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六章 大浪淘沙
第四○六章 大浪淘沙
中国的各大势力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态度大不相同。()只有中南国的陈维政一脸漠视，其它人有人看到了人性，有人看到了机会，有人看到了成功。
远上遥远的北国，白色的雪铺满了大地，山川如同着上了一层重孝，山河皆白。满州国的溥仪在自己的书房里为南京的死难者设了一个小小的空白无字的灵位，在灵位前跪了一天一夜，直到侍卫去抬他出来，才发觉他的双膝已经不会伸直，满洲正白旗出生的尚书府大臣爱新觉罗吉兴找到溥仪，把他一把抱起，慢慢揉开僵硬的下肢。溥仪这才哭出声来：“惨绝人寰啊！南京也罢，北京也好，盛京也行，都是一家人，日本人在东北杀人不少，还会遮遮掩掩，南京般屠杀，实非人类所为！”
吉兴说：自古满汉一家，南京也曾是清室子民，遭此屠杀，难怪皇上心痛，只是我们如今力量弱小，只能护住东北一地，尽量与日人周旋，让东北子民少受恶气。皇上之心，微臣等心知，至于南京，就交给中华民国政府去处理吧！
溥仪哼了一声：中华民国，比那拉氏还有所不如！
吉兴没有说话，但是从心中他是认可溥仪的，当年那拉氏虽然把中国搞得千疮百孔，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进北京，但是她还是力保国体尚在，如今，中华一地，山河破碎，首都丢失，相比之下，更有不如。
而在北京，王克敏等人看到了成功，在中南海怀仁堂宣布“临时政府”成立。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人为了控制华北，7月底，在北平成立了以江朝宗为主席的“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8月初，又在天津成立了以高凌蔚为首的“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寺内寿一大将出任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后，委任喜多诚一为北平特务机关长，负责华北伪政权的筹备。
一开始，喜多诚一并不看好王克敏，认为这就是一个毫无威望的政客，是个帮助北洋军阀政府聚敛民财的“钱鬼子”。看中的是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三人。但靳云鹏以“礼佛有年，无心问世”为由，婉言谢绝。吴佩孚更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军阀，把劝他出山的江朝宗骂得狗血淋头。曹汝霖与喜多诚一以前多有交往，不敢明确拒绝，以身体欠安和家里有老母需要侍候为由婉拒，只“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无奈将王克敏顶了上去。王克敏和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成立“政府筹备处”。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的第二天，建立华北伪政权，试图以之取代南京政府。
而在陕北的山角落，则有人看到了机会，要对在南京消失的国民党政府取而代之。自从南京政府撤出南京，陕北边区也出现了比较新鲜的意见，代表人物为张国焘，他认为，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南京，也就是宣布了自己在中国统治的结束，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这个时候，正是由中国共产党成立独立政府，率领全国人民抗日之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为此，张国焘几次向中共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不惜与反对自己意见的人争吵，甚至谩骂。
＂mao ze dong＂认为，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国人更应该团结起来，共抗外辱，而不是后院起火，做一些亲者痛而仇者快的事。
任弼时则很实际的认为，如今形势严峻，一惯爱以退为进的蒋介石完全是硬着头皮在死顶，他已经连下野都做不到。也正是因为有了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中国才不至于出现分崩离析的境况，因此现在是要协助国民党共同抗击日寇，而不是拆台。如果我们打出大旗，蒋介石顺坡下驴，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交给我们，试问我们是否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与日本进行这场国战，如果一旦失败，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张国焘并没有被说服，要求去西北三省巡察，目的是鼓动袁振武徐向前黄松坚搞独立政府。中央劝阻无效，只好任他前去。
离开陕北边区之后，很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直到半年之后，张国焘才在武汉出现。中央才知道，张国焘并没有去往西北，而是借这个理由离开陕北，跑到西安，找到蒋鼎文，投奔了国民党。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幸好张国焘没有去西北，去了也没有他好果子吃，因为西北正忙着整顿军务，没空跟他泡蘑菇。徐向前每天忙得前脚打后跟，只为了处理西北的第四个省。第四个省是宁夏，自从银川被日本空军轰炸，马鸿逵就知道，这个地方再也不会安宁，日本人已经到了包头，打进银川，自己这个炮灰在劫难逃。跑到兰州找黄松坚，要求以宁夏一省，换一生平安。具体的做法很简单，就是他自己成为西北政府官员，但是不任正职，只做闲职，主要是通过这个职位得到一定的政治地位，最具体的要求是当任西北派往中南国或者苏禄国的官员。同意他把所有财产，都带往中南国或者苏禄国，以后，他就在外国居住不再回来，宁夏的政府和军队就交给兰州政府。
徐向前大力赞成，把马鸿逵连家带口金银细软一起经天水到广元到重庆到桂林，在桂林用专机送往马尼拉，担任中国西北政府驻苏禄国武官。徐向前开始全面整顿宁夏一省，并亲自兼任宁夏省主席，派出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带了大量的物资前往陕北，与中央商定确定管辖范围，虽然同属中共中央，但是双方边界还是应该划定，以免在将来的工作中出现不必要的纠纷。
“崽大爷难做，弟大兄难为！”中央的＂mao ze dong＂感叹道。派出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边区主席团成员秦邦宪与吴永康商谈。
这一年多来，从西北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所谓，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虽然共产党边区政府讲究吃完抹嘴巴不认账，拿完用赠送、捐赠、交纳作借口，但是有一点还是知道的，西北的势力太大，他们实在得罪不起。
双方一接触，才发现，吴永康的方案并不自私，而是很有利于边区政府，甘肃六盘山以东的土地全部划归边区政府，宁夏则以之前与马鸿逵的停火线划开。双方对自己的辖地进行管理，互相通商，共同发展。秦邦宪想确定西北四省的财政上交问题，被吴永康婉拒。吴永康告诉他，中国现在是一个政府，那就是武汉政府，财政即使要交，也是交给武汉政府，陕北政府不能得到西北四省的财政。但是有一样是会交的，就是西北党员的党费，每月会准时上交给党中央。有一点还要请二位转告中央，双方将来的边界也以甘肃省华亭县为界，南起华亭，北到极北，今后，华亭以东，是边区的责任，华亭以西，是西北的工作，大家互不干涉。
带着吴永康送来的物资，邓小平回到延安，对中央政治局领导进行汇报，邓小平认为，中央穷地方富，西北根据地已经完全处于半独立状态，如何对待这个半独立的西北，是目前最大的政治。王稼祥说：半独立的是西北，全独立的是桂西，再有就是佘惠和刘伯坚的四川，完全就不再是党的管理范围了！要解决，就一并解决，中国的这几块根据地，是要给个说法的时候了。
任弼时认为很正确，海南、桂西、四川、西北，说起来都是共区，但是有些地方，与中共中央基本上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特别是桂西，视中央为洪水猛兽，他们与其它地方还不一样，其它地方对中央派去的同志多多少少还有三分客气，只有他们，无论对共产国际的代表还是中央的特派员，都没有太多的敬畏，麦夫、李明都是因为影响了他们的利益，或者首身异处，或者踪影全无，这些人，有时候是不讲道理的。
听到这里，邓小平笑着插嘴：中央除了派过官员给他们，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一分力，也不能给他们任何一点政治方面的指导，他们为什么要尿泡你。之前桂西的陈正权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远在我们之上，在他面前，我们只有当学生的份，我们凭什么领导他们？海南的陈洪涛、西北的黄松坚都是从桂西出来，接受的也是陈正权那一套。唯有一个刘伯坚是我们在井冈山的战友，但是，他1934年就去了海南，在海南、桂西、中南国和苏禄国的支持下回到四川，党委书记又是从桂西出来的佘惠。想在他们面前称老大，我们只怕没有这个实力。
听到他的话，大家都沉默了！
＂mao ze dong＂看到大家都不出声，提议说：“不管有没有这个实力，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有这个义务，作为共产党中央，我们对各根据地不闻不问首先就是错误的。我想，我们是不是派出几个工作队，对这几个地区进行巡察，学习。注意，是巡察，是学习，不是去做指导，想去拿架子摔脸子摆牌子搂票子的，趁早别去，小心丢了小命。我们巡察和学习的目的有三个，一是了解目前这些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二是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三是把根据地团结起来，成为中央共产党领导下的有机部分。”
大家一致赞成。
“先自告奋勇报名吧！”任弼时说：“我就近，去西北。我曾经做过西征军的政委，与袁振武徐向前同志有很好的合作。”
“我去四川。”说话的是邓小平：“出来很多年，没有回老家，大家成全成全。”
除了这两个地方，就再也没有人敢自告奋勇。
有人提出让陈昌浩去桂西，任弼时皱了一下眉头，陈昌浩自从来到延安，就被安排在边区政府工作，他曾经几次要求去西北政府工作，中央都没有批准。陈昌浩三十一岁，莫斯科中央大学毕业，少年得志，为人狂傲，让他去桂西，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是借桂西之手斩掉这条性命。
唯有秦邦宪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去桂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中共各大根据地的发展，除了陕北，都是从桂西延伸出来，作为与井冈山同时代的老革命根据地，它充满了神奇和诱惑。于是，他站了起来，要求去桂西，向瞿秋白同志学习和了解桂西发展的经验。
听他说起瞿秋白，大家都有点愕然，这两人从1931年开始，就在中央争夺第一把交椅，他们两个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谈话，是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同时大家也为秦邦宪所震动，向曾经的对手低头，需要莫大的勇气。
至于陈昌浩，秦邦宪提议可以去海南。海南何叔衡同志为人平和，不会与他为难。
这时。周恩来站起来，说：“我去中南国，见一见陈维政同志，差不五年了，我一直想见一见这位神奇的同志。”
＂mao ze dong＂笑道：“让你抢先一步，本来我想去的。”
“你不能去，你是方丈，要守庙的！”任弼时的话让大家都笑了起来。
最后确定，由任弼时同志带队去兰州，邓小平同志带队去成都，周恩来同志带队去中南国，秦邦宪同志带队去百色，陈昌浩同志带队去海口，外事处伍修权同志带队去苏禄国。
中国的各大势力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态度大不相同。()只有中南国的陈维政一脸漠视，其它人有人看到了人性，有人看到了机会，有人看到了成功。
远上遥远的北国，白色的雪铺满了大地，山川如同着上了一层重孝，山河皆白。满州国的溥仪在自己的书房里为南京的死难者设了一个小小的空白无字的灵位，在灵位前跪了一天一夜，直到侍卫去抬他出来，才发觉他的双膝已经不会伸直，满洲正白旗出生的尚书府大臣爱新觉罗吉兴找到溥仪，把他一把抱起，慢慢揉开僵硬的下肢。溥仪这才哭出声来：“惨绝人寰啊！南京也罢，北京也好，盛京也行，都是一家人，日本人在东北杀人不少，还会遮遮掩掩，南京般屠杀，实非人类所为！”
吉兴说：自古满汉一家，南京也曾是清室子民，遭此屠杀，难怪皇上心痛，只是我们如今力量弱小，只能护住东北一地，尽量与日人周旋，让东北子民少受恶气。皇上之心，微臣等心知，至于南京，就交给中华民国政府去处理吧！
溥仪哼了一声：中华民国，比那拉氏还有所不如！
吉兴没有说话，但是从心中他是认可溥仪的，当年那拉氏虽然把中国搞得千疮百孔，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进北京，但是她还是力保国体尚在，如今，中华一地，山河破碎，首都丢失，相比之下，更有不如。
而在北京，王克敏等人看到了成功，在中南海怀仁堂宣布“临时政府”成立。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人为了控制华北，7月底，在北平成立了以江朝宗为主席的“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8月初，又在天津成立了以高凌蔚为首的“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寺内寿一大将出任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后，委任喜多诚一为北平特务机关长，负责华北伪政权的筹备。
一开始，喜多诚一并不看好王克敏，认为这就是一个毫无威望的政客，是个帮助北洋军阀政府聚敛民财的“钱鬼子”。看中的是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三人。但靳云鹏以“礼佛有年，无心问世”为由，婉言谢绝。吴佩孚更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军阀，把劝他出山的江朝宗骂得狗血淋头。曹汝霖与喜多诚一以前多有交往，不敢明确拒绝，以身体欠安和家里有老母需要侍候为由婉拒，只“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无奈将王克敏顶了上去。王克敏和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成立“政府筹备处”。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的第二天，建立华北伪政权，试图以之取代南京政府。
而在陕北的山角落，则有人看到了机会，要对在南京消失的国民党政府取而代之。自从南京政府撤出南京，陕北边区也出现了比较新鲜的意见，代表人物为张国焘，他认为，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南京，也就是宣布了自己在中国统治的结束，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这个时候，正是由中国共产党成立独立政府，率领全国人民抗日之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为此，张国焘几次向中共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不惜与反对自己意见的人争吵，甚至谩骂。
＂mao ze dong＂认为，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国人更应该团结起来，共抗外辱，而不是后院起火，做一些亲者痛而仇者快的事。
任弼时则很实际的认为，如今形势严峻，一惯爱以退为进的蒋介石完全是硬着头皮在死顶，他已经连下野都做不到。也正是因为有了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中国才不至于出现分崩离析的境况，因此现在是要协助国民党共同抗击日寇，而不是拆台。如果我们打出大旗，蒋介石顺坡下驴，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交给我们，试问我们是否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与日本进行这场国战，如果一旦失败，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张国焘并没有被说服，要求去西北三省巡察，目的是鼓动袁振武徐向前黄松坚搞独立政府。中央劝阻无效，只好任他前去。
离开陕北边区之后，很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直到半年之后，张国焘才在武汉出现。中央才知道，张国焘并没有去往西北，而是借这个理由离开陕北，跑到西安，找到蒋鼎文，投奔了国民党。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幸好张国焘没有去西北，去了也没有他好果子吃，因为西北正忙着整顿军务，没空跟他泡蘑菇。徐向前每天忙得前脚打后跟，只为了处理西北的第四个省。第四个省是宁夏，自从银川被日本空军轰炸，马鸿逵就知道，这个地方再也不会安宁，日本人已经到了包头，打进银川，自己这个炮灰在劫难逃。跑到兰州找黄松坚，要求以宁夏一省，换一生平安。具体的做法很简单，就是他自己成为西北政府官员，但是不任正职，只做闲职，主要是通过这个职位得到一定的政治地位，最具体的要求是当任西北派往中南国或者苏禄国的官员。同意他把所有财产，都带往中南国或者苏禄国，以后，他就在外国居住不再回来，宁夏的政府和军队就交给兰州政府。
徐向前大力赞成，把马鸿逵连家带口金银细软一起经天水到广元到重庆到桂林，在桂林用专机送往马尼拉，担任中国西北政府驻苏禄国武官。徐向前开始全面整顿宁夏一省，并亲自兼任宁夏省主席，派出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带了大量的物资前往陕北，与中央商定确定管辖范围，虽然同属中共中央，但是双方边界还是应该划定，以免在将来的工作中出现不必要的纠纷。
“崽大爷难做，弟大兄难为！”中央的＂mao ze dong＂感叹道。派出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边区主席团成员秦邦宪与吴永康商谈。
这一年多来，从西北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所谓，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虽然共产党边区政府讲究吃完抹嘴巴不认账，拿完用赠送、捐赠、交纳作借口，但是有一点还是知道的，西北的势力太大，他们实在得罪不起。
双方一接触，才发现，吴永康的方案并不自私，而是很有利于边区政府，甘肃六盘山以东的土地全部划归边区政府，宁夏则以之前与马鸿逵的停火线划开。双方对自己的辖地进行管理，互相通商，共同发展。秦邦宪想确定西北四省的财政上交问题，被吴永康婉拒。吴永康告诉他，中国现在是一个政府，那就是武汉政府，财政即使要交，也是交给武汉政府，陕北政府不能得到西北四省的财政。但是有一样是会交的，就是西北党员的党费，每月会准时上交给党中央。有一点还要请二位转告中央，双方将来的边界也以甘肃省华亭县为界，南起华亭，北到极北，今后，华亭以东，是边区的责任，华亭以西，是西北的工作，大家互不干涉。
带着吴永康送来的物资，邓小平回到延安，对中央政治局领导进行汇报，邓小平认为，中央穷地方富，西北根据地已经完全处于半独立状态，如何对待这个半独立的西北，是目前最大的政治。王稼祥说：半独立的是西北，全独立的是桂西，再有就是佘惠和刘伯坚的四川，完全就不再是党的管理范围了！要解决，就一并解决，中国的这几块根据地，是要给个说法的时候了。
任弼时认为很正确，海南、桂西、四川、西北，说起来都是共区，但是有些地方，与中共中央基本上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特别是桂西，视中央为洪水猛兽，他们与其它地方还不一样，其它地方对中央派去的同志多多少少还有三分客气，只有他们，无论对共产国际的代表还是中央的特派员，都没有太多的敬畏，麦夫、李明都是因为影响了他们的利益，或者首身异处，或者踪影全无，这些人，有时候是不讲道理的。
听到这里，邓小平笑着插嘴：中央除了派过官员给他们，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一分力，也不能给他们任何一点政治方面的指导，他们为什么要尿泡你。之前桂西的陈正权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远在我们之上，在他面前，我们只有当学生的份，我们凭什么领导他们？海南的陈洪涛、西北的黄松坚都是从桂西出来，接受的也是陈正权那一套。唯有一个刘伯坚是我们在井冈山的战友，但是，他1934年就去了海南，在海南、桂西、中南国和苏禄国的支持下回到四川，党委书记又是从桂西出来的佘惠。想在他们面前称老大，我们只怕没有这个实力。
听到他的话，大家都沉默了！
＂mao ze dong＂看到大家都不出声，提议说：“不管有没有这个实力，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有这个义务，作为共产党中央，我们对各根据地不闻不问首先就是错误的。我想，我们是不是派出几个工作队，对这几个地区进行巡察，学习。注意，是巡察，是学习，不是去做指导，想去拿架子摔脸子摆牌子搂票子的，趁早别去，小心丢了小命。我们巡察和学习的目的有三个，一是了解目前这些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二是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三是把根据地团结起来，成为中央共产党领导下的有机部分。”
大家一致赞成。
“先自告奋勇报名吧！”任弼时说：“我就近，去西北。我曾经做过西征军的政委，与袁振武徐向前同志有很好的合作。”
“我去四川。”说话的是邓小平：“出来很多年，没有回老家，大家成全成全。”
除了这两个地方，就再也没有人敢自告奋勇。
有人提出让陈昌浩去桂西，任弼时皱了一下眉头，陈昌浩自从来到延安，就被安排在边区政府工作，他曾经几次要求去西北政府工作，中央都没有批准。陈昌浩三十一岁，莫斯科中央大学毕业，少年得志，为人狂傲，让他去桂西，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是借桂西之手斩掉这条性命。
唯有秦邦宪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去桂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中共各大根据地的发展，除了陕北，都是从桂西延伸出来，作为与井冈山同时代的老革命根据地，它充满了神奇和诱惑。于是，他站了起来，要求去桂西，向瞿秋白同志学习和了解桂西发展的经验。
听他说起瞿秋白，大家都有点愕然，这两人从1931年开始，就在中央争夺第一把交椅，他们两个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谈话，是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同时大家也为秦邦宪所震动，向曾经的对手低头，需要莫大的勇气。
至于陈昌浩，秦邦宪提议可以去海南。海南何叔衡同志为人平和，不会与他为难。
这时。周恩来站起来，说：“我去中南国，见一见陈维政同志，差不五年了，我一直想见一见这位神奇的同志。”
＂mao ze dong＂笑道：“让你抢先一步，本来我想去的。”
“你不能去，你是方丈，要守庙的！”任弼时的话让大家都笑了起来。
最后确定，由任弼时同志带队去兰州，邓小平同志带队去成都，周恩来同志带队去中南国，秦邦宪同志带队去百色，陈昌浩同志带队去海口，外事处伍修权同志带队去苏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