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性史》的写作史
福柯一生著述颇丰，《性史》是他最后的著作。就像所有那些伟大的作家一样，人们对他的著作和工作除了景仰和钟爱，也有许多的误解和滥用。福柯有一次对人说：“哲学思想或这些问题变成了消费商品……熵趋势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人们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才把我的那本论癫狂的书转变成了这样一个标语：18世纪所有的狂人都被关起来了。而我那本论知识意志的书被转变为‘性从未受到压抑’这一标语，却连十五个月的时间都用不着——实际上只花了三个礼拜的工夫。”“注释1”这些似是而非的标语对福柯的思想或者是误解，或者是庸俗化了。如果我们真的对福柯的思想感兴趣，一定要去研读原著，并从总体上理解他的思想。
福柯一生的学术兴趣可以用他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我想澄清三类问题：真理的问题，权力的问题，还有个人行为的问题。”“注释2”无论是在早期的《癫狂史》中，在关于监狱与惩罚的著作中，还是在《性史》中，福柯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这三个问题上。
当福柯被问到对性的研究同以前的研究领域有何种联系时，他说：“我在研究癫狂和监狱的过程中，发现一切事物似乎都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什么是权力。或者说得更明确些，权力是如何实施的；当某人对另一个人实施权力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据我看来，在所有的社会中，性都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因此是一个测试权力机制运作的很好的领域。”“注释3”福柯之所以选中性作为他的研究对象，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想通过性来研究权力问题。
《监禁与惩罚》在1975年出版，仅仅一年半后，《性史》第一卷即问世。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福柯研究者发现了两本书之间的联系，而福柯本人也没有否认这种联系。福柯的传记作者埃里蓬说：“福柯在这两本书中都谈到了‘权力’及其运作方式。既然他在《监禁与惩罚》中指出权力依靠制约身体的‘纪律’程序贯穿整个社会，那他探讨把性意识同机制、同权力网络联系起来的‘装置’时，就不那么奇怪了。”“注释4”
福柯甚至这样概括过他的工作：“对我来说，全部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对权力的理论进行重新阐述。”“注释5”由此可见，权力问题在福柯的研究重心中是重中之重——如果在权力、真理和个人行为这三大重点之中排序，他会把权力问题排在首位。
对于特别重视权力问题这一研究方向的原因，福柯提出了三点解释：“第一，权力在西方得到了最彻底的表露，因此也隐藏得最深……在社会机体中，权力的关系可能是隐藏得最好的东西之一。第二，从19世纪以来，对社会的批判基本上是从其经济的本质出发的，经济有着决定的作用……忽视了构成经济关系的基本的权力关系。第三个原因是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即不认为权力具有国家机构以外的形式，这种倾向普遍存在于机构、党派、革命思想和行动之中。”“注释6”
针对上述情况，福柯把自己的任务确定为以下四点：调查在权力关系中隐藏最深的是什么；把它们定位在经济基础之中；不仅追踪以政府形式出现的权力，还要追踪以亚政府形式或超政府形式出现的权力；在物欲性的活动中发现它们的踪迹。“注释7”
福柯在不同的场合用“我的问题”这样的词语来阐释过他的关注点。他会这样来表达：这是我的问题，这不是我的问题。在写作《性史》时，福柯就这样说起过“我的问题”，他说：“我的问题往往是建立在另一个概念之上：真理。对疯子施加的权力是如何产生精神病医生的‘真实’的话语的？这也适用于性：唤醒一种意愿，去探究施行于性行为之上的权力的来源。我的目的不是要写一部有关禁制的社会历史，而是要写一部有关‘真理’的生产的政治历史。”“注释8”“如果我想夸张一点，造成某种戏剧性的效果的话，我要说我关心的问题从来都是一贯的：权力的效应和‘真理的生产’……我研究的问题是真理的政治。”“注释9”换言之，以《性史》一书为例，性只是福柯的研究材料或研究对象，他要用这个对象和材料来探索权力与真理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福柯在《性史》一书的标题上曾大费周章。他是这样说的：“我写过的书中，只有这一本我在进行写作之前毫无成竹在胸，直到最后一刻也不知道标题应该是什么。我用‘性史’这个名称，是因为想不到更好的。我先想到的标题是‘性与真理’，我马上就把它抛弃了。无论如何，这就是我的问题：在西方的历史上，与性的快乐联系在一起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注释10”
乍一看《性史》这个标题，人们很自然地会以为福柯要写的是一部关于人类性行为的历史。但是福柯的计划并非如此，他并不是要写人类性行为史，他说：“我不想写一部人类性行为的编年史。我的范围要狭窄得多：这么多世纪以来，在我们的社会中，把性与真理的追求联结在一道的线索是什么……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性为什么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种族、家庭和个人进行再生产的手段？为什么它不单是获取快乐和享受的手段？为什么性最终被认为是我们最‘深刻’的真理藏身和表白的地方？请注意一个根本性的事实：从基督教占统治地位以来，西方世界不停地宣称：‘要知道你是怎样的人，就要知道你的性行为方式。’性从来就像一个议事厅，我们种族的前途和我们人类主体的‘真理’在那里得到决定。”“注释11”正因为如此，福柯将《性史》的第一卷题名为《认知的意志》。他要探讨的问题是，人们是如何和为什么要到性当中去求得关于自身“真理”的知识的。
福柯最早对性这一领域感兴趣是1951年他参加教师会考时康吉兰出的考题。早在福柯出版他以癫狂史为主题的第一部著作时，他就在该书的序言中预告过，他将就性的问题写一部书，他将研究性禁忌的历史。在随后的《知识考古学》一书中，他再次把性当作一个探索领域提了出来。他说：“当时我是想写两部平行的历史：一方面是对疯癫的排斥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立；另一方面是在性的领域里各种界限是如何起作用的历史。我当时想的是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每一种对立都是基于理性和非理性的大对立而以各自的方式形成的。”“注释12”福柯将疯癫与性这两个题目视为一对孪生的主题，他说：“实际上，从我开始写《癫狂史》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了（写《性史》）这种想法。这两个项目是孪生的。甚至在那个时候，我就想把性爱方面正常与病态的划分情况也弄清楚。”“注释13”
在整个写作计划开始时，福柯打算将《性史》这部著作设计为六卷本。因此，在第一卷出版时，封底公布了六卷本各卷的标题：
第一卷：认知的意志
第二卷：肉欲与身体
第三卷：儿童十字军
第四卷：女人、母亲与歇斯底里患者
第五卷：性变态者
第六卷：人口与种族
后来，在《性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于1976年出版之后，后面的各卷却迟迟没有问世。直到八年之后，在福柯临去世之前，才出版了第二、第三两卷，第四卷接近完成，但是没有正式出版。1984年5月，当他修改完6月即将出版的《性史》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校样时，他对朋友说，他至多需要一至两个月的时间便可彻底完成第四卷《肉欲的告赎》，10月即可出版。可惜，他在6月就与世长辞了。
于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性史》是这样的：
第一卷：认知的意志（1976年出版）
第二卷：快感的享用（1984年出版）
第三卷：自我的呵护（1984年出版）
第四卷：肉欲的告赎（未完成）
在福柯某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记者问到为什么他在《性史》第一卷出版八年之后才出版了后面的几卷，而且也没有按照最初的写作计划去做，福柯回答说：“我改变了主意。如果一件作品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想法、甚至自己这人本身的话，那也没太大意思。”“注释14”这是一个典型的福柯式答案：人活着就是为了改变自己。连人的自我都会改变，更何况一个研究和写作的计划？
福柯是这样解释他改变写作计划的过程的：“我预先制订了一个计划，用多卷的篇幅完成一项研究，一开始我以为这下子该没有什么困难了，我可以把我头脑中形成的一些观念展开，再通过经验性的研究来进行证实。在写这些书的时候，我真是厌烦到了极点：它们同我早期的著作太相似了……于是我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我不再把性放在知识和权力的领域里来研究，而是进一步回溯，去考察，对主体而言，性作为一种欲望究竟是怎样构成的。”“注释15”从福柯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改变初衷的主要原因是不愿重复自己以前写过的东西和思路：在过去的几本著作中，他总是把他的考察对象放在知识和权力的领域来研究的，在改变后的写作思路中，他回到了性的欲望本身，研究它的形成过程。
至于具体写作思路的改变，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当我七八年前写作《性史》第一卷的时候，我绝对是要打算写一部关于从16世纪开始的性的历史的研究，分析这种知识一直到19世纪的演化过程。当我做这项工程的时候，我感觉到有问题：为什么我们把性变成一种道德的经验？于是我把自己关起来，抛弃了已经写完的关于17世纪的章节，然后把工作往回推——先是到公元5世纪，为的是观察基督教经验的开端，然后是它之前的时期，古代的后期。最终，我在三年前结束了对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的性的研究。你也许会问我：在开始的时候你是心不在焉呢，还是有意隐藏了一个准备在最后抖出来的秘密？我真的不知道。我承认自己甚至都不想知道。我写作《性史》，是要回顾古代的情况，看性是怎样被某些因素所操纵、运作和修改的。”“注释16”
就像一位导演走到前台来说戏，福柯也曾从幕后走到前台来直接解释过他写作《性史》一书的思路。他说：“让我来谈谈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的情形吧。我写过几个有承续性的草稿。在一开始，性是作为已经预先设定好的作为论据的事实，而性的机器则被看成是具有言谈的和制度的形态，并被嫁接到性上面去，与它进行叠加，甚至最后把它遮蔽。这是最初的努力方向……但是我想，会不会从根本上来说情况正好相反，性——它拥有自己的法则和限制，在这些法则和限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有关男性和女性的观念——是由性的机器生产出来的？性的话语最初的应用对象不是性，而是身体、性器官、快感、亲缘关系、人际关系，等等……我们到了18世纪才有性的机器，到了19世纪才有性。在这之前则无疑只有肉欲。”“注释17”
这个从18世纪才出现的“性的机器”到底有哪些内涵呢？福柯用以下三个定义来解释他所命名的这个“性的机器”：“我用这个术语试图表明，首先，一种彻底异质的集合，由话语、制度、建筑形式、规范性的决策、法律、行政措施、科学陈述、哲学、道德和慈善事业所组成——简言之，所说的和所未曾说的。这些都是机器的要素。机器自身就是能够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体系。其次，在这种机器中，我想找出异质要素之间所存在的关联的本质……第三，我所理解的‘机器’代表了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结构，这种结构对‘紧迫的需要’作出反应。”“注释18”
除了这三点定义之外，福柯还用“机器”这一用语代表一种“知识型”。他说：“我所谓的机器是‘知识型’的更普遍的情况；或者说，‘知识型’是特定的言谈的机器，而机器的更普遍的形式可以是言谈的，也可以是非言谈的，它的要素更具有异质性。”“注释19”
福柯将性的机器作为他的研究的起点，他是这样说的：“我以性的机器为起点，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历史的既定存在，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起点。”“注释20”
福柯在这一解释中提到了他写作《性史》时一个重大的思路改变：从性的事实在前、性的机器在后，转变为性的机器在前、性在后。他为人类的性状态演变过程的排序是这样的：在性的机器和性之前，人们所拥有的只是肉欲，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产生了性的机器，那是在18世纪；最后，在第三阶段，人们才拥有了性，那时已是19世纪了。这种说法乍一听有点怪：我们在19世纪才拥有性？其实，福柯的意思是说，事情并不是像人们一向所认为的那样，存在着一个关于性的先验的事实，从这个事实产生出来一套关于性的话语和机制。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性”、我们把它当作“事实”的性，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被18世纪的性的机器制造出来的产品，是不断变换的性的话语的产物。这就是性的社会建构论。这是福柯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福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性史》写作的初衷作了如下说明：“我不是要写一部性幻想的考古学。我是要写一部有关性的话语的考古学。这些话语指明在性这个领域里，我们做什么，我们被迫做什么，人们允许我们做什么，不允许我们做什么；还有，对于性行为，我们被允许说什么，不允许说什么，不得不说什么。这才是关键所在。这不是一个有关幻想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言谈的问题。”“注释21”福柯要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建构了我们的性——那种我们以为是天生的性。他所关注的不是性行为本身，而是关于性的话语，是构造了性的现状的社会话语机制。
在《性史》的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中，福柯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权力与真理这两个主题。他对这一卷作过以下的说明：
“《认知的意志》陈述的这一系列研究的初步计划不是重构性行为和性实践的历史，也不是分析那些（科学的、宗教的或哲学的）思想，人们通过这些思想表现这些行为，而是弄清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像‘性’这样的东西是如何被构造的，这个概念人所共知，但在19世纪初之前却从未出现。”“注释22”按照福柯的时间表，性是在19世纪才诞生的，关于性的话语是19世纪的新生事物，在此之前，性的活动不过是一种随意而散漫的肉欲的满足。
关于《性史》的第一卷，福柯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这套书的第一卷是想对西方一直存在的某种事实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受到管理控制的对性、性的快乐的忏悔的程序……我所说的‘忏悔’——尽管我也知道这个词有点令人不安——指的是一切刺激诱惑主体生产有关他的性的真相的话语的程序，这种话语又对主体自身产生效应。”“注释23”
在《性史》的第二卷《快感的享用》的导言中，福柯对《性史》后三卷的主题做了如下说明：“我遵循的是一种简单的年代学排列：这一卷《快感的享用》研究的是性活动在古代希腊文化和公元前4世纪里被哲学家和医生们置疑的方式。《自我的呵护》研究的是在公元初几个世纪里希腊文献和拉丁文献表现出的这种置疑。最后，《肉欲的告赎》讨论的是肉体的理论和教士守则是如何形成的。”（xj，第126-127页）
埃里蓬——不计其数的福柯传记作家中的一位——对《性史》后三卷的主题做了如下的概述：在《快感的享用》这一卷中，福柯研究了性行为被古希腊思想视为道德评价和选择范畴的方式，以及它所参照的主观化的方式：道德实质、服从类型、自我设计和伦理目的理论的形式。在这一卷中，他研究了医学和哲学思想如何规范这种“快感的享用”，以及古希腊人在四个领域中的观念，这四个领域包括人们与自己肉体的关系，与自己的妻子的关系，与孩子的关系，与真理的关系。《自我的呵护》分析我们时代最初两个世纪的希腊和拉丁文献中提出的问题，及其它在自我关心控制着的生活艺术中所经历的转变。《肉欲的告赎》探讨基督教最初几个世纪的肉欲经验以及欲望的宗教经典和无邪辨读在基督教中所起的作用。“注释24”
福柯在介绍《性史》时，还曾经将第三卷作为前两卷逻辑上的一个平衡和过渡。他是这样说的：首先，他完成了《性史》的第一卷，“然后我写了一本关于自我概念与自我技术的书，在此性特质却消失了，所以第三次，我被迫再写一本试图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的书。”“注释25”在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与第二卷《快感的享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这种断裂不仅是时间上的，也是内容上的。从时间上看，第一卷的研究对象是17-19世纪，第二卷的研究对象是纪元前的古希腊时期；从内容上看，第一卷虽然主题是权力和真理，但论述却紧紧围绕着性展开，第二卷脱离了性的领域。因此，第三卷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上都是第一、二两卷的一个平衡：它研究的时间段是纪元初年，处于第一、二卷之间，研究内容涉及性与自我的技术，也处于第一、二卷之间。
当福柯被人问到有没有在《性史》一书中为人们提出伦理标准时，他是这样说的：“没有。如果你所说的伦理指的是那种指导我们行为的规范，那么《性史》当然没有提供伦理标准。但是如果你指的是在个体行为中人与自我的关系，那我要说《性史》还是具有伦理的成分的，至少是提出了性行为的伦理。我认为，在进行性活动的时候，我们与自我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有关快乐和快乐的强化的伦理。”“注释26”
福柯早就怀有这样一个愿望：他的《性史》将不只是另一本书，而是马拉美说的那种“圣典”——一部关于“销魂状态”的作品，“在这种销魂状态中，我们能够得到片刻的永生，能够摆脱一切现实的东西，并使我们的迷念上升到创造的水平。”“注释27”应当说，福柯的愿望实现了，至少在《性史》的第一卷中，他的确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但是，对《性史》后两卷的评价却远不如第一卷。有评家认为：《性史》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没有叛逆的观点，没有学术新意，是福柯创造力枯竭的表现，是他思想和学术的断裂；是他自知来日无多的急就章；还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他不能同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拉开距离的结果。“注释28”但是，无论如何，《性史》的成就及其生命力已受到考验，并得到证实——它的影响力持久不衰，与日俱增。
“注释1”转引自米勒，第512页。
“注释2”福柯，第110页。
“注释3”福柯，第27页。
“注释4”埃里蓬，第300页。
“注释5”福柯，第175页。
“注释6”福柯，第43页。
“注释7”同上书，第44页。
“注释8”同上书，第36页。
“注释9”同上书，第43页。
“注释10”福柯，第185页。
“注释11”同上书，第35～36页。
“注释12”转引自刘北成，第253页。
“注释13”转引自米勒，第435页。
“注释14”福柯，第138页。
“注释15”同上书，第16～17页。
“注释16”福柯，第118页。
“注释17”同上书，第186页。
“注释18”福柯，第181～182页。
“注释19”同上书，第183页。
“注释20”同上书，第194页。
“注释21”福柯，第6页。
“注释22”转引自埃里蓬，第361～362页。
“注释23”福柯，第191页。
“注释24”埃里蓬，第362页。
“注释25”转引自德勒兹，第180页。
“注释26”福柯，第13页。
“注释27”转引自米勒，第435～436页。
“注释28”转引自刘北成，第82页。
福柯一生的学术兴趣可以用他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我想澄清三类问题：真理的问题，权力的问题，还有个人行为的问题。”“注释2”无论是在早期的《癫狂史》中，在关于监狱与惩罚的著作中，还是在《性史》中，福柯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这三个问题上。
当福柯被问到对性的研究同以前的研究领域有何种联系时，他说：“我在研究癫狂和监狱的过程中，发现一切事物似乎都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什么是权力。或者说得更明确些，权力是如何实施的；当某人对另一个人实施权力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据我看来，在所有的社会中，性都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因此是一个测试权力机制运作的很好的领域。”“注释3”福柯之所以选中性作为他的研究对象，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想通过性来研究权力问题。
《监禁与惩罚》在1975年出版，仅仅一年半后，《性史》第一卷即问世。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福柯研究者发现了两本书之间的联系，而福柯本人也没有否认这种联系。福柯的传记作者埃里蓬说：“福柯在这两本书中都谈到了‘权力’及其运作方式。既然他在《监禁与惩罚》中指出权力依靠制约身体的‘纪律’程序贯穿整个社会，那他探讨把性意识同机制、同权力网络联系起来的‘装置’时，就不那么奇怪了。”“注释4”
福柯甚至这样概括过他的工作：“对我来说，全部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对权力的理论进行重新阐述。”“注释5”由此可见，权力问题在福柯的研究重心中是重中之重——如果在权力、真理和个人行为这三大重点之中排序，他会把权力问题排在首位。
对于特别重视权力问题这一研究方向的原因，福柯提出了三点解释：“第一，权力在西方得到了最彻底的表露，因此也隐藏得最深……在社会机体中，权力的关系可能是隐藏得最好的东西之一。第二，从19世纪以来，对社会的批判基本上是从其经济的本质出发的，经济有着决定的作用……忽视了构成经济关系的基本的权力关系。第三个原因是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即不认为权力具有国家机构以外的形式，这种倾向普遍存在于机构、党派、革命思想和行动之中。”“注释6”
针对上述情况，福柯把自己的任务确定为以下四点：调查在权力关系中隐藏最深的是什么；把它们定位在经济基础之中；不仅追踪以政府形式出现的权力，还要追踪以亚政府形式或超政府形式出现的权力；在物欲性的活动中发现它们的踪迹。“注释7”
福柯在不同的场合用“我的问题”这样的词语来阐释过他的关注点。他会这样来表达：这是我的问题，这不是我的问题。在写作《性史》时，福柯就这样说起过“我的问题”，他说：“我的问题往往是建立在另一个概念之上：真理。对疯子施加的权力是如何产生精神病医生的‘真实’的话语的？这也适用于性：唤醒一种意愿，去探究施行于性行为之上的权力的来源。我的目的不是要写一部有关禁制的社会历史，而是要写一部有关‘真理’的生产的政治历史。”“注释8”“如果我想夸张一点，造成某种戏剧性的效果的话，我要说我关心的问题从来都是一贯的：权力的效应和‘真理的生产’……我研究的问题是真理的政治。”“注释9”换言之，以《性史》一书为例，性只是福柯的研究材料或研究对象，他要用这个对象和材料来探索权力与真理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福柯在《性史》一书的标题上曾大费周章。他是这样说的：“我写过的书中，只有这一本我在进行写作之前毫无成竹在胸，直到最后一刻也不知道标题应该是什么。我用‘性史’这个名称，是因为想不到更好的。我先想到的标题是‘性与真理’，我马上就把它抛弃了。无论如何，这就是我的问题：在西方的历史上，与性的快乐联系在一起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注释10”
乍一看《性史》这个标题，人们很自然地会以为福柯要写的是一部关于人类性行为的历史。但是福柯的计划并非如此，他并不是要写人类性行为史，他说：“我不想写一部人类性行为的编年史。我的范围要狭窄得多：这么多世纪以来，在我们的社会中，把性与真理的追求联结在一道的线索是什么……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性为什么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种族、家庭和个人进行再生产的手段？为什么它不单是获取快乐和享受的手段？为什么性最终被认为是我们最‘深刻’的真理藏身和表白的地方？请注意一个根本性的事实：从基督教占统治地位以来，西方世界不停地宣称：‘要知道你是怎样的人，就要知道你的性行为方式。’性从来就像一个议事厅，我们种族的前途和我们人类主体的‘真理’在那里得到决定。”“注释11”正因为如此，福柯将《性史》的第一卷题名为《认知的意志》。他要探讨的问题是，人们是如何和为什么要到性当中去求得关于自身“真理”的知识的。
福柯最早对性这一领域感兴趣是1951年他参加教师会考时康吉兰出的考题。早在福柯出版他以癫狂史为主题的第一部著作时，他就在该书的序言中预告过，他将就性的问题写一部书，他将研究性禁忌的历史。在随后的《知识考古学》一书中，他再次把性当作一个探索领域提了出来。他说：“当时我是想写两部平行的历史：一方面是对疯癫的排斥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立；另一方面是在性的领域里各种界限是如何起作用的历史。我当时想的是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每一种对立都是基于理性和非理性的大对立而以各自的方式形成的。”“注释12”福柯将疯癫与性这两个题目视为一对孪生的主题，他说：“实际上，从我开始写《癫狂史》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了（写《性史》）这种想法。这两个项目是孪生的。甚至在那个时候，我就想把性爱方面正常与病态的划分情况也弄清楚。”“注释13”
在整个写作计划开始时，福柯打算将《性史》这部著作设计为六卷本。因此，在第一卷出版时，封底公布了六卷本各卷的标题：
第一卷：认知的意志
第二卷：肉欲与身体
第三卷：儿童十字军
第四卷：女人、母亲与歇斯底里患者
第五卷：性变态者
第六卷：人口与种族
后来，在《性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于1976年出版之后，后面的各卷却迟迟没有问世。直到八年之后，在福柯临去世之前，才出版了第二、第三两卷，第四卷接近完成，但是没有正式出版。1984年5月，当他修改完6月即将出版的《性史》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校样时，他对朋友说，他至多需要一至两个月的时间便可彻底完成第四卷《肉欲的告赎》，10月即可出版。可惜，他在6月就与世长辞了。
于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性史》是这样的：
第一卷：认知的意志（1976年出版）
第二卷：快感的享用（1984年出版）
第三卷：自我的呵护（1984年出版）
第四卷：肉欲的告赎（未完成）
在福柯某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记者问到为什么他在《性史》第一卷出版八年之后才出版了后面的几卷，而且也没有按照最初的写作计划去做，福柯回答说：“我改变了主意。如果一件作品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想法、甚至自己这人本身的话，那也没太大意思。”“注释14”这是一个典型的福柯式答案：人活着就是为了改变自己。连人的自我都会改变，更何况一个研究和写作的计划？
福柯是这样解释他改变写作计划的过程的：“我预先制订了一个计划，用多卷的篇幅完成一项研究，一开始我以为这下子该没有什么困难了，我可以把我头脑中形成的一些观念展开，再通过经验性的研究来进行证实。在写这些书的时候，我真是厌烦到了极点：它们同我早期的著作太相似了……于是我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我不再把性放在知识和权力的领域里来研究，而是进一步回溯，去考察，对主体而言，性作为一种欲望究竟是怎样构成的。”“注释15”从福柯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改变初衷的主要原因是不愿重复自己以前写过的东西和思路：在过去的几本著作中，他总是把他的考察对象放在知识和权力的领域来研究的，在改变后的写作思路中，他回到了性的欲望本身，研究它的形成过程。
至于具体写作思路的改变，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当我七八年前写作《性史》第一卷的时候，我绝对是要打算写一部关于从16世纪开始的性的历史的研究，分析这种知识一直到19世纪的演化过程。当我做这项工程的时候，我感觉到有问题：为什么我们把性变成一种道德的经验？于是我把自己关起来，抛弃了已经写完的关于17世纪的章节，然后把工作往回推——先是到公元5世纪，为的是观察基督教经验的开端，然后是它之前的时期，古代的后期。最终，我在三年前结束了对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的性的研究。你也许会问我：在开始的时候你是心不在焉呢，还是有意隐藏了一个准备在最后抖出来的秘密？我真的不知道。我承认自己甚至都不想知道。我写作《性史》，是要回顾古代的情况，看性是怎样被某些因素所操纵、运作和修改的。”“注释16”
就像一位导演走到前台来说戏，福柯也曾从幕后走到前台来直接解释过他写作《性史》一书的思路。他说：“让我来谈谈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的情形吧。我写过几个有承续性的草稿。在一开始，性是作为已经预先设定好的作为论据的事实，而性的机器则被看成是具有言谈的和制度的形态，并被嫁接到性上面去，与它进行叠加，甚至最后把它遮蔽。这是最初的努力方向……但是我想，会不会从根本上来说情况正好相反，性——它拥有自己的法则和限制，在这些法则和限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有关男性和女性的观念——是由性的机器生产出来的？性的话语最初的应用对象不是性，而是身体、性器官、快感、亲缘关系、人际关系，等等……我们到了18世纪才有性的机器，到了19世纪才有性。在这之前则无疑只有肉欲。”“注释17”
这个从18世纪才出现的“性的机器”到底有哪些内涵呢？福柯用以下三个定义来解释他所命名的这个“性的机器”：“我用这个术语试图表明，首先，一种彻底异质的集合，由话语、制度、建筑形式、规范性的决策、法律、行政措施、科学陈述、哲学、道德和慈善事业所组成——简言之，所说的和所未曾说的。这些都是机器的要素。机器自身就是能够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体系。其次，在这种机器中，我想找出异质要素之间所存在的关联的本质……第三，我所理解的‘机器’代表了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结构，这种结构对‘紧迫的需要’作出反应。”“注释18”
除了这三点定义之外，福柯还用“机器”这一用语代表一种“知识型”。他说：“我所谓的机器是‘知识型’的更普遍的情况；或者说，‘知识型’是特定的言谈的机器，而机器的更普遍的形式可以是言谈的，也可以是非言谈的，它的要素更具有异质性。”“注释19”
福柯将性的机器作为他的研究的起点，他是这样说的：“我以性的机器为起点，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历史的既定存在，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起点。”“注释20”
福柯在这一解释中提到了他写作《性史》时一个重大的思路改变：从性的事实在前、性的机器在后，转变为性的机器在前、性在后。他为人类的性状态演变过程的排序是这样的：在性的机器和性之前，人们所拥有的只是肉欲，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产生了性的机器，那是在18世纪；最后，在第三阶段，人们才拥有了性，那时已是19世纪了。这种说法乍一听有点怪：我们在19世纪才拥有性？其实，福柯的意思是说，事情并不是像人们一向所认为的那样，存在着一个关于性的先验的事实，从这个事实产生出来一套关于性的话语和机制。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性”、我们把它当作“事实”的性，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被18世纪的性的机器制造出来的产品，是不断变换的性的话语的产物。这就是性的社会建构论。这是福柯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福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性史》写作的初衷作了如下说明：“我不是要写一部性幻想的考古学。我是要写一部有关性的话语的考古学。这些话语指明在性这个领域里，我们做什么，我们被迫做什么，人们允许我们做什么，不允许我们做什么；还有，对于性行为，我们被允许说什么，不允许说什么，不得不说什么。这才是关键所在。这不是一个有关幻想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言谈的问题。”“注释21”福柯要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建构了我们的性——那种我们以为是天生的性。他所关注的不是性行为本身，而是关于性的话语，是构造了性的现状的社会话语机制。
在《性史》的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中，福柯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权力与真理这两个主题。他对这一卷作过以下的说明：
“《认知的意志》陈述的这一系列研究的初步计划不是重构性行为和性实践的历史，也不是分析那些（科学的、宗教的或哲学的）思想，人们通过这些思想表现这些行为，而是弄清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像‘性’这样的东西是如何被构造的，这个概念人所共知，但在19世纪初之前却从未出现。”“注释22”按照福柯的时间表，性是在19世纪才诞生的，关于性的话语是19世纪的新生事物，在此之前，性的活动不过是一种随意而散漫的肉欲的满足。
关于《性史》的第一卷，福柯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这套书的第一卷是想对西方一直存在的某种事实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受到管理控制的对性、性的快乐的忏悔的程序……我所说的‘忏悔’——尽管我也知道这个词有点令人不安——指的是一切刺激诱惑主体生产有关他的性的真相的话语的程序，这种话语又对主体自身产生效应。”“注释23”
在《性史》的第二卷《快感的享用》的导言中，福柯对《性史》后三卷的主题做了如下说明：“我遵循的是一种简单的年代学排列：这一卷《快感的享用》研究的是性活动在古代希腊文化和公元前4世纪里被哲学家和医生们置疑的方式。《自我的呵护》研究的是在公元初几个世纪里希腊文献和拉丁文献表现出的这种置疑。最后，《肉欲的告赎》讨论的是肉体的理论和教士守则是如何形成的。”（xj，第126-127页）
埃里蓬——不计其数的福柯传记作家中的一位——对《性史》后三卷的主题做了如下的概述：在《快感的享用》这一卷中，福柯研究了性行为被古希腊思想视为道德评价和选择范畴的方式，以及它所参照的主观化的方式：道德实质、服从类型、自我设计和伦理目的理论的形式。在这一卷中，他研究了医学和哲学思想如何规范这种“快感的享用”，以及古希腊人在四个领域中的观念，这四个领域包括人们与自己肉体的关系，与自己的妻子的关系，与孩子的关系，与真理的关系。《自我的呵护》分析我们时代最初两个世纪的希腊和拉丁文献中提出的问题，及其它在自我关心控制着的生活艺术中所经历的转变。《肉欲的告赎》探讨基督教最初几个世纪的肉欲经验以及欲望的宗教经典和无邪辨读在基督教中所起的作用。“注释24”
福柯在介绍《性史》时，还曾经将第三卷作为前两卷逻辑上的一个平衡和过渡。他是这样说的：首先，他完成了《性史》的第一卷，“然后我写了一本关于自我概念与自我技术的书，在此性特质却消失了，所以第三次，我被迫再写一本试图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的书。”“注释25”在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与第二卷《快感的享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这种断裂不仅是时间上的，也是内容上的。从时间上看，第一卷的研究对象是17-19世纪，第二卷的研究对象是纪元前的古希腊时期；从内容上看，第一卷虽然主题是权力和真理，但论述却紧紧围绕着性展开，第二卷脱离了性的领域。因此，第三卷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上都是第一、二两卷的一个平衡：它研究的时间段是纪元初年，处于第一、二卷之间，研究内容涉及性与自我的技术，也处于第一、二卷之间。
当福柯被人问到有没有在《性史》一书中为人们提出伦理标准时，他是这样说的：“没有。如果你所说的伦理指的是那种指导我们行为的规范，那么《性史》当然没有提供伦理标准。但是如果你指的是在个体行为中人与自我的关系，那我要说《性史》还是具有伦理的成分的，至少是提出了性行为的伦理。我认为，在进行性活动的时候，我们与自我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有关快乐和快乐的强化的伦理。”“注释26”
福柯早就怀有这样一个愿望：他的《性史》将不只是另一本书，而是马拉美说的那种“圣典”——一部关于“销魂状态”的作品，“在这种销魂状态中，我们能够得到片刻的永生，能够摆脱一切现实的东西，并使我们的迷念上升到创造的水平。”“注释27”应当说，福柯的愿望实现了，至少在《性史》的第一卷中，他的确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但是，对《性史》后两卷的评价却远不如第一卷。有评家认为：《性史》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没有叛逆的观点，没有学术新意，是福柯创造力枯竭的表现，是他思想和学术的断裂；是他自知来日无多的急就章；还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他不能同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拉开距离的结果。“注释28”但是，无论如何，《性史》的成就及其生命力已受到考验，并得到证实——它的影响力持久不衰，与日俱增。
“注释1”转引自米勒，第512页。
“注释2”福柯，第110页。
“注释3”福柯，第27页。
“注释4”埃里蓬，第300页。
“注释5”福柯，第175页。
“注释6”福柯，第43页。
“注释7”同上书，第44页。
“注释8”同上书，第36页。
“注释9”同上书，第43页。
“注释10”福柯，第185页。
“注释11”同上书，第35～36页。
“注释12”转引自刘北成，第253页。
“注释13”转引自米勒，第435页。
“注释14”福柯，第138页。
“注释15”同上书，第16～17页。
“注释16”福柯，第118页。
“注释17”同上书，第186页。
“注释18”福柯，第181～182页。
“注释19”同上书，第183页。
“注释20”同上书，第194页。
“注释21”福柯，第6页。
“注释22”转引自埃里蓬，第361～362页。
“注释23”福柯，第191页。
“注释24”埃里蓬，第362页。
“注释25”转引自德勒兹，第180页。
“注释26”福柯，第13页。
“注释27”转引自米勒，第435～436页。
“注释28”转引自刘北成，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