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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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七章 上兵伐谋

    第○二七章 上兵伐谋

    跟何建良走在路上,陈维政问地宝,今天多少号?地宝告诉他,今天是十月二十三日,陈维政一算,红七军的河池改编,应该差不多开始了。( 起笔屋最快更新)

    到了河池镇,就闻到一股很臭的味道,地宝使劲的扇着风,莫圆告诉他没有用,扇走的是臭气,扇来的还是臭气,就当是进茅房,闻啊闻啊就习惯了。听到莫圆的古怪逻辑,陈维政和何建良都笑了起来。这是人多积出来的臭味,七千红七军,全部涌在河池小镇里,人太多,地方太窄,又没有足够大的河流,清洗、排泄都成了大问题。

    太阳很大,但是已经不晒人,街边路旁,坐着红七军的士兵,头发长长,面孔脏脏,敞开衣服,捉虱子,晒太阳。如果不是斜靠在肩膀上的步枪,基本上与普通的叫化子没有什么两样。

    “看来七军混得也不怎么样啊!”何健良感叹说。

    “前两天,你来到下吉时,就是这个样子。”陈维政说。

    “比这个还要惨,人家起码还有条枪,我是连鞋都没有一双完整的了。”何建良看着自己身上这套整齐的服装,头上的帽子,红五星,红领章,左臂上白底红色的臂章更是鲜亮,三个大字“红八军”很是耀眼。腰上一条牛皮带,侧背着一把汉阳造的驳壳枪。皮带上还有两个弹夹袋,二十粒子弹把两个备用弹夹压得满满的。脚下是大皮鞋,最想跟人说的是鞋子里面还有袜子。这个浪费成性的陈维政说,穿皮鞋不穿袜子,脚容易起泡,天下还有这么精贵的脚吗!

    陈维政跟他穿得一样,只是驳壳枪是原装的德国货。手里拿着一个皮夹,皮夹里是一本笔记簿,上衣袋里,斜插着一支硕大的黑色派克笔,陈维政特别喜欢这支派克金笔,说过几十年,这只笔能值一百万。鬼才信他。

    河池镇的商铺已经全部关门,不是怕抢,是东西已经全部被红七军买完,商铺的主人拿着得来的大洋不是去了天峨就是去了南丹。农民的谷子,除了口粮,全部让红七军买光,这个红七军的购买能力还真是不容小看。

    走进小学校,士兵越来越多,穿得也比较整齐一些,但是与陈维政等四人比起来,还是差得很远。

    有警卫人员挡住他们,问他们来干什么,陈维政把通知递给他,对方看了之后,没有把他们带到上次呆过的会议室,而是走向不远处的一栋二层青瓦楼。让陈维政和何建良进去,带地宝和莫圆到隔壁休息。

    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大声的吵架,一个四川口音,一个粤语口音,这两个声音一个比一个高,听起来还真开胃。

    “我认为,中国革命的出路就是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受压迫和被剥削,是我们的唯一道路。”四川口音。何健良听出了口音,告诉陈维政,说这个话的是邓斌总政委。陈维政一楞,这可是名人,不知道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么矮。

    “这是小农思想,完全不能符合大革命形式下的需要。”粤语口音的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城市包围农村,最后夺取政权。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要走这条路。我们不能够现成的好路不走,非得要走崎岖的山间小路,这是不对的,是浪费我们革命的力量,是犯罪!”

    陈维政在门口听得一楞,这人声音他听过,是中央特派员邓岗,居然这两邓干起来了,有趣有趣!陈维政很奇怪,邓岗这样说也能占得住脚?这么浅显的道理,在他那个时代,初中生都明白。中国和苏联不一样,俄罗斯的城市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为革命的成功提供了起码两个有利条件。第一,城市力量大于农村,城市的物质基础大于农村,农村的生活生产对城市的依赖性很大,所以控制了城市,就等于握住了农村的经济。所以苏联城市包围农村一方面是靠了城市物质的力量。第二,城市中工厂多,所以工人多,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牢靠。所以苏联城市包围农村主要还是靠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

    但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大多数地方是实行自然经济,在农村里农民可以自己自足,所以对城市经济的依赖性不大。而且中国的农村经历了千年的封建统治,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共产党在农村站稳就等于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城市革命的条件在农村可以得到更大的满足。

    这些道理老一辈们研究的还不是很透,甚至"mao ze dong"同志那时候也只是看到了农村的问题存在,如何将农村的问题与城市结合起来,他也是一头雾水,直到49年进北京时,他还心里惴惴,生怕自己成了第二个李自成。

    因此,对邓岗的问题,邓斌比较难回答。

    陈维政一声“报告”打断了邓岗兴致勃勃的讲话,如同拉了一半尿被人突然勒住了鸟鸟,邓岗憋得相当难受。

    “进来。”不知道是谁回答。

    陈维政和何建良昂首走了进去,“报告,红八军一团团长陈正权,副团长何建良奉命来到,请指示。”

    围坐一圈的一伙人都站了起来。

    这时,政治部主任陈豪人走到陈维政面前,伸出手:“你好,陈团长,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了。”

    陈维政前立正敬礼后握着陈豪人的手,连忙说:“陈主任好。”指着身边的何建良介绍说:“这是我们团的副团长,何建良同志。”

    “何建良同志我们认识,到是你这位同志很面生啊!”说话的正是总政委邓斌。

    陈维政看着面前的伟人,小平头,清瘦的面容,突起的颧骨,高挺的鼻梁,微微上翘的嘴角,仿佛在嘲笑世上所有一切一样。心里不觉一阵激动,但是现在不是激动的时候,一个标准的立正敬礼,说:“邓政委好!”

    “你认识我?”邓斌惊讶的说。

    陈维政摇摇头,说:“刚才在门外,听到邓政委说话,何建良同志告诉我的。”

    “其它的人,你还认识哪一些?”邓政委问。

    “就是中央邓特派员上次见过一次,其它人都是头回见面。”陈维政说。

    听到陈维政点到他的名字,邓岗一副很熟悉的样子走过来,跟陈维政亲切握手,还拍了拍陈维政的肩膀。陈维政也是照例立正敬礼。

    “这位是李总指挥”何建良拉着李明瑞走了过来,他一进来就直奔李明瑞,陈维政在与其它几们首长应酬时,他已经跟李明瑞讲了一会了。

    陈维政打量了一下李明瑞,这个红七军死得最惨的人,三十五六岁左右,个子并不高,一身桂军的将校服,收拾得很严整,圆脸,有一双凶悍的大眼睛,腰扎皮带,皮带上挂着一支马牌撸子。陈维政立正敬礼,这个礼是进到房间来之后最规矩的军礼,前面几个都不是行武出身,对于军礼知之不多。这位可不敢糊弄,1918年入云南讲武堂韶州(韶关)分校炮科学习。1920年毕业后在桂军中任连长、营长、团长。1926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旅长、师长、副军长。在北伐战争中,率部参加贺胜桥和德安等战役,被誉为虎将。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一团团长陈正权向您报到,总指挥好!”标准的军姿和报告声,让李明瑞很是受用,在红七军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如此标准的军人行为了。

    “稍息!”李明瑞也立正回了个军礼,看到这二位的互动,站在外圈的几个军人也有点意动。

    “来来来,我带你认识几位友军的将领。”李明瑞说。

    听到李明瑞这句话,邓岗有点不高兴,什么友军,马上就要合并了,从此不再有这支红八军。但是,在合并前,大家还真是友军,七军八军,毕竟各有体系。

    “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看到这位同盟会出身的老将军,陈维政不由自主的立正,敬礼,满腔敬意油然而生,并不高大的将军让陈维政觉得很有压力。陈维政很想跟他说两句,但是作为友军的领军人物,陈维政不敢多套近乎。

    “参谋长龚楚。”看着这位后世称为中国红军最大的一个叛徒,陈维政不愿意与他多有瓜葛,只是简单的敬礼表示客套。虽然他的叛变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是叛逃总是一个不好的行为,最起码,他不够坚持。

    “一纵队队长李谦。”陈维政一看,乐了,这位跟自己年龄差不多,本来还以为自己以二十高龄出任团长有点早,再看这一位,即使大也是大一两岁,人家已经是纵队队长了。

    这位,陈维政在军史中学过,李谦,1909年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一个普通的店员家庭,原名李隆光。李立三之弟。百色起义组织者之一、黄埔军校一期生,红七军英勇善战的骁战,是中共红七军前委委员,红七军第一纵队司令,二十师师长。1931年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