格中，写上简要说明，交给打字员，打字后，油印，盖上绝密印章，送出。这一切，都要在午饭之前完成。其紧张程度，不言而喻。
有两件事情印象深刻。一是印刷。大跃进的年代，也是在国家机关提倡增产节约的年代。节约一张纸，都是国家干部的职责和荣耀。党员舒凯为我们做出榜样。油印的时候，涂油墨，在纱网上把油墨摊开、滚匀总是要用几张纸进行试验，直到达到预期效果为止。舒凯却能够做到只用蜡纸的垫纸做实验，不浪费一张好纸，而能够高水平地油印出没有瑕疵的印刷品。受他的影响，我也很快地掌握了不浪费一张好纸的技巧。我们印刷日报完毕，很少把油印机弄得满身油污；很少见到满地都是不合格的废纸。自然，在全局成为增产节约的模范和带头人。
第二件事情。市委书记、市人委市长的日报都要我们科派人亲自去送；其他的交给二楼机要处，由他们分送。市委的，送给“二工交”（市委当时有第一工交部、第二工交部，分别对口鞍钢与地方企业）。我到了科里以后，这个差事就落到了我这个新手的身上，那三位虽然年龄相仿，资格毕竟老啊。其实，就是跑腿，下楼上楼而已，这也是表明自己工作态度的实际行动。市长在二楼，下楼交给市长秘书室就行。市委在马路对面，上二楼，交给“二工交”部长办公室的一位女秘书，也就完事。从市委出来，直奔食堂吃饭，一个上午就这样忙的不可开交地过去了。有时候，上厕所都忘了；不是夸张。
四个人四只手一起抓电话的情景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我到科里不长时间，周湘夫被调出做临时工作，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调到了小岭子铁矿。舒凯过了一段时间，离开日报工作，就剩下詹红琴和我了。到了1960年，日报工作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唱独角戏了。
1960年中央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坚决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达到了高峰。全国计划钢产量为1840万吨。鞍山计划钢产量655万吨，争取达到700万吨；比上一年实际产量增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大跃进的浪潮推动下，钢铁日报工作更为紧张。鞍钢的日报，每天8点之前就报到我局。这样，必须有人在办公室值班。值班的人责无旁贷地落到我这个独身的头上。
工业科办公室靠走廊一侧墙的窗下的木床成了我的专用，被褥都是从行政处领的。从此办公室就成了我日夜常在、起居工作的地方。我在一宿舍的床铺成了省统计局工业处下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同志们免费的居所。那个年代，省统计局干部（每个月的月初月末工业处经常有一、两个人）到市里（重点了解鞍钢生产情况）出差，基本都是住我们的宿舍，在我们机关食堂吃饭，很少有住招待所的。
每天，报日报与我通话时间最长、天天都通话的是鞍钢统计科的赵国生。他是我的同龄人，冶金专科学校毕业，和我一样，也是科里的“小字辈”。拿起电话，不用说话，听到呼吸，我就会知道是他；同样，他也是如此。只不过，几个月过去了，他没有见过我，我也没有见过他。
一次，在市委门前一个重要集会，他们科里的大部分同志都来参加大会，唯独他还要看电话，接听下面厂矿随时汇报情况。为了能够让他听到会议情况，我把我们改造过的电话挪到正对市委那边的窗台上，通过电话，他高兴地听了一段市委第一书记的讲话。
我们两个终于见面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科里的几个人去鞍钢统计科，一进屋，我立即走向赵国生，他也犹如见到老熟人似的，向我走过来。那个时侯，并不是如电视剧里臆造的那样，两个期盼已久的人，见了面就是（如苏联人那样）热烈拥抱。我们两个把四只手紧紧的握到一起。鞍钢统计科曾科长笑道，“你们俩，好像没有见过面吧？”
赵国生：“没有。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他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我：“真是心有灵犀呀！和他一样，我也是，想象中的他，就是这个形象。”
大家哈哈大笑。
赵国生在文革期间，志愿报名去了水城，参加三线水钢的建设。听说，改革开放之后当上了贵州省冶金厅厅长。
在政府统计部门工作过的人中，做过日报的人，不说是凤毛麟角大概也是寥寥无几。在近30年的统计生涯中，我从做日报开始，做遍了月报、季报、年报，可以说，是一个极其难得的统计人生。我十分珍惜做统计日报的这段经历，特别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2011年2月20日15：5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