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四四章 铁军血将
第四四四章 铁军血将
日本人也知道经一事长一智，为了不再遭到埋伏，出现之前出现的情况，第三舰队的舰炮把登陆点方圆数里犁了一遍，清场，然后让19师团继续登陆。* *整个登陆过程很诡异，大凡这种行动都是很热闹的，人欢马叫，鸡飞狗跳，只有这一次，所有的士兵都沉默，没有一个人说话，上到岸上之后，默默的整理在死在沙滩上的士兵遗体，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烧成灰装进坛子，让第三舰队顺便带回去。看着面前的景象，师团长波田重一有一种极度不祥的感觉。这一次血拼，双方都付出了几乎相同的代价，由于海里的75联队有几条艇被新四军炮旅击中，数百军士沉入海中，再加上74联队的损失，总共死伤二千多日军。新四军的的伤亡总数略少，但是死亡人数还略略高于日军，这是双方身体素质不同的原因造成，拼体力，还未脱离温饱的中国军人显得稍弱一些。
连云一战，铁军之名，飞声华夏九州。叶挺铁军粟裕血将，让世界知道，中国人，已经到了以命换命的关头，粟裕，就是中国血战第一人。蒋介石被震动了，这是一种什么行为，是一种视死如归的行为，是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凡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了与敌血拼的勇气，中华就将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蒋介石亲自飞到徐州，向新四军的代表进行慰问。
“连云一战，鼓舞人心，北伐铁军尚在，希夷将军壮哉！”蒋介石握着叶挺的手，不停的摇。
“小小一个岛国，居然敢犯我中华，凭什么！”叶挺说：“我就是要让全世界看看，让日本人知道，中国多少人，日本多少人，我就是一个拼一个，把日本人拼光了，中国人还多的是。”
“希夷将军说的极是！”蒋介石大为赞赏：“我中华民族四万万人口，绝不能屈服于倭奴的铁蹄之下！”
对蒋介石的激昂和叶挺的豪迈，张治中和杨遇春面面相觑，张治中私下对杨遇春说：“叶挺这种一命换一命的打法，比黄中恒还要恐怖，对付黄中恒，还可以用智力，用战力，对付叶希夷，所有的高科技所有的先进武器都成了摆设，一把长刀足够了。”
杨遇春说：“叶将军的方法，可一不可二，偶尔为之，可收奇效。这种中世纪的进攻方式，如果用在正面战场上，除了吃亏还是吃亏，当年宋哲元的大刀队，可挡不住日本人的歪把子。铁军年久，已经生锈了！”
“我也有同感。”跟着蒋介石来的程潜说：“斗智斗力，先斗智再斗力，叶军长此战无论从其个人名声还是带兵能力都已达顶峰，之后不可再领兵，因为这种方式不仅日本人受不了，中国人也受不了。他打出了威风，打出了豪气，最适当的位置是去到政治部，用这种威风和豪气游走各地宣传抗战，表达中国军民的不屈之心。”
张治中和杨遇春都点点头，张治中问：希夷将军离去，颂云兄认为新四军谁可为帅？
程潜指了指杨遇春说：“这位才是新四军的伯乐，问他好了。”
“颂公过奖了，我只不过对他们比较了解一些而已。”杨遇春也不假作谦虚，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最适合的军长人选是张云逸，这位1908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后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的前辈，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是先总理忠诚的革命战士。虽然并无太多精彩战例，却是中共武装力量发展的重要人物，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东起义、百色起义都有他的影子。此人为人谨慎，极具战略眼光，对时局的判断更是十分准确，可称为难得的帅才。最主要的是，他与中南国的李明瑞、冯达飞、陈维政，苏禄国的龙腾云、龚楚都是从河池杀出，有极深的关系。他出任这支部队的首长，不仅有了桂西和海南的背景，还会有中南国苏禄国的背景，假以时日，成长为一支如第五集团军一样的无敌雄狮也说不定。但是张云逸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不长，党龄还不如我这个在黄埔入党的老党员，因此在部队的掌握上不是项英的对手，如果要让张云逸掌握这支部队的大权，必须让项英离开才行。新四军的副军长、政治委员最佳人选是陈毅，陈毅这个人，对共产党了解颇深，思想活跃而不僵化，善于与人勾通，也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他与张云逸的配合，必将天衣无缝，相辅相成，下面有高敬亭、谭震林、粟裕几员大将，又有张鼎丞主管辎重后勤，这支军队，更是如虎添翼，必将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中流砥柱。只是如何让项英走人呢？”
程潜说：“无非是几条，栽脏陷害，挑拨离间、杀人灭口，李代桃僵，哪条合适用哪条。”
张治中杨遇春哈哈大笑，直夸程潜老狐狸。
新四军在连云一战，同样也让陕北的中共中央大吃一惊，陕北这半年来，一直刻意隐藏自己的实力，在华北战场上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一切以扩大力量为主。采用＂mao ze dong＂的战略思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新四军与19师团如此的血拼方式，与中央的一惯战略大不相同，激起了中央管理层的反感。正好国民党军委会来函通知，晋升叶挺为上将，任政治部副主任，位列周恩来之后，新四军军长一职由中共方推荐。中共方乐得调整。
中共中央要求项英和粟裕到陕北汇报工作，新四军军长一职暂时由参谋长张云逸代理。项英在从连云港沿陇海线坐火车前往西安，再从西安坐汽车进陕北，在洛川一带，不慎进入霍乱病区，上吐下泻，不几日，一命呜呼。
粟裕因为军务紧急，由第五战区派出一架双座飞机直接送到延安，一下飞机就被警卫人员严密看守，粟裕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大错，只知道一点，自己进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对连云一役，粟裕之所以对叶挺的意图尽可能完善的体现，完全是因为绝对的服从，叶挺是粟裕从军以来的第一个长官，当年在武汉读书的他第一个加入的部队就是叶挺的24师教导大队，任学员班长。对于叶挺命令的服从，已经深入到他的骨髓。对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质询和批评，粟裕正气凛然的说：“为将者，无条件贯彻部队主官的意志，把部队主官的要求进行细致化条理化效益最大化，至于战略层面的问题，不应该是为将者所考虑。”，外冷而内热，说话不带转弯是粟裕的性格，上一世，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到批判，1980年，各种平反都已经完成，只有粟裕还没有定论，气得粟裕心脏病发作于1984年去世，死后十年，也就是1994年才得到平反，差不多成了军方平反的最后一人，与他这种性格有极大的关系。
是就地免职还是政治挽救，中央权衡再三，不好对这位全国闻名风头正劲的血战之将提出大多的政治要求，更不能将其约束在延安不派上前线，而且在全国的舆论压力之下，不仅不能免他的职还要升他的官，中央郁闷非常。最后决定，粟裕返回第五战区就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
当天傍晚，第五战区的飞机直飞西安，从此，粟裕再也没有看过这座宝塔山，从不与人谈及这一次的延安之行，即使当年在延安见过面的说起，也是一笑了之。
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调整，在几方面的协调下，业已确定，任命张云逸为新四军军长，陈毅为副军长兼政治委员，参谋长高敬亭，后勤部主任张鼎丞、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地方管理部主任邓子恢，一师师长粟裕、二师师长谭震林。
在福建旅游散心的陈维政知道张云逸营升军长，新四军之劫已解，欣喜异常，从海上用商船把一批军备送到射阳，由巫剑雄转赠张云逸，其中有三千支德国产的毛瑟手枪和一条可以生产×25和×57、×50的子弹生产线，大量的黄色炸药成品，还有几张图纸，上面写着几种最简易武器的制作方法，其中就有黄火药的配制方法和飞雷炮，也就是著名的没良心炮。张云逸一看这些东西就明白了陈维政的意思，陈维政是让他保存实力进入沂蒙山区，手枪和生产线说明一点，从此后，一些都要靠自己了。
新四军的行为，极大的激励了各地部队，都是有血性的中国人，谁的性命也不比谁更金贵，日本人也是肚子上面顶着脑袋，也没有什么三头六臂。中国战场上，第一次发出了一个令日本人恐惧的声音：一个拼一个，拼死一个算保本。
南京的烟俊六也迅速听到了这个声音，向大本营报告，一定要扶植中国势力，让中国展开内战，如果中国一旦结为一体，大日本帝国只能退出中国。
作为外相，广田宏毅要求出访武汉，与国民党政府就目前战线分割进行会谈。
蒋介石喜出望外，这是日本人主动给一点喘息的时机，让外交部长王宠惠回复日方，和平万岁，欢迎来访。王宠惠是个极有原则的人，法学家常有的古板在他身上一点也不少，他对于日本人这种我想谈就谈，我想打就打的行为极度反感，因而在回复中增加了一条，会谈地点不应该是武汉，或者是东京，或者是南京。言下之意很明确，想谈判，首先退出南京。
看到中国政府的回复，日本人再也没有作声，想要回南京，这是痴人说梦。看来中国还被打的还不够，徐州战场还需加把力。
对于王宠惠的胆大妄为，蒋介石极为恼怒，将王宠惠就地免职，由外交次长郭泰祺担任外长。王宠惠也没有辩解，收拾行装，回到广东东莞老家，投奔陈铭枢。陈维政自然不会放过王宠惠这号人才，给龙腾云支招，让他立即去广东，趁陈铭枢还没有想通给王宠惠什么职务之前，先下手为强，邀请王宠惠担任苏禄国外交部长，兼任国家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抵达苏禄国的第二天，王宠惠发布了自己的第一个自辩，他认为，蒋介石外强中干，表面对日强硬，内心对日软弱，把广田宏毅随便扔出的一张草纸当成救命稻草。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潜意识里不是战而胜之，而是希望得到敌人的施舍，在这种领导意识之下，抗战如何能胜，国体如何能强，便是前线将士横尸百万，也难改政府内心的羸弱。王宠惠的话，让连云一战凝结的雄心战意消散了许多，蒋介石的威信急剧下降。
陈维政知道，国民政府真正的危机来到了，军事危机、经济危机再加上信任危机，将让国民政府走上最后一段最艰苦的历程。军事危机已经出现，这一世的日军远比上一世要强大得多，很多没有登陆过的师团均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华北驻屯军、华东驻屯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方面军、长江内河舰队。如果不出意外，97式战车就要进入中国，零式战斗机、大和号战列舰也即将出现。美国，由于被中南国刻意打压，经济没有太多的腾飞，军事技术也没有太多的优势，在军备市场上所得到的利润全部转到了中南国。如果没有了太平洋战争，日本把所有的力量全部压上中国，蒋介石只怕难顶。经济危机会略迟一些，中国是一个喜欢储蓄的民族，从国到家都有一定的积累，战争暴发后，一年之内中国还可以通过燃烧自己的储备生存，但是只要超过一年，积蓄就会消化殆尽，介时，真正的经济危机就要出现，四万万人的生产能力很大，四万万人的消耗能力同样也很大，别说四万万个人，就是四万万只蝗虫过境，也会是草木尽屠，颗粒无收。最后的信任危机才是最后压垮骆驼的稻草，而战争危机和经济危机又加重了这种信任危机，三大危机最终将把这个软弱贫穷的国民政府彻底埋葬。
陈维政默默的审视了一遍自己的布局，满意的点点头，从中南国得到了几条武器生产线的陕北，实力大增，趁华北方面军南下之际，已经吃下了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察哈尔大部，晋察冀根据地的大片农村，牢牢掌握在手中，粮食棉花等物资全部归了十八集团军。这里的华北驻屯军基本上足不敢出县城，行不敢出铁路，形同坐牢。这个地区的民兵普及了发射手雷的手弩，各军分区独立大队弹药充足，只要日本人落单，就只有死路一条。过年时，西北的徐向前、榆林的彭德怀，与绥远的傅作义进行了一次交流，内容很简单，徐向前就是一句话，如果绥远再不走向抗日前线，西北军政委员会将取而代之。彭德怀则扮演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让绥远加入陕北，共同抗日，同时告诉徐向前，之前大家有协议，华亭线以东，西北方不再涉足。处于西北和陕北夹击之下的绥远，已经无力独撑大局，寒冬一场白灾更是加重了绥远的负担，牧民游离失所，牧群饿死大半。在彭德怀和徐向前的恩威并施下，傅作义决定，加入陕北体系，与陕北共同进退。让延安陕北边区政府派出管理人员对绥远进行土地改革，傅作义率部进入察哈尔，与刘伯承部、宋时轮部威慑热河。薛岳自从淞沪一战，伤了元气，退到贵州之后，不再出头，今年过年，贵州的购买力大大下降，经济有所萎缩，民众意见很大，卢焘劝说薛岳，抗日，贵州已经尽力了，再打下去，贵州就面临破产，只能被广西或者四川收购。薛岳长叹，天之将倾，独木难支。
在厦门，陈维政畅游了鼓浪屿，对岛上的15国领事馆逐一游览，对陪同他的蒋光鼐说：侵略者也不是尽做坏事，有时候也做点好事，比如这个小岛，放在中国人手里，就是一个普通的小鱼村，在外国人手里，却建得如此精致美丽，可见，凡事均有其两面性。蒋光鼐笑着说：“这个话你可以说，我是不能说的，你是外国人，这样说是公平公道，我如果这样说，就是汉奸。”
陈维政大笑，汉奸，也不一定全是坏人。
日本人也知道经一事长一智，为了不再遭到埋伏，出现之前出现的情况，第三舰队的舰炮把登陆点方圆数里犁了一遍，清场，然后让19师团继续登陆。* *整个登陆过程很诡异，大凡这种行动都是很热闹的，人欢马叫，鸡飞狗跳，只有这一次，所有的士兵都沉默，没有一个人说话，上到岸上之后，默默的整理在死在沙滩上的士兵遗体，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烧成灰装进坛子，让第三舰队顺便带回去。看着面前的景象，师团长波田重一有一种极度不祥的感觉。这一次血拼，双方都付出了几乎相同的代价，由于海里的75联队有几条艇被新四军炮旅击中，数百军士沉入海中，再加上74联队的损失，总共死伤二千多日军。新四军的的伤亡总数略少，但是死亡人数还略略高于日军，这是双方身体素质不同的原因造成，拼体力，还未脱离温饱的中国军人显得稍弱一些。
连云一战，铁军之名，飞声华夏九州。叶挺铁军粟裕血将，让世界知道，中国人，已经到了以命换命的关头，粟裕，就是中国血战第一人。蒋介石被震动了，这是一种什么行为，是一种视死如归的行为，是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凡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了与敌血拼的勇气，中华就将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蒋介石亲自飞到徐州，向新四军的代表进行慰问。
“连云一战，鼓舞人心，北伐铁军尚在，希夷将军壮哉！”蒋介石握着叶挺的手，不停的摇。
“小小一个岛国，居然敢犯我中华，凭什么！”叶挺说：“我就是要让全世界看看，让日本人知道，中国多少人，日本多少人，我就是一个拼一个，把日本人拼光了，中国人还多的是。”
“希夷将军说的极是！”蒋介石大为赞赏：“我中华民族四万万人口，绝不能屈服于倭奴的铁蹄之下！”
对蒋介石的激昂和叶挺的豪迈，张治中和杨遇春面面相觑，张治中私下对杨遇春说：“叶挺这种一命换一命的打法，比黄中恒还要恐怖，对付黄中恒，还可以用智力，用战力，对付叶希夷，所有的高科技所有的先进武器都成了摆设，一把长刀足够了。”
杨遇春说：“叶将军的方法，可一不可二，偶尔为之，可收奇效。这种中世纪的进攻方式，如果用在正面战场上，除了吃亏还是吃亏，当年宋哲元的大刀队，可挡不住日本人的歪把子。铁军年久，已经生锈了！”
“我也有同感。”跟着蒋介石来的程潜说：“斗智斗力，先斗智再斗力，叶军长此战无论从其个人名声还是带兵能力都已达顶峰，之后不可再领兵，因为这种方式不仅日本人受不了，中国人也受不了。他打出了威风，打出了豪气，最适当的位置是去到政治部，用这种威风和豪气游走各地宣传抗战，表达中国军民的不屈之心。”
张治中和杨遇春都点点头，张治中问：希夷将军离去，颂云兄认为新四军谁可为帅？
程潜指了指杨遇春说：“这位才是新四军的伯乐，问他好了。”
“颂公过奖了，我只不过对他们比较了解一些而已。”杨遇春也不假作谦虚，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最适合的军长人选是张云逸，这位1908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后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的前辈，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是先总理忠诚的革命战士。虽然并无太多精彩战例，却是中共武装力量发展的重要人物，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东起义、百色起义都有他的影子。此人为人谨慎，极具战略眼光，对时局的判断更是十分准确，可称为难得的帅才。最主要的是，他与中南国的李明瑞、冯达飞、陈维政，苏禄国的龙腾云、龚楚都是从河池杀出，有极深的关系。他出任这支部队的首长，不仅有了桂西和海南的背景，还会有中南国苏禄国的背景，假以时日，成长为一支如第五集团军一样的无敌雄狮也说不定。但是张云逸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不长，党龄还不如我这个在黄埔入党的老党员，因此在部队的掌握上不是项英的对手，如果要让张云逸掌握这支部队的大权，必须让项英离开才行。新四军的副军长、政治委员最佳人选是陈毅，陈毅这个人，对共产党了解颇深，思想活跃而不僵化，善于与人勾通，也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他与张云逸的配合，必将天衣无缝，相辅相成，下面有高敬亭、谭震林、粟裕几员大将，又有张鼎丞主管辎重后勤，这支军队，更是如虎添翼，必将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中流砥柱。只是如何让项英走人呢？”
程潜说：“无非是几条，栽脏陷害，挑拨离间、杀人灭口，李代桃僵，哪条合适用哪条。”
张治中杨遇春哈哈大笑，直夸程潜老狐狸。
新四军在连云一战，同样也让陕北的中共中央大吃一惊，陕北这半年来，一直刻意隐藏自己的实力，在华北战场上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一切以扩大力量为主。采用＂mao ze dong＂的战略思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新四军与19师团如此的血拼方式，与中央的一惯战略大不相同，激起了中央管理层的反感。正好国民党军委会来函通知，晋升叶挺为上将，任政治部副主任，位列周恩来之后，新四军军长一职由中共方推荐。中共方乐得调整。
中共中央要求项英和粟裕到陕北汇报工作，新四军军长一职暂时由参谋长张云逸代理。项英在从连云港沿陇海线坐火车前往西安，再从西安坐汽车进陕北，在洛川一带，不慎进入霍乱病区，上吐下泻，不几日，一命呜呼。
粟裕因为军务紧急，由第五战区派出一架双座飞机直接送到延安，一下飞机就被警卫人员严密看守，粟裕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大错，只知道一点，自己进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对连云一役，粟裕之所以对叶挺的意图尽可能完善的体现，完全是因为绝对的服从，叶挺是粟裕从军以来的第一个长官，当年在武汉读书的他第一个加入的部队就是叶挺的24师教导大队，任学员班长。对于叶挺命令的服从，已经深入到他的骨髓。对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质询和批评，粟裕正气凛然的说：“为将者，无条件贯彻部队主官的意志，把部队主官的要求进行细致化条理化效益最大化，至于战略层面的问题，不应该是为将者所考虑。”，外冷而内热，说话不带转弯是粟裕的性格，上一世，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到批判，1980年，各种平反都已经完成，只有粟裕还没有定论，气得粟裕心脏病发作于1984年去世，死后十年，也就是1994年才得到平反，差不多成了军方平反的最后一人，与他这种性格有极大的关系。
是就地免职还是政治挽救，中央权衡再三，不好对这位全国闻名风头正劲的血战之将提出大多的政治要求，更不能将其约束在延安不派上前线，而且在全国的舆论压力之下，不仅不能免他的职还要升他的官，中央郁闷非常。最后决定，粟裕返回第五战区就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
当天傍晚，第五战区的飞机直飞西安，从此，粟裕再也没有看过这座宝塔山，从不与人谈及这一次的延安之行，即使当年在延安见过面的说起，也是一笑了之。
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调整，在几方面的协调下，业已确定，任命张云逸为新四军军长，陈毅为副军长兼政治委员，参谋长高敬亭，后勤部主任张鼎丞、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地方管理部主任邓子恢，一师师长粟裕、二师师长谭震林。
在福建旅游散心的陈维政知道张云逸营升军长，新四军之劫已解，欣喜异常，从海上用商船把一批军备送到射阳，由巫剑雄转赠张云逸，其中有三千支德国产的毛瑟手枪和一条可以生产×25和×57、×50的子弹生产线，大量的黄色炸药成品，还有几张图纸，上面写着几种最简易武器的制作方法，其中就有黄火药的配制方法和飞雷炮，也就是著名的没良心炮。张云逸一看这些东西就明白了陈维政的意思，陈维政是让他保存实力进入沂蒙山区，手枪和生产线说明一点，从此后，一些都要靠自己了。
新四军的行为，极大的激励了各地部队，都是有血性的中国人，谁的性命也不比谁更金贵，日本人也是肚子上面顶着脑袋，也没有什么三头六臂。中国战场上，第一次发出了一个令日本人恐惧的声音：一个拼一个，拼死一个算保本。
南京的烟俊六也迅速听到了这个声音，向大本营报告，一定要扶植中国势力，让中国展开内战，如果中国一旦结为一体，大日本帝国只能退出中国。
作为外相，广田宏毅要求出访武汉，与国民党政府就目前战线分割进行会谈。
蒋介石喜出望外，这是日本人主动给一点喘息的时机，让外交部长王宠惠回复日方，和平万岁，欢迎来访。王宠惠是个极有原则的人，法学家常有的古板在他身上一点也不少，他对于日本人这种我想谈就谈，我想打就打的行为极度反感，因而在回复中增加了一条，会谈地点不应该是武汉，或者是东京，或者是南京。言下之意很明确，想谈判，首先退出南京。
看到中国政府的回复，日本人再也没有作声，想要回南京，这是痴人说梦。看来中国还被打的还不够，徐州战场还需加把力。
对于王宠惠的胆大妄为，蒋介石极为恼怒，将王宠惠就地免职，由外交次长郭泰祺担任外长。王宠惠也没有辩解，收拾行装，回到广东东莞老家，投奔陈铭枢。陈维政自然不会放过王宠惠这号人才，给龙腾云支招，让他立即去广东，趁陈铭枢还没有想通给王宠惠什么职务之前，先下手为强，邀请王宠惠担任苏禄国外交部长，兼任国家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抵达苏禄国的第二天，王宠惠发布了自己的第一个自辩，他认为，蒋介石外强中干，表面对日强硬，内心对日软弱，把广田宏毅随便扔出的一张草纸当成救命稻草。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潜意识里不是战而胜之，而是希望得到敌人的施舍，在这种领导意识之下，抗战如何能胜，国体如何能强，便是前线将士横尸百万，也难改政府内心的羸弱。王宠惠的话，让连云一战凝结的雄心战意消散了许多，蒋介石的威信急剧下降。
陈维政知道，国民政府真正的危机来到了，军事危机、经济危机再加上信任危机，将让国民政府走上最后一段最艰苦的历程。军事危机已经出现，这一世的日军远比上一世要强大得多，很多没有登陆过的师团均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华北驻屯军、华东驻屯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方面军、长江内河舰队。如果不出意外，97式战车就要进入中国，零式战斗机、大和号战列舰也即将出现。美国，由于被中南国刻意打压，经济没有太多的腾飞，军事技术也没有太多的优势，在军备市场上所得到的利润全部转到了中南国。如果没有了太平洋战争，日本把所有的力量全部压上中国，蒋介石只怕难顶。经济危机会略迟一些，中国是一个喜欢储蓄的民族，从国到家都有一定的积累，战争暴发后，一年之内中国还可以通过燃烧自己的储备生存，但是只要超过一年，积蓄就会消化殆尽，介时，真正的经济危机就要出现，四万万人的生产能力很大，四万万人的消耗能力同样也很大，别说四万万个人，就是四万万只蝗虫过境，也会是草木尽屠，颗粒无收。最后的信任危机才是最后压垮骆驼的稻草，而战争危机和经济危机又加重了这种信任危机，三大危机最终将把这个软弱贫穷的国民政府彻底埋葬。
陈维政默默的审视了一遍自己的布局，满意的点点头，从中南国得到了几条武器生产线的陕北，实力大增，趁华北方面军南下之际，已经吃下了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察哈尔大部，晋察冀根据地的大片农村，牢牢掌握在手中，粮食棉花等物资全部归了十八集团军。这里的华北驻屯军基本上足不敢出县城，行不敢出铁路，形同坐牢。这个地区的民兵普及了发射手雷的手弩，各军分区独立大队弹药充足，只要日本人落单，就只有死路一条。过年时，西北的徐向前、榆林的彭德怀，与绥远的傅作义进行了一次交流，内容很简单，徐向前就是一句话，如果绥远再不走向抗日前线，西北军政委员会将取而代之。彭德怀则扮演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让绥远加入陕北，共同抗日，同时告诉徐向前，之前大家有协议，华亭线以东，西北方不再涉足。处于西北和陕北夹击之下的绥远，已经无力独撑大局，寒冬一场白灾更是加重了绥远的负担，牧民游离失所，牧群饿死大半。在彭德怀和徐向前的恩威并施下，傅作义决定，加入陕北体系，与陕北共同进退。让延安陕北边区政府派出管理人员对绥远进行土地改革，傅作义率部进入察哈尔，与刘伯承部、宋时轮部威慑热河。薛岳自从淞沪一战，伤了元气，退到贵州之后，不再出头，今年过年，贵州的购买力大大下降，经济有所萎缩，民众意见很大，卢焘劝说薛岳，抗日，贵州已经尽力了，再打下去，贵州就面临破产，只能被广西或者四川收购。薛岳长叹，天之将倾，独木难支。
在厦门，陈维政畅游了鼓浪屿，对岛上的15国领事馆逐一游览，对陪同他的蒋光鼐说：侵略者也不是尽做坏事，有时候也做点好事，比如这个小岛，放在中国人手里，就是一个普通的小鱼村，在外国人手里，却建得如此精致美丽，可见，凡事均有其两面性。蒋光鼐笑着说：“这个话你可以说，我是不能说的，你是外国人，这样说是公平公道，我如果这样说，就是汉奸。”
陈维政大笑，汉奸，也不一定全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