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统计局
踏入统计局
到人事局数日后，李同志对我和颜宪言说，“两位同学，经统计局同意，市里决定，你们两个都被分配到统计局工作。()明天上午统计局来人，接你们两个上楼（统计局在市人委三楼）报到。”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们两个高高兴兴地来到人事局。李同志立即拿起电话，拨通了统计局，“找尚科长！……尚科长吗，下来领人吧。”对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话，李同志撂下电话说道，“尚科长今天有一件非办不可的事情，下不来了。你们两个再等一天。”
就这样，等到第七天。性情和蔼的李同志生气了。他拿起电话，拨通后，“是尚科长？人，还要不要了！不要，我们就分配给别的单位了。”对方短促地应了一句，电话撂了。李同志对我们两个说，“这就下来。——太不像话了！”
门开了，进来一个人。中等身材，四十岁上下年龄，体魄强健；可能是受面部客观条件（严重的天花遗迹）的影响，表情严肃的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他看了看李同志，又转向我们两个，说道，“他俩？”
李同志：“是。”
尚科长：“走！上楼！”脸色阴沉，多一个字都没有说。
尚科长是老八路，山东人，任统计局秘书科科长。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已经超过成婚年龄，组织上给安排了一个对象，组成了幸福的家庭。由于双方缺乏生育能力，从民政局由上海送来的孤儿中（优先）挑选了一儿一女。这对儿女健康、聪明、漂亮、活泼，人见人爱。
尚科长掌握统计局党政大权，日常总是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喝酒、打扑克的时候也会爆发笑容。我结婚时，在人委机关三楼会议室，他是以秘书科长的身份主持了茶话会一般的婚礼。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他是“解放兵”（被国民党抓丁入伍，被我军获俘），成了群众审查的对象。当然 ，只是闹剧一场。文革之后，他被安排到其他单位工作。退休后，大家还是把他作为统计局的元老，老统计局（指文革前的统计局）的同志们集会时，从不忘记邀他到场。
到了统计局秘书科，尚科长把我们两个交给了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同志——夏秘书。夏秘书辽东会计学校毕业，年轻美貌，青春似火，热情奔放。不幸，爱人获罪——反革命分子。她与他划清界限，离了婚。
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辆手推车，帮助我和颜宪言到火车站行李房取出了行李，把我们送到人委机关第二宿舍。几个月之后，局里在市里给颜宪言和妻子要了一户房子，搬出了二宿舍，住到山南。我在二宿舍住了不久，搬到了离机关更近、市立医院西侧、紧靠有轨电车道的人委机关第一宿舍，直到结婚。
一宿舍是一栋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二层灰色小楼。楼里住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没有对象的男性年轻光棍儿。宿舍大门正对有轨电车道。一进门，门旁右侧是看管宿舍的老头（不知姓名）住的传达室。往里，洗漱室，兼烧水房；有煤气灶，可以做饭。再往里，一间较大的屋子，摆放十来张铁床，刚刚入住一宿舍的人，都要首先住在这里，等待升级到里面的房间。楼上楼下的标准房间（估计不到20间），大窗户、木地板、靠门的两侧是嵌在墙内的、木拉门的大暗柜。一个屋住三个人。是我居住过的条件最好的，也是时间最长的独身宿舍。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高楼大厦的崛起，它已经荡然无存。不过，在它消逝的前些日子，我怕再也看不到它，拍了一张照片；夹杂在哪个相册中，一时没有找到。
住在一宿舍的统计局干部较多。最多时有十四、五人之多。我离开一宿舍的时候，还剩三个人。
颜宪言被分配到统计局财贸科，我被分配到工业科。颜宪言好像有些专业不对口，而我，则是真正的门当户对！
工业科办公室是统计局最大的办公室，也是三楼最大的房间（除了三楼会议室）。地板虽然已经脱漆，仍然保存着暗红的颜色。与省统计局对比，办公条件好像高出一个等级。办公桌基本上是一头沉，省统计局基本上是三屉桌比例较大；座椅基本上是皮面、弹簧坐面靠背椅，省统计局基本上是木板坐面靠背椅。科长是两头沉的写字台，坐的是转椅，省统计局大概只有处长才会有此待遇。大概这就是中央直辖市的办公配备。
屋里挤了十来个人，显得有些拥挤。
靠门左侧有一个米黄色、柜门镶嵌大镜子的大卷柜，十分显眼；后来科里同志们告诉我，那是解放后土改时斗争资本家的胜利果实。
工业科的善科长，小个，胖，满脸都是绷得很紧的肌肉，表情单一，目光炯炯的背面有一种难以理解的眼神，官气逼人。善科长省里调来的，有资格，有能力；17级，是科长中级别最高的，当然，牛一点并不为过。打乒乓球善于使用腕力，比较刁钻。儿子已经是团员了，他还没有退团。积极要求入党，始终未能如愿以偿（文革以后，是否入党了，不得而知）。
工业科是统计局最大的科室，经常保持在八、九个人以上。我在工业科期间，一起工作过的有燕恩、铁城、余守礼、毋笑斌、舒凯、邴楠、周湘夫、周淑琴、詹红琴、魏桂琴、邓玫芬、文超以及（1960年为了扩大党政机关中工人阶级比例，鞍钢向地方输送科级干部，其中，统计局3人）闾富和（之一）科长等十余人。余守礼、毋笑斌、邴楠、周湘夫、文超等都是一宿舍的舍友。
我到科里不久，余守礼调回江西老家；周湘夫因为社会关系问题，调到小岭子铁矿；文超由于父亲在押等原因下放回农村；詹红琴在1960年统计“归口”后，不知道什么原因，离开了统计局；毋笑斌在精简城市人口的时候，主动要求回陕西老家。
燕恩调到综合科，不久提拔为副科长。燕恩是工业科科里编写统计分析报告的执笔人，月度、季度、年度的统计分析报告都是由他完成的。燕恩钢笔字写的很好，工整、流利，自成一体。车工出身，是五十年代工业普查时从工厂抽调上来的临时工作人员。由于工作能力强、表现积极，被留到了统计局。
铁城是统计报表大拿，特别是年报，基本上是由他一手包办。是我们局乒乓球、篮球的领军人物。北京人，平时总是操着一口标准的京腔。父母兄弟等家人都在北京。
舒凯、周湘夫、詹红琴做日报；到了工业科，我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下一篇再说）。
当时，统计局有7个科室，后来又成立了家计调查科，进度科。
1959年机关干部人数40多人，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中止统计工作，去千山斗批改学习班时56人（统计志记载53人）。
统计局在当时党政机关中，整体文化素质还是比较高的。年轻人较多，在人委机关中十分活跃。党团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机关党委、机关团委各项活动中的不可或缺的力量。有近一半人受过统计专业教育，其中可以分成两部分，十余人是东北财经学院的本科（3人）或（培训）专修科学生；我到统计局的时候有5人毕业于国家统计局西安统计学校。这5个人，除了高桐在鞍山娶妻生子、安家立业，其余的几个人都离开统计局回到陕西老家。六十年代初期又有两个人到中国人民大学专修深造。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占三分之二左右。
那个时侯，机关文体活动比较活跃。统计局的乒乓球、篮球在党政群机关属于一流水平。乒乓球与团市委、广播电台、报社不相上下，常常名列前茅。当然，我也是其中主力队员。篮球我虽然不乏基本功，但是，个头太小，绝对成不了主力；实在人手不足了，我也可以顶上一阵子。每每篮球比赛，统计局总是可以排上前几名。
工间操在人委机关从未间断，只要国家颁布了新的广播体操，我们很快就会学会。可惜，大概是进入二十一世纪？机关门前不再见到机关干部做广播体操的身影。
统计局女同志比例较大，占全局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是党政机关中女同志最多的单位（比不上妇联）。人委机关每逢重大庆祝活动，或逢年过节，统计局的大合唱、小合唱总是少不了的。
统计局的重要人物，是黄局长。按统计志记载，黄局长正式被任命为统计局副局长是在我踏入统计局之后的十二月分。这之前他是1953年任命的市人民政府统计处副处长。但是，所有的人都叫他黄局长。
我到统计局之后，他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他与我的关系，基本上是在全局各种会议上听他的讲话。只有一次，在工业科，他习惯地在办公室从门走到窗户，再从窗户走到门，来回踱步；以领导者教导下属的、和颜悦色的、很有成就感的语气，对我说，“写得不错！已经入门了，就这么写！”他是指我写的一份月度统计分析报告，就是那种党政领导（十分关心）必看的统计数字文字化的全市工业生产情况。对于我这个新手，自然感到欣慰，受到鼓舞；这也可能是我在统计工作中逐渐“崭露头角”的开端。
关于黄局长的故事，多多，将会陆续出现在以后的章节之中。
那个时侯，毕业分配要携带三个“关系”到所在地报到。分配到统计局之后，这，自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把户口、粮食等关系从沈阳、学校转移到鞍山、新的工作单位。户口关系、粮食关系交给了夏秘书统一办理。团关系由我自己到团市委去落户。
1969年5月4日共青团中央颁布团徽，发给全国的共青团员佩戴。恰恰我落户统计局不久，团徽才发放到鞍山的团员。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刺激。
我是带着留团查看一年的团内处分来到鞍山的。这一点，恰恰符合黄局长的管理干部的需要。我到局里不久，就听到同志们闲谈，说，黄局长曾对他的得力助手们说过，“管干部，要抓住他们的‘小辫子’，有事没事、得经常地扽一扽，这样他们才能够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听话。”听了这番话，虽然没有毛骨悚然，也不免把尾巴夹得更紧一些；尽可能不让“小辫子”支楞起来。
临离校的时候，支部领导告诉我，到了工作岗位，每一个月都要写一份思想汇报，以表达改正错误的决心；争取处分期满后，能够顺利地撤销处分。在到了统计局近一年的时间里，我老老实实地每一个月都及时地向团支部交一份书面思想汇报，没有一次遗漏。
有了小辫子，就应该尽快的剪掉！如果处分不能够按时撤销，也许会影响到一年见习期转正。当然，踏入统计局一年后，转正了，工资由46元调到56元（6类地区，22级）。
我的虔诚的悔过态度，感动了局里26名团员，实现了到期撤销留团查看一年的处分；戴上了团徽。当然，在其后的填写各种涉及个人履历的材料中，在受过何种处分一栏中，绝对不能漏掉“留团查看一年”的记录。
（2011年2月8日17：38：53）
到人事局数日后，李同志对我和颜宪言说，“两位同学，经统计局同意，市里决定，你们两个都被分配到统计局工作。()明天上午统计局来人，接你们两个上楼（统计局在市人委三楼）报到。”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们两个高高兴兴地来到人事局。李同志立即拿起电话，拨通了统计局，“找尚科长！……尚科长吗，下来领人吧。”对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话，李同志撂下电话说道，“尚科长今天有一件非办不可的事情，下不来了。你们两个再等一天。”
就这样，等到第七天。性情和蔼的李同志生气了。他拿起电话，拨通后，“是尚科长？人，还要不要了！不要，我们就分配给别的单位了。”对方短促地应了一句，电话撂了。李同志对我们两个说，“这就下来。——太不像话了！”
门开了，进来一个人。中等身材，四十岁上下年龄，体魄强健；可能是受面部客观条件（严重的天花遗迹）的影响，表情严肃的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他看了看李同志，又转向我们两个，说道，“他俩？”
李同志：“是。”
尚科长：“走！上楼！”脸色阴沉，多一个字都没有说。
尚科长是老八路，山东人，任统计局秘书科科长。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已经超过成婚年龄，组织上给安排了一个对象，组成了幸福的家庭。由于双方缺乏生育能力，从民政局由上海送来的孤儿中（优先）挑选了一儿一女。这对儿女健康、聪明、漂亮、活泼，人见人爱。
尚科长掌握统计局党政大权，日常总是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喝酒、打扑克的时候也会爆发笑容。我结婚时，在人委机关三楼会议室，他是以秘书科长的身份主持了茶话会一般的婚礼。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他是“解放兵”（被国民党抓丁入伍，被我军获俘），成了群众审查的对象。当然 ，只是闹剧一场。文革之后，他被安排到其他单位工作。退休后，大家还是把他作为统计局的元老，老统计局（指文革前的统计局）的同志们集会时，从不忘记邀他到场。
到了统计局秘书科，尚科长把我们两个交给了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同志——夏秘书。夏秘书辽东会计学校毕业，年轻美貌，青春似火，热情奔放。不幸，爱人获罪——反革命分子。她与他划清界限，离了婚。
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辆手推车，帮助我和颜宪言到火车站行李房取出了行李，把我们送到人委机关第二宿舍。几个月之后，局里在市里给颜宪言和妻子要了一户房子，搬出了二宿舍，住到山南。我在二宿舍住了不久，搬到了离机关更近、市立医院西侧、紧靠有轨电车道的人委机关第一宿舍，直到结婚。
一宿舍是一栋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二层灰色小楼。楼里住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没有对象的男性年轻光棍儿。宿舍大门正对有轨电车道。一进门，门旁右侧是看管宿舍的老头（不知姓名）住的传达室。往里，洗漱室，兼烧水房；有煤气灶，可以做饭。再往里，一间较大的屋子，摆放十来张铁床，刚刚入住一宿舍的人，都要首先住在这里，等待升级到里面的房间。楼上楼下的标准房间（估计不到20间），大窗户、木地板、靠门的两侧是嵌在墙内的、木拉门的大暗柜。一个屋住三个人。是我居住过的条件最好的，也是时间最长的独身宿舍。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高楼大厦的崛起，它已经荡然无存。不过，在它消逝的前些日子，我怕再也看不到它，拍了一张照片；夹杂在哪个相册中，一时没有找到。
住在一宿舍的统计局干部较多。最多时有十四、五人之多。我离开一宿舍的时候，还剩三个人。
颜宪言被分配到统计局财贸科，我被分配到工业科。颜宪言好像有些专业不对口，而我，则是真正的门当户对！
工业科办公室是统计局最大的办公室，也是三楼最大的房间（除了三楼会议室）。地板虽然已经脱漆，仍然保存着暗红的颜色。与省统计局对比，办公条件好像高出一个等级。办公桌基本上是一头沉，省统计局基本上是三屉桌比例较大；座椅基本上是皮面、弹簧坐面靠背椅，省统计局基本上是木板坐面靠背椅。科长是两头沉的写字台，坐的是转椅，省统计局大概只有处长才会有此待遇。大概这就是中央直辖市的办公配备。
屋里挤了十来个人，显得有些拥挤。
靠门左侧有一个米黄色、柜门镶嵌大镜子的大卷柜，十分显眼；后来科里同志们告诉我，那是解放后土改时斗争资本家的胜利果实。
工业科的善科长，小个，胖，满脸都是绷得很紧的肌肉，表情单一，目光炯炯的背面有一种难以理解的眼神，官气逼人。善科长省里调来的，有资格，有能力；17级，是科长中级别最高的，当然，牛一点并不为过。打乒乓球善于使用腕力，比较刁钻。儿子已经是团员了，他还没有退团。积极要求入党，始终未能如愿以偿（文革以后，是否入党了，不得而知）。
工业科是统计局最大的科室，经常保持在八、九个人以上。我在工业科期间，一起工作过的有燕恩、铁城、余守礼、毋笑斌、舒凯、邴楠、周湘夫、周淑琴、詹红琴、魏桂琴、邓玫芬、文超以及（1960年为了扩大党政机关中工人阶级比例，鞍钢向地方输送科级干部，其中，统计局3人）闾富和（之一）科长等十余人。余守礼、毋笑斌、邴楠、周湘夫、文超等都是一宿舍的舍友。
我到科里不久，余守礼调回江西老家；周湘夫因为社会关系问题，调到小岭子铁矿；文超由于父亲在押等原因下放回农村；詹红琴在1960年统计“归口”后，不知道什么原因，离开了统计局；毋笑斌在精简城市人口的时候，主动要求回陕西老家。
燕恩调到综合科，不久提拔为副科长。燕恩是工业科科里编写统计分析报告的执笔人，月度、季度、年度的统计分析报告都是由他完成的。燕恩钢笔字写的很好，工整、流利，自成一体。车工出身，是五十年代工业普查时从工厂抽调上来的临时工作人员。由于工作能力强、表现积极，被留到了统计局。
铁城是统计报表大拿，特别是年报，基本上是由他一手包办。是我们局乒乓球、篮球的领军人物。北京人，平时总是操着一口标准的京腔。父母兄弟等家人都在北京。
舒凯、周湘夫、詹红琴做日报；到了工业科，我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下一篇再说）。
当时，统计局有7个科室，后来又成立了家计调查科，进度科。
1959年机关干部人数40多人，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中止统计工作，去千山斗批改学习班时56人（统计志记载53人）。
统计局在当时党政机关中，整体文化素质还是比较高的。年轻人较多，在人委机关中十分活跃。党团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机关党委、机关团委各项活动中的不可或缺的力量。有近一半人受过统计专业教育，其中可以分成两部分，十余人是东北财经学院的本科（3人）或（培训）专修科学生；我到统计局的时候有5人毕业于国家统计局西安统计学校。这5个人，除了高桐在鞍山娶妻生子、安家立业，其余的几个人都离开统计局回到陕西老家。六十年代初期又有两个人到中国人民大学专修深造。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占三分之二左右。
那个时侯，机关文体活动比较活跃。统计局的乒乓球、篮球在党政群机关属于一流水平。乒乓球与团市委、广播电台、报社不相上下，常常名列前茅。当然，我也是其中主力队员。篮球我虽然不乏基本功，但是，个头太小，绝对成不了主力；实在人手不足了，我也可以顶上一阵子。每每篮球比赛，统计局总是可以排上前几名。
工间操在人委机关从未间断，只要国家颁布了新的广播体操，我们很快就会学会。可惜，大概是进入二十一世纪？机关门前不再见到机关干部做广播体操的身影。
统计局女同志比例较大，占全局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是党政机关中女同志最多的单位（比不上妇联）。人委机关每逢重大庆祝活动，或逢年过节，统计局的大合唱、小合唱总是少不了的。
统计局的重要人物，是黄局长。按统计志记载，黄局长正式被任命为统计局副局长是在我踏入统计局之后的十二月分。这之前他是1953年任命的市人民政府统计处副处长。但是，所有的人都叫他黄局长。
我到统计局之后，他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他与我的关系，基本上是在全局各种会议上听他的讲话。只有一次，在工业科，他习惯地在办公室从门走到窗户，再从窗户走到门，来回踱步；以领导者教导下属的、和颜悦色的、很有成就感的语气，对我说，“写得不错！已经入门了，就这么写！”他是指我写的一份月度统计分析报告，就是那种党政领导（十分关心）必看的统计数字文字化的全市工业生产情况。对于我这个新手，自然感到欣慰，受到鼓舞；这也可能是我在统计工作中逐渐“崭露头角”的开端。
关于黄局长的故事，多多，将会陆续出现在以后的章节之中。
那个时侯，毕业分配要携带三个“关系”到所在地报到。分配到统计局之后，这，自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把户口、粮食等关系从沈阳、学校转移到鞍山、新的工作单位。户口关系、粮食关系交给了夏秘书统一办理。团关系由我自己到团市委去落户。
1969年5月4日共青团中央颁布团徽，发给全国的共青团员佩戴。恰恰我落户统计局不久，团徽才发放到鞍山的团员。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刺激。
我是带着留团查看一年的团内处分来到鞍山的。这一点，恰恰符合黄局长的管理干部的需要。我到局里不久，就听到同志们闲谈，说，黄局长曾对他的得力助手们说过，“管干部，要抓住他们的‘小辫子’，有事没事、得经常地扽一扽，这样他们才能够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听话。”听了这番话，虽然没有毛骨悚然，也不免把尾巴夹得更紧一些；尽可能不让“小辫子”支楞起来。
临离校的时候，支部领导告诉我，到了工作岗位，每一个月都要写一份思想汇报，以表达改正错误的决心；争取处分期满后，能够顺利地撤销处分。在到了统计局近一年的时间里，我老老实实地每一个月都及时地向团支部交一份书面思想汇报，没有一次遗漏。
有了小辫子，就应该尽快的剪掉！如果处分不能够按时撤销，也许会影响到一年见习期转正。当然，踏入统计局一年后，转正了，工资由46元调到56元（6类地区，22级）。
我的虔诚的悔过态度，感动了局里26名团员，实现了到期撤销留团查看一年的处分；戴上了团徽。当然，在其后的填写各种涉及个人履历的材料中，在受过何种处分一栏中，绝对不能漏掉“留团查看一年”的记录。
（2011年2月8日17：3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