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悲伤与喜悦
也许是因为我与母亲相处的时日太久，感情太深，有太多的难舍情，在一次演出前，突闻母亲亡故的噩耗，这成了我这一生中最哀伤的一刻。当时正值我们在洛杉矾某处演出期间。即便是父亲去世时，我也没有像那样伤心过，或许因为当时我才14岁，还不能深深体会那种死别的悲痛。
对于我来说，是在莎莉文老师来了之后，才逐渐形成对母亲的一些记忆。记得母亲后来经常说，我的出生对她来说是件既骄傲又快乐的事。
是的，母亲确实把我当成她的骄傲，每次她提起我患病之前19个月中的所有大事小事，都如数家珍。母亲告诉我说：“学会走路后呀，你最喜欢去院子里追逐花丛中的蝴蝶，你的胆子简直超过男孩子，面对鸡啊、狗啊这些动物，一点都不怕，还常常用胖胖的小手去抱它们。你还是我缝纽扣时的小帮手，你的眼睛比谁都尖，诸如针、小纽扣这样的东西，一般人不易看到，你却可以很快找出来。”只要是关于我的事，母亲始终都不觉厌烦，还说在我牙牙学语的时候，有次家中正在编那种有三只脚四周留了许多小洞的竹笼子，我又是好奇又是兴奋，总爬到母亲膝上，用稚嫩的儿语问：“还要做多久？”
母亲又说，壁炉中的熊熊火花是我的最爱，我经常望着木材上的火舌发呆，久久不肯睡觉，特别是看到火舌从烟囱上窜出时，感到出奇的兴奋。
“唉，那时候你和我是多么快乐呀！”每次回忆之后，母亲总会满足地叹口气，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不幸患病，变得又聋又哑时，母亲才23岁。此后的岁月，对年轻的她来说，悲痛而辛苦，再加上天生的内向和谨慎，使得她性格不太开朗，缺乏朋友。我遭遇的不幸，更加剧了她的落寞。长大以后，我把独立当成自己努力的目标，希望不使母亲操心。不管是一起出外旅游还是来连杉与我同住，母亲或许会感到欣慰，可是更多的，她必然也为我这个残疾女儿而偷偷流泪吧！最后几年，母亲变得越来越沉默了，这一点，我似乎可以隐隐觉察到。
母亲自己曾说，早晨睁开眼，脑中首先想到的，常常就是海伦的问题，晚上睡觉前，她也经常会为我担心。母亲的手患有关节炎，写信很费劲，可是为了我，她还是常常坚持用盲文写信给我。
后来，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5 年后又有了弟弟菲利浦，他们的出生对母亲来说，多少有一些安慰。
父亲去世后，母亲日子过得很艰苦，独立担负着抚养弟妹的重任。直到妹妹长大，嫁给了亚拉巴马州的昆西先生，母亲才算松了一口气。她不停在我和妹妹两家来回走动，因为我们都是她挚爱的孩子。
母亲年轻的时候，对女红和家务事都不怎么感兴趣，嫁给父亲后，却挑起了家庭中一半的重担。既要监督工人，又要帮着种菜、喂养家畜，还要自己做各种食品，如火腿、熏肉等，我和弟妹们的衣服也是母亲亲手剪裁，此外，父亲每天带回家的一些客人，母亲也得应付。总之，属于南方家庭那些繁杂的家务，母亲都一肩挑了起来。
母亲最擅长制作火腿和腌黄瓜，手艺远近闻名，吃过的人都交口称赞，相邻们总是向母亲要一些带回家。当时我年龄小，一点也体会不到母亲的辛勤和劳苦，总是喜欢拉着她的裙摆，在她身边绕来绕去，母亲从无怨言，默默承受。
像母亲这样一位敏感、脆弱的女子，竟然承受住了那么多琐碎而繁重的家务。我的老师莎莉文就常常对此表示不可思议，并盛赞母亲。更令人由衷佩服的是，母亲从未在我们面前发过一句牢骚，她总是默默地去做，好像她的生命里只有工作，她只要一直做下去就行。
母亲懂得插苗播种的技艺，知道如何照顾花草树木，她是个爱花的好园丁。虽然浇水除草这样的工作很累人，可是她却能从中寻找乐趣。我想，没有她那样优雅细致的心思，是不可能对花草那样迷恋的。记得有一年早春，母亲移植了一株蔷薇，可几天后意外遇上寒流来袭，新种的蔷薇经不起霜寒死了，母亲十分悲痛地给我写信说：“我忍不住失声痛哭，就像丧子的大卫王一样。”
母亲也很喜欢鸟类。每次到连杉来，她总爱到附近的森林里去散步，随身还携带些鸟食。当她看到母鸟在教小鸟学习飞翔的情景时，兴致尤高，有时观察起来，几个小时过去了，自己都浑然不知。
母亲经常读书看报，对时事政治问题很感兴趣。她憎恨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人，常常批评和讽刺那些心怀不轨的议员和政客。因为在她眼里，他们都是些伪善和愚庸的人。
她最欣赏像汤玛斯那样思想敏锐，能机智地评论政治的评论家。卡莱夫人就是其中之一，母亲还和她通过书信。母亲偏爱的作家有惠特曼、巴尔扎克等，这些人的作品母亲反复阅读，几乎达到可以背诵的程度。
有一年夏天，我们去帕蒙特湖畔避暑，住在山上的木屋里。碧绿的湖水、葱郁的林木还有清幽的羊肠小道，深深地吸引着我们。一天傍晚，我们坐在湖畔的石椅上，母亲目光眺望着湖面，若有所思，当时年轻人们正在湖上划独木舟嬉戏，母亲那突如其来的情绪低潮，我根本无法理解。
母亲讨厌战争，世界大战爆发后，她闭口不提有关战争的事情，只有一次，母亲在路上见到许多青年露宿野外，才禁不住感慨地说：“哎，真可怜！有什么方法能够阻止这些活泼可爱的年轻人被送到前线去呢？”
说着说着，就留下痛惜的眼泪。再就是当听到俄国提出和平条件时，母亲非常激动，她想伸手去拥抱那个国家，因为她觉得一个国家有勇气说出“战争是人类的罪恶”’这句话实在太了不起了！
母亲在世时经常表达这样一个意思，那就是希望将来年老了，能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要给别人添太多麻烦。正如母亲所愿，她是在妹妹那儿去世的，走时安详而平静，没有惊动任何人，事后才被人发现。我在离演出开始还有两小时的时候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在此之前，我没有听说任何有关母亲生病的消息，因此，感到特别的意外和悲痛。
“天哪！母亲去了，我还要上台表演吗？”我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我身体的每个细胞几乎都想痛哭出声。可是，我竟然坚强地完成了表演，在台上，没有一个观众知道我刚听到如此不幸的消息，这一点，莎莉文老师和我都颇感欣慰。
当天，我还清楚的记得，有一位观众问我多大岁数了。
“我到底有多大了呢？”我也自己问自己。我感觉，我已经很大了。但我没有正面回答那个人，只是反问他：“你觉得我有多大呢？”
我的回答招来观众一阵笑声。
又有人问：“你幸福吗？”
这个问题让我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可我还是强忍住了，尽量平静地回答：“是的！我很幸福，因为我信奉上帝。”
这一天的问答大致就是这样。
回到后台后，我内心的悲痛再也无法压抑，一下子爆发了，由于过分激动，我大脑和身体都变得麻木，没有了知觉。虽然，我知道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总有一天我会和母亲见面，可是，眼前没有母亲，我的世界是如此寂寞。无论何时何地，每一样事物都会唤醒我对母亲的回忆，我在内心里祈求上帝：“啊，如果我能再次收到母亲寄来的盲文书信，该是多么幸福啊！”
直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我到亚拉巴马的妹妹家时，我才不得不接受母亲真的已经过世了这个事实。
亲爱的母亲啊！因为我，您痛苦了一生，现在到了天堂，应该可以乐观开心些了吧！
因为您一定已经明白，我之所以会遭受苦难，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您的心可以得到平静了。
这样，我也就感到欣慰了。
在许多人的努力下，经过长期的组织和策划，1921年，一个全国性的盲人机构终于成立了，这项决议是在俄亥俄州举办的美国盲人企业家协会年度总结会上正式通过的。当初这一计划的发起人是宾夕法尼亚州盲人协会会长。
纽约的m .c .麦格尔先生成为该会首任会长。起初，麦格尔先生完全靠朋友们的资助经营此协会，自1924年起，协会才改变方针，开始向公众筹集资金，因此希望我和莎莉文老师也都能加入进来。
说实在的，对于那种四处奔波，却只为了能募到一点钱的日子，我真的害怕了。获悉他们的计划后，虽然觉得用心良苦，可心里依然有点不太情愿。可是，不情愿归不情愿，我心里却非常清楚，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资助，任何慈善团体或教育机构都面临生存困境。为了给所有盲人谋福利，我决心克服自己的心理，竭尽全力去做。于是，我又开始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并出现在电梯里，继续着我的演讲生涯。
募集这笔基金的目的，是想用于协助盲人们学到一技之长，能够自力更生，并为他们提供一展所长的场所；另外，还要帮助那些在某方面有天赋，却因家境贫寒而得不到发挥的盲人，譬如那些有音乐天赋，却因贫穷无力购买钢琴、小提琴等昂贵乐器的。不得不承认，委实有不少这样的天才被埋没了。
从那时候起，我前后花了3 年左右的时间，跑遍全国123 个大小城市，参加了249 场集会，为20多万听众发表了演讲。此外，还动员了各种社团、组织，像报刊、教会、学校、犹太教会、妇女会、少年社团、少女社团、服务社团及狮子会等，他们都经常组织集会，筹集捐款，为我们的运动提供大力的资助。特别是狮子会的会员，他们对残疾儿童和盲人的照顾都可称得上不遗余力，无微不至。募捐工作几乎成了会员们的最主要活动。
常言说：“人过了40岁，世上多数的事情都已经历过，再不会有什么事感到意外值得欣喜了。”
不过，上天似乎对我特别钟爱，就在我度过了40岁生日不久，好几件好事接踵而至，让我欣喜不已。首先是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成立；另外一件是我们倡议的募捐运动，得到社会人士的大力支持，成果显著；第三件喜事是原本各成一派的盲文得到了统一，这得益于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成立。而且，第一座国立盲人图书馆成立了，政府还大力拨款来支持盲文书籍的出版。各州的红十会针为做好把书翻译成盲文的工作，也设立了专门的附属机构。其后，一场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幸失明的士兵争取福利的运动又轰轰烈烈展开。眼看着这些我们期盼已久的愿望能够一一得到实现，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和满足。
1926年冬天，我们的游说行动进行到了华盛顿，正赶上有关拨款筹建国立盲人图书馆以及出版盲文书籍的提案在国会获得通过，这个喜讯让我们信心大增，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一天下午，老师和我前往白宫拜会总统柯立芝，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很热心地听取了我们有关盲人协会情况的报告。最后他拉起我的手放在自己嘴唇上，告诉我：“我觉得你们从事的，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事业，我愿意尽我所能的帮助你们。”
这位总统没有食言，他为基金会捐了不少钱，而且后来还成为了盲人协会的名誉总裁，连柯立芝夫人也强烈要求参与到我们的事业中来。这位第一夫人果然也像总统那样关心聋哑者，为他们争取了不少福利。
我们也拜访了过盲人议员汤玛斯。希尔先生以及赖辛浦夫妇，他们也都为我们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另外，我也万分感激住在华盛顿的好友——贝尔博士的女儿艾露滋夫人，她也为我们的事业向大众呼吁。
在底特律，我多年的好友，残障者保护联盟会长卡米尔先生，他义不容辞地向市民们呼吁，结果，我们只在该地集会一次，却募得了高达4.2 万美元捐款。而且，会后我们还陆续收到不少捐款，少的有1 美元，多的达到4500美元，在这一个城市，就收获甚丰。
我们在费城的募捐也非常成功，募捐委员会的委员是莱克博士，他十分热心地呼吁民众捐款，仅仅一个星期就募集了2.2 万美元。
也有反应比较冷淡的地区，如圣路易、芝加哥、水牛城等，反而是在罗契斯特这样的小地方，意外地募到了1.5 万美元之多。
大家都知道，电影明星的生活远远比一般人优越，我本以为可以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可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我连续向洛杉矾寄了无数封号召信，却只有一位叫玛丽。白克福的女名星回了信，其他人则无只字片语的回复。这里，我们要格外对玛丽及其丈夫道格拉斯。费蒙先生表示感激。
在此次活动途中，我们曾走访了圣罗拉的农业试验场，负责人鲁沙。巴本克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农艺家，他在这块土地上奇迹般地栽植成功了许多种过去在此处无法生长的水果、花草和树木。巴本克先生不但慷慨资助，而且还非常热心地引导我们参观他的试验场。他引导我去摸他所培植的仙人掌，并且告诉我，让我摸的这种仙人掌没有刺，果真，摸起来光滑平顺。原来，他把沙漠中带刺的仙人掌改良了，改良后的仙人掌不但没了刺，还有一种充满水分的饱满感觉，令人情不自禁联想成可口的美食。
近两年来，因为要写书，我很少外出参加募捐了，但我们的事业还没有结束，因为离我们原定的目标，还差150万美元，所以，整理完书稿，我得继续前行。可喜的是，我们过去的奔波总算有了回报，虽然两年没有组织募捐活动，但公众已经认可了我们的事业，因此我们仍能收到人们的汇款。比如去年，大富翁洛克菲勒以及麦克尔先生等人，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资助。到今天，资助我们的人已不计其数，我们无法—一列举他们的名字，然而我们感激每一位善心人，是他们的爱心温暖了每个盲人的心，这种温暖还会时代流传下去。
老实说，我们的协会能够像目前这样按部就班开展工作，靠的就是无数好心人的帮助，是他们点点滴滴的累积才有了最终的成就。汤姆斯小姐每次拆看信件，都会有支票从信封里滑落。写信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学生、工人、军人等；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德国人、意大利人、中国人等，其中也有不少与我们同样的残障人士。
一天早晨，我们收到一封信，是来自底特律的，署名是“一位贫苦的女工”，她捐了1 美元。
孩子们也热烈地响应我们的事业，我常常被他们的真诚无邪感动得落泪。有些孩子亲自抱着沉甸甸的储钱罐来到我面前，放在我膝上，打开后全部捐出，可谓倾囊相助；有些孩子寄来热情洋溢的信，告诉我，他们的捐款都是从父母给他们买可乐、买冰淇淋的钱里省下的。
在纽约的安迪集会时，我们收到一位残障少年捐的500 美元和一束美丽的玫瑰花。如今，人已不在，花已枯萎，可他美丽的心灵之花却永远绽放在我的心田中。
对于我来说，是在莎莉文老师来了之后，才逐渐形成对母亲的一些记忆。记得母亲后来经常说，我的出生对她来说是件既骄傲又快乐的事。
是的，母亲确实把我当成她的骄傲，每次她提起我患病之前19个月中的所有大事小事，都如数家珍。母亲告诉我说：“学会走路后呀，你最喜欢去院子里追逐花丛中的蝴蝶，你的胆子简直超过男孩子，面对鸡啊、狗啊这些动物，一点都不怕，还常常用胖胖的小手去抱它们。你还是我缝纽扣时的小帮手，你的眼睛比谁都尖，诸如针、小纽扣这样的东西，一般人不易看到，你却可以很快找出来。”只要是关于我的事，母亲始终都不觉厌烦，还说在我牙牙学语的时候，有次家中正在编那种有三只脚四周留了许多小洞的竹笼子，我又是好奇又是兴奋，总爬到母亲膝上，用稚嫩的儿语问：“还要做多久？”
母亲又说，壁炉中的熊熊火花是我的最爱，我经常望着木材上的火舌发呆，久久不肯睡觉，特别是看到火舌从烟囱上窜出时，感到出奇的兴奋。
“唉，那时候你和我是多么快乐呀！”每次回忆之后，母亲总会满足地叹口气，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不幸患病，变得又聋又哑时，母亲才23岁。此后的岁月，对年轻的她来说，悲痛而辛苦，再加上天生的内向和谨慎，使得她性格不太开朗，缺乏朋友。我遭遇的不幸，更加剧了她的落寞。长大以后，我把独立当成自己努力的目标，希望不使母亲操心。不管是一起出外旅游还是来连杉与我同住，母亲或许会感到欣慰，可是更多的，她必然也为我这个残疾女儿而偷偷流泪吧！最后几年，母亲变得越来越沉默了，这一点，我似乎可以隐隐觉察到。
母亲自己曾说，早晨睁开眼，脑中首先想到的，常常就是海伦的问题，晚上睡觉前，她也经常会为我担心。母亲的手患有关节炎，写信很费劲，可是为了我，她还是常常坚持用盲文写信给我。
后来，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5 年后又有了弟弟菲利浦，他们的出生对母亲来说，多少有一些安慰。
父亲去世后，母亲日子过得很艰苦，独立担负着抚养弟妹的重任。直到妹妹长大，嫁给了亚拉巴马州的昆西先生，母亲才算松了一口气。她不停在我和妹妹两家来回走动，因为我们都是她挚爱的孩子。
母亲年轻的时候，对女红和家务事都不怎么感兴趣，嫁给父亲后，却挑起了家庭中一半的重担。既要监督工人，又要帮着种菜、喂养家畜，还要自己做各种食品，如火腿、熏肉等，我和弟妹们的衣服也是母亲亲手剪裁，此外，父亲每天带回家的一些客人，母亲也得应付。总之，属于南方家庭那些繁杂的家务，母亲都一肩挑了起来。
母亲最擅长制作火腿和腌黄瓜，手艺远近闻名，吃过的人都交口称赞，相邻们总是向母亲要一些带回家。当时我年龄小，一点也体会不到母亲的辛勤和劳苦，总是喜欢拉着她的裙摆，在她身边绕来绕去，母亲从无怨言，默默承受。
像母亲这样一位敏感、脆弱的女子，竟然承受住了那么多琐碎而繁重的家务。我的老师莎莉文就常常对此表示不可思议，并盛赞母亲。更令人由衷佩服的是，母亲从未在我们面前发过一句牢骚，她总是默默地去做，好像她的生命里只有工作，她只要一直做下去就行。
母亲懂得插苗播种的技艺，知道如何照顾花草树木，她是个爱花的好园丁。虽然浇水除草这样的工作很累人，可是她却能从中寻找乐趣。我想，没有她那样优雅细致的心思，是不可能对花草那样迷恋的。记得有一年早春，母亲移植了一株蔷薇，可几天后意外遇上寒流来袭，新种的蔷薇经不起霜寒死了，母亲十分悲痛地给我写信说：“我忍不住失声痛哭，就像丧子的大卫王一样。”
母亲也很喜欢鸟类。每次到连杉来，她总爱到附近的森林里去散步，随身还携带些鸟食。当她看到母鸟在教小鸟学习飞翔的情景时，兴致尤高，有时观察起来，几个小时过去了，自己都浑然不知。
母亲经常读书看报，对时事政治问题很感兴趣。她憎恨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人，常常批评和讽刺那些心怀不轨的议员和政客。因为在她眼里，他们都是些伪善和愚庸的人。
她最欣赏像汤玛斯那样思想敏锐，能机智地评论政治的评论家。卡莱夫人就是其中之一，母亲还和她通过书信。母亲偏爱的作家有惠特曼、巴尔扎克等，这些人的作品母亲反复阅读，几乎达到可以背诵的程度。
有一年夏天，我们去帕蒙特湖畔避暑，住在山上的木屋里。碧绿的湖水、葱郁的林木还有清幽的羊肠小道，深深地吸引着我们。一天傍晚，我们坐在湖畔的石椅上，母亲目光眺望着湖面，若有所思，当时年轻人们正在湖上划独木舟嬉戏，母亲那突如其来的情绪低潮，我根本无法理解。
母亲讨厌战争，世界大战爆发后，她闭口不提有关战争的事情，只有一次，母亲在路上见到许多青年露宿野外，才禁不住感慨地说：“哎，真可怜！有什么方法能够阻止这些活泼可爱的年轻人被送到前线去呢？”
说着说着，就留下痛惜的眼泪。再就是当听到俄国提出和平条件时，母亲非常激动，她想伸手去拥抱那个国家，因为她觉得一个国家有勇气说出“战争是人类的罪恶”’这句话实在太了不起了！
母亲在世时经常表达这样一个意思，那就是希望将来年老了，能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要给别人添太多麻烦。正如母亲所愿，她是在妹妹那儿去世的，走时安详而平静，没有惊动任何人，事后才被人发现。我在离演出开始还有两小时的时候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在此之前，我没有听说任何有关母亲生病的消息，因此，感到特别的意外和悲痛。
“天哪！母亲去了，我还要上台表演吗？”我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我身体的每个细胞几乎都想痛哭出声。可是，我竟然坚强地完成了表演，在台上，没有一个观众知道我刚听到如此不幸的消息，这一点，莎莉文老师和我都颇感欣慰。
当天，我还清楚的记得，有一位观众问我多大岁数了。
“我到底有多大了呢？”我也自己问自己。我感觉，我已经很大了。但我没有正面回答那个人，只是反问他：“你觉得我有多大呢？”
我的回答招来观众一阵笑声。
又有人问：“你幸福吗？”
这个问题让我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可我还是强忍住了，尽量平静地回答：“是的！我很幸福，因为我信奉上帝。”
这一天的问答大致就是这样。
回到后台后，我内心的悲痛再也无法压抑，一下子爆发了，由于过分激动，我大脑和身体都变得麻木，没有了知觉。虽然，我知道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总有一天我会和母亲见面，可是，眼前没有母亲，我的世界是如此寂寞。无论何时何地，每一样事物都会唤醒我对母亲的回忆，我在内心里祈求上帝：“啊，如果我能再次收到母亲寄来的盲文书信，该是多么幸福啊！”
直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我到亚拉巴马的妹妹家时，我才不得不接受母亲真的已经过世了这个事实。
亲爱的母亲啊！因为我，您痛苦了一生，现在到了天堂，应该可以乐观开心些了吧！
因为您一定已经明白，我之所以会遭受苦难，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您的心可以得到平静了。
这样，我也就感到欣慰了。
在许多人的努力下，经过长期的组织和策划，1921年，一个全国性的盲人机构终于成立了，这项决议是在俄亥俄州举办的美国盲人企业家协会年度总结会上正式通过的。当初这一计划的发起人是宾夕法尼亚州盲人协会会长。
纽约的m .c .麦格尔先生成为该会首任会长。起初，麦格尔先生完全靠朋友们的资助经营此协会，自1924年起，协会才改变方针，开始向公众筹集资金，因此希望我和莎莉文老师也都能加入进来。
说实在的，对于那种四处奔波，却只为了能募到一点钱的日子，我真的害怕了。获悉他们的计划后，虽然觉得用心良苦，可心里依然有点不太情愿。可是，不情愿归不情愿，我心里却非常清楚，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资助，任何慈善团体或教育机构都面临生存困境。为了给所有盲人谋福利，我决心克服自己的心理，竭尽全力去做。于是，我又开始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并出现在电梯里，继续着我的演讲生涯。
募集这笔基金的目的，是想用于协助盲人们学到一技之长，能够自力更生，并为他们提供一展所长的场所；另外，还要帮助那些在某方面有天赋，却因家境贫寒而得不到发挥的盲人，譬如那些有音乐天赋，却因贫穷无力购买钢琴、小提琴等昂贵乐器的。不得不承认，委实有不少这样的天才被埋没了。
从那时候起，我前后花了3 年左右的时间，跑遍全国123 个大小城市，参加了249 场集会，为20多万听众发表了演讲。此外，还动员了各种社团、组织，像报刊、教会、学校、犹太教会、妇女会、少年社团、少女社团、服务社团及狮子会等，他们都经常组织集会，筹集捐款，为我们的运动提供大力的资助。特别是狮子会的会员，他们对残疾儿童和盲人的照顾都可称得上不遗余力，无微不至。募捐工作几乎成了会员们的最主要活动。
常言说：“人过了40岁，世上多数的事情都已经历过，再不会有什么事感到意外值得欣喜了。”
不过，上天似乎对我特别钟爱，就在我度过了40岁生日不久，好几件好事接踵而至，让我欣喜不已。首先是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成立；另外一件是我们倡议的募捐运动，得到社会人士的大力支持，成果显著；第三件喜事是原本各成一派的盲文得到了统一，这得益于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成立。而且，第一座国立盲人图书馆成立了，政府还大力拨款来支持盲文书籍的出版。各州的红十会针为做好把书翻译成盲文的工作，也设立了专门的附属机构。其后，一场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幸失明的士兵争取福利的运动又轰轰烈烈展开。眼看着这些我们期盼已久的愿望能够一一得到实现，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和满足。
1926年冬天，我们的游说行动进行到了华盛顿，正赶上有关拨款筹建国立盲人图书馆以及出版盲文书籍的提案在国会获得通过，这个喜讯让我们信心大增，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一天下午，老师和我前往白宫拜会总统柯立芝，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很热心地听取了我们有关盲人协会情况的报告。最后他拉起我的手放在自己嘴唇上，告诉我：“我觉得你们从事的，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事业，我愿意尽我所能的帮助你们。”
这位总统没有食言，他为基金会捐了不少钱，而且后来还成为了盲人协会的名誉总裁，连柯立芝夫人也强烈要求参与到我们的事业中来。这位第一夫人果然也像总统那样关心聋哑者，为他们争取了不少福利。
我们也拜访了过盲人议员汤玛斯。希尔先生以及赖辛浦夫妇，他们也都为我们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另外，我也万分感激住在华盛顿的好友——贝尔博士的女儿艾露滋夫人，她也为我们的事业向大众呼吁。
在底特律，我多年的好友，残障者保护联盟会长卡米尔先生，他义不容辞地向市民们呼吁，结果，我们只在该地集会一次，却募得了高达4.2 万美元捐款。而且，会后我们还陆续收到不少捐款，少的有1 美元，多的达到4500美元，在这一个城市，就收获甚丰。
我们在费城的募捐也非常成功，募捐委员会的委员是莱克博士，他十分热心地呼吁民众捐款，仅仅一个星期就募集了2.2 万美元。
也有反应比较冷淡的地区，如圣路易、芝加哥、水牛城等，反而是在罗契斯特这样的小地方，意外地募到了1.5 万美元之多。
大家都知道，电影明星的生活远远比一般人优越，我本以为可以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可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我连续向洛杉矾寄了无数封号召信，却只有一位叫玛丽。白克福的女名星回了信，其他人则无只字片语的回复。这里，我们要格外对玛丽及其丈夫道格拉斯。费蒙先生表示感激。
在此次活动途中，我们曾走访了圣罗拉的农业试验场，负责人鲁沙。巴本克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农艺家，他在这块土地上奇迹般地栽植成功了许多种过去在此处无法生长的水果、花草和树木。巴本克先生不但慷慨资助，而且还非常热心地引导我们参观他的试验场。他引导我去摸他所培植的仙人掌，并且告诉我，让我摸的这种仙人掌没有刺，果真，摸起来光滑平顺。原来，他把沙漠中带刺的仙人掌改良了，改良后的仙人掌不但没了刺，还有一种充满水分的饱满感觉，令人情不自禁联想成可口的美食。
近两年来，因为要写书，我很少外出参加募捐了，但我们的事业还没有结束，因为离我们原定的目标，还差150万美元，所以，整理完书稿，我得继续前行。可喜的是，我们过去的奔波总算有了回报，虽然两年没有组织募捐活动，但公众已经认可了我们的事业，因此我们仍能收到人们的汇款。比如去年，大富翁洛克菲勒以及麦克尔先生等人，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资助。到今天，资助我们的人已不计其数，我们无法—一列举他们的名字，然而我们感激每一位善心人，是他们的爱心温暖了每个盲人的心，这种温暖还会时代流传下去。
老实说，我们的协会能够像目前这样按部就班开展工作，靠的就是无数好心人的帮助，是他们点点滴滴的累积才有了最终的成就。汤姆斯小姐每次拆看信件，都会有支票从信封里滑落。写信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学生、工人、军人等；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德国人、意大利人、中国人等，其中也有不少与我们同样的残障人士。
一天早晨，我们收到一封信，是来自底特律的，署名是“一位贫苦的女工”，她捐了1 美元。
孩子们也热烈地响应我们的事业，我常常被他们的真诚无邪感动得落泪。有些孩子亲自抱着沉甸甸的储钱罐来到我面前，放在我膝上，打开后全部捐出，可谓倾囊相助；有些孩子寄来热情洋溢的信，告诉我，他们的捐款都是从父母给他们买可乐、买冰淇淋的钱里省下的。
在纽约的安迪集会时，我们收到一位残障少年捐的500 美元和一束美丽的玫瑰花。如今，人已不在，花已枯萎，可他美丽的心灵之花却永远绽放在我的心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