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从抵制说起
1946．从抵制说起
关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称《下关条约》）的起因是日本侵略朝鲜，大清国发兵救援自己的从属国，不料连战连败，加上甲午海战的失利，清廷不得不一再请求和谈。先是张邵被拒，后指定李鸿章赴日。日本伊藤内阁外务相陆奥宗光参加了1895年4月15日，中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第六轮）谈判。会谈从2时半延续到7时半，其间李鸿章苦苦哀求减轻**，但均遭佐藤拒绝。
陆奥宗光对此记录道：“会见的时间虽长，散会时已到上灯时间，而其结果，他（李鸿章）惟有完全接受我方的要求。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部分不能变动，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例如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这就是卑躬屈膝。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后者因俄法德三国干涉未果，改为三千万赔款）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而能够在中国开设工厂，从而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通过开办工厂，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开发“中国的资源，掠夺中国的财富，从而使日本帝国更加强大，确立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
中日邦交正常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日资企业卷土重来，以独资、合资的形式陆续在中国建厂，据说有16150家之多。从分布看，上海、辽宁、山东、江苏、天津为最多，然后就是北京、广东和浙江。按照一位抵制日货的网友提供的名单上看，日本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有很多，与百姓密切相关的日本汽车品牌有丰田、日产、本田；摩托车有雅马哈 ，三菱，三洋等，食品里还有日清等。
中国“抵制日货“的历史悠久。早在1908年，中国水师在澳门扣留涉嫌走私武器的日本船只而引发“二辰丸“案，随即广东地区出现近代第一次抵制日货的浪潮。1915年日本提出“对华21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都曾引发中国大规模的抵制日货的运动。到了1930年代，中日**战争状态，抵制日货则更为兴盛。
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大国博弈的增加、两国在不少领域的**，加上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钓鱼岛之争、靖国神社和**妇等一系列历史问题都因为有关方面的**或默许，都会在社会上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抵制日货运动。甚至还有知名人士在网络上转发近乎荒唐的呼吁：“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现排最前，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若中国人1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若6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若1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将彻底瓦解！“
却有人用对比的方式告诉爱国的中国人有关日本的一个事实：丰田汽车全球产销量第一，摩托车更是包揽了全球所有摩托车赛事冠军；工程机械有小松、川崎、三菱重工；家电数码枚不胜举；机械制造加工有众多世界*级名牌，核磁共振ct等医疗设备最牛， 机器人开发全球第一，汽车自动挡变速器研发全球就三家，日本就占了两家；日本生产的汽车涡轮增压器占了全球的百分之九十，连号称制造大国德系汽车上也基本上都是用的日本生产的。这样的国家是可以用抵制就瓦解的吗？
有一项统计表明：我国的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中国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与欧美企业平均寿命40年、日本企业平均寿命58年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日本的调查数据显示，全日本超过150年历史的企业竟达21666家之多，而在我国，最古老的企业是成立于1538年的六必居，之后是1663年的剪刀老字号张小泉，再加上陈李济、广州同仁堂药业以及王老吉三家企业，中国现存的超过150年历史的老店仅此5家。与人家相比是不是太过于寒碜？
我国声称正在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进军，可是日本因为民族性格天生追求极致完美、严谨、执着、精益求精，所以才被誉为是“工匠之国“，其企业群体的技术结构犹如一座金字塔，由无数技术成熟、手艺精湛的工人技术人员组成。同时，在技术研发方面，日本有三个指标名列世界第一：一是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列世界第一；二是由企业主导的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世界第一；三是日本核心科技专利占世界第一，这是我国现阶段所望尘莫及的。
有趣的是，有人把日本比作动物园，中国则像是丛林社会。动物园中的各个群体都能**共处，即使生为虎狼狮子也会因为圈养和喂养而逐渐丧失原始和凶猛的那一面，相应地便是整体活力与进取心的渐失；而丛林社会虽然因为没有规则或流行潜规则而更具活力，竞争也因为加入了更多人为的因素和不可捉*的社会变数而更为**，但也出处充满了弱肉强食的残酷。
邱永汉在《中国人与日本人》一书中称日本人是“职人“，中国人则是“商人“。因为我国的企业家都从商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逐利而为，放弃自己的主业而去别的领域追求短期暴利，可惜往往无功而返，还损失惨重。但即便是那些制造大王、成功人士也认为：“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谁投入精力去做技术研发谁是傻瓜！“事实也是如此，连电视台的节目也懒得进行研发，直接从国外引进既轻松又简单、而且成功率又高，何乐而不为呢？
“把技术研发交给日本人去做，市场营销和资本运作交给自己人来做。“据说这是合资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日本人对这样的现状觉得不可思议，也许就是丰田汽车在全球销量第一，但在我国市场的销量却落后于欧美车企的原因之一。因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企业是否成功、销售是否顺畅、生产是否正常、质量是否完善不能简单的是经营者的指挥和调度能力，而是要在很多地方不仅玩转商品营销和资本运作，还得花大力气对作为市场管理者的政府进行公关。
日本曾对4000家知名老企业展开调查，请用一个汉字来概括他们长盛不衰的原因，据说最多的企业选择了“信“字，第二位是“诚“字。“信“当然是让用户信任，“诚“当然是自己对产品的一片诚心。一位中国学者在和日本的一个企业家交流，谈及他们公司做的汽车轴承时手舞足蹈，两眼发光。他的公司规模不大，也没有别的生意，但他的公司却是丰田、本田、铃木这些大名鼎鼎的企业的供应商。
相反，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现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往往患有同样的弊病：轻许诺、夸海口、拍*脯、凭感觉做事的比比皆是；没有战略格局、缺少战术布局、不懂得聚焦和简化、过分依赖政策和行政资源的支持、热衷于销售渠道和公关沟通。只要有机会，就想方设法**上市的行列。稳健一点的，找个时机套利出局，不管公司死活，自己换个方式享受生活；激进一点的，大肆并购、盲目投资，盲目和非理性的行为最终酿成了一幕幕企业倒闭的悲剧。
其实，按照2017年，人均农村2300元的贫困标准，我国还有4000万人在贫困线以下，离真正意义上的强国还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走。要想成为一个国富民强的真正经济强国，当然不能依靠炒房地产、炒金融、吹互联网泡沫和加大政府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及满世界撒钱来完成，就需要向日本学习他们那种务实的精神，打不死的顽强作风，尤其是我国的企业，不要光想着赚钱、吹牛、夜郎自大，而是要向日本那样脚踏实地做出一番举世瞻目的事业出来才是正路。
关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称《下关条约》）的起因是日本侵略朝鲜，大清国发兵救援自己的从属国，不料连战连败，加上甲午海战的失利，清廷不得不一再请求和谈。先是张邵被拒，后指定李鸿章赴日。日本伊藤内阁外务相陆奥宗光参加了1895年4月15日，中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第六轮）谈判。会谈从2时半延续到7时半，其间李鸿章苦苦哀求减轻**，但均遭佐藤拒绝。
陆奥宗光对此记录道：“会见的时间虽长，散会时已到上灯时间，而其结果，他（李鸿章）惟有完全接受我方的要求。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部分不能变动，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例如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这就是卑躬屈膝。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后者因俄法德三国干涉未果，改为三千万赔款）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而能够在中国开设工厂，从而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通过开办工厂，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开发“中国的资源，掠夺中国的财富，从而使日本帝国更加强大，确立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
中日邦交正常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日资企业卷土重来，以独资、合资的形式陆续在中国建厂，据说有16150家之多。从分布看，上海、辽宁、山东、江苏、天津为最多，然后就是北京、广东和浙江。按照一位抵制日货的网友提供的名单上看，日本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有很多，与百姓密切相关的日本汽车品牌有丰田、日产、本田；摩托车有雅马哈 ，三菱，三洋等，食品里还有日清等。
中国“抵制日货“的历史悠久。早在1908年，中国水师在澳门扣留涉嫌走私武器的日本船只而引发“二辰丸“案，随即广东地区出现近代第一次抵制日货的浪潮。1915年日本提出“对华21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都曾引发中国大规模的抵制日货的运动。到了1930年代，中日**战争状态，抵制日货则更为兴盛。
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大国博弈的增加、两国在不少领域的**，加上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钓鱼岛之争、靖国神社和**妇等一系列历史问题都因为有关方面的**或默许，都会在社会上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抵制日货运动。甚至还有知名人士在网络上转发近乎荒唐的呼吁：“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现排最前，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若中国人1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若6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若1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将彻底瓦解！“
却有人用对比的方式告诉爱国的中国人有关日本的一个事实：丰田汽车全球产销量第一，摩托车更是包揽了全球所有摩托车赛事冠军；工程机械有小松、川崎、三菱重工；家电数码枚不胜举；机械制造加工有众多世界*级名牌，核磁共振ct等医疗设备最牛， 机器人开发全球第一，汽车自动挡变速器研发全球就三家，日本就占了两家；日本生产的汽车涡轮增压器占了全球的百分之九十，连号称制造大国德系汽车上也基本上都是用的日本生产的。这样的国家是可以用抵制就瓦解的吗？
有一项统计表明：我国的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中国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与欧美企业平均寿命40年、日本企业平均寿命58年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日本的调查数据显示，全日本超过150年历史的企业竟达21666家之多，而在我国，最古老的企业是成立于1538年的六必居，之后是1663年的剪刀老字号张小泉，再加上陈李济、广州同仁堂药业以及王老吉三家企业，中国现存的超过150年历史的老店仅此5家。与人家相比是不是太过于寒碜？
我国声称正在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进军，可是日本因为民族性格天生追求极致完美、严谨、执着、精益求精，所以才被誉为是“工匠之国“，其企业群体的技术结构犹如一座金字塔，由无数技术成熟、手艺精湛的工人技术人员组成。同时，在技术研发方面，日本有三个指标名列世界第一：一是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列世界第一；二是由企业主导的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世界第一；三是日本核心科技专利占世界第一，这是我国现阶段所望尘莫及的。
有趣的是，有人把日本比作动物园，中国则像是丛林社会。动物园中的各个群体都能**共处，即使生为虎狼狮子也会因为圈养和喂养而逐渐丧失原始和凶猛的那一面，相应地便是整体活力与进取心的渐失；而丛林社会虽然因为没有规则或流行潜规则而更具活力，竞争也因为加入了更多人为的因素和不可捉*的社会变数而更为**，但也出处充满了弱肉强食的残酷。
邱永汉在《中国人与日本人》一书中称日本人是“职人“，中国人则是“商人“。因为我国的企业家都从商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逐利而为，放弃自己的主业而去别的领域追求短期暴利，可惜往往无功而返，还损失惨重。但即便是那些制造大王、成功人士也认为：“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谁投入精力去做技术研发谁是傻瓜！“事实也是如此，连电视台的节目也懒得进行研发，直接从国外引进既轻松又简单、而且成功率又高，何乐而不为呢？
“把技术研发交给日本人去做，市场营销和资本运作交给自己人来做。“据说这是合资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日本人对这样的现状觉得不可思议，也许就是丰田汽车在全球销量第一，但在我国市场的销量却落后于欧美车企的原因之一。因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企业是否成功、销售是否顺畅、生产是否正常、质量是否完善不能简单的是经营者的指挥和调度能力，而是要在很多地方不仅玩转商品营销和资本运作，还得花大力气对作为市场管理者的政府进行公关。
日本曾对4000家知名老企业展开调查，请用一个汉字来概括他们长盛不衰的原因，据说最多的企业选择了“信“字，第二位是“诚“字。“信“当然是让用户信任，“诚“当然是自己对产品的一片诚心。一位中国学者在和日本的一个企业家交流，谈及他们公司做的汽车轴承时手舞足蹈，两眼发光。他的公司规模不大，也没有别的生意，但他的公司却是丰田、本田、铃木这些大名鼎鼎的企业的供应商。
相反，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现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往往患有同样的弊病：轻许诺、夸海口、拍*脯、凭感觉做事的比比皆是；没有战略格局、缺少战术布局、不懂得聚焦和简化、过分依赖政策和行政资源的支持、热衷于销售渠道和公关沟通。只要有机会，就想方设法**上市的行列。稳健一点的，找个时机套利出局，不管公司死活，自己换个方式享受生活；激进一点的，大肆并购、盲目投资，盲目和非理性的行为最终酿成了一幕幕企业倒闭的悲剧。
其实，按照2017年，人均农村2300元的贫困标准，我国还有4000万人在贫困线以下，离真正意义上的强国还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走。要想成为一个国富民强的真正经济强国，当然不能依靠炒房地产、炒金融、吹互联网泡沫和加大政府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及满世界撒钱来完成，就需要向日本学习他们那种务实的精神，打不死的顽强作风，尤其是我国的企业，不要光想着赚钱、吹牛、夜郎自大，而是要向日本那样脚踏实地做出一番举世瞻目的事业出来才是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