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七章 黄牛黑市
第○五七章 黄牛黑市
贺敏章被陈维政吃得死死的，没奈何，全盘答应了陈维政的条件。()四十一条船，只能给三十五条，因为有四条打沉了，另外两条要留在那坡，清理河道。
三十五条船全部开往百色，尽这三十五条船装，装得多少全部拉走，剩下来的就全部归桂西人民政府。该杀该毙，与桂系无关。
贺敏章与南宁方几次电报往来，同意了陈维政的意见。
陈维政问贺敏章想不想做点生意。贺敏章问什么生意。陈维政告诉他，三十五条船，按一条船100人计，只能坐三千五百人，对于十几万人的百色城来说，这个机会很珍贵，特别是那些做过对不起红军的事的家伙，更是一定会跑路。可以考虑卖船票，一千块大洋一张还是五百人大洋一张，看市场行情，就算是一百个大洋一张，也是三十五万，怎么样，二一添作五，干不干？
贺敏章问，还有没有办法弄得更多？陈维政惊讶的看着贺敏章，这位比自己还要贪！
贺敏章说，这个事得跟南宁政府汇报，就算是三十五万，跟你两个二一添作五，回去还得交十七万五给李老财。自己白玩。
陈维政哈哈大笑说，办法多的是，看你做不做。
贺敏章低头顺目的问：请教。
陈维政说：先把票弄出来，卖一小部分，对外说卖完了。外面的肯定发急，然后就自己偷偷做黄牛卖黑市，卖到五百一张，如果太贵就三百，两百。肯定能挣不老少。
贺敏章说自己一个人，恐怕力量不够，陈维政告诉他，把特战大队带去，事成之后每人给他们意思意思。贺敏章说，只要超出三十五万的，跟特战大队分一半。
陈维政叫人去把莫方找来，把情况一说，莫方一脸笑容，向贺敏章伸出手：“谢谢贺先生带我们发财了！尽管放心，我们一定确保万事顺利。”
第二天，贺敏章先带特战大队出发，百色城里，卖票去也！特战大队全部换装，只要没有帽徽领章和臂章，他们与民团并无两样。
票预计卖的时间为两天，正规只卖了半个小时，就全部进入地下黑市，想要找票，只能找黄牛。通过与船老大们协商，船老大们同意每条船坐一百五十人，但是行李要定量，不能超过五十斤。船老大一个客人收十个大洋，一千五百大洋走一趟，这回算是值了。正规卖票和扮黄牛卖黑市，一起加起来，总共卖了一百二十七万大洋。除了船老大的五万多，还有一百二十二万，除了交给桂系军阀的十七万五千，还有一百零四万二，除去各种费用四万二，还有扎扎实实一百万。先跟陈维政二一添作五，再分二十五万给特战大队个人，贺敏章拿着二十五万大洋，从此淡出军界，做一个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闲人。
三十五条船离开百色的那一分钟，红八军警卫旅举行了庄严威武的入城仪式，韦拔群同志就任桂西人民政府主席，红八军政委、桂西党校校长。陈鼓涛同志就任百色市市长。黄松坚就任盘阳专区专员，陈洪涛就任河池专区专员，黄大权出任潞城专区专员。滕国栋就任右江专区专员。
陈鼓涛，广西东兰人，1904年生，在百色省立第五中学学习期间，受到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遭到学校当局责难，弃学回乡，投身于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同年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回到东兰，继续从事农民运动。先后任东兰第二、三届农讲所教员、县农民协会宣传委员。是韦拔群同志的得力助手之一，1927年8月，奉命到恩隆、奉议、向都一带开展农运工作。1929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历任中共思林、向都县委书记。31年元月，回到东兰学习，3月12日，就任桂西人民政府百色市市长。
滕国栋，生于1902年，广西田东人，在广西省立五中读书期间即参加爱国运动。1926年进入恩隆县农讲所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恩隆农民自卫军大队长。1927年７月，任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二路副总指挥。1929年10月28日，调集恩隆农民主力配合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围歼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驻恩隆的武装。曾率领农军配合第四大队先后歼灭七里那东村土豪谭典章部，围歼韦宁村土豪黄曹山团局据点。为百色起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百色起义后，曾任中共右江特委委员。31年元月，回到东兰学习，3月12日，就任桂西人民政府右江专区专员。
陈鼓涛和滕国栋，在那一世，都是烈士，为革命英勇牺牲，然而，因为陈维政的到来，历史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发展。
红八军军部设在百色，军长袁振伍，政委韦拔群，参谋长李明瑞。在潞城设立红八军直属三旅，旅长廖源方，辖西林团、西隆团、凌云团。在田东设立红八军直属四旅，旅长庞洁生，辖田东团、奉议团、恩阳团。在百色设立直属警卫旅，旅长石廷方。
红八军二十二师改为红一师，师长陈维政。辖罗明初团、莫方特战大队，驻那坡。
红八军二十三师改为红二师，师长冯达飞。辖陈金秀团、关岳特战大队、驻思林。
新设红八军红三师，师长赵元喜、副师长李福成、参谋长欧文达，率黄书祥团、韦国秀团、白承恩团、周卓成团、黄恩荣团、覃时良团（原赵元喜团）、张全忠团、莫松德辎重大队、黄伯谋（桂七军21师炮兵军官）炮兵营、施正芳警卫营、谭则政特战营约一万人，进攻天保。
自从桂系以百色换回三十五条火船，并掏腰包再赔了另外六条船，经济已经完全崩溃，按照贺敏章的说法说是上顿接不了下顿，早餐管不了晚餐。幸好贺敏章回去时提供了十七万五千个大洋，解了燃眉之急，但是手下兵丁不少，对农村的盘剥也不能太过，以至于一筹莫展，没有办法。
贺敏章已经很迷信陈维政，对李宗仁说：“陈正权此人，思维大异于常人，其油滑而率性，谨慎而多谋，决断杀伐毫不犹豫，贪图安逸不愿做工。”
在贺敏章的描写中，陈维政完全就是一个不太懂事但又十分聪明的花花公子形象。最后，贺敏章说，如果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唯有求见陈维政，用其诸葛之智，弃其杜康之好。
李宗仁说现在分属两家，大家正兵戎相见，如何能够会面！
贺敏章告诉李宗仁，陈维政自从弄了一座索桥，联通了军营与那坡镇之后，每日在那坡街头休逛，喝茶听戏。那坡镇号称小广州，极尽广州之习气。陈维政每日流连街头，与那坡大商号黄恒栈关系非浅，可以通过黄恒栈商号的老板黄奕勋与其联系。
李宗仁点头称是，立即让人通知南宁黄恒栈，约见四老板黄奕勋。
黄奕勋在1929年底去香港，在30年6月就回到地梧州，因为百色一直战火不断，因此滞留在梧州一直没有西进。这是一位典型的儒商，他的一切成功都来自于他非同寻常的眼光，一般的商人讲究的是小利，他讲究的则是大财，在那坡，他收购农副产品，只要在承受范围内，他尽量提高收购价，让生产者尽量多的得到利润，他的货物基本上都是销往梧州、广州、香港，利润也比一般的商人高。因此在那坡一地，没有商人敢与他竞争，农家，愿意多挑十里八里，也要把产品卖给黄恒栈。但是，他在1929年惨遭噩运，差点送掉小命。
1929年底，百色起义后，红七军来到那坡， 按照《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等有关规定，参照其财富采取几种措施：一是没收，将其财产交给农民协会分给贫苦群众；二是大部分没收，让其继续生产，交纳税收；三是没收又改造成为苏维埃政府的工厂，提高工人工资，按8小时工作制降低工人劳动时间。
红七军第三营处置黄恒栈商号财物时，采用的方式为：电令黄奕勋由南宁赶回那坡镇。黄奕勋刚到恩隆县城平马立即逮捕，押回那坡镇关押。没收其所有财产。罚黄奕勋3万元大洋才把他释放。一些官兵还把黄奕勋工厂的大部分设备砸坏，让生产不能继续。黄奕勋获释后立即携带家人躲避天保县，靠收回一些代销点的欠款生活，同时把天保一带的茴油采用人挑肩扛的方式进入安南，出到香港。
他对红军的做法了解得非常透彻，认为一个政党，依靠杀鸡取卵的方式获得暂时的生活物资，其发展必将是反经济规律的，对红军充满了不满和不信任。
他在与李宗仁的会谈中，认为红军不可能有懂经济的人，他们的经济就是掠夺，就是破坏，就是无条件的占有，他不愿意与红军有任何的交往。
贺敏章被陈维政吃得死死的，没奈何，全盘答应了陈维政的条件。()四十一条船，只能给三十五条，因为有四条打沉了，另外两条要留在那坡，清理河道。
三十五条船全部开往百色，尽这三十五条船装，装得多少全部拉走，剩下来的就全部归桂西人民政府。该杀该毙，与桂系无关。
贺敏章与南宁方几次电报往来，同意了陈维政的意见。
陈维政问贺敏章想不想做点生意。贺敏章问什么生意。陈维政告诉他，三十五条船，按一条船100人计，只能坐三千五百人，对于十几万人的百色城来说，这个机会很珍贵，特别是那些做过对不起红军的事的家伙，更是一定会跑路。可以考虑卖船票，一千块大洋一张还是五百人大洋一张，看市场行情，就算是一百个大洋一张，也是三十五万，怎么样，二一添作五，干不干？
贺敏章问，还有没有办法弄得更多？陈维政惊讶的看着贺敏章，这位比自己还要贪！
贺敏章说，这个事得跟南宁政府汇报，就算是三十五万，跟你两个二一添作五，回去还得交十七万五给李老财。自己白玩。
陈维政哈哈大笑说，办法多的是，看你做不做。
贺敏章低头顺目的问：请教。
陈维政说：先把票弄出来，卖一小部分，对外说卖完了。外面的肯定发急，然后就自己偷偷做黄牛卖黑市，卖到五百一张，如果太贵就三百，两百。肯定能挣不老少。
贺敏章说自己一个人，恐怕力量不够，陈维政告诉他，把特战大队带去，事成之后每人给他们意思意思。贺敏章说，只要超出三十五万的，跟特战大队分一半。
陈维政叫人去把莫方找来，把情况一说，莫方一脸笑容，向贺敏章伸出手：“谢谢贺先生带我们发财了！尽管放心，我们一定确保万事顺利。”
第二天，贺敏章先带特战大队出发，百色城里，卖票去也！特战大队全部换装，只要没有帽徽领章和臂章，他们与民团并无两样。
票预计卖的时间为两天，正规只卖了半个小时，就全部进入地下黑市，想要找票，只能找黄牛。通过与船老大们协商，船老大们同意每条船坐一百五十人，但是行李要定量，不能超过五十斤。船老大一个客人收十个大洋，一千五百大洋走一趟，这回算是值了。正规卖票和扮黄牛卖黑市，一起加起来，总共卖了一百二十七万大洋。除了船老大的五万多，还有一百二十二万，除了交给桂系军阀的十七万五千，还有一百零四万二，除去各种费用四万二，还有扎扎实实一百万。先跟陈维政二一添作五，再分二十五万给特战大队个人，贺敏章拿着二十五万大洋，从此淡出军界，做一个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闲人。
三十五条船离开百色的那一分钟，红八军警卫旅举行了庄严威武的入城仪式，韦拔群同志就任桂西人民政府主席，红八军政委、桂西党校校长。陈鼓涛同志就任百色市市长。黄松坚就任盘阳专区专员，陈洪涛就任河池专区专员，黄大权出任潞城专区专员。滕国栋就任右江专区专员。
陈鼓涛，广西东兰人，1904年生，在百色省立第五中学学习期间，受到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遭到学校当局责难，弃学回乡，投身于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同年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回到东兰，继续从事农民运动。先后任东兰第二、三届农讲所教员、县农民协会宣传委员。是韦拔群同志的得力助手之一，1927年8月，奉命到恩隆、奉议、向都一带开展农运工作。1929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历任中共思林、向都县委书记。31年元月，回到东兰学习，3月12日，就任桂西人民政府百色市市长。
滕国栋，生于1902年，广西田东人，在广西省立五中读书期间即参加爱国运动。1926年进入恩隆县农讲所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恩隆农民自卫军大队长。1927年７月，任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二路副总指挥。1929年10月28日，调集恩隆农民主力配合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围歼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驻恩隆的武装。曾率领农军配合第四大队先后歼灭七里那东村土豪谭典章部，围歼韦宁村土豪黄曹山团局据点。为百色起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百色起义后，曾任中共右江特委委员。31年元月，回到东兰学习，3月12日，就任桂西人民政府右江专区专员。
陈鼓涛和滕国栋，在那一世，都是烈士，为革命英勇牺牲，然而，因为陈维政的到来，历史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发展。
红八军军部设在百色，军长袁振伍，政委韦拔群，参谋长李明瑞。在潞城设立红八军直属三旅，旅长廖源方，辖西林团、西隆团、凌云团。在田东设立红八军直属四旅，旅长庞洁生，辖田东团、奉议团、恩阳团。在百色设立直属警卫旅，旅长石廷方。
红八军二十二师改为红一师，师长陈维政。辖罗明初团、莫方特战大队，驻那坡。
红八军二十三师改为红二师，师长冯达飞。辖陈金秀团、关岳特战大队、驻思林。
新设红八军红三师，师长赵元喜、副师长李福成、参谋长欧文达，率黄书祥团、韦国秀团、白承恩团、周卓成团、黄恩荣团、覃时良团（原赵元喜团）、张全忠团、莫松德辎重大队、黄伯谋（桂七军21师炮兵军官）炮兵营、施正芳警卫营、谭则政特战营约一万人，进攻天保。
自从桂系以百色换回三十五条火船，并掏腰包再赔了另外六条船，经济已经完全崩溃，按照贺敏章的说法说是上顿接不了下顿，早餐管不了晚餐。幸好贺敏章回去时提供了十七万五千个大洋，解了燃眉之急，但是手下兵丁不少，对农村的盘剥也不能太过，以至于一筹莫展，没有办法。
贺敏章已经很迷信陈维政，对李宗仁说：“陈正权此人，思维大异于常人，其油滑而率性，谨慎而多谋，决断杀伐毫不犹豫，贪图安逸不愿做工。”
在贺敏章的描写中，陈维政完全就是一个不太懂事但又十分聪明的花花公子形象。最后，贺敏章说，如果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唯有求见陈维政，用其诸葛之智，弃其杜康之好。
李宗仁说现在分属两家，大家正兵戎相见，如何能够会面！
贺敏章告诉李宗仁，陈维政自从弄了一座索桥，联通了军营与那坡镇之后，每日在那坡街头休逛，喝茶听戏。那坡镇号称小广州，极尽广州之习气。陈维政每日流连街头，与那坡大商号黄恒栈关系非浅，可以通过黄恒栈商号的老板黄奕勋与其联系。
李宗仁点头称是，立即让人通知南宁黄恒栈，约见四老板黄奕勋。
黄奕勋在1929年底去香港，在30年6月就回到地梧州，因为百色一直战火不断，因此滞留在梧州一直没有西进。这是一位典型的儒商，他的一切成功都来自于他非同寻常的眼光，一般的商人讲究的是小利，他讲究的则是大财，在那坡，他收购农副产品，只要在承受范围内，他尽量提高收购价，让生产者尽量多的得到利润，他的货物基本上都是销往梧州、广州、香港，利润也比一般的商人高。因此在那坡一地，没有商人敢与他竞争，农家，愿意多挑十里八里，也要把产品卖给黄恒栈。但是，他在1929年惨遭噩运，差点送掉小命。
1929年底，百色起义后，红七军来到那坡， 按照《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等有关规定，参照其财富采取几种措施：一是没收，将其财产交给农民协会分给贫苦群众；二是大部分没收，让其继续生产，交纳税收；三是没收又改造成为苏维埃政府的工厂，提高工人工资，按8小时工作制降低工人劳动时间。
红七军第三营处置黄恒栈商号财物时，采用的方式为：电令黄奕勋由南宁赶回那坡镇。黄奕勋刚到恩隆县城平马立即逮捕，押回那坡镇关押。没收其所有财产。罚黄奕勋3万元大洋才把他释放。一些官兵还把黄奕勋工厂的大部分设备砸坏，让生产不能继续。黄奕勋获释后立即携带家人躲避天保县，靠收回一些代销点的欠款生活，同时把天保一带的茴油采用人挑肩扛的方式进入安南，出到香港。
他对红军的做法了解得非常透彻，认为一个政党，依靠杀鸡取卵的方式获得暂时的生活物资，其发展必将是反经济规律的，对红军充满了不满和不信任。
他在与李宗仁的会谈中，认为红军不可能有懂经济的人，他们的经济就是掠夺，就是破坏，就是无条件的占有，他不愿意与红军有任何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