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四三章 民族融合
第五四三章 民族融合
冯玉祥没有想到，自己兴致匆匆来到合肥，立即发布群众集会，进行演讲，信誓旦旦要占领合肥、经营合肥，巩固合肥、发展合肥，把合肥打造成为第二个淮海行政区。()谁知道演讲还没有做到一半就得到撤出合肥的命令，把他的老脸打得又红又黑。正说得欢欣鼓舞，说得口沫飞溅，说得激昂而意动，却不想被从中打断，憋得他浑身上下不得劲，小肚子一个劲的发胀。李文田和马法五坐在主席台的后面，看着冯玉祥从得意到失意的全过程，使劲的忍住笑，把肚子憋得生痛。
远在池州的刘世荣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与前来探视伤员的黄绍竑参谋长相视大笑起来，黄绍竑说：“这回冯焕章可丢脸了，谁都知道，打合肥是怎么回事，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撤军的理由，至于合肥，攻下容易守住难。所以这种劳军，老蒋是不会做的，何敬之怂恿冯焕章来，是把他放在火上烤呢。”
“冯老帅也算可怜，一支西北军让老蒋弄得四分五裂，好不容易第一集团军打了一个上档次的大胜仗，得到一次露脸的机会，还弄成这个结果。”刘世荣，保定军校毕业，毕业后就在冯玉祥西北军中任职，对于西北军的荣与衰，很有感触。
“也不是可怜，是作死！”从不远处，走过一个拄拐杖的人，刘世荣连忙向黄绍竑介绍这位是庞司令的二公子，第一集团军40军作战参谋庞庆振。在淠河大战中奋不顾身冲锋在前，被三块弹片打中屁股和大腿，成了伤兵。黄绍竑打量了一下庞庆振这位庞炳勋的二公子，二十二三岁，肥头方脸，身材壮硕，颇有乃父之风，只是眉宇间少了三分英气，多了两分秀气。
庞炳勋并不是冯玉祥的嫡系，他比冯玉祥的年龄要大，资格要老，跟陈炯明谭延闿于右任等人的年龄差不多，在中国军事体系里，是一个超然的存在。放眼中国军营，与他差不多资历的已经不多，不是死了就是退了，他之所以苦苦在军中挣扎，还是因为出道太晚别无选择。庞炳勋1879年出生在河北省新河县南阳庄村。东北测绘学堂毕业后参加了清军，在清军第三镇当任测量官。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因受当局怀疑，被迫弃军还乡。回到家乡后做小本生意，从商多年，直到1920年，新河遭受到严重灾害，民不聊生，时已41岁的庞炳勋生活无着，不得不又第二次从军，在孙岳直隶义勇队第十五混成旅任副官，算是直系的出身。他之后曾加入到冯玉祥的系统中，但却一直不能融入，若离若即。
因此庞庆振说起冯玉祥来，也没有太多的尊重。庞庆振在北京城里长大，住在中南海，生活和学习条件都极为优越，在七七事变时，十九岁的庞庆振已经是燕京大学的学生，由于政局动荡，休学回来，跟随父亲庞炳勋在军中任职。他向黄绍竑很恭敬的见礼，说：“黄先生在北平行营几次演讲和讲座，我都是去听了的，只是当时不太听得懂黄先生的粤语口音。今日一见，才知道，原来黄先生的话并不难懂，看来是当年我们没有认真听。”
黄绍竑笑了，他在北平行营时，为了呼吁抗日，常在一些学校作一些抗日方面的演讲和关于时局的讲座，后来发现效果不太好，今天才知道，原来不是自己的理论有问题，是语言出现了问题，北方人听不明白，看来那些演讲和讲座都白做了。
“庞公子怎么说冯焕章这是作死？”黄绍竑问道。
“先生可别叫我公子，叫应振就行。”庞应振说：“我们在北平的人都知道，冯焕章是中国最大的骗子，而且是最笨的骗子，从来就没有说过一句真话，还以为自己骗了全中国的人，其实他这点事全中国人都知道。他爱钱如命，偏偏装出一副钱财如粪土的样子，他每一次倒戈，都是为了钱。这回，他也是看到了第一集团军在合肥弄了大量的钱，想来弄几个，估计他在武汉，没有钱，日子过得不太开心。如今他的十三太保已经不剩几个，想让下面的人孝敬钱也难。”
听到庞应振的话，刘世荣在一边只管笑，黄绍竑问刘世荣：“你可是老西北军了，冯焕章不会真的是冲着钱去的合肥吧？”
“去的时候估计不会，没有想到。但是到了合肥，看到那么多的东西，他不眼红是不可能的。”刘世荣笑道。
“发个电报给庞司令，就说要还第三战区的军备钱和池州伤兵的医疗费。合肥的收获只怕还有所不够，让他问冯焕章再要点。”黄绍竑说。
刘世荣大笑，庞应振说：“只怕冯大骗子一听到要钱，有多远跑多远。”
收到刘世荣的电报，庞炳勋有了主意，这两天，他差点没让冯玉祥缠死，黄金、古董，什么都要，还要庞炳勋帮他送回武汉，每次拿着金灿灿的黄鱼条，冯玉祥仿佛看到了武汉各级无聊人士对自己的羡慕，自己绝不是光杆司令，自己的下面还是有人的。然而，看到刘世荣的电报，冯玉祥差点没有把李文田用口水给喷死。李文田是西北军的老兵，知道冯玉祥的个性，他爱玩大牌，有一回，说书的给他说了《西游记》唐王夜梦要秦叔宝尉迟恭守门，冯玉祥来劲了，让韩复榘晚上给他守门，气得韩复榘差点没冲进门把他给砍了，发誓，只要一有机会，一定离他而去，后来果然是这样做的。
李文田告诉冯玉祥，自己的第一集团军在上次的淠河大战后，死一万四伤一万一，六万多大军只剩下四万光棍，没有子弹，没有给养，为了活下去，才向第三战区赊了一些弹药和粮食以及医药，说好了，打下合肥就还。所以才在合肥大肆搜刮，目前看来，尚有一定的缺口，还望冯长官从中央下拨，以解燃眉之急。
冯玉祥大骂：合计我来合肥就是给你们送钱来的。李文田装痴作傻的说：如果没有钱，就要想办法投靠别人了。言下之意就是，你老冯如果没有钱，就别在这里装腔拿调，这年头，有钱的才是爷。
气得冯玉祥连午饭都没有吃，原定午饭后接见各大媒体举行新闻发布会的计划也取消，飞机直接飞回武汉。李文田之前还想把石原莞尔的军刀送给冯玉祥作纪念，被马法五阻止，马法五告诉他，这把军刀已经定下来送给第三战区的黄中恒司令，请他转交中南国的陈维政总统，那一位对日本名人的战刀有收集的爱好。
送走了冯玉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居然没有让他带走一根大黄鱼，也没有拿走一分物资，庞炳勋对自己都有三分佩服，能够做到不让冯玉祥搜刮，这可是很大的胜利。庞炳勋高兴的说：“这就对了！对冯焕章，我们最好保持距离，我们不要让军委会感觉到我们还在搞小集团，分山头搞宗派。既然已经收到了总参部的撤退命令，我们就走吧，从合肥到芜湖距离不近，别让杨步飞军长在长江边等得太久。”
“是啊！行李太多了，每个士兵都成了辎重兵，走起来只怕快不到哪里去。”马法五说。
说走就走，大军开拔，兵贵神速。
听到冯玉祥在合肥的遭遇，南都的陈维政笑得打跌，对于这个著名的冯保长，陈维政不是很了解，只是从后世的野史中知道，中共高层对他的评价不高，几乎一致认为冯玉祥是“伪君子”，是“作风”有问题的人。原因有三：一是他素来喜欢标榜朴素节俭，却多是做做样子；二是他在军阀混战中爱背主倒戈，据统计共有八次，换得“倒戈将军”的“美名”；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曾两次与中共交恶。 北伐胜利宁汉分治时，对于拥宁还是拥汉，冯玉祥有一句名言：“谁的力量大，我们就和谁合作”。在他看来，当时的武汉政府已经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因此一头投向了蒋介石。
这个人，人品有问题，陈维政暗自说，遇到这种无趣，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如同搬开上头顶的一块石头，合肥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抢一次两次无所谓，长期呆下来才是要人的命。但是这次劫掠却给合肥人提了一个醒：这个地区已经不能再呆，国军一走，日本人自然会接踵而至，自己又将生活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日本人在中国，并不像他们夸耀的那么强大，他们的占领区更不是铁桶一块，中国军队隔三岔五的来一下洗动一番，就够自己受的。
随着第一集团军的离开，有条件的当地人也开始迁移，不再呆在日本人辖区，投奔别的地区。首选的地区就是淮海特别行政区，两年来，里下河地区的淮河下游出海口已经全面疏通，苏北，成了真正的粮仓，在那里，大量国有农庄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繁荣富强的苗头，安徽怀宁人陈独秀让人们不仅看到了今天的富足，还看到了明天的希望，最重要的是，那里不是日战区，那里的人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用看日本人的眼色，也不用看中国人的白眼。
对于从安徽迁过来的这部分人，淮海的态度是热烈欢迎，谭道源还派出工兵修建桥梁，方便通行。南京华中方面军也对此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他们知道，现在可不是惹火罗明初的时候，好不容易通过满洲国和周佛海等人建立起来的关系，可不能白瞎掉。但是，大量居民的外流，给他们压力很大，没有人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发展。看来，必须让汪伪政府军替代日军进行占领区的管理才行，尽量降低中国公民对管理者的敌意，才能渐渐的融为一体。对于这一次中南国《南国日报》的报导，南京伪政府方面组织了大量的文人墨客撰文进行了驳斥，认为社会的发展就是融合和创造，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无一不是推动中华民族前进的契机。只有独守一族，才是鼠目寸光，有碍社会的共荣。更有甚者，认为在宋代，就是因为有抗辽的杨业、抗金的岳飞、抗元的陈文龙、陆秀夫等人阻碍民族融合的进程，才造成有宋一代成为中国由盛转衰的开始。南京政府的言论刚出台，就被淮海的陈独秀撰文大骂了一通，说他们背宗忘祖，骂他们恬不知耻，认为他们没有资格使用汉语和中文，陈独秀语言犀利，用典精到，竟一时引为雄文。
对于合肥一带流民的进入，阮文灵对罗明初说：因为里下河灌溉渠道的修建，大量泽地和荒地成了良田，完全可以再安排三到五百万人安居。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辖区的人口还有所不足，必须要有足够的人，才能形成良性的消费循环，淮海地区就会越来越富，越来越强。罗明初告诉阮文灵，一个局部地区的繁荣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既然有了先行一步的时间和机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就要找到一套可行的方法，在不远的将来，复制到中国的其它地方去，让中国的其它地区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扭转目前贫穷落后的局面，那才是我们的目的。陈独秀大笑，说罗明初已经品到了国家管理的其中三昧，有长进。张云逸对陈独秀说：看到淮海的发展，才真正感觉到革命有奔头。
陈独秀告诉张云逸，他也是到了淮海以后才知道，原来过去做的事都是发昏，一个对中国的社会需要都不是太了解的人，想象中的革命，只能给渴望一种新文化出现的中国带来混乱。现在他懂得了，真正能够给予，必须首先了解，自己把一个陌生的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中国，瞿秋白同志则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相融合，只有中南国的陈维政，已经跳出了主义的高度，回归到质朴，回归到法制与经济，回归到主义和指导，把主义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最后在实践中升华。
冯玉祥没有想到，自己兴致匆匆来到合肥，立即发布群众集会，进行演讲，信誓旦旦要占领合肥、经营合肥，巩固合肥、发展合肥，把合肥打造成为第二个淮海行政区。()谁知道演讲还没有做到一半就得到撤出合肥的命令，把他的老脸打得又红又黑。正说得欢欣鼓舞，说得口沫飞溅，说得激昂而意动，却不想被从中打断，憋得他浑身上下不得劲，小肚子一个劲的发胀。李文田和马法五坐在主席台的后面，看着冯玉祥从得意到失意的全过程，使劲的忍住笑，把肚子憋得生痛。
远在池州的刘世荣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与前来探视伤员的黄绍竑参谋长相视大笑起来，黄绍竑说：“这回冯焕章可丢脸了，谁都知道，打合肥是怎么回事，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撤军的理由，至于合肥，攻下容易守住难。所以这种劳军，老蒋是不会做的，何敬之怂恿冯焕章来，是把他放在火上烤呢。”
“冯老帅也算可怜，一支西北军让老蒋弄得四分五裂，好不容易第一集团军打了一个上档次的大胜仗，得到一次露脸的机会，还弄成这个结果。”刘世荣，保定军校毕业，毕业后就在冯玉祥西北军中任职，对于西北军的荣与衰，很有感触。
“也不是可怜，是作死！”从不远处，走过一个拄拐杖的人，刘世荣连忙向黄绍竑介绍这位是庞司令的二公子，第一集团军40军作战参谋庞庆振。在淠河大战中奋不顾身冲锋在前，被三块弹片打中屁股和大腿，成了伤兵。黄绍竑打量了一下庞庆振这位庞炳勋的二公子，二十二三岁，肥头方脸，身材壮硕，颇有乃父之风，只是眉宇间少了三分英气，多了两分秀气。
庞炳勋并不是冯玉祥的嫡系，他比冯玉祥的年龄要大，资格要老，跟陈炯明谭延闿于右任等人的年龄差不多，在中国军事体系里，是一个超然的存在。放眼中国军营，与他差不多资历的已经不多，不是死了就是退了，他之所以苦苦在军中挣扎，还是因为出道太晚别无选择。庞炳勋1879年出生在河北省新河县南阳庄村。东北测绘学堂毕业后参加了清军，在清军第三镇当任测量官。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因受当局怀疑，被迫弃军还乡。回到家乡后做小本生意，从商多年，直到1920年，新河遭受到严重灾害，民不聊生，时已41岁的庞炳勋生活无着，不得不又第二次从军，在孙岳直隶义勇队第十五混成旅任副官，算是直系的出身。他之后曾加入到冯玉祥的系统中，但却一直不能融入，若离若即。
因此庞庆振说起冯玉祥来，也没有太多的尊重。庞庆振在北京城里长大，住在中南海，生活和学习条件都极为优越，在七七事变时，十九岁的庞庆振已经是燕京大学的学生，由于政局动荡，休学回来，跟随父亲庞炳勋在军中任职。他向黄绍竑很恭敬的见礼，说：“黄先生在北平行营几次演讲和讲座，我都是去听了的，只是当时不太听得懂黄先生的粤语口音。今日一见，才知道，原来黄先生的话并不难懂，看来是当年我们没有认真听。”
黄绍竑笑了，他在北平行营时，为了呼吁抗日，常在一些学校作一些抗日方面的演讲和关于时局的讲座，后来发现效果不太好，今天才知道，原来不是自己的理论有问题，是语言出现了问题，北方人听不明白，看来那些演讲和讲座都白做了。
“庞公子怎么说冯焕章这是作死？”黄绍竑问道。
“先生可别叫我公子，叫应振就行。”庞应振说：“我们在北平的人都知道，冯焕章是中国最大的骗子，而且是最笨的骗子，从来就没有说过一句真话，还以为自己骗了全中国的人，其实他这点事全中国人都知道。他爱钱如命，偏偏装出一副钱财如粪土的样子，他每一次倒戈，都是为了钱。这回，他也是看到了第一集团军在合肥弄了大量的钱，想来弄几个，估计他在武汉，没有钱，日子过得不太开心。如今他的十三太保已经不剩几个，想让下面的人孝敬钱也难。”
听到庞应振的话，刘世荣在一边只管笑，黄绍竑问刘世荣：“你可是老西北军了，冯焕章不会真的是冲着钱去的合肥吧？”
“去的时候估计不会，没有想到。但是到了合肥，看到那么多的东西，他不眼红是不可能的。”刘世荣笑道。
“发个电报给庞司令，就说要还第三战区的军备钱和池州伤兵的医疗费。合肥的收获只怕还有所不够，让他问冯焕章再要点。”黄绍竑说。
刘世荣大笑，庞应振说：“只怕冯大骗子一听到要钱，有多远跑多远。”
收到刘世荣的电报，庞炳勋有了主意，这两天，他差点没让冯玉祥缠死，黄金、古董，什么都要，还要庞炳勋帮他送回武汉，每次拿着金灿灿的黄鱼条，冯玉祥仿佛看到了武汉各级无聊人士对自己的羡慕，自己绝不是光杆司令，自己的下面还是有人的。然而，看到刘世荣的电报，冯玉祥差点没有把李文田用口水给喷死。李文田是西北军的老兵，知道冯玉祥的个性，他爱玩大牌，有一回，说书的给他说了《西游记》唐王夜梦要秦叔宝尉迟恭守门，冯玉祥来劲了，让韩复榘晚上给他守门，气得韩复榘差点没冲进门把他给砍了，发誓，只要一有机会，一定离他而去，后来果然是这样做的。
李文田告诉冯玉祥，自己的第一集团军在上次的淠河大战后，死一万四伤一万一，六万多大军只剩下四万光棍，没有子弹，没有给养，为了活下去，才向第三战区赊了一些弹药和粮食以及医药，说好了，打下合肥就还。所以才在合肥大肆搜刮，目前看来，尚有一定的缺口，还望冯长官从中央下拨，以解燃眉之急。
冯玉祥大骂：合计我来合肥就是给你们送钱来的。李文田装痴作傻的说：如果没有钱，就要想办法投靠别人了。言下之意就是，你老冯如果没有钱，就别在这里装腔拿调，这年头，有钱的才是爷。
气得冯玉祥连午饭都没有吃，原定午饭后接见各大媒体举行新闻发布会的计划也取消，飞机直接飞回武汉。李文田之前还想把石原莞尔的军刀送给冯玉祥作纪念，被马法五阻止，马法五告诉他，这把军刀已经定下来送给第三战区的黄中恒司令，请他转交中南国的陈维政总统，那一位对日本名人的战刀有收集的爱好。
送走了冯玉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居然没有让他带走一根大黄鱼，也没有拿走一分物资，庞炳勋对自己都有三分佩服，能够做到不让冯玉祥搜刮，这可是很大的胜利。庞炳勋高兴的说：“这就对了！对冯焕章，我们最好保持距离，我们不要让军委会感觉到我们还在搞小集团，分山头搞宗派。既然已经收到了总参部的撤退命令，我们就走吧，从合肥到芜湖距离不近，别让杨步飞军长在长江边等得太久。”
“是啊！行李太多了，每个士兵都成了辎重兵，走起来只怕快不到哪里去。”马法五说。
说走就走，大军开拔，兵贵神速。
听到冯玉祥在合肥的遭遇，南都的陈维政笑得打跌，对于这个著名的冯保长，陈维政不是很了解，只是从后世的野史中知道，中共高层对他的评价不高，几乎一致认为冯玉祥是“伪君子”，是“作风”有问题的人。原因有三：一是他素来喜欢标榜朴素节俭，却多是做做样子；二是他在军阀混战中爱背主倒戈，据统计共有八次，换得“倒戈将军”的“美名”；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曾两次与中共交恶。 北伐胜利宁汉分治时，对于拥宁还是拥汉，冯玉祥有一句名言：“谁的力量大，我们就和谁合作”。在他看来，当时的武汉政府已经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因此一头投向了蒋介石。
这个人，人品有问题，陈维政暗自说，遇到这种无趣，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如同搬开上头顶的一块石头，合肥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抢一次两次无所谓，长期呆下来才是要人的命。但是这次劫掠却给合肥人提了一个醒：这个地区已经不能再呆，国军一走，日本人自然会接踵而至，自己又将生活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日本人在中国，并不像他们夸耀的那么强大，他们的占领区更不是铁桶一块，中国军队隔三岔五的来一下洗动一番，就够自己受的。
随着第一集团军的离开，有条件的当地人也开始迁移，不再呆在日本人辖区，投奔别的地区。首选的地区就是淮海特别行政区，两年来，里下河地区的淮河下游出海口已经全面疏通，苏北，成了真正的粮仓，在那里，大量国有农庄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繁荣富强的苗头，安徽怀宁人陈独秀让人们不仅看到了今天的富足，还看到了明天的希望，最重要的是，那里不是日战区，那里的人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用看日本人的眼色，也不用看中国人的白眼。
对于从安徽迁过来的这部分人，淮海的态度是热烈欢迎，谭道源还派出工兵修建桥梁，方便通行。南京华中方面军也对此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他们知道，现在可不是惹火罗明初的时候，好不容易通过满洲国和周佛海等人建立起来的关系，可不能白瞎掉。但是，大量居民的外流，给他们压力很大，没有人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发展。看来，必须让汪伪政府军替代日军进行占领区的管理才行，尽量降低中国公民对管理者的敌意，才能渐渐的融为一体。对于这一次中南国《南国日报》的报导，南京伪政府方面组织了大量的文人墨客撰文进行了驳斥，认为社会的发展就是融合和创造，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无一不是推动中华民族前进的契机。只有独守一族，才是鼠目寸光，有碍社会的共荣。更有甚者，认为在宋代，就是因为有抗辽的杨业、抗金的岳飞、抗元的陈文龙、陆秀夫等人阻碍民族融合的进程，才造成有宋一代成为中国由盛转衰的开始。南京政府的言论刚出台，就被淮海的陈独秀撰文大骂了一通，说他们背宗忘祖，骂他们恬不知耻，认为他们没有资格使用汉语和中文，陈独秀语言犀利，用典精到，竟一时引为雄文。
对于合肥一带流民的进入，阮文灵对罗明初说：因为里下河灌溉渠道的修建，大量泽地和荒地成了良田，完全可以再安排三到五百万人安居。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辖区的人口还有所不足，必须要有足够的人，才能形成良性的消费循环，淮海地区就会越来越富，越来越强。罗明初告诉阮文灵，一个局部地区的繁荣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既然有了先行一步的时间和机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就要找到一套可行的方法，在不远的将来，复制到中国的其它地方去，让中国的其它地区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扭转目前贫穷落后的局面，那才是我们的目的。陈独秀大笑，说罗明初已经品到了国家管理的其中三昧，有长进。张云逸对陈独秀说：看到淮海的发展，才真正感觉到革命有奔头。
陈独秀告诉张云逸，他也是到了淮海以后才知道，原来过去做的事都是发昏，一个对中国的社会需要都不是太了解的人，想象中的革命，只能给渴望一种新文化出现的中国带来混乱。现在他懂得了，真正能够给予，必须首先了解，自己把一个陌生的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中国，瞿秋白同志则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相融合，只有中南国的陈维政，已经跳出了主义的高度，回归到质朴，回归到法制与经济，回归到主义和指导，把主义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最后在实践中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