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9．国人的**
1829．国人的**
那个被称为上世纪英国声誉最著、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罗素曾在1921年到过我国，在他后来有关这个东方大国的评论中先是说了一大堆好话，然后话锋一转，又不客气的批评了我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把国人扣上了**、怯懦、冷漠这三*大帽子，不仅将那些溢美之辞一笔勾销，而且表现的是一种对国人性格的蔑视。
那个被称为“最后一位儒家大师“的梁漱溟却赞同罗素的观点，尤其是国人的**：“这话在今日社会上贪风炽盛的时候，是无法否认的。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由于他们人生态度的谬误。他们把生活的美满全放在物质的享乐上，如饮食男女起居服用等一切感觉上的受用。“可是梁先生同样话锋一转，也反唇相讥：“在我想这种情形似乎是西洋风气进来之后才有这样厉害。几十年前中国人还是守着他们自来耻言利的态度，这是看过当时社会情形的人所耳熟能详的。中国国民性原来的特点恐怕还是比别的民族好讲清高，不见得比别的民族**。近来社会上贪风所以特别炽盛，是西洋人着重物质生活的幸福和倡言利的新观念所启发出来的。“
不得不叫人拍案叫绝。
人类的**是与生俱来的，希腊神话中所有的战争与罪行、掠夺财富和贪图美色全都源于**，国人更是从小就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理论所熏陶，就被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所引领，不断前赴后继、代代相传的去努力实践。翻看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帝，一旦登基除了富甲天下，就要建立三宫六院七十二膑妃，财色兼收以后金钱即便花不完也自己攒着，因为这就是国人的特性；女人忙不过来*幸也得占着，可又怕被人戴了绿帽子，于是就有了被骟了的太监这一世界奇观出现。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罗素先生就已经注意到我国封建制度下的贪腐现象，他指出，当时的的东方大国“有钱有势的人用不光彩的方法弄钱“，所以世界普遍认为我国政治是非常腐败的。他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对我们来说，金钱主要是权力的途径；政治家可以没有金钱但一定要有权力，并满足于贫穷。而在中国督军们握有实权，几乎常常把权力用作发财的唯一途径。其目的是在适当的时候逃到日本，用足够的掠夺物使他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享受平静的生活。至于逃跑意味着失去权力，这个事实他们根本就无所谓。“
不能不承认，太监这种断子绝孙的招数的发明，也就很好的解释了国人的本质在封建社会从上到下都**到了极点，也坏到了极点！因此鲁迅先生才会在文章中鞭挞孔子所谓的仁爱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是“无用武之地“的虚伪和做假。而那些以督军为代表的政客们利欲熏心、贪得无厌才是造成我国传统文化的**、政坛和思想上的腐化，以至于全民对财色的**的祸根所在。所以鲁迅先生才承认：“外国人的知道我们，常比我们自己知道的更清楚。“
晚清著名诗人、名臣陈宝箴长子、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曾评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鸿章谥号）“。而盛宣怀也将李鸿章“引为毕生第一知己“。
那位近代史上备受争议的晚清第一权臣，在甲午战败后自嘲自己为大清这一间破屋的“裱糊匠“，被当代历史学家斥为“卖国求荣第一人“、而被现代学者称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领导人“的李鸿章的推行洋务的“左右臂膀“盛宣怀就是罗素笔下督军那样的政客。“官督商办“的制度、权利与资本的结合成就了盛宣怀的贪腐。他是收回国人路权、转卖给外商因而引发辛亥革命的始作俑者，可清廷轰然倒塌以后，却携带巨资去日本安度晚年。所以，盛宣怀就被形容为“因清廷的存在而贪，清廷因而也土崩瓦解。“
**其实是人类的通病，并非国人才有，不然的话，天主教就不会倡导天下大同的思想，佛教也就不会勾勒出行善之人登临天庭的神话，道家也不会有无为而治的文化传播，孔夫子也不会有克己复礼的教诲。可关键是，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的延续，即便是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也没有摆*从上到下对金钱和女色的追求和**，即便是到了民国生死存亡的关键的1948年底，陈布雷力谏蒋先生，建议从夫人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以作国库应急、以起到榜样之作用时，蒋先生也板着脸以一句“夫人哪来的钱“断然拒绝，所以不少史学家都据此叹息，总统如此，民国的溃败也就自然而然了。
依据事物发展普遍规律以及唯物辩证的原理，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比如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照抄和引进的，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水土不服和不足之处，但所有的学者都不得不承认，那个时期的计划经济对于因为饱受战争洗礼、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新中国政治和经济以及各方面的恢复和建设起到了稳定和引导作用，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什么都纳入到计划的范畴中，从而从极大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使得被罗素所诟病的国人的**不得不为之收敛。
而红色年代所发生的最后一场运动，其宗旨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思想颓废、国家变质而进行的一次尝试，也就是希望建立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对国人内心的**进行一次教育提高的过程。到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国家稳定、社会**、贫穷但很有尊严，两弹一星的威慑、我们被非洲朋友抬进联合国、重又出现万方来朝的局面的时候，就知道这样的尝试和努力很有必要，也很有成就的。
而正因为计划经济时代限制了国人的**，所以改革开放后首先打开的不是国门而是国人的**本性。因为只有在人性的**下，人的言行举止才能毫无限制，也才能够为所欲为，而国人在**的时候是极其自私的；同时才能够敞开*怀在拥抱国际先进技术、思想和文化的同时，也欣然接受那些早已在国土上灭绝多年的黄赌毒卷土重来，而那些现象的重新泛滥，恰好就是**的助推剂；在彻底破坏了原有的一大二公的分配原则之后，也就欢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说法，却不知道那些人的富裕是建立在更多人的贫穷之上的。
国人因为改革开放所重新激发出来的**本性，实际就是现在市场经济的一种体现，自然也就不仅成为推动改革的动力，更是成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比如几年前的那个四万亿的救市计划不但没有带来中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反而却快速引来了物价的通涨，因为四万亿的投资的受益者只是满足了既得利益者的腰包，却使得全国人民不得不为之共同买单。现在的那些发改委推出的项目计划几乎全在道网建设和外贸园区做大做强上做文章，除了拍脑袋决策，其实还有各方**的博弈，只不过这种利益分配没老百姓什么事，也没亿万普通纳税人什么相干。
于是，从公开报道的资料中可以不难发现，原任云南****的*以2.4676亿创下了十八大以来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受贿金额的最高纪录；不过，原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140个**的贪官**记录一直还保持着无人打破；我国外逃的最大官员，那个曾经当过吉林省省长、云南****、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的高严居然一出国门就人间蒸发、无影无踪，即便是发出追逃通缉令和巨额赏金，却无人知道那个老头在何处逍遥自在。更有甚者，西安一个社区的居委会主任于凡涉案金额高达1.2亿。陈万寿：京城皇后店村的一名会计涉案金额也高达1.19亿，可见得贪腐之风泛滥成灾。
以史为鉴，罗素当年所着重抨击的我国那些当官的、执政的、有权的根本没有政治家应有的职业道德操守，一心一意想要升官发财，左搂右抱、遍尝美色的事例在现实中似乎比比皆是，在打老虎的过程中，被揭发的高官无一不是以权谋私、拼命敛财的同时也有着多位红颜知己，与封建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那些既得利益者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常见报端、有钱有势的富人开始纷纷移民国外，就和罗素的评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镜子，照照今天的我国现状，依然十分的有效和逼真。
其实无论是打老虎也罢、追逃贪官也好，如果不向国人的**本性开刀，如果不想把国人的**之心重新关入牢笼加以约束，一切全都枉然。同样的道理，反腐工作如果仅限于打老虎，而不注重倡廉建设，不从国人的**、官场的腐败根本上进行彻底改革，那结果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是治标不治本，就是纵容更大、更多的贪官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崛起，就是**国人的**变成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加剧，变成国运的衰败与倒退，那才是最可怕的吧！
那个被称为上世纪英国声誉最著、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罗素曾在1921年到过我国，在他后来有关这个东方大国的评论中先是说了一大堆好话，然后话锋一转，又不客气的批评了我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把国人扣上了**、怯懦、冷漠这三*大帽子，不仅将那些溢美之辞一笔勾销，而且表现的是一种对国人性格的蔑视。
那个被称为“最后一位儒家大师“的梁漱溟却赞同罗素的观点，尤其是国人的**：“这话在今日社会上贪风炽盛的时候，是无法否认的。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由于他们人生态度的谬误。他们把生活的美满全放在物质的享乐上，如饮食男女起居服用等一切感觉上的受用。“可是梁先生同样话锋一转，也反唇相讥：“在我想这种情形似乎是西洋风气进来之后才有这样厉害。几十年前中国人还是守着他们自来耻言利的态度，这是看过当时社会情形的人所耳熟能详的。中国国民性原来的特点恐怕还是比别的民族好讲清高，不见得比别的民族**。近来社会上贪风所以特别炽盛，是西洋人着重物质生活的幸福和倡言利的新观念所启发出来的。“
不得不叫人拍案叫绝。
人类的**是与生俱来的，希腊神话中所有的战争与罪行、掠夺财富和贪图美色全都源于**，国人更是从小就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理论所熏陶，就被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所引领，不断前赴后继、代代相传的去努力实践。翻看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帝，一旦登基除了富甲天下，就要建立三宫六院七十二膑妃，财色兼收以后金钱即便花不完也自己攒着，因为这就是国人的特性；女人忙不过来*幸也得占着，可又怕被人戴了绿帽子，于是就有了被骟了的太监这一世界奇观出现。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罗素先生就已经注意到我国封建制度下的贪腐现象，他指出，当时的的东方大国“有钱有势的人用不光彩的方法弄钱“，所以世界普遍认为我国政治是非常腐败的。他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对我们来说，金钱主要是权力的途径；政治家可以没有金钱但一定要有权力，并满足于贫穷。而在中国督军们握有实权，几乎常常把权力用作发财的唯一途径。其目的是在适当的时候逃到日本，用足够的掠夺物使他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享受平静的生活。至于逃跑意味着失去权力，这个事实他们根本就无所谓。“
不能不承认，太监这种断子绝孙的招数的发明，也就很好的解释了国人的本质在封建社会从上到下都**到了极点，也坏到了极点！因此鲁迅先生才会在文章中鞭挞孔子所谓的仁爱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是“无用武之地“的虚伪和做假。而那些以督军为代表的政客们利欲熏心、贪得无厌才是造成我国传统文化的**、政坛和思想上的腐化，以至于全民对财色的**的祸根所在。所以鲁迅先生才承认：“外国人的知道我们，常比我们自己知道的更清楚。“
晚清著名诗人、名臣陈宝箴长子、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曾评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鸿章谥号）“。而盛宣怀也将李鸿章“引为毕生第一知己“。
那位近代史上备受争议的晚清第一权臣，在甲午战败后自嘲自己为大清这一间破屋的“裱糊匠“，被当代历史学家斥为“卖国求荣第一人“、而被现代学者称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领导人“的李鸿章的推行洋务的“左右臂膀“盛宣怀就是罗素笔下督军那样的政客。“官督商办“的制度、权利与资本的结合成就了盛宣怀的贪腐。他是收回国人路权、转卖给外商因而引发辛亥革命的始作俑者，可清廷轰然倒塌以后，却携带巨资去日本安度晚年。所以，盛宣怀就被形容为“因清廷的存在而贪，清廷因而也土崩瓦解。“
**其实是人类的通病，并非国人才有，不然的话，天主教就不会倡导天下大同的思想，佛教也就不会勾勒出行善之人登临天庭的神话，道家也不会有无为而治的文化传播，孔夫子也不会有克己复礼的教诲。可关键是，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的延续，即便是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也没有摆*从上到下对金钱和女色的追求和**，即便是到了民国生死存亡的关键的1948年底，陈布雷力谏蒋先生，建议从夫人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以作国库应急、以起到榜样之作用时，蒋先生也板着脸以一句“夫人哪来的钱“断然拒绝，所以不少史学家都据此叹息，总统如此，民国的溃败也就自然而然了。
依据事物发展普遍规律以及唯物辩证的原理，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比如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照抄和引进的，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水土不服和不足之处，但所有的学者都不得不承认，那个时期的计划经济对于因为饱受战争洗礼、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新中国政治和经济以及各方面的恢复和建设起到了稳定和引导作用，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什么都纳入到计划的范畴中，从而从极大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使得被罗素所诟病的国人的**不得不为之收敛。
而红色年代所发生的最后一场运动，其宗旨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思想颓废、国家变质而进行的一次尝试，也就是希望建立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对国人内心的**进行一次教育提高的过程。到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国家稳定、社会**、贫穷但很有尊严，两弹一星的威慑、我们被非洲朋友抬进联合国、重又出现万方来朝的局面的时候，就知道这样的尝试和努力很有必要，也很有成就的。
而正因为计划经济时代限制了国人的**，所以改革开放后首先打开的不是国门而是国人的**本性。因为只有在人性的**下，人的言行举止才能毫无限制，也才能够为所欲为，而国人在**的时候是极其自私的；同时才能够敞开*怀在拥抱国际先进技术、思想和文化的同时，也欣然接受那些早已在国土上灭绝多年的黄赌毒卷土重来，而那些现象的重新泛滥，恰好就是**的助推剂；在彻底破坏了原有的一大二公的分配原则之后，也就欢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说法，却不知道那些人的富裕是建立在更多人的贫穷之上的。
国人因为改革开放所重新激发出来的**本性，实际就是现在市场经济的一种体现，自然也就不仅成为推动改革的动力，更是成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比如几年前的那个四万亿的救市计划不但没有带来中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反而却快速引来了物价的通涨，因为四万亿的投资的受益者只是满足了既得利益者的腰包，却使得全国人民不得不为之共同买单。现在的那些发改委推出的项目计划几乎全在道网建设和外贸园区做大做强上做文章，除了拍脑袋决策，其实还有各方**的博弈，只不过这种利益分配没老百姓什么事，也没亿万普通纳税人什么相干。
于是，从公开报道的资料中可以不难发现，原任云南****的*以2.4676亿创下了十八大以来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受贿金额的最高纪录；不过，原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140个**的贪官**记录一直还保持着无人打破；我国外逃的最大官员，那个曾经当过吉林省省长、云南****、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的高严居然一出国门就人间蒸发、无影无踪，即便是发出追逃通缉令和巨额赏金，却无人知道那个老头在何处逍遥自在。更有甚者，西安一个社区的居委会主任于凡涉案金额高达1.2亿。陈万寿：京城皇后店村的一名会计涉案金额也高达1.19亿，可见得贪腐之风泛滥成灾。
以史为鉴，罗素当年所着重抨击的我国那些当官的、执政的、有权的根本没有政治家应有的职业道德操守，一心一意想要升官发财，左搂右抱、遍尝美色的事例在现实中似乎比比皆是，在打老虎的过程中，被揭发的高官无一不是以权谋私、拼命敛财的同时也有着多位红颜知己，与封建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那些既得利益者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常见报端、有钱有势的富人开始纷纷移民国外，就和罗素的评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镜子，照照今天的我国现状，依然十分的有效和逼真。
其实无论是打老虎也罢、追逃贪官也好，如果不向国人的**本性开刀，如果不想把国人的**之心重新关入牢笼加以约束，一切全都枉然。同样的道理，反腐工作如果仅限于打老虎，而不注重倡廉建设，不从国人的**、官场的腐败根本上进行彻底改革，那结果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是治标不治本，就是纵容更大、更多的贪官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崛起，就是**国人的**变成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加剧，变成国运的衰败与倒退，那才是最可怕的吧！